西中有東：前工業化時代的中英政治與視覺（簡體書）

《西中有東》是列文森獎得主、漢學家、藝術史家包華石的*力作。書中探討了平等公正的社會理想和組織設計在前工業時代的中國和英國的發展演變，並在此過程中，復原了中國的正義傳統在18世紀英國啟蒙運動有關社會公義的政治討論和制度建設中扮演的隱藏角色。
全書以結構性分析為框架，創造性采用跨語際、跨視覺的研究方法，從人民的定義、社會身份平等、自然宇宙觀、言論自由四方面著眼，具體分析了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討論與制度建設，以及後世英國對中國材料的譯介引述和對中國形象的褒貶討論。
包華石廣泛征引文獻和視覺材料，以說明不論中國還是英國，當面對愈加放縱的特權和專制權力時，眾多名人志士都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予以理智回擊。而今天，我們卻只對有所謂“歐洲近代早期”的發明耳熟能詳。事實上，前工業時代中國和英國的歷史發展有著眾多相似的經歷，譬如受過教育的非貴族人士的崛起、印刷技術的普及、大眾識字率的提高、不斷擴張的藝術市場、公共領域的出現等等。正是這些共性經歷，使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在18世紀產生了革命性互動。

包華石（Martin Powers）
著名漢學家、藝術史學者，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藝術與文化教授、前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專攻中國藝術史和比較文化研究。同時服務於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國家人文基金會（NEH），並任英國視覺藝術高等研究中心（CASVA）海外顧問。他的研究聚焦藝術在中國歷史，尤其是社會歷史層面的表現及影響，關心個體力量和社會公義的藝術表達。
著有《古代中國的藝術與政治表達》（獲1993年列文森獎）、《紋樣與人物：古典中國的裝飾、社會與自我》（獲2008年列文森獎）；參與編著《觀看亞洲藝術》《布萊克威爾中國藝術指南》。

 1、美國著名漢學家、藝術史家，列文森獎得主包華石，首部中文專著
包華石曾於1993和2008年兩次獲得列文森獎，是世界*的漢學家、中國思想與藝術史學者。《西中有東》是包華石首部中文專著，也是他聚十年研究之成果的又一力作。
《西中有東》充分體現了包華石藝術史與思想史並重的獨特研究路徑，不僅論述邏輯完整，而且在方法上頗富新意，采用了跨語際、跨視覺分析。
2、以視覺藝術追蹤政治抽象概念的發展，探究中國悠久的正義傳統
包華石使用了大量視覺材料，如歐洲肖像畫、版畫、印刷小冊子和中國園林、山水畫、石刻、扇面等。他認為某一時代視覺藝術的典型特征，意味著創作者和觀看者雙方對整個社會的認知水平存在某種共識。因此，他視藝術作品為政體、人民、施政權力、平等、自由等政治抽象概念的形象化，依此探討思想的接受與普及程度。
同時，包華石通過比對西方著作對中國文獻的翻譯引用與中國思想論著原文，譬如18世紀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翻譯的宋代奏章，或凱夫翻譯的《孟子》，為中西政治思想正本清源，確認了啟蒙運動期間存在經翻譯實現的智力交換，駁斥了自由與平等始終是西方文明核心價值，以及中國歷來缺乏社會公義的觀點。
3、反思啟蒙以來西方對於中國思想的誤讀，復原歷史的趨同共存
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亦如同一文化內部的交流一樣，是極度復雜精巧的過程。啟蒙運動時期的智力交換，通過翻譯過程調解、改造。因此，受18世紀啟蒙運動影響形成的、作為現代社會建構基礎的政治理念，不是西方獨有的，中國也有相似的討論。它們為中國和西方有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所共享。權利平等或言論自由等基本的社會價值，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類理性發展的產物，而非某種文明的原生價值。
通過在比較視角下對所謂“西方價值”觀念進行批判性分析，本書表明，政體的差異是結構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深植於每個人的內心，只要給予適合的歷史土壤，理性的種子便可生根發芽。

第一講 導言

我們並不需要高明的評論技巧就可以察覺到，那些主張的提出者毫無信譽可言，並且從未涉足中國。然而，思維一旦懷有偏見，它就傾向於采納最為荒唐的謬傳，並且將這一切都視為事實，這種思維趨於貶低我們不喜歡的人，甚至把這種不喜歡說成是值得贊揚的美德。
—讓•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可以說，沒有哪一種文化被看成比中國文化更有別於西方的價值觀念。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唐宋時期存在若幹與啟蒙運動時期對應的核心概念：變更世襲特權制度以利於吸納德才兼備的人才（托馬斯•杰斐遜—柳宗元）；裁決政策的根據是事實與理性而非宗教或社會特權（狄德羅—白居易）；提倡對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陳諫言（塞繆爾• 約翰遜—蘇軾）；秉持一元論的自然觀（斯賓諾莎—章如愚）。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境況雖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但其結構上的相似之處（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幫助歷史學家在“平等”之上構想討論，比如近代早期的集權政體這個司空見慣的話題。
在《對比的想象—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運動史論》（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一書中，喬治• 弗雷德裡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歷史學家：一類試圖為某個進程建立一種更好的學理性認知；另一類則從事比較性的工作，以促進通常是值得慶祝的國家歷史的產生。［1］“中國”與“西方”的比較通常屬於後者。［2］本書試圖追溯近代早期的中國關於諸如平等或言論自由等權利的討論與制度［3］，連同英國啟蒙運動（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對上述討論及制度的響應，以此實踐第一類歷史學家的理想追求。

方 法

本書采用的研究方法認同視覺藝術具有認知維度，並將其運用在對政治抽象概念（political abstraction）發展進程的追蹤之中。本書的基本假設是，與有形且具體的實物相比，人類在認知上更難理解政治抽象概念。比如“施政權力”（political authority）這一抽象概念，在中古時期的中國［1］與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宏偉莊嚴的外觀是權力（authority）的顯性表達。從為貴族階層（the aristocracy）設計的衣飾、徽章、車轎與城宅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權力運用的展現。甚至連代表施政權力的詞在近代早期英國都是“貴族身份”（nobility）［2］—一個將權威等級寓於衣物服飾與儀態舉止的術語（參見第二講）。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歐洲人來說，將施政權力的概念從有貴族身份的人的具體形象中抽離出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本書的重要篇幅就將致力於準確地解釋上述抽離是如何達成的。
同樣，諸如“政體”（the polity）、“人民”（the people）這樣的政治抽象概念，在中國與歐洲出現得都比較晚，而它們的演進軌跡則可以通過文本和圖像追蹤。最後，本書的研究方法將指出，中國與英國絕非完全不可比較，實際上，在17 世紀與18世紀，二者的相似之處有增無減。此外，盡管在此期間有不可否認的廣泛的文化交流，但這些相似之處或許與其說是“影響”的產物，不如說是結構的必然性（structural necessity）。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歷史是拒斥上述方法的。亨廷頓假說（The Huntington hypothesis）［3］認為，學者可以從不同文化的傳統群體（groups）［ 1］—特別是西方與“他方”（the Rest）—各自擁護的價值觀中，辨別出本質且經久的差別。如此，它便可以將無法比較的文化價值觀之間先驗與普世的衝突，假定為全球政治衝突的根本來源，以此來抵制歷史的趨同共存（convergence）。［2］
自啟蒙運動以來，比較的視角便如影隨形。伊麗莎白• 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分析詳見本講後文）論證了大不列顛帝國的崛起如何促進了本土的穩固與其他地區的妖魔化，並使一種直至今日依舊活躍的文化政治傳統得以形成。這種做法在歐洲大陸也很普及，比如中國就因為國際貿易的成功與後貴族政治（post-aristocratic）的社會體系而被視為對手和威脅，很早就引來了像孟德斯鳩和黑格爾那樣的名人的致命攻擊。這一過程在冷戰期間復蘇並變本加厲，致使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馮珠娣（Judith Farquhar）與何偉亞（James Hevia）、劉禾、王國斌等人的相關研究，已經對這種歷史傳統在邏輯與歷史上的缺陷有所揭示。［3］然而，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至今仍有遺留，以至於許多人會質疑本講的開頭部分。遺憾的是，如果對過去中國的印象繼續依托於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那麼，我們就無謂地限制了自己對這一正在崛起的力量的想象，在存在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將雙方引向“衝突”。然而，從事此類並不流行的比較還有很多更為緊迫的原因。
近年來，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傳統認為本質上屬於西方的價值觀—法治、平等、社會正義或言論自由—可以逃脫美國內部在原則或實踐方面的挑戰，孕育了關於上述理念之價值或必要性的討論。例如相關討論認為，隱私作為一項權利，是西方歷史上特殊時期的一個人工產物，在這個實時通信的時代已經作廢。像“亨廷頓假說”一樣，這種討論假定了一種文化主義的視角（a culturalist view），即社會價值觀念是作為國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表達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知道存在另一個匿名權已經制度化的時空會怎樣呢？或許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復雜社會中匿名的作用？本書旨在繼續跟進這樣的問題，但並不以相異且虛構的文化本質作為先決條件。

第一講 導言
方法
文化政治
17 世紀文化政治的特質
18 世紀文化政治的特質
20 世紀文化政治的特質
第二講 施政權力
以威嚴來顯示的施政權力
近代早期英國施政權力的形象化
古典官僚理論中的施政權力
近代早期中國施政權力的形象化
第三講 政體
中古中國的政體
政體與大眾
宋代的政體與人民
政體的形象化
作為政體形象化表達的山水畫
特權與法律
第四講 人民（上）
在朝堂宮廷中表現“人民”
在民間草野中表現“人民”
人情
藝術與社會
第五講 人民（下）
“人民”的另類視角
第六講 平等在中國
人與賢能才幹
個體道德選擇的形象化
隱私權與所有權
第七講 平等在英國
官職與榮譽
賢能才幹與貴族身份
監察與貪污腐敗
監察與世襲特權
賢能才幹與個人質量
啟蒙運動晚期的激進分子與中國
第八講 自然（上）
自然世界
古典中國自然世界的形象化
從自然到“自由”
近代早期中國自然世界的形象化
自然主義與自然
自然的形象化
莊子與個體自由的論述
第九講 自然（下）
錯落參差之美
自然的形象化
第十講 言論（上）
漢代中國關於政治言論的制度性保護
漢代中國對異議的形象化
中古中國的政治反饋
宋代中國的制度改革
宋代中國對異議的形象化
第十一講 言論（下）
歐洲人對於中國平等觀念的響應
“來自中國人的論點”以及英國人的響應
近代早期英國關於不公正的形象化
帝國的反擊
伏爾泰，中國與英國
約翰•威爾克斯與言論自由
啟蒙運動晚期的激進分子與中國
結論

評議 為中國人民聲辯
印象記 清華園裡的包華石

過分簡樸（excessive simplicity）只能取悅愚者與弱者，因為他們的領悟力遲鈍，將不同概念組合在一起的能力也受到禁錮。

——威廉·錢伯斯勛爵《東方造園論》

皮尤基金會（the Pew Foundation）於2014年3月13日發布了一項全球性的研究報告，針對的是人們區分宗教與道德的能力。在諸如非洲或中東這些地區，大多數接受調查的人都不能想象缺失了上帝的道德會怎樣，這就是將宗教與道德合二為一了。另一方面，與西歐一樣，在中國和日本，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能夠對上述兩者作出區分，在其所屬共同體的宗教習俗的具體表現中將“道德”的概念提取出來。

在很多封書信中，托馬斯· 杰斐遜都清晰地區分了不同宗教的具體教義與世界各地通用的道德準則。這種區別無疑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基本根據，並且作為第一修正案被寫入憲法。只有認識到道德是居於特定宗教習俗之上的，才有可能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然而皮尤的研究發現，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美國與非洲以及中東更為相似，因為絕大多數美國受訪者不能從當地宗教習俗所表達的教義中，將“道德”作為一個概念分離出來。

在大多數的時代和地域裡，讓人們從具體的社會表現中提取抽象的概念都是相對困難的，這也是本書寫作所設定的前提。如此困難的一個原因或許在於人類本性中的經濟原則（the principle of economy）。一個人在一生之中可能會遇見數以千計的個體，要區別化地對待他們需要一種獨立的判斷，因此也需要脫離任何特定的社會傳統群體對於人格的理解。然而，某些基於傳統群體的觀念，諸如“平民”與“貴族”，通過將人群分入為數不多的類屬，使得隸屬於這個傳統群體的人可以和不計其數的人相處，並且相信某一類屬中的所有個體都擁有共同的性格。因為甚至連哺乳動物與昆蟲都能夠將自己所在的族群與其他族群區分開來，所以，我們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相比於個體化的判斷，指明群體身份的類屬更容易讓人接受。

大概這就是為什麼早期社會時常按世襲群體自我組織，如平民與貴族、男人與女人、佛教徒與基督徒、農民與工匠。我們發現在中國與歐洲都存在描述這種體系的古典文學作品。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對理想的社會秩序進行了描述，他注意到“首先，祭司和其他階層分立；其次是工匠，你會發現每個工種恪守本分，互不侵犯；再次為牧羊人、狩獵者和農民等”。而《周禮》的一個段落也構想了類似的場景：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番曲面執以飾五彩，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與柏拉圖身處的希臘一樣，這些職業在上古時期的中國也是世代相傳的。居於這樣的社會之中，每一個人都將隸屬於至少一種上述群體出身。每一個傳統群體的成員都將擁有確切的義務與權利，但是，這種義務與權利的等級附屬於整個群體，而非個人。當然，某些群體會擁有更多權利，某些群體要承擔更多的義務。萬一兩個群體發生了爭執，事情將不會依照事實來決定——因為事實生來就是平等的—而是基於誰躋身於更高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樣一種社會之中，律法被認為是特權的一部分。特權植根於傳統群體的成員身份，因此很容易理解。

根據社會心理學的近期研究，相比於將某人簡單地視為傳統群體的一員，形成對他人的個體化印象實際上需要更高的認知靈活度：

……研究顯示，越是認可社會保守主義的個體，在認知上越是僵化刻板（羅克奇［Milton Rokeach］，1948），越缺乏認知靈活度（斯達紐斯［Jim Sidanius］，1985），總體復雜性就越低……鑒於在形成對他人的個體化印象、開放思想（斯卡爾［Sandra Scarr］與溫伯格［Richard Weinberg］，1981） 以及信任他人（斯特吉斯［Sturgis］等，2010）的過程中，認知的能力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認知能力較低的個體可能更傾向於社會保守主義的右翼意識形態，主張維持現狀不變，由此獲得心理穩定性與秩序感。

這項研究的作者們很快就指出，上述數據並不表示所有的保守派都頭腦簡單。保守派人士也與其他人一樣，都可以是智能、縝密與善於表達的。但這些作者確實發現，認知技巧有限的人更有可能被那種非黑即白的分析模式所吸引，而這種分析模式為很多保守群體所倡導。

由此得出，“天才”之類的概念將更加難以精確界定，因為它是個體化的。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諸如“公民”（citizen）這種與“平民”（commoners）形成對照的觀念，“公民”之類的術語確實在歷史記載中出現較晚，至少在平等主義的意義上來說是如此。當然，有人可能會問：“‘公民’這個群體難道不是和‘平民’群體一樣嗎？”實際上，“公民”與其類屬的關係和“平民”與其類屬的關係是不同的。“公民”是由法律界定的，而不是由血統、種族、宗教或是任何其他象征著傳統群體身份的特質所界定的。諷刺的是，當一個人屬於法律規定的類屬中的一員，比如說“納稅人”（taxpayer）的時候，這個人就完全不再被傳統群體所定義了，而是成為了一個個體——該法律範疇內的眾多成員之一，其個人特性也無法通過傳統群體的成員關係來預知。

在《不平等的形式轉變》（“Changing Forms of Inequality”）一文中，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討論了社會分配優勢資源的兩大體系。他所謂的“分選體系”（sorting systems），類似於歷史學家所謂的“任人唯賢”（meritocracy）。他注意到有些人攻擊這樣的體系存在偏頗，於是他補充說，對於此類設定的捍衛者提出“較之於資助關係、以社會類屬來分配、按資歷布置或隨機抽取等其他可能的選擇，上述篩選將會產生更優質的結果”。

與我們的研究相關的是蒂利關於“不平等產生之過程”（inequality-generating processes）的分析，換言之，就是非任人唯賢的體系。蒂利認為，大多數“不平等產生的過程並不……符合分選的模式”，原因是不平等產生的體系（inequality-generating systems）典型是基於人們成長的社會環境，而不是個體的特性。如此一來，結果是“差異沒有逐個顯現，而是直截了當地通過性別、國籍、種族、門第、宗教等聚攏成群。”蒂利此處“逐個地”（continuously）的意思就是個體地（individually），“聚攏成群”（bunching）則可以被注解為一個以血緣紐帶、宗教身份等為基礎形成的群體。

盡管使用了社會科學的術語，蒂利的分析似乎支持這樣一個假設，即有兩種可能的方法來分配權力、身份地位或者其他社會上的有利位置：（1）基於個體的特征來分配位置的分選體系；以及（2）基於傳統群體的成員身份來分配位置的不平等產生體系。這一研究進一步提出，前者非常需要更多認知靈活度來支撐，也因此後者在歷史性的社會中更為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