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民族主義(第2版)（簡體書）

我很榮幸能有機會於1985年5月，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皇後大學（Queen Universitr）主持一場“懷爾斯講座”（Wiles Lectures），這本書即是根據那場講座的提綱改寫而成。講座的所在地，北愛爾蘭首府，即點明了本書的主題——民族與民族主義。為了便於了解，主辦單位已經過我的同意將這場講座的提綱分發給聽眾，共有四次演講。集結成書後，分長短不一的五個章節，外加一章導言，以及最後的簡短結論與反省。原稿已經過改寫，陸續補充了一些資料，不過，大致上還是保留了那場講座的精華，尤其有諸多學者專家出席，而這正是“懷爾斯講座”的吸引人之處，應邀的演講者也深感榮幸能與大家齊聚一堂。對於主辦單位的熱忱，以及參與討論的學人，我致以最深的謝意，我尤其特別感謝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約翰·布羅伊裡（John Breuilly）、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羅南·範寧（Ronan Fanning）、米洛斯拉夫·羅奇（Miroslav Hroch）、維克多·基爾南（Victor Kiernan）、喬·李（Joe Lee）、蘇拉·馬克斯（Shula Marks）、泰倫斯·蘭杰（Terence Ranger）以及郭蘭·泰博恩（GoranTherborn）等人，他們給予我諸多的批評與啟示，特別是在非歐洲民族主義（non-European nationalism）這個主題上。不過由於我的討論重點主要放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運動，所以，本書的主題仍然是傾向歐洲中心觀點（Eurocentric），甚至可以說是特別針對“發達”地區所作的討論。在這場講座中，我有幸針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主題，作了一番討論並提出質疑，而在座更有許多人熱心地跟我交換感想與心得，並告訴我許多我前所未聞的文獻。為了公平起見，我也要特別感謝賈亞瓦德內博士（Kumari Jayawardene）以及其他在赫爾辛基世界開發經濟研究協會（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的南亞學者，此外，還有我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同僚與學生，他們也參與了這本書的討論與最後的定稿工作。與這本書相關的研究，都是來自萊弗休姆榮譽協會（Leverhulme Emeritus Fellowship）的贊助始得以順利完成，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萊弗休姆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大力支持。
“民族問題”是出了名的極具爭議性的主題，而我也不企圖使其爭議減少。然而，我仍衷心期盼，通過這本書的出版，將那場講座的精華轉成文字，以便能讓我們對相關歷史現象的研究更上一層樓，這才是我心之所願。

先前我們已經提過，這段期間政治上的主要變遷，諸如政治民主化、行政現代化、公民動員，以及公民對國政的影響日增等等，處處都有助於使人們從民族主義的潛在支持者，轉為確確實實的擁護者。不過，群眾政治的興起，是無法為民眾何以普遍支持民族主義提供答案的，但至少有助於我們重新整理問題。民族口號在政治上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對不同的社會結構，民族主義會造成同樣的影響嗎？民族口號是如何轉變的？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民族口號會跟其他運動相結合，以致造成大規模公民動員？或是會和其他運動產生互相排斥的效果？民族口號是凌駕於其他運動，還是備受打擊或壓制？
把民族與語言問題合並思考，有助於我們回答上述問題。因為語言民族主義所致力的，正是如何用他們的民族語言來控制國家，或至少為其語言贏得官方認同地位。語言問題對一個國家或民族內部的不同成員不一定同等重要，對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亦然。不過語言民族主義的核心關懷，都是圍繞著權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打轉，在他們眼中，語言的溝通與文化意義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溝通或文化對語言民族主義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話，猶太復國主義就絕不會選一種誰都不會說的現代希伯來語來作為他們的民族語言，那種估屈聱牙的發音，跟現行的歐洲語系截然不同。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拒絕的意第緒語，卻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德系猶太人所使用的語言，他們分布在東歐各地，並大量移往西方世界，占了全世界猶太人的絕大多數。在1935年之前，總數達1000萬名的意第緒文讀者所發展出來的各式文獻，已足以顯示出意第緒文才是當時最具“文學性”的猶太語言。1同理，如果語言民族主義真的在乎溝通與文化傳承的話，愛爾蘭就不會在1900年之後鉆到語言的死胡同裡，錯將愛爾蘭語改造得讓人無從了解，甚至連那些負責教鄉下同胞說愛爾蘭梳妝打扮語的老師，自己也學得半生不熟。
反之，以意第緒語為例，19世紀正是方言文學的黃金時代，這足以證明：通行的口語或已具文字的地方方言，日後並不必然會衍生出以語言為基礎的民族主義。這類口語或方言文學，往往會自認為或被視為語言配角，是用來補充通行全國的文化或溝通語言，而非用來與之抗衡。
在語言的建構過程中，政治意識形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小自將既存的文學或文化語言加以“校正”或標準化，大到從復雜重疊的日常方言中，創造出新的語言，甚至將早已作古或幾告絕跡的語言重新召喚回來，以新語言的面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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