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大國博弈與地區回應（簡體書）

導論
近年來，隨著中美之間實力差距的縮小和兩國在國際制度、全球治理中呈現出的不同態勢，有關中美兩國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日益增加。這也給當前的中美關係提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即中美兩國是否會重蹈歷史覆轍，因國際關係中的主導權競爭而引發戰爭呢？對於美國而言，自冷戰以來，掌控國際主導權歷來都是美國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美國一向將實力與其接近的國家視為重要甚至是首要威脅，為此想方設法打壓競爭對手。這也導致美國對華的戰略施壓逐漸增加，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烈。對中國而言，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中國需要提升國際影響力，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或亞太地區主導權。相對而言，目前中美兩國在全球範圍的主導權競爭主要是在金融、氣候變化等部分領域有所顯現。而在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主導權競爭更具綜合性，在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領域都有所體現。

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日趨激烈，無論是政治領域圍繞東亞峰會的競爭還是經濟領域的RCEP與TPP，抑或是安全領域的亞洲新安全觀與亞太聯盟轉型，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制度融合較少，而另起爐灶、相互競爭卻日益激烈。這也導致出現了有關中美關係是否到了 “臨界點”爭論。川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兩國之間的經貿摩擦持續發酵，兩國關係深受衝擊，更是出現了中美“脫鉤論”的聲音。有關中美關係未來發展趨勢的研判不再是“臨界點”的可能性，更多觀點認為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已是大勢所趨，不會因為美國領導人更迭而發生太多的改變。如此， 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是否成為定局更是令人擔憂。對於美國而言， 繼續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是確保其世界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撐； 對於中國而言，從“地區大國”向“世界強國”轉變需要加強地區影響力，獲取一定的地區主導權至關重要。對於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探討歷史上的國際主導權競爭的經驗、方式，對於理解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不無啟示價值。
一、國際主導權競爭的歷史演變
事實上，古往今來，國際關係中的國際主導權競爭從未停息。與西方國家探討國際主導權競爭大多將“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奉為歷史源頭相比，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不斷爭霸基本上也可以理解為久遠年代的國際主導權競爭。基於對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根源的分析，認為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實力差距縮小是重要原因，這也被艾利森稱為“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是從權力轉移、國際地位競爭等體系層面分析戰爭爆發的原因。不過這種觀點忽視了當時希臘地區複雜的聯盟政治、國內政治因素對於戰爭爆發的直接影響。而春秋戰國期間，諸侯的“盟主”地位競爭實際上也是“國 際主導權”競爭，採取了“尊王”或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為一體的爭霸戰略，諸侯之間為了霸主地位也不惜發生戰爭。

近代以來，國際主導權競爭更是屢見不鮮，其中英國與法國、德國、美國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競爭更是一度成為學界探討的熱點。英國之所以在很長時段推行“光輝孤立”政策，對歐洲大陸事務要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其實質目的也在於維持英國的國際主導權。

英美霸權能夠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更迭，實際上也是兩國國際主導權和平競爭的結果。對於英美霸權能夠實現和平轉移的原因，學界主要是從權力空間錯位、外交手段優先、同質文化等原因分析，認為這幾種合力共同推動英美兩國之間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在美洲地區權力轉移。英美霸權轉移也並非沒有摩擦，比如在太平洋地區，“從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英在太平洋地區也曾出現過激烈競爭，其原因在於中太平洋的多個島礁的權益競爭，導致了霸權轉移的加速，更快促成了美國主導下的‘太平洋世紀’的到來。”

而反觀英德在一戰前後的國際主導權競爭，方式卻非常慘烈。德國的崛起打破了英國國際主導權護持所依賴的歐洲大陸均勢，更為關鍵地是德國在發展海軍上的激進態度危及了英國國際主導權的核心利益和基礎。儘管一戰前夕英德之間多次嘗試緩解矛盾，不過都未能成功，最後導致雙方不斷尋求結盟對抗，最終以極為慘烈的戰爭方式來進行兩國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競爭。
 
冷戰期間，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進行了全面且持久的對抗，實際上也是美蘇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競爭。時殷弘認為，“美蘇意識形態對立與基本地緣政治環境中的超級大國利益競爭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決定性地促成了美蘇冷戰。對於美蘇雙方而言，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美蘇雙方都將改造對方意識形態、政治制度視為重要目標，進而謀求國際主導權。不過由於兩極陣營的對抗，冷戰時期美蘇雙方都無法獲得全球範圍內的國際主導權，而只能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享有並不全面的國際主導權。美蘇雙方都將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政治制度推廣視為國際主導權的重要基礎，為此不斷組建聯盟體系。對於美蘇的國際主導權競爭而言，雙方在不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的前提下，都是竭盡全力地削弱對手。

冷戰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其國際主導權實現了地理空間的拓展。美國不僅在國際制度領域掌握主導權，而且對於關鍵地區的主導權也是極力維持。不過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國際環境的變革所帶來的去中心化、去權威化，使得美國感覺到其國際主導權有所下降，並將中國崛起視為重要威脅，由此也導致中美主導權競爭日益顯現。

綜上所述，國際主導權競爭是國際關係中的常有現象，大國之間因為國際地位、國際話語權等因素而不斷展開競爭，成為國際主導權競爭的重要表現。
二、國際主導權：概念、基礎與競爭原因
對國際主導權競爭進行探討，需要對國際主導權的概念、基礎和競爭原因有著相對清晰的認知，如此才能更好的理解與應對當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
（一）概念
“國際主導權”也被稱之為“國際領導權”，主要是指對於國際事務擁有一定的話語權、決策權、影響力和掌控力，與霸權相比，其也是國際關係中等級現象的體現，不過相對於霸權而言，其掌控力度稍遜一些。在本書當中，基本將“國際主導權”等同於 “國際領導權”。

基於不同的理論視角，對於國際主導權的認知也呈現分歧，主要體現在國際主導權的基礎、競爭方式等方面。“現實主義視角認為國際主導權就是超強的國際控制權，國際領導權之爭就是主導權之爭；由此可見，現實主義對於國際主導權的理解具有濃烈的權力政治思維。理想主義視角則認為國際主導權是推動人類社會和世界政治向前發展的國際權威，單純硬實力並不能自然轉化為國際主導權，只有具備了一定合法性基礎的最高國際權威才可能成為世界領導者。由此可見，理想主義視角對國際主導權的理解不局限於權力本身，還考慮了合法性的因素。

國際主導權是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依賴某種資源對整體性國際關係的組織、塑造和引導。阿里德•翁德達爾（Arild Underdal） 認為主導權實質上是一種影響的非對稱關係，其中影響力更強的一方會引導或指揮其他行為體的行為，由此形成的引領— 追隨關係形成是主導權發揮作用的關鍵。陳琪等認為，國際關係中的 “leadership”概念具有領導地位、領導能力、領導作用等不同的表述。其中，領導地位是國家間權力排序的體現，也可成為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領導能力是領導作用的基礎，不同的領導能力具有不同的資源動員和資源轉換能力；領導作用是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的運用，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或機構通過不同形式實現對權力關係的調節。這三者在含義和指涉範圍上略有差異,體現了領導權的不同維度。陳琪在其研究當中主要將“leadership”理解成領導權， 但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根據需要也交替使用領導作用和領導能力。

也有學者認為，“國際主導權就是霸權國家（如美國）對國際體系的主導能力或者是相關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對國際事務議事日程的引導、掌握、處置能力。”這一概念體現了國際主導權與國際制度、國際事務之間的關係，顯示了國際主導權的需要體現在國際影響中的優勢。不過國際主導權並不等於霸權，其主體、內容、手段以及物件會不斷演變。國際主導權日益表現出多維度的特徵， 存在體系主導權、地區性的主導權、議題性或領域性的主導權等多種類型。

國際制度領域的主導權一向是學界研究的焦點。“陳琪等認為主導權的存在是國際制度設計活動啟動和維持的重要條件，並在制度設計的不同環節發揮著差異化的作用。如奧蘭•揚將“制度性議價”過程的領導權區分為結構型、企業家型和智力型三類。 “結構型領導通過將物質資源轉化為討價還價的手段來影響制度的創設；企業家型領導通過談判技巧來影響國際制度；智力型領導則主要依賴提供知識和資訊來塑造參與者在議價過程中的預期。”

國際主導權也存在一定的分散性，不同領域可能存在相對獨立的主導權，比如在貨幣領域的國際主導權。“國際貨幣權力本質上是一種霸權，獲得國際貨幣領導地位的國家可以利用這種權力迫使其他國家達成其特定的目的。”

不過也有學者對國際領導權表達了質疑。周方銀認為：“一是需要思考國際領導權對於一個大國來說是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國際領導權競爭是否對於其他利益具有壓倒性？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從屬於經濟利益、安全利益的考慮？二是國際領導權是一個可見的、直接可爭奪的東西，還是它是在領導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建構起來的東西？三是領導權是領導國家與承認其領導地位的國家之間一種穩定的關係建構，擁有體系中最強大的實力是一個重要的有利因素，但它並不是充分條件，有時甚至也不是必要條件。四是國際領導權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絕對零和性質的事物，而是有著頗為豐富和複雜的體現。”這些對於國際主導權的質疑令人深思，在當前權力流散、規範增加的新的國際環境當中，要對國際主導權正在經歷變革這一問題引起關注。

總之，國際主導權意味著對某個領域、某個地區擁有對一般國家更多的影響力、決策權等。不過隨著國際關係的不斷發展，國際主導權也日益多元化，對其展開競爭的方式也更加多樣化。

（二）基礎
對於國家而言，為了獲取國際主導權，需要弄清國際主導權的基礎及其影響路徑。“阿裡德•翁德達爾（Arild Underdal）認為， 主導權來源是多樣化的，權力、權威、聯盟凝聚力、知識、話語、道義等均可作為其來源。而主導權的形成方式則需要一定的組織技巧、管理功能和協調治理。“約瑟夫•奈認為主導權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政治過程：一是領導者，二是追隨者，三是它們互動的環境。這反映出特定的權力關係。陳琪等認為，“一個國家取得和維持主導權需有意願、有實力、有行動三個基本要素。國際主導權存在的前提是其他相關國家有意願接受領導，為了獲得其他國家對其的支持，主導國家可以採取利益誘導、說服、威脅或強制等多種方式。”

綜上所述，國際主導權的基礎主要源自主體、資源、互動三個方面。其主體涉及領導者與追隨者；資源既源自物質方面的實力， 也與權威、話語、規則等非物質資源密切相關；互動則意味著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要建立起聯繫，雙方表現出領導與追隨的意願與行動。

事實上，國際主導權需要以一定實力為基礎，不過其也面臨著成本-收益的權衡。比較可觀的國際領導權往往除了依靠實力外，也與權威、國際制度等要素密切相關。以法德合作掌握歐盟主導權為例，權威在主導權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實力的變化比權威的變化更為迅速，權威的大幅度變化需經歷長期的積累和塑造。不過在國際關係當中也存在借權威的現象，如德國在歐盟的主導權本來缺乏足夠的權威基礎，通過對法國妥協以換取合作，實際上也是從法國“借權威”，進而有助於增強德國在歐盟的主導權。

國際主導權並非自動形成，而是需要通過一些方式在主導國家和追隨國家之間建立起關係。“基於國際制度視角，多數學者認為國際關係中的主導權存在於引導、協調和塑造國際事務的集體行動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國際主導權，主要方式有強制、議程設置和觀念塑造，具體而言則有發起動議、指引目標、制定規則、設定議程等。不過國際主導權並不限於國際制度領域，除了國際制度中採用的議程設置等方式外，也可以採取軍事征服、結盟、利益協調、權威等多種方式，其目標在於形成“領導——追隨關係”。不過在不同領域，領導國和追隨國之間由於實力差異、戰略分析、利益分化等多種原因，國際主導權的成本、效果等也千差萬別。
（三）競爭原因
國際主導權競爭為何會出現？在現實主義看來，主要是國家之間的權力競爭所致。沃爾茲認為，“由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大國內在的攻擊能力、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性和大國對生存的理性追求決定了大國必然為自己的世界權力份額最大化而相互競爭，因為權力是確保安全的終極手段。由於巨大水體的阻遏力量，各大國主要致力於謀求地區霸權地位，並努力阻止其他大國成為地區霸主。從現實主義視角分析國際主導權競爭不得不提“修昔底德陷阱”。對於“修昔底德陷阱”最常見的理解是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導致彼此之間為了國際主導權而展開競爭。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 認為以往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更多關注權力競爭，對國內政治缺少關注，貧富分化與城邦共同體的裂變、精英的衰敗與混合政體的崩潰等被認為是導致雅典與斯巴達兩極力量對抗的主要動力。更有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所謂‘戰爭的必然性’實際上是一個可被質疑的命題，而不是一種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它很有可能只是修昔底德一人的觀點。歷史學者認為修昔底德對歷史存在誤解， 其只是強調了自己認為的最重要原因。姑且不論修昔底德對歷史的認知是否客觀，將修昔底德陷阱套用於中美關係也令人質疑， 其理論依據權力轉移和安全困境被認為在中美之間並不適應。總之，在現實主義看來，國際主導權之爭源自國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國家之間實力差距縮小的情況下，大國之間的國際地位競爭會加劇，也就促成了國際主導權競爭。

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國際主導權競爭。“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選擇導致大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以美蘇冷戰為例，美蘇之間對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被認為是根本原因，由此也導致美蘇不斷組建聯盟體系進行全面且持續的對抗。時至今日，美國之所以將中國視為重要威脅，也與兩國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存在差異有關。美國為了自身的霸權地位，追求一種“絕對安全”，只有政治制度與美國趨同，意識形態與美國一致的國家才有可能不被美國視為“威脅”。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從認同政治的角度探討了國際主導權競爭的原因，這也意味著國家之間的政治差異會成為國際主導權競爭的重要根源。

無論是權力競爭還是意識形態或制度競爭，都是國際主導權競爭的原因。不過從歷史長時段來看，權力轉移催生國際主導權競爭似乎更為明顯。這是因為權力往往是國際主導權的重要構成基礎， 大國之間權力轉移勢必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國際影響，也會導致國際主導權競爭。
三、國際主導權競爭的主要方式
對於歷史上的國際主導權競爭而言，戰爭方式是主流，除此之外也不乏英美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的和平轉移和大國協調等方式。艾利森指出，歷史上的16次大國崛起中，其中12次出現戰爭，由此也得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論斷。在國際規範有限、權力積累主要依靠物質力量的時代，戰爭成為國家間競爭的主要方式。縱觀“三十年戰爭”以來的國際關係，大國之間圍繞著國際主導權的競爭而採取戰爭方式並不少見。無論是早期的法國與西班牙，還是英法百年大戰、法德戰爭，都是歐洲強國基於歐洲主導權而展開的慘烈競爭。一戰和二戰也是大國之間通過戰爭方式競爭國際主導權的顯著體現。冷戰時期，美蘇雖然並未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但代理人戰爭和邊緣戰爭危機卻多次出現，也反映了冷戰時期美蘇雙方並未超越以戰爭方式競爭國際主導權的路徑。

國際主導權競爭的和平方式比較少見。對於英美之間的國際主導權能夠和平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經濟相互依賴， 認為英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加深抑制了雙方之間的戰爭衝突。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英美雙邊貿易量的絕對數字雖然逐年增長, 但其占各自對外進出口總量的比重卻呈現出波動不定、總體遞減的趨勢。由此也很難推論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英經濟關係上的相互依賴變得更加緊密, 並因此導致了政治上的接近與和解。二是美國尚未危及英國的核心利益——海上霸權和歐洲均勢。相對於美國而言，德國崛起對英國的核心利益造成的衝擊更大。美國拓展“相容利益”實現英美權力和平轉移，德國偏向“狹隘利益”容易引發國際戰爭和體系衝突。“威廉二世高估了本國的實力，將德國的目標從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上升為全球性的霸權地位，直接挑戰英國的霸權地位，導致英德之間出現核心利益衝突。克勞則認為德國在當時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的同時還要發展海軍，這大大降低英國有效干預歐洲大陸均勢失衡的能力，突破了英國所能容忍的底線，被英國視為重要威脅。美國的崛起並未給英國帶來急劇的衝擊，地理距離的遙遠以及雙方之間的不斷協調，緩衝了英美之間的利益衝突。三是英美兩國在血緣、文化價值上的相似性以及對民主的認同也是改善兩國關係的重要催化劑。從民族、語言、文化和價值觀等角度來看，英美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共性，不過這是否導致英美之間的權力衝突緩和呢？對此是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英美“特殊關係”得以延續, 主要是基於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而非單純的文化因素。

除了英美國際主導權競爭以相對和平的方式轉移外，大國協調的方式也被認為區別於戰爭方式的國際主導權競爭方式。“大國協調是大國共同管理國際衝突與危機的一種多邊安全機制。它主要通過會議外交和協商、共識來決策, 並依據一致性、合法性、責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規則與規範行事。
通過大國協調方式， 可以緩解大國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競爭。二戰後法德之間的和解實際上是兩國國際主導權競爭化解的重要路徑。法德和解與兩國的國內政策調整和冷戰的兩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不無關係，而兩國之間採取大國協調的方式來處理彼此間的分歧具有重要影響。冷戰後，大國協調的作用更加明顯。“如中亞地區在冷戰後因權力格局變化，成為大國競相關注的戰略區域。在中亞各國國力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大國協調加以應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中美俄大國協調是一種重要思路。甚至在大國博弈異常激烈的東北亞地區，大國協調作為重要的協調機制對於管控地區安全分歧，應對地區安全危機也具有積極作用。對於中美之間的主導權競爭，大國協調也被視為重要緩解手段。有學者建議可以採取亞洲大國協調的方式，進而培育新型的複合地區主義，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戰略衝突。

從歷史經驗來看，國際主導權呈現和平競爭方式的可能性在增加，制度競爭作為大國國際主導權和平競爭的重要形式日益明顯。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國際主導權對於軍事力量的依賴性下降， 通過戰爭方式來角逐國際主導權的可能性下降；二是國際規範的不斷增加，約束了國際主導權競爭的烈度，相對溫和的制度競爭成為國際主導權競爭的主要方式。大國可以採取武力脅迫或利益交換的方式來增強國際影響，但目前越來越多地依賴利益協調的方式。 “導致這種權力競爭方式出現變化的最關鍵的條件是體系中存在抑制大國剝奪小國自主性的社會規範。規範約束性越強，大國越難以採取威力脅迫的方式來增強國際影響，獲取國際主導權。三是各國之間的聯繫密切加深，導致國家之間建立“領導——追隨”的要求更為複雜。目前，提供公共產品也是大國國際主導權競爭的重要手段。“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方可獲得同時作為消費者和供應方的雙重回報。國家可以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作為主導權競爭的手段， 這也導致國家基於主導權競爭，在國際公共產品提供方面展開競爭，目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公共產品提供便是顯著體現。不過公共產品供應的地理性競爭極可能是零和性質的，而領域性競爭則未必如此。
四、中美主導權競爭的浮現？
回顧美國霸權的歷程，美國實際上是被動走上霸權之路。美國雖然在20世紀初經濟崛起，但卻兩次拒絕領導世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王立新認為，“與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有關，其中孤立主義者對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和警告，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願意領導世界的最重要原因。”對於美國而言，實力和意願是其國際主導權能夠得以實現的共同條件。在過去很長時期，美國的霸權地位基本穩固。“美國的霸權地位得到了安全結構、生產、貿易和金融結構以及知識、觀念和制度結構的有力支撐。為維護和鞏固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地位， 美國對他國實施了‘系統內分權’和‘責任分擔’戰略。在美國的霸權支撐當中，經濟基礎和國際制度被認為最為重要。

“美國霸權依賴於美國經濟的全球主導地位。冷戰後中國經濟發展致使美國掌握和動用國際經濟資源的能力減弱，美國經濟實力在相對下降，不過這一轉變過程會比較漫長。”美國認為維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優勢有助於其霸權地位護持。為了鞏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基於自利需求和戰略需要不斷交替使用單邊和多邊主義政策，試圖繼續維持霸權治理模式。 “考慮到中國作為潛在挑戰者的極大可能性和美國霸權衰落的不確定性和長期性，美國中長期戰略更可能通過確立一個戰略目標區間來有效應對霸權衰落。”
 
美國除了通過維持經濟實力來進行的國際主導權維護外，鞏固和增強美國在國際制度中的優勢也是確保美國國際主導權的重要方式。“國際體系的變革不只是表現為大國地位的升降，更體現為一個歷史長時段中主導制度模式、價值觀念、原則規範的變化。國際體系變革中的大國競爭，實際上也是一場制度模式的競爭。由於制度具有非中性，通過一系列國際制度不僅有助於維護國際主導權，也有助於美國以相對溫和的方式來維持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領導——追隨”關係。現有的重要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基本都是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創建的，也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美國的國際主導權。不過隨著國際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在一些國際制度中的主導權遭到衝擊。這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重要的國際制度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由此也引發了美國對於自身國際主導權的擔憂。中國近年來在國際制度改革與創建中積極進取，主導創建了亞投行、絲路基金、瀾湄合作新制度，但也有一些與既有國際制度存在功能重疊、區域重合等情形，新舊制度之間不乏矛盾，也導致“競爭性多邊主義”，中美之間出現了“制度競爭”或“制度制衡”。

當前的中美關係被很多學者認為與一戰前夕的英德關係非常相似。“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一樣，是一個正處於崛起過程中的大陸國家；美國則與世紀之交的英國一樣，是一個與大陸保持著密切政治經濟聯繫的海洋強國。”中美兩國是否會爆發戰爭令人擔憂，不過相對於戰爭這樣激烈的競爭方式而言，中美之間的國際主導權競爭在部分區域或領域有所顯現。

一是在經濟領域，隨著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差距的縮小，兩國的國際主導權競爭顯現。“中美兩國經濟總量的差距縮小預示著全球經濟體系將不再完全以美國為核心，而是將出現中美雙核並存局面。中國因所積聚的經濟資源會增加而導致國際經濟影響增強， 勢必會衝擊美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權。不過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縮小未必是線性發展，其間會經歷曲折複雜的博弈過程，“中國需要增強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中國不僅要增強綜合國力，也要善於借助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和平臺，通過非零和博弈將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不斷轉化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權力、塑造力和影響力。”不過要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權並不容易。“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演進中，中國有意願但尚未有足夠的能力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領者’，‘中國方案’由內及外走向世界還須解決制度性金融權力、中長期議程制定能力等一系列難題。由此可見，中國在國際制度領域不斷增強影響力，被美國視為戰略挑戰，危及其國際主導權。

二是在亞太地區。對於中國而言，提升在周邊地區的影響力至關重要。不過中國在周邊地區卻面臨著崛起困境。“中國因實力地位崛起逐步成為可能推動國際體系格局轉變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也隨之逐步顯現，如何緩解崛起困境，既要維持國家實力上升，又要盡可能降低體系安全壓力的兩難局面，成為中國外交難以回避的重要難題。”在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利益交織最為密切，競爭也日益激烈，這也使得中美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競爭逐漸出現。儘管中美兩國尚未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主導權競爭，但在亞太地區，兩國之間的主導權競爭卻逐漸體現在政治、安全和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圍繞著東亞峰會的競爭折射了中美雙方對於亞太地區合作方向的分歧；在安全領域，無論是地區安全合作制度還是地區熱點問題，中美之間的態度迥異；在經濟領域，圍繞著 APEC 改革，TPP 和 RCEP 的競爭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美的國際主導權競爭。由此可見，中美亞太主導權日益顯現。

總體而言，中美之間由於實力差距縮小，美國對華戰略防範則不斷加重，中國對美戰略能力和戰略自信都有所增強，中美兩國的主導權競爭日益浮現。從中美兩國領導人和學者的觀點來看，中美主導權競爭目前主要聚焦在亞太地區。美國方面是非常關注其全球和亞太地區主導權，認為中美亞太競爭具有很強的結構施動性，主要與中美兩國的結構性權力衝突有關。因而無論是從中國實力增強還是地區權力格局變動來看，中美亞太地區主導權競爭已成為一個逐漸顯現的問題。對於中國而言，認為國家意圖和政策可以改變中美主導權競爭的宿命。儘管中國的意圖是要規避這一問題，但顯然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很難以中國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近期中美兩國尚未在全球領域展開主導權競爭，而是主要聚焦在亞太地區。隨著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競爭不斷顯現且影響增強，對此進行研究也很有必要。
五、篇章結構和主要觀點
本書主要研究中美兩國對於亞太地區主導權競爭的認知，構建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戰略互動模式，重點分析美國的亞太主導權戰略，研判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趨勢及其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一些對策或建議。本書的篇章結構主要分為以下六個部分：

一是比較分析中美雙方對於亞太地區主導權競爭的認知。近年來，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的縮小，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才逐漸凸顯， 未來其對於中美關係和亞太地區的影響如何，中美兩國存在不同的認知。通過比較分析中美兩國對亞太主導權競爭的客觀性、主要原因、基本邏輯、主要內涵和可能影響的認知，可以較為全面地把握兩國對於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認知，實現戰略分析上的“知己知彼”。

二是構建中美亞太地區主導權競爭的戰略分析框架。目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各具優勢，不過由於中美戰略互信程度較低，短時期內兩國想實現戰略諒解並非易事。在和平競爭的基調下，中美採用何種戰略來獲取或維護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值得關注。本書創新性地提出了“拒優戰略”的觀點。結合當前大國競爭的主流趨勢，分析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基於中美兩國對於亞太主導權競爭認知的比較分析，構建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戰略分析框架，將其界定為拒優戰略，即在不發生戰爭衝突的前提下，中美兩國會盡可能地阻止對手獲取主導權競爭優勢，以此把握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戰略目標、資源、手段等戰略要素。

三是重點分析美國的亞太主導權戰略。美國在當前的亞太主導權競爭當中處於優勢地位，其亞太主導權戰略的目標主要在於避免過快地喪失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戰略資源來自自身和諸多盟友、夥伴，戰略手段具有多樣性。美國是亞太主導權競爭的重要主角，通過對其亞太主導權戰略的環境、目標、資源、手段、影響等戰略要素進行深入分析，能夠較為全面系統地把握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

四是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案例分析。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領域，通過選擇典型案例，有助於加深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理解。政治領域主要關注中美兩國對亞太地區合作機制特別是東亞峰會的競爭，經濟領域則聚焦TPP與RCEP、FTAAP的競爭，安全領域主要分析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觀念、議題、夥伴等的競爭。

五是探討亞太國家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認知與回應。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對於亞太地區新秩序構建具有重要影響，亞太國家如何認知這一問題以及做出何種回應值得分析。對此需要對亞太國家進行區分，探求不同類型國家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態度，分析這些國家戰略選擇的原因，結合具體案例分析，加強對亞太國家在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影響下的戰略選擇及其影響的研究。對此一是分析了美國亞太盟國應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在“雙重困境” 之下基本採取動態平衡戰略。二是以東南亞國家為例，分析2012– 2017年期間其對於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認知與回應。

六是總結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影響並提出中國對策。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是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產物，對中美關係、亞太合作都會產生重要影響。探討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主要趨勢， 分析其對於全球、地區和雙邊關係都具有重要影響。基於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戰略的分析，重點關注其對中美關係、亞太地區各國、亞太地區合作等的重要影響，有助於更加清晰地理解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對於中國的大國關係、周邊關係、地區關係等的多重影響。儘管中國並未明確宣稱或獲取亞太地區主導權，但中國對國際地位提升的期盼已日益明顯。美國基於地區主導權的維護，將中國視為重要挑戰對手，加強了對華戰略防範的一面，中國在尋求和解無望的情況下也要妥善應對。在對美國亞太主導權競爭戰略有所瞭解的基礎上，中國應該制定較為合理可行的應對戰略，對戰略目標、資源、手段、影響等戰略要素進行深入分析，探討兩國戰略互動的特點及其影響。

總之，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深受兩國實力對比、戰略導向和政策選擇等因素影響，是近年來才在中美關係中凸顯出來的重要問題，並將至少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中美關係走向和亞太地區局勢。通過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進行深入研究，有助於瞭解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原因、內涵及影響，進而謀求中美關係的戰略穩定，促進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和平共處。

1 導論
3 一、國際主導權競爭的歷史演變
5 二、國際主導權：概念、基礎與競爭原因
12 三、國際主導權競爭的主要方式
16 四、中美主導權競爭的浮現？
20 五、篇章結構和主要觀點

23 第1章
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認知差異與現實困境
25 一、中美雙方對於亞太主導權競爭的認知
30 二、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概念分析
35 三、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主要原因
40 四、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主要內容

49 第2章
拒優戰略：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
50 一、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顯現
51 二、既有研究及不足
60 三、拒優戰略：概念與特點iv

71 第3 章
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
72 一、“亞太優先”戰略導向的逐漸確立
80 二、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的謀劃
93 三、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的實施
105 四、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的評價

109 第4 章
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案例分析
110 一、中美亞太政治競爭
121 二、中美亞太經濟競爭
135 三、中美亞太安全競爭

157 第5 章
二元格局：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 —— 東南亞六國對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回應（2012–2017）
158 一、大國競爭的地區影響
161 二、“二元格局”下東南亞國家的戰略選擇
172 三、東南亞國家戰略選擇的動因
176 四、東南亞國家對沖戰略選擇
184 五、案例分析v

203 第6 章
雙重困境與動態平衡 ——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與美國亞太盟國的戰略選擇
204 一、問題提出
206 二、既有研究及不足
211 三、美國亞太盟國的雙重困境
216 四、動態平衡：美國亞太盟國的戰略選擇
231 五、案例分析

243 第7 章
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的影響與應對
245 一、主要影響
251 二、化解之道
255 三、歷史經驗
258 四、中國對策

267 參考文獻

297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