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繫：信息、領土與人際網絡（簡體書）

目錄

中譯本序（魏希德）1

圖、地圖、表1

前言及鳴謝1

導論1

第一部分 帝國的當代維度：朝廷33

第一章 檔案傳播與晚期中華帝國檔案心態的形成35

第二章 朝報與小報70

第二部分 帝國的跨歷史維度：中國領土97

第三章 輿地圖中的帝國重建99

第三部分 延邊、邊境和邊疆153

第四章 戰略話語：在公共領域中構建邊疆 155

第五章 前現代邊疆的多重性 212

第四部分 帝國的信息網絡 251

第六章 筆記現象 253

第七章 信息提供者網絡與士人身份認同 292

第八章 展現異族他者 348

結語與跋 376

附錄I 補充表格 387

附錄II 關於主題標記的說明 414

為什麼中國讀者想要閱讀引進版的中國史著作? 為何他們想要翻譯一本關於宋朝中國政體行政知識生產與使用的英文歷史著作? 當我坐下來為《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信息、領土與人際網絡》(我自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歷時五年研究並完成本書)中譯本寫序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浮現在我面前。我在下文中給出了兩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中國讀者會想繼續閱讀本書。首先,局外人的視角可以幫助人們發現貌似熟悉的歷史的基本方面;其次,這種看似陌生的歷史研究方法,可能會陰差陽錯地導致人們重新思考中國歷史的本土傳統和非本土傳統之間在方法論上的相似性(以及差異),從而得出對前者和後者更深層次上理解的結論。

根據我從華人同事和學生那裡得到的信息(他們對關於本書的演講、草章以及後來本書的英文版給出反饋),這個問題乍聽之下很不尋常,甚至令人費解.為什麼本書要探究政治知識的社會生產? 為何要敘述人們如何在各種各樣的文本和圖表體裁中共享並改編行政知識? 為什麼要分析有關宋朝廷和宋帝國文本嵌入其中的溝通網絡? 以及為什麼要特別注意那些出版、交流時事、檔案知識、地理知識和軍事知識的各種媒體?

我們如何撰寫歷史,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學術共同體中的史學語境,這些學術共同體中培養出來的學術價值觀,以及我們學術生涯所在的階段(如果我們是在學術語境下寫作的話);當然,還有我們所處的更大範圍的國家和國際環境.對於當前在中國得到訓練的史學工作者或感興趣的中國讀者,以及在比利時長大,曾在美國、日本、中國、英國和荷蘭接受過訓練和工作的中國史學者來說,這些都是不同的。我們閱讀的文本,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對史料詮釋與書寫的方式,都是挑來選去的物件。對於一位對思想史和政治史感興趣的歐洲史學工作者來說,宋史的核心原始史料之所以有趣,不僅因為它們講述了關於政治角色和事件的故事,它們的存在、結構和組織、流通,以及在其他史料中引用這些史料與引用史料的方式也需要得到解釋。從局外人的角度或全球中世紀史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些事情在行之有效的中國政治史和制度史上被視作理所當然。政書、地理文本、軍事文本和檔案文本的早熟生產、印刷和二次討論是最引人注意且最值得人們記錄的。我們需要解釋它們的存在,而它們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影響,也值得我們探討.早期現代歐洲旅行者,當他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豐富的行政和歷史傳統時,已經格外強調中國行政知識異常豐富的資料以及士人參與其生產和傳播的過程。因此,局外人的觀點可能會突出一些根本上很重要的東西,一些已經變得如此司空見慣以至於對局內人來說,它們不會引人注意,或者顯得過於不言而喻,因此不值得進行歷史分析。 然而,那些以其所書寫的傳統為本土的歷史學家與非本土的歷史實踐者之間的這種差異,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絕對。對中西方歷史趨勢進行更大規模的比較,我一直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我認為這些比較往往是基於文明差異的假設,而不是對特定領域、知識傳統和國家學術語境以及最遲自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國際和跨文化聯繫下不同學術流派的認真理解。近年來,人們對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學術傳統交叉的一個絕佳例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詳細解釋的那樣,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學者,將學術注意力轉向官方文件的傳遞、政府命令的傳達以及地方和中央信息的收集和交流上。關於這些主題的連續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帶來了關於中國政治史的史學的重大轉變。正如鄧小南著作中精準且極具挑戰性的闡述那樣,這種新政治史是一種自覺的轉變,它擺脫了早期政治史上主要側重於制度史(產生了對一般中央和區域政體以及司法、財政,軍事、調查、檔案和下級官僚機構的詳盡研究)、君臣,以及重大事件敘述的學術研究.新的“活”的政治史關注社會、政治和制度進程(王朝以及跨越王朝);強調個人、集體和機構之間的關係與張力;強調政治產生的網絡與場域;以及對制度發展和政治決策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包括禮、話語、政治理論書寫以及個別政治家的意願和話語。信息的披露和控制,以及特定行動者獲得並利用信息的渠道已成為分析的出發點;個別文件已變成問題,成為對多重能動性進行分析的個案,而不是那些對機構及其在帝國專制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地位進行冗長描述的不言自明的證據。這項學術研究最初側重於官僚內部的溝通交流,但也導致了在地方支持者中皇帝命令與地方政府決定的溝通方

面的開創性工作,以及１１—１２世紀以來各種地方中介機構的興起。在這些趨勢中,我發現了跨越東亞和歐洲政治交流語言史中潛在的方法論興趣的相似性。

自本書初版以來,除了前文強調的關於政治交流的中國學術之外,主要在兩個方向上有了重要的進一步發展:關於宋朝中國政體的性質和民族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我在本書最後幾章中所談到的數字歷史。如果我重寫本書,我可能會更明確地評論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起源於宋朝的論點,也許會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更明確地提到最近關於民族話語的成果。現在,我要向讀者推薦兩篇書評,在這兩篇書評中,我闡述了為什麼我仍然認為,我們可以更好地把宋朝政體想象成一個帝國(empire),而不是一個民族(nation)或一個民族國家(nationＧstate)。

關於宋代筆記作者從何處獲取信息,以及他們所報道的那些信息的社會背景和地理背景的問題,促使我探索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實證調查和歷史分析的新方法。我們在本書中開始的工作可以在線檢查並被重復使用,這導致我們開發了文本分析和閱讀平臺 MARKUS。在過去十年裡,數字歷史發展迅速,並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們今天這樣做的話,我們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或發表我們在本書中所進行的嘗試。但這也是我們從本書中學習到的教訓,並且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讀者們也能從中吸取教訓:願意承擔精心構思的風險,以改進人類歷史實踐和享受的多樣性,並願意跨越語言的邊界進行學習與合作。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出版社和譯者.翻譯是一門難度很大的藝術,人們需要做出許多艱難的決定,鳩摩羅什和慧遠對此非常清楚。翻譯,尤其是專門的歷史研究的翻譯,最終總是一項得不償失的工作.然而,我還是要特別感謝劉云軍,因為他創作出了一部精彩的翻譯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