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有什麼用？（簡體書）

前 言
近年來，整個世界都在走向政治化。也許主要是因為社交媒體和互聯網，我們現在更容易接觸到政治問題。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24小時全天候地流覽這個星球上任何地方、任何話題的新聞。因此，無論是東南亞珊瑚礁面臨的威脅日增，還是敘利亞難民令人心碎的困境；無論是華爾街交易員的豪奢生活，還是更切近本土的議題，人們現在都可以更加輕鬆地瞭解和參與、分享和評論、宣傳或譴責。這也使得想逃離這一切變得更困難，因為——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此——我們被迫要面對朋友、熟人、同事，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的政治見解。
當然，政治問題不僅僅出現在閱讀和討論中，流傳於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需要面對政治話題，它會以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形式出現。沉迷手機算不算一個問題？你有義務做慈善嗎？是否有足夠的理由讓你選擇結婚？生孩子是個好主意嗎？想要收入更高的工作或更大的房子有錯嗎？甚至是騎電瓶車的時候該不該戴頭盔？或者是不是應該幫朋友照顧寵物？這些疑惑乍看起來似乎不是政治問題，但是當你以恰當的方式深入研究時，你會發現政治哲學家對這類問題有很多話要說。因此，柏拉圖可能沒有明確解決手機成癮的問題，但是對於政府如何幫助我們變得理性，並且避免被有害的熱情燃盡等方面，他會有很多話要說。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一生中從未發過微博，但他會提出，應當儘量不去限制你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權利。因此，當我們詢問“馬克思遇到這些問題會怎麼行事？”，並考慮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如何應對21世紀的日常處境時，這並非輕浮之舉，而是一種認真的嘗試，試圖去理解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哲學家的見解如何能夠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畢竟，這不就是政治的意義嗎？
在我們面前，最常見的困境源於各種未經置疑的假設：對於善良和義務的本質的各種道德態度，關於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力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各種信念，關於公正和公平的各種觀點，貧富差異的問題，等等。因此，在分析日常問題時，我們可以深入發掘和探索這些議題，並找出各路政治哲學家對這些議題有何評論。你可能已經猜到了，他們並不總是意見一致，因此，在考慮他們的意見分歧時，你會發現你找不到一條可以簡單遵循和應用的建議——而這樣的捷徑恰恰並非哲學的意義所在。相反，你會更加明白，我們討論的問題為什麼如此具有爭議性，以及為什麼其中許多問題直到現在仍然是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最後，你會瞭解到馬克思、柏拉圖、密爾、亞裡斯多德、黑格爾以及其他許多哲學家會如何行動。你會支持或反對他們的觀點，並且可能會面臨比以往更多的問題，但這正是哲學的本質。在你對政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後，你可以更好地做出自己的決定，並回答最重要的問題：“我該怎麼行事？”

俯拾即是的政治學（任劍濤推薦序）
前言
第一章：自由
做壞事的人，自己有幾分責任？
朋友說我太胖了。雖然沒錯，但這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應該在社交媒體上謹言慎行嗎？
沉迷手機有問題嗎？
騎電瓶車必須戴頭盔嗎？
如果我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我能強制別人不吃肉嗎？
想要大房子有錯嗎？
我因為人工智能而失業！我該怎麼辦？
第二章：平等
我參加的社團有各種老規矩，這公平嗎？
我應該抽時間去投票嗎？
一家人看什麼電視節目該誰說了算？
孩子該由誰來照顧？
公共設施不利於殘障人士，我應該抱怨嗎？
孩子們走上社會的時候，我應該幫他們一把嗎？
我的收入與付出匹配嗎？
國家應該補償我的不幸嗎？
第三章：權力與權威
我有義務幫朋友喂貓嗎？
大人出門度假的時候，家裡可以讓孩子說了算嗎？
我應該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生活嗎？
現在的新聞還能信得過嗎？
我十幾歲的兒子說我是“法西斯”—我真的是嗎？
我的新下屬都懷念老領導，我該把他們全部開除嗎？
我應當為了保護幾棵樹而發起抗議嗎？
我應該結婚嗎？
第四章：權利
飛機迫降荒島，獲救前，我和其他倖存者該如何共處？
政府為什麼對我們說謊？
要是有機會的話，我能殖民火星嗎？
我可以解雇機器人嗎？
投票權該不該和智商掛鉤？
恐怖分子的炸彈就要爆炸，為了解除它，我該做到什麼程度？
我是一位老師，業餘兼職做裸體模特—這有問題嗎？
工作和信仰起了衝突，我該怎麼辦？
第五章：正義
我應該支持公平貿易嗎？
我應該支持我的國家開戰嗎？
有傳言說敵對鄰國開發出核武器，我該不該支持我國政府先發制人？
如果我國決定幹預他國內政，我該支持嗎？
新政黨承諾推行“進步改革”，它真的能帶來新風氣嗎？
我應該要孩子嗎？
我應該給慈善機構捐助嗎？
好萊塢電影裡的未來為什麼總是很嚴酷？
致謝

現在的新聞還能信得過嗎？
你剛在公眾號裡讀到一篇讓你憤怒的文章。你正要分享它，但這個時候你突然停下來：這條新聞是真的嗎？似乎曾有一段時間，“新聞”只是對時事的轉述，但是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聳人聽聞且來源可疑的故事撲面而來，其目的不是要向我們傳輸信息，而是操縱我們的情緒並利用我們的成見。在這個充滿“後真相”、“替代性事實”、陰謀論和“假新聞”的新世界中，我們該怎麼辨別新聞的真偽？然而，這些情況古已有之，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
當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導師蘇格拉底（Socrate，西元前469—前399）接受審判的時候，他為自己沒有準備精心打磨的辯詞而向陪審團道歉，如果他在回答中時有磕絆或停頓，他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原諒。這樣的道歉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似乎很奇怪——真相比風格更重要，不是嗎？但是，尼爾•波茲曼告訴我們，對於蘇格拉底的雅典聽眾來說，情況恰恰相反：重要的不僅僅是說了什麼，怎樣說也很重要。關於出色演講的研究被稱為修辭學。聽到這個詞，我們現在想到的是詩歌中出現的修辭手法，或者是政客和魔鬼傳道者的惑眾妖言，但是對古希臘人來說，修辭學的意味要廣泛得多。對他們而言，善與美，真理與雄辯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側面：真理也應該看起來是美的。蘇格拉底以醜陋和不循規蹈矩著稱，對禮節也幾乎不關心，因此他的同輩人認為他有罪（“敗壞雅典的青年”和“拒絕承認神靈”）也許不足為奇。儘管現在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這些指控都屬於誣告，但是就蘇格拉底試圖擺脫傳統的思考方式而言，當時的雅典人確實尚未做好放棄它們的準備。

柏拉圖和第一位“後真相者”
在深愛的老師去世後，柏拉圖感到極為悲痛，他開始捍衛老師的聲譽，並繼續老師的鬥爭。柏拉圖的大部分作品都採用“對話體”形式（哲學小品劇，其中許多對話的主角都是蘇格拉底），而且他攻擊的物件常常就是致其導師身亡的罪魁禍首：腐化哲學的修辭術。柏拉圖認為，錯誤是由詭辯派導致的，而所謂詭辯派是一類專門研究修辭術的自由職業導師。由此傳統催生出一種犬儒的虛無主義哲學，而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西元前486—前411）則是最傑出的早期詭辯派之一，他因宣稱“人是萬物的尺度”而聞名，意指世間沒有獨立於人類主觀性的價值觀或真理。
與普羅塔哥拉同時代的詭辯派高爾吉亞（Gorgias，西元前483—前375）也有類似言論，他宣稱“無一物存在”，而且即使有物存在，我們也對其一無所知。此外，即使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某物可以為我們所知，我們也無法將它傳達給別人（我想這可以被稱為“雙保險”）。所有這些難道不是某種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最終結論？真理即使到你手中也轉瞬即逝。所以我們可以說詭辯派是最早的“後真相者”。柏拉圖正是在這樣的觀念環境下，將他的大部分哲學生涯用來證明真理確實存在，它可以被認識、被傳播和被理解。但是，由於真理難以獲得，也難以理解，所以它也就給無恥之徒留出了空間，他們總會製造令人舒坦的謊言，並利用人們怠惰、不求甚解的思考方式。

從政治宣傳到假新聞
在現代，政治宣傳經常與極權主義政權聯繫在一起，例如，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控制下的國家媒體，其任務是傳播納粹的反猶主義並證明它的合理性；又或者是蘇維埃官方報紙《真理報》。但是，政治宣傳實際上可以指代任何推廣政治或黨派事業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也大肆地使用了政治宣傳。據估計，美國空軍在德國和日本的城鎮投下了約60億份小冊子，主要目的包括散佈虛假信息，敦促敵方投降，以及破壞敵國士氣，等等。英國人甚至策劃了一套虛假的《諾查丹瑪斯預言》，希望信奉這位法國占星師的德國高級司令部成員能夠為其所動，推翻希特勒（參見埃裡克•豪的《諾查丹瑪斯和納粹》，1965）。甚至，我們還有過宗教的“政治宣傳”，實際上，“政治宣傳”最早起源於天主教，意指“傳播信仰”（在拉丁語裡寫作“propaganda fide”）。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宗教上的政治宣傳和真正的政治宣傳的核心聯繫在於，它們都試圖借助偏見、恐懼、信念或者情感，傳遞回避理性甚至超越理性的信息。
在2016年，“後真相”一詞進入了牛津英文詞典，其定義是“後真相意指一種情景，在這樣的情景中，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比客觀真相更能影響公眾意見”——如果這都不叫政治宣傳，我們又該叫它什麼呢？傳統的政治宣傳與現代的“虛假新聞”的差異，可能源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其強大的影響力。顯然，互聯網帶來了積極的影響，讓人們得以獲取更為廣泛的信息和事實核查的資源。但是，許多政治評論員認為，在近期的美國、英國和法國大選中，氾濫成災的含有虛假和誤導性“新聞”的文章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臉書、穀歌以及其他傳播管道都發誓要對抗這股潮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它們自己應該為此受到指責。有多少次，當你“百度了”某項內容，徑直點開了第一條連結，或者只流覽了搜索結果的第一頁內容？如果搜索結果的“排序”由百度負責，那麼百度就對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做出了判斷。同樣，微博首頁也不僅僅集合了你關注物件發佈的內容，而是已經由微博算法根據“熱門”或“你喜歡的內容”進行了“編輯”。此類網絡服務具有強大的力量，能夠過濾和管理我們看到的信息，這對政治進程的威脅無疑是令人擔憂的，而這還不僅僅是因為它很可能會被極端或者反民主的人，甚至敵對國家所利用。

“製造同意”
但是，我還需再次強調，我們不應該被近年來的事件誤導，進而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傳統媒體或大眾媒體就不會從事這種有意識的操縱。實際上，報紙和電視新聞通常都是帶有偏見的——他們可能傾向左派或右派，帶有民粹主義或精英主義的色彩。但是總體上來看，這種偏見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儘管《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可能與《華爾街日報》的編輯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之間的差異是言論自由的不同表達形式，因此整個媒體圈就呈現出各式觀點齊全的光譜，讀者可以從中進行選擇，決定同意哪一方的觀點，又與誰保持不同意見。
然而，諾姆•喬姆斯基和愛德華•S. 赫爾曼（Edward S. Herman，1925—2017）提出了“政治宣傳模型”，對這一傳統領域發出了質疑。他們指出，主流媒體實際上並不是自由的，而是代表了現存機構（國家的執政階層、軍事組織、公共組織、核心企業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觀點。所有這些現存機構都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五類篩檢程式來控制新聞：（1）所有權：大多數新聞機構都下屬於擁有特定商業利益的大公司——真相只能排在第二位；（2）廣告：廣告主可以通過威脅終止合作來影響新聞；（3）控制信息源：政府和各類大型機構都整合了非常多的信息，它們可以限制“不友善”的媒體，阻止它們獲得信息（重要的資料，關於政策和項目的信息）；（4）抨擊：各類機構可以通過反例、政治演講、投訴、起訴等方式攻擊“負面”新聞；（5）恐懼：現存機構可以利用真實或想像出來的共同敵人，借助恐懼來統一大眾輿論，並將批評者斥為境外勢力，由此將他們邊緣化。
因此，哪怕我們的社會不存在直接的脅迫或者明確的審查制度，但是只要觸及了利潤這條底線，各類新聞仍然能夠被高效且間接地炮製出來。而報紙一旦失去廣告商，獲取信息資源受限，或者遭人起訴，很快就會面臨營收和利潤下降的風險。如果喬姆斯基和赫爾曼所言不虛，那麼他們就對政治民主提出了毀滅性的批判：媒體和政治中所謂的分歧實際上只是粉飾表面的瑣屑之事：一旦事關重要議題（商業、戰爭、稅收），無論是什麼政黨或報紙，現存機構永遠都站在同一陣線。

抉擇時刻
新聞和政治宣傳的區別並不如我們希望的那麼涇渭分明。懷疑論者、詭辯派和後現代主義者都對真理的存在或價值提出了質疑，而我們即便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可以承認所有觀點都多少帶有一定程度的偏見。所以我們必須掌握分析新聞報導的技巧：新聞的來源，新聞是否登載在“線下”媒體上，新聞寫作是否平衡，寫得好不好，等等。但是，如果所有主流媒體在某種程度上都搞政治宣傳，我們又如何能通過互相比對進行核查呢？好吧，正如喬姆斯基的回答，既然新聞都是人在寫，那麼即使主流媒體也廣泛存在政治宣傳的傾向，你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真實和相對公正的報導——你只是得睜大眼睛仔細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