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特》和她的詩人（簡體書）

中譯本導言
（注釋從略）

1871年，時任巴塞爾大學語文學教師的尼采出版了處女作《肅劇的誕生》。他聲稱，為尋求“一種解釋希臘肅劇的全新方式”，他要在此書中“暫時避免任何語文學方法，只關注美學問題”。這部蔑視學術規範的著作甫一問世就掀起軒然大波，年僅22歲的年輕語文學家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迅速發起毫不留情的攻擊，針鋒相對地寫下了他自己的處女作《未來語文學！響應尼采或巴塞爾古典語文學教授的〈肅劇的誕生〉》。此番交鋒後，尼采不再以古典學者的身份發聲，並於1879年稱病辭職，離開巴塞爾；維拉莫維茨則很快獲得柏林大學教席，此後30餘年幾乎穩坐德國古典語文學界的頭把交椅。
由於維拉莫維茨的推波助瀾，歷史實證主義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世紀末的德國盛極一時。這條學術路線不再重視語文學傳統的教育意義，而意欲使之體系化、科學化。它的方法信條是，只要廣泛搜集原始資料，就能全面地認識歷史事實，並將其客觀、準確地再現出來。維拉莫維茨以匠人的現實、謹慎和勤奮創造出歷史實證語文學的輝煌，卻從未想到，恰恰是他的執著和努力，不久之後就將他畢生小心經營的“實業”推入舉步維艱的死局。維拉莫維茨最得意的高徒萊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曾回憶說：

19世紀末，古典語文學研究舉步維艱，如同一機構臃腫、將自身掏空的企業，起初高漲的熱情消失殆盡——不是因為麻木冷漠，而是因為清醒、禁欲、盡職和堅忍的英雄質量。［……］19至20世紀之交時，古典語文學陷入了雙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滅，［……］不斷增強的專業化。（萊因哈特：《我與古典學》。見《古典學與現代性》，劉小楓編，豐衛平譯，崔嵬校，華夏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古典學》並隨文注頁碼，頁151-244。此處，頁161。）

事實上，尼采對此結局早有預判。甚至在與維拉莫維茨分道揚鑣前，他就已經“像一個醫生坐在‘癱瘓時代’的病床前”做出過診斷（《古典學》，頁164）。尼采對瑣碎事實的堆壘嗤之以鼻，他蔑視地稱之為“微粒學說”（Partikellehre）和“螞蟻的工作”（Ameisenarbeit）。不僅如此，他更是從根本上否認認識“客觀”的可能，終其一生，他都在不遺餘力地抨擊“歷史學熱病”，鞭撻體系化和所謂的“科學”理想。
在尼采看來，知識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識為終極目的，它就會有“報復我們的危險”（KSA 8,3［76］）。讓語文學科學化無異於涸澤而漁，因為古代材料遲早會被挖空。語文學的真正任務在於：讓人們“以希臘古代為古典榜樣之集”，來“理解我們自己，評判並借此超越我們的時代”（KSA 8,6［2］）。“反對時代,並由此作用於時代,並但願有益於一個未來時代”（《沉思》，頁137）的語文學需要“不合時宜”地承擔起教養的重任，因此“語文學家們也是教育者”（KSA 8,3［1］），應以“非歷史的感受能力”站在“超歷史的立場”上（《沉思》，頁143，145）。回頭看去，當同時代的維拉莫維茨還在一廂熱情地執意於終結人文主義的主觀之時，尼采已經為歷史實證主義的僵化癥開出《肅劇的誕生》這劑太過超前的猛藥。不被學術界理解,甚至被徹底孤立的尼采，眼睜睜地看著古典語文學在繁榮表象下像他擔心的那樣一步步病入膏肓。70年後，重新發現尼采的萊因哈特評價說，是尼采“撕裂了他那個時代的表象”，他“宛如一只潔凈的水禽，翱翔在時代浩瀚知識海洋的洪流中，卻未被沾濕”（《古典學》，頁164，165）。
值得慶幸的是，尼采雖在公開論戰中偃旗息鼓，卻從未停止過對古代世界和今人的比較、反思。在《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一文中，他專題闡述過自己對歷史語文學的看法，還在1874/1875年間寫下許多筆記補充此文，並曾計劃將這些筆記作為第五篇《不合時宜的沉思》發表，題目就叫《我們語文學家》。除了這兩篇主題明確、針對性極強的文章，幾乎在尼采中後期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對當世語文學的批判或對“未來”語文學的召喚。可以說，這些以格言或短文形式呈現的反思，為半個世紀後意欲調和“古典理想”與“語文學工作歷史現實”的萊因哈特提供了綱領和方向（《古典學》，頁161）。當然，萊因哈特對尼采的推崇不止於原則上的重復，更落實在具體的文本解讀實踐之中。對此曾有學者評價，尼采念茲在茲的“新”語文學終於在萊因哈特那裡迎來遲到的成功。
萊因哈特早年的學術工作主要針對哲學文本，後期則轉入肅劇和詩。他把生命的最後幾年獻給了史詩《伊利亞特》，此書雖未能最終定稿，但留下4000餘頁荷馬研究的手稿。恰恰因為未完成，這些手稿反倒更清晰地顯現出萊因哈特的治學思路和方法。萊因哈特逝世三年後，手稿經古典語文學家烏沃•霍爾舍爾（Uvo Hölscher）校讀、編輯並最終出版，定名為《〈伊利亞特〉和她的詩人》。
本文隨後將以這部著作為中心，試探討萊因哈特重點關心的幾個問題，借此領會尼采對古典語文學的診斷及預言對萊因哈特的影響。

反思語文學的“界限”
身為弟子，萊因哈特對維拉莫維茨始終懷有深厚的敬重，他盛贊後者是“古典語文學最後一位大師”，並把從他那裡學到的分析考據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另一方面，萊因哈特也對恩師的缺點了如指掌：評斷尼采公案時，萊因哈特直言，維拉莫維茨錯在“缺乏浪漫、自省和某種未來注疏家應有的思考性預感”。回顧古典語文學的發展歷程時，萊因哈特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維拉莫維茨已把學術改造成宗教，卻“並非對古代，對柏拉圖、索福克勒斯或荷馬”虔誠（《古典學》，頁166，195），而是迷信他自己的學術：

這種態度是人文主義的終結，研究物件並沒有包含在語文學中，如同數字包含在數學中那樣。（《古典學》，頁168）

換言之，維拉莫維茨錯把手段當成了目的，他滿腔熱情地搜集、證偽、刪減、重構，卻並不思考辛勤忙碌的意義何在，他野心勃勃地建起一座空前龐大的語文學博物館，卻為制作標本本末倒置地殺死活的物件。對於上一代考據學者的盲目，萊因哈特深以為戒，“界限”問題也因此成為他思考的重心之一。荷馬研究之初，他就開門見山地表明態度，雖然他仍采用分析考據的方法解讀《伊利亞特》，但“只以之為路，而並不追求慣常的目的”：

摸索此路，是為最終到達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後nonplusultra［不能更遠］；是走向語文學家的“禁忌”。

這種界限或禁忌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針對考據家們“越過作品，追問作者”的“歷史”目標，二是質疑對文本的證偽和重構到底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客觀”（《沉思》，頁182）。

《伊利亞特》是一位詩人的杰作，還是若幹詩人的拼湊？荷馬是否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如果真的有過一位荷馬，他是誰？考據可否還原他的生卒年代、活動地點、身世起源？如果多位詩人共同創作出荷馬史詩，誰在先誰在後？如何區分真荷馬和仿荷馬？這一系列所謂的“荷馬問題”（die homerische Frage）占據了19世紀古典語文學研究的大半壁江山。
整一派學者（der Unitarier）認定荷馬是無可匹敵的天才，他們“引證詩意上的不可辯駁”（頁13）極力捍衛史詩的統一和完整。與之針鋒相對的分析派學者（der Analytiker）矯枉過正，他們以科學的名義把荷馬降下聖壇、推入解剖室，他們認為《伊利亞特》多半都是荷馬身後無名詩人們的畫蛇添足，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確定出真正的、本源的荷馬”（頁57）。對於以上紛爭，萊因哈特超然在外，他不屑於整一派的“天真”，更痛心疾首於分析派的粗暴。在萊因哈特看來，“是否有許多詩人，兩個還是十個，或者最終唯有一人勝出”（頁15），既非古典研究的中心問題，也不可能得出定論。因為“不論如何，就連人們相信存在的那個荷馬”（頁11），也終究只是個假說。這些問題遠超出語文學家的研究手段，僅靠搜集材料、考據和勘正流傳下來的古代本文，根本無望得解，它們並不值得人們殫精竭慮。
實證的歷史思維將不僅導致緣木求魚的徒勞，對古典語文學的學科發展也百害而無一利。比顯微研究的瑣碎化、過分專業化更加可怕的是，分析派在歷史“客觀”的掩護下，滋生出目空一切的暴戾。為還原真荷馬的“原本”（Urtext），他們對《伊利亞特》文本進行了大規模的洗劫和剪切；為標榜所謂的“科學”和“客觀”，他們肆意踐踏“詩意”，把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審美判斷都摒除在外，堅信“借助語文學的確據”（頁13）就能分辨出具體章節的真偽：

［他們］死守文本，並且把文本看作是需要清理、需要從熔渣中解放出來的材料。他們的問題最終簡化為真實性問題。［……］不為任何文學經驗所動，［……］人們自信可以計算出曾經必定存在過的內容。這些語文學家［……］毫不關心自己加入了怎樣的競爭。（頁57）

以“客觀性”為武器的分析學者們自以為真理在握，他們孜孜不倦地拆解文本，卻從未反思過自己是否具備裁斷的能力。這讓我們想起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時宜的沉思》（1873年）中對歷史的客觀信條發出的警告，尼采把這些“在希臘詩人的殘骸裡尋覓和挖掘”的學者稱作“歷史學的中性人”、“被排空的有教養人”，批判他們“沉沒在對外不起作用的東西，亦即不成為生活之教誨的雜亂堆積的垃圾中”（《沉思》，頁180，182，177）。他們的歷史陳腐而危險，不但絲毫無益於現世生活，甚至是與生命力相敵對的破壞力量，它讓現代人陷入智識上的自負，

幼稚地相信恰恰他們的時代在一切通俗簡介上都是正確的，按照這個時代去寫作就等於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歷史學家把按照當前舉世一致的意見來衡量過去的意見和行為稱為“客觀”：他們在這裡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們的工作就是使過去適應合乎時宜的平庸。

純粹直觀、不對主體造成任何影響、完全脫離個人利害的“客觀”，無論如何都只能淪為“幻覺”（《沉思》，頁188）。與尼采一樣，萊因哈特也不相信關於客觀的“壞神話”（《沉思》，頁189），假想的“客觀”恰恰是隱藏最深的偏見，每代人自以為的理所應當反倒是最需要超越的障礙。妄圖通過刪減和拼接重構出歷史真容的嘗試只能淪為自欺欺人的鬧劇。
然而，對“客觀”這把解剖刀的拒絕，並不意味著要轉入“整一派”的另一個極端，萊因哈特同樣不接受把《伊利亞特》神化成“雅典娜那般從宙斯的腦袋裡跳出來”、一出現就不容改動的完美成品。萊因哈特明白，鼓吹客觀的機械拆解和主觀定義的僵硬統合實則一體兩面，只有超越二元對立，才能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他不再把目光膠著於靜止體系的分或合，而是轉入對過程的探索，他要追問的是現存如何生成、如何可能，他要“懷著對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正在形成的”（werdend）《伊利亞特》。為此萊因哈特開出了處方，“用自身變化著的荷馬取代仿荷馬”（頁15），用“動態整體”打破偶然定格的魔咒：

統一難道不能是另一種我想叫作動態整體的整體？其中不同的圈子就像偏心圓，相繼脫胎、彼此交疊、層層覆蓋。就這樣在基礎構思或底層建筑之上不斷擴展，這些或多或少遮蔽住主幹的新事物部分從根基本身發展而出、部分依據情況從外界補充而入。應視其為補充和融合——我承認，就像色彩，［……］就像在一塊反復修改的蝕刻銅板上（請原諒這與倫勃朗《百盾版畫》的相似之處），創作者（如果有人不願意聽到“創作者們”）留下他的作品。（頁210）

萊因哈特提出的動態整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語文學研究的格局，流變的時間維度突然在今版《伊利亞特》呈現的歷史斷面上打開。以這種流變性為前提，就徹底推翻了分析考據的任務。如同不斷被流水衝刷的卵石，想象中的太古“原本”也漸漸在時間的長河裡面目全非。“原本”並未消失，卻也不可能被重新抽取，它“與《伊利亞特》的關係，就像初稿之於成熟的完美之作”（頁57）。另一方面，流變性也破除了整一派對荷馬的神化和迷信。即便執意把《伊利亞特》歸功於一位天才，他的獨一無二也並不與文本的多層次矛盾。換言之，不論詩人一或多，都可以從主題、風格、技巧等方面區分出早期和晚期的創作。當然，這種區分與真偽無關，而是“成熟度”和技巧的差別，尤其是，“英雄氣質中彰顯的人性”（頁211）。
我們將會看到，萊因哈特的評判幾乎不考慮語文學的證據，他不再像分析學派那樣傾力關注某一特定時期的特殊詞形或修飾語的常規搭配，這些瑣碎細節不再是唯一指標，而降級成他風格判斷的輔助工具。相反，曾被分析學派暴力驅逐的“主觀”因素回歸視野，無法抽象或量化的經驗、品味重新重要起來。極具顛覆性的是，萊因哈特的闡釋納入了一個全新的前提：對自我的理解，或者說，對人性的了知。這也正是尼采所謂的“語文學悖論”（die Antinomie der Philologie，KAS 8.3［62］）：人只能從自身經歷出發理解古代，反之，這種對古代的理解才能讓人評價自己。在此意義上，萊因哈特提出，古典語文學進入了“一個自我關涉的時代，［……］所述之言雖不言及自我，卻首先堅定地關注自我”（《古典學》，頁155）。

導論 /20
第1卷 /52
第2卷 /129
第5卷 /148
第8卷 /165
第9卷 /255
第10卷 /290
第11卷 /299
第12卷壁壘戰 /316
第13至15卷 /329
第16、17卷 /365
第18卷 /457
第19卷 /478
第20及21卷 /490
第22卷 /527
第24卷 /534

《伊利亞特》與《阿佛羅狄忒頌》 /598
補遺:關於早期亞歷山大裡亞的荷馬文本 /614
德文版編者後記 /629

荷馬之謎

［11］我只看到一潭黑水，
一定是你們看錯。

本書不僅講荷馬本人，也要講荷馬的考據與流傳（Homerkritik und überlieferung），亦即關於荷馬的種種假說。一旦敞開意圖，就會有人追問理由。原因是：我無法把自己從假說的重負中解放出來。人們可能會感到遺憾，但事實如此。道理則更為深刻。談荷馬時假說又與我們何幹？天真者（［譯注］指早期的整一派學者）這樣問不無道理。不天真的人表示懷疑。也許有可能不摻雜任何假說而談歌德、莎士比亞、但丁；可荷馬？不論怎樣，就連人們相信存在的那個荷馬，不也是個假說？我不是在反對林林總總的其他假說？無論是否探討學術文獻，不是都理直氣壯？
但我尚未固執到讓二者對立：那邊是假說，這裡是“荷馬”。反倒應該用關於荷馬的種種假說——包括我的——檢驗荷馬，也用荷馬來檢驗種種假說，包括我的。雖非哲學目標，但也稍許用點柏拉圖的方式。
一個“假說”可以用兩種方式證實或推翻：或通過顯而易見的結論，或通過後續展開的因果。本書更多用第二種，可以預料到，對於某些人這簡直就是濫用，那麼就要如此開脫：荷馬考據中第一種方法太多，而第二種太少。整部《伊利亞特》如同被覆以一層假說之網，它使分析性思維方式的考據家（Kritiker der analytischen Denkart）恍然大悟，卻把關注後果的人引入無解之境。
［12］樸素的解讀獨立於兩種方法之外，它致力於探尋更深刻的洞見以表敬詩人，卻不能讓語文學家另眼相待。反之亦然。他們無法對話。後者視前者為外行，前者以後者為學究。雖然近來不乏彼此遷就，雙方之間鴻溝依舊。就算他們喊：看哪，我們從這邊和你們走得一樣遠！一者在分析的路上，另一者在直覺的路上。兩條路並不會赫拉克利特式地交匯。
本研究試走分析之路！可它不正是與分析背道而馳？只以之為路，而並不追求慣常的目的：摸索此路，是為最終到達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後nonplusultra［不能更遠］；是走向語文學家的“禁忌”。這條路應該是：無聊或有趣的後續因果之路。一條間接的路。在這條路上，不論有無學識，一開始就不會成功。這條路卻像我們暗自希望的那樣，不會每每與詩意擦肩而過。畢竟，作詩不止是自由自在或多少受縛於傳統的想象力的飛翔，只要它源於某種人為，就也是嘗試、選擇和成功。只有本真之物（das Eigentliche）可以括除在外不必考慮。但願能從括號的數量和粗細猜出，我們在乎什麼，每個人在乎什麼。

學術狀況

《伊利亞特》有一系列違背理性計劃的東西。例如，有些較早的東西與後文並不一致。這些情況的原委似乎一望而知，那就是不同的詩人在創作。第一位把他的事情做得很好。第二位搞錯了正確的東西，他添油加醋，或歪曲原意。正確的東西因之謬誤，他或者沉醉其中而不自知，或者根本不在意。用中世紀的大教堂來打比方總能讓這個過程一目了然。《伊利亞特》也區分出不同的建筑期。較簡陋的方案為更宏大的計劃讓步。新的感受力超越［13］早期文風。因此，有些事端停滯下來，不再繼續，新環節被插入，打斷原有秩序。一種注解荷馬的理想將會是一部建筑史。一如教堂，史詩中也顯現出相續相隔的不同創作欲望所致的重大改動。此中亦不乏某種敬畏。甚或是有意拯救名譽。我們認為，源於歷史的矛盾合理，同時出現的卻要質疑，就算這有損詩人的偉大，就算這違背語文學的方法。把《伊利亞特》理解為正在形成的東西（ein Werdendes），同時懷著對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它。墻基和圖紙的縱橫架構很快推陳出新，可這也能在建筑史中經歷到。“再別來什麼建筑史了！”這只是考古半吊子的嘆息。
敬畏和敬畏對峙。整一派信徒（der Unitarier）誓忠於一位詩人，分析派（der Analytiker）則敬頌許多。爭論的只是，哪種敬畏更真。早期的整一論者更多引證詩意上的不可辯駁，分析學者更多借助語文學的確據。近來則儼然發生了角色交換，整一論者越來越多地論述起語文學依據，自維拉莫維茨之後的分析學者則更關注詩意。
近來，兩派之間又參入了第三派：該派人士根據民俗學類推法（folkloristische Analogien）考慮到兩部史詩或長或短的口頭傳統：在它們被文字記錄下來之前，也許有50年、100年或者200年都在流動中。如果認為，這會證實有若幹詩人參與，甚至詩人和吟誦歌手（der Rhapsode）、原創者（der Urheber）和改寫者（der Umbildner）的差別都會消弭，因此定會受到分析學者的歡迎，那就錯了：因為所有語文學分析都以寫定的文本為前提。倘若一切都在流動，也就不再有穩定的杠桿，無法從建筑上拆下一塊塊磚，從詩裡敲出一部部作品；斷代也太含混，對此語文學的精準要求無可奈何。另一方面，整一論者也用不上。他們追求統一，可在文字固定下來的那一刻，這種統一並非雅典娜那般從宙斯的腦袋裡跳出來，而是偶然的定格。如果編輯的介入再動點手腳，《伊利亞特》的詩人就溶化了。也別再提什麼審美精度的要求。［14］能確定的只是，相較於其他平行民歌，它的水平值得贊嘆。
就這樣，兩個對手一會兒彼此對峙，一會兒又合起來反對第三方。二者彼此衝突的思考方式之間似乎並不存在壓倒性的論點。或許某些形式上的東西能追溯到口頭記誦的風格，但誰也沒有否認過，史詩風格本來就源自口述傳統。風格上的論據並不能證明保存下來的史詩與口述傳統一脈相承。另一方面，我也想不出有誰論證過，只有以文字流傳為前提，才能解釋出或此或彼的中心意義，而口述傳統都必將走向荒唐。

重 復

意料之中，本書給出的研究和觀察也基於某些預設前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比較讓讀者煩心，就要相信這有其意義所在。像所有文學作品一樣，荷馬中的比較，是為表明文本自身的同一（die Identität），在整體關聯中尋找那種單看細節不能順理成章確證之事。或是為反證而比較：指出分歧、不連貫、藝術或邏輯上的不一致，指出巔峰和降低的水準，簡言之，指出不同的作者。19世紀直至20世紀20年代的荷馬語文學家們都在為此目的殫精竭慮。
本書並不沉溺於此或彼。要指明的無非是這樣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不同於所有其他世界文學巨作，大半部荷馬都是“仿荷馬”（ein Paralel-Homer）。不止套話（die Formel），整段整段都在重復，而且，從純套路性的泛泛之辭到明確無疑的植入文本之間過渡平滑。不僅僅是旁枝末節，最偉大、最核心的東西也會重現於別處，［15］且常常不止一次。首先是要照亮這種現象；而並非像慣常那樣以對錯、好壞的標準去衡量。屢見不鮮的反倒是，這樣看對，那樣看卻錯了。好與壞亦然。莫不如起初只做比較，然而這種比較要超越當下常規，從重復的詩行擴展到語境，再從語境推及動機（das Motiv）。此時就會呈現出脈絡。若關注何去何從，就會發現一條這樣，另一條那樣。詩行和動機被抓取，重復之時也有變化。同質者在重復中轉變，與這個淺白的想法相連的目標是：用自身變化著的荷馬取代仿荷馬。它如同一張清單，雖無法實現，但就在眼前。至於是否有許多詩人，兩個還是十個，或者最終唯有一人勝出，我們暫且還是不要費心思慮吧。
然而，本書借助的這種考察方式不可能理解重復的本質，因此我不得不簡要說明。依此看法，對重復本質的提問根本就是做無用功。它認為重復來自一種“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的公共倉庫，來自吟誦階層為表演所掌握的輔助記憶的行業口訣大匯編，來自吟誦者的武器庫，不論何時，每位從業者只要從中取出他所需之物，就能應對自如。
也許，對於語言和其中根深蒂固的套路這是成立的，但也並非百試百靈，頗多東西僅在它的位子上出現。可重復的詩組（die Versgruppe）呢？按照這種觀點，重復沒有詩的起源，也不追求詩的目的。重復源於表演的特定技術前提，目的是：用現成手段維系所需的英雄風格。這種觀念中有某種理性：即便存在創造性的記憶，記憶在此也只是吟誦者即興背誦陷入窘境時用來充數的救急品。［16］抑或這種觀念中有某種神秘：打著史詩烙印的話語物資全都轉移到形式或理念的天空上儲備著，仿佛它們在吟誦者表演方式的感性世界中被映現出來。以上兩種情況，對個別仿寫段落進行語文學比較均毫無意義。
要開始本書，我得首先指出，書裡不同意這種看法。倘若它對，那麼，莫不如本書從未寫過。
［本書］會從各章開始，或更好的說法是，按順序一卷卷來，就像在已有的許多分析之外再分析一遍。也可以從重復的類型入手，那就會貫通整部《伊利亞特》，來來回回地比較。為方便讀者，所以采納原貌。如此也省去章節目錄的麻煩。缺點是，無法避免有些章節會在兩處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