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革命中的外力作用：以鮑羅廷為代表（簡體書）

外力對於重大事件的進程，可能會產生不可忽視的效用。這一現象，在中國大革命時期特別明顯。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聯共（布）之間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作為外力的共產國際、聯共（布），其與中國革命的互動關係，自然成為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研究物件。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關係的研究，興起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此前，因國際環境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國內的研究幾乎空白。西方學者和蘇聯學者雖然起步較早，但因各自立場不同，觀點大不一致，前者強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的錯誤，後者則突出其中的成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學術禁區的打破、相關資料的編輯出版，相關研究步人繁榮階段，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和高質量論文先後問世。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俄國政治體制的變革，俄羅斯國家檔案管理機構和管理辦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當數量的檔案資料隨即首次解密。其中，最使中國學術界感興趣的便是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互動關係的檔案文獻。其中，關於中國大革命的絕密檔案有473份，幾乎全部屬於首次公佈。編者指出：“這些文獻資料對科研工作已經關閉了幾十年，這次開放為漢學家使用新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提供了可能性。”過去長期以來，這一批絕密級的檔被封鎖著，就算是俄羅斯學者，也只窺其斑而不見全豹。
共產國際、聯共（布）的種種決議、決定作用於中國革命，不外三種方式：一是“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自執行”；二是“在他們的代表嚴密監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三是通過這些顧問、代表影響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從而得到貫徹。在這其中，代表、顧問自然就成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之間的橋樑，代表、顧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往往成為中國革命何去何從的風向標。大革命時期，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主要有四人：馬林、維經斯基、加倫、鮑羅廷。本書選取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為研究物件，力圖透過鮑羅廷在中國大革命中的行為，分析外力作用下中國大革命的基本走向和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第一章 轉向：共產國際、蘇俄從西方中心到重視東方
一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視野”
二 十月革命對西方國家革命的積極影響
三 共產國際、俄共（布）對東方革命的重視
四 中國革命地位凸顯
五 中蘇建交與意識形態

第二章 改組：中國國民黨命運的轉折
一 亟待改組
二 共產國際使者馬林來華
三 國民黨現代化進程艱難
四 對中國國民黨的初步認識
五 借助外力
六 彰顯共產國際意志

第三章 基地：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
一 支援廣東基地
二 推動黃埔建軍
三 平定商團事件
四 籌組國民政府
五 處置“廖案”風波
六 援助省港罷工

第四章 糾葛：國共合作中的“是”與“非”
一 合作之初的“逆流”
二 國際聯絡委員會中的“是”與“非”
三 遏制中共黨內“退出”趨向
四 如何對付國民黨右派？
五 圍繞國民黨二大的爭執
六 蔣介石的進逼
七 與遠東局的嚴重分歧

第五章 北伐：革命範域的開闊
一 孫中山北上的波折
二 參加善後會議嗎？
三 援手國民軍
四 爭辯北伐
五 新的戰略方向

第六章 飄搖：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艱難革命
一 汪精衛回歸：贊成抑或反對？
二 革命重心：南昌還是武昌？
三 鮑蔣矛盾激化：提高黨權？
四 外交鬥爭：收回漢口英租界
五 農民土地問題：前後不一致的態度
六 對待小資產階級：讓步或者進攻？
七 “五月指示”：無法執行！

尾聲：黯然的結局
參考文獻

鮑羅廷進一步解釋說：“自1923年國民黨改組起直至武漢時期末，中國革命中存在兩條路線：一條是上海路線即陳獨秀路線，這是貨真價實的陳獨秀路線，因為他和孫中山一樣，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領袖，他是中共的領袖；另一條是廣州路線。這兩條路線互相矛盾，甚至在武漢時期發生了衝突。倘若我們在廣州時，把我們與陳獨秀的分歧引向公開的衝突，武漢時期的歷史也許會有所改變。我們未能看清楚陳獨秀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地地道道的孟什維克。”
鮑羅廷以土地革命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為例作了具體的說明。他指出，廣州路線走的解決土地革命的道路，而上海路線則僅僅強調反對帝國主義，“根本不提土地革命”；廣州路線要求“廣州無產階級領導廣東農民進行鬥爭，力圖奪取革命領導權”，但是，“廣州黨組織的這種革命實踐，在上海陳獨秀的思想中是找不到的”。鮑羅廷還說到，廣州路線“走的是革命道路，但是廣州同志要正視自己所做的一切，要從理論上闡明中國革命問題。這是廣州同志的不足之處”。
最後，鮑羅廷說：“在研究中共黨史、革命史和中共失敗的原因時，不要只局限於研究陳獨秀主義，因為我已說過，儘管在很大程度上陳獨秀要對中國革命的失敗負責，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們必須把這些原因揭示出來，以便有效地、更好地清除中國革命道路上的障礙。”
鮑羅廷所言，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絕非僅僅一個原因即陳獨秀主義。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儘管鮑羅廷已經承認自己在中國革命失敗中應該承擔相當的責任，但是，鮑羅廷上述的整個發言，很大程度上在為自己辯護。他詳加說明兩條路線，目的是指責上海路線即陳獨秀主義，把自己劃在陳獨秀主義之外，說明廣州路線是正確的；而鮑羅廷又補充指明，如果說廣州路線有錯誤，只是在理論上沒有正確地總結，沒有與陳獨秀主義進行堅決和公開的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革命失敗還有其他因素的說法，很容易使人離開追究陳獨秀錯誤的軌道，把握不好，甚至會倒過來分析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指導上的錯誤，等等，與會議討論的主題即批判陳獨秀主義是不對路的。
果然，鮑羅廷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反對。薩發洛夫說：“鮑羅廷同志說，是該談錯誤的時候了。這完全正確。在陳獨秀犯有錯誤的那頁歷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確地說說。當然，我懷著極大的興趣等待鮑羅廷同志的報告，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忽視鮑羅廷同志今天的發言。中國共產黨已認識並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從中吸取了教訓，這就能使它成長為布爾什維克黨。它這樣做是為了克服自己的錯誤。而鮑羅廷同志並沒有吸取這樣的教訓。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根除孟什維克的動搖現象。所以我認為，我們理應聽到在1925-1927年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鮑羅廷同志更明確的看法。”“鮑羅廷同志，你有多少錯誤，就承認多少嘛！難道你不知道該抓住什麼錯誤嗎？鮑羅廷同志所說的是工農並重的領導權，這顯然是不瞭解陳獨秀主義的根本錯誤。我還不太明白中國的廣州與上海這兩地是對立的。照此說來，問題完全是由於一人在廣州，而另一人在上海造成的。當然，這可能造成重大的歷史性困難，但畢竟不能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誇大到如此程度。把整個問題歸結於地理原因是不對的，因為凡是瞭解中國革命進程的同志，或多或少是關心中國革命的，對這些事件是深有感受的。”“諸位聽到鮑羅廷同志一再說，廣東即廣州的土地革命開展得相當順利，然而我們很清楚，事情並非如此。如果我們這一階段在廣東開展真正的農民土地革命，那北伐的情景肯定有所不同，通過‘三·二〇’事件，我們也未必考慮北伐。總之，在這裡，我們覺得他根本無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用俄語講，恰恰相反，這叫否認自己的錯誤。”
一個星期之後，討論會繼續舉行，發言者的矛頭繼續指向鮑羅廷。第一個發言的是吉德科夫。他說，“對於鮑羅廷同志在此發表的奇談怪論，大家是無法保持沉默的”，鮑羅廷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明確地承認錯誤，而是掩飾錯誤”。對於鮑羅廷將上海路線和廣州路線對立起來的觀點，吉德科夫指責其意圖“在於否定共產國際路線”，因為所謂的兩條路線的對立，就是“共產國際路線和機會主義路線，即陳獨秀主義路線或稱中國孟什維主義路線”之間的對立。他進一步指出，“陳獨秀與鮑羅廷之間的爭論，只能說是關於哪個革命資產階級理應充當領導者的爭論。這不是布爾什維克路線和孟什維克路線之間的爭論，而是孟什維克路線和民粹派路線之間的表面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