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今學問：坦普爾文集（簡體書）

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吹響了中國的啟蒙運動號角，以中國的啟蒙抗爭西方的啟蒙。如今，我們生活在反傳統的新傳統之中，既要繼承中國式的啟蒙傳統精神，也要反省西方啟蒙傳統所隱含的偏頗。
如果中國的啟蒙運動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出於截然不同的生存理由，那麼中國的啟蒙理應具有不同於西方啟蒙的精神質量。
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與洛克是同時代人，英國王政復辟之後，他開始了在愛爾蘭議會的政治生涯，後突然隱退，回歸以閱讀和寫作為主的生活方式。
他在法國知識界爆發“古今之爭”時寫作《論古今學問》-文，引發了英法兩國就“古與今孰優孰劣”而展開的文藝與政制層面的長久論爭。坦普爾雖不是古典學者，卻敬重古人與古代學問，對人性有深具常識的敏銳洞察。在他看來，人的精神質量的好壞與經濟、技術的先進與否並不成正比，與古人相比，今人在道德質量上並未有明顯進步。
《論古今學問》收入坦普爾爵士作品七篇，並附其生平文字一篇，展現了歷史上的英格蘭陷於政制動蕩之時，關心國家命運與精神質量走向的智識人如何思考。

施特勞斯說，誰“嘗試解決那些最為重要而且永遠重要的政治爭議”，誰才算得上“政治哲人”。在說到“古典政治哲人和當今政治科學家之間的區別”時，施特勞斯以坦普爾爵士為例，以說明何謂古典式的政治哲人。
十七世紀的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與洛克是同時代人，他從小喜歡文學，早年在文法學校修習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文學，後來就讀劍橋學院，師從當時著名的柏拉圖主義者卡德渥什（Ralph Cudworth）。起初坦普爾是個文人，寫隨筆和小說。王政復辟之後，坦普爾開始了自己在愛爾蘭議會的政治生涯，長期出任外交官。從政期間的坦普爾不忘情於文學，大量閱讀古書，尤其喜歡東方秘學。
52歲那年（1680年），坦普爾突然退休，重新回到自己喜愛的以閱讀和寫作為主的生活方式。不過，坦普爾雖然熱愛古典，卻並非在古代文史方面深有造詣的古典學者，古希臘語也學得並不好，主要通過英譯本和拉丁語譯本閱讀古希臘經典，而且並不排斥現代新知識。
退休後的坦普爾開始關注法國知識界爆發的“古今之爭”，並在1689年寫下《論古今學問》一文，對崇今派發起攻擊。《論古今學問》在論及古代學問時具有廣闊的視野，不僅涉及西方古典學問，也涉及近東和遠東的古典學問。在坦普爾看來，憑靠新的自然科學成就擯棄古典遺產，實屬目光短淺，畢竟，新的自然知識更多具有的是實用性，只會引導人們追求實際利益——更重要的是，今人若拋棄古人就會喪失眼界的高度。

編者前言
論統治的起源和本質
論民眾的不滿
論古今學問
伊壁鳩魯的園子
論英雄德性
論詩
為《論古今學問》辯
附錄坦普爾爵士的生平和品格

所有國家都有一種普遍的分法：無辜者與罪犯。另外一種普遍分法是：一類人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於自己的遺產或通過自己的能力、勞動和節約而得到的東西，另一類人不滿足於現狀，不依靠清白的途徑獲取更多財富，一定要訴諸其他途徑，從公平走向邪惡，從平和走向暴力。前者希望安全，保持現狀，後者願意冒險，希望取得別人的合法物品。一個熱愛現在的政權和政府，盡力保證它的安全，另一個渴望結束這種遊戲，重新洗牌，換一個新政府。一個喜歡穩定的法制，另一個喜歡隨心所欲的權力。然而，第二類人在通過派系紛爭和混亂攫取了足夠財富之後，開始根據財富逐漸改變他們的觀念，傾向於採用確定的秩序和穩定的法制。因此，以前的諾曼人在瓜分了英格蘭的土地和財富之後，大力維護古代撒克遜人的習俗或國家的不成文法，反對歷屆國王的侵占。近來的情形也是一樣。看看克倫威爾的軍官，他們起初火燒地契，平掉不屬於他們的土地。然而，成了富人和地產階級之後，他們也開始稱頌英國的法律，像我們的祖先一樣高度贊揚大憲章，腔調還更加動聽。
法律在最初得到一致同意並通過之後，一直得到很好的執行，確保人人遵守秩序。不滿、混亂和內訌頻繁發生的原因在於缺少執行或執行不力，而非法律制訂環節。有些優秀的立法者或立法機構可能提出某個優秀的政府建制，但無法保證其執行或保證維護該建制的官員一定睿智或善好，即使他們既睿智又善好，也不能保證他們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做到盡職盡責。
假如政府建制不那麼完美，法律不那麼公平，而行政機關又有很多問題、無知或腐敗、過於僵化或玩忽職守、過於寬松或嚴厲，那麼，相比於政府建制思想或實踐的缺陷，行政機關的問題使不滿和抱怨能夠找到更為正當的口實。
人們或許可以像討論類似話題一樣振振有詞地得出結論，最優秀的人治理的政府通常是最好的，無論建制是什麼樣，壞人通常擔任要職並治理的政府就是壞政府。然而，這是太陽下的弊端，凡太陽下的事物由於偶然或很難改正的自然稟性都無法避免這個弊端。我們讀到，歷史一直如此，只有古代中國政府例外，因為其建立的基礎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深刻和睿智。
君王怎麼能總是選對人呢？人們的傾向很容易看錯，能力也是如此；外表很具有欺騙性；人們聲稱的信仰與實際往往不符；他們的原則隱而不露；他們的性情多變。很多人私德很好、很受人尊重，但做官就變壞，遭人痛恨；有人窮時誠實知足，富時貪婪殘暴；有人前一天膽大魯莽，第二天小心謹慎；有一段時間積極向上，其余時間遊手好閑；有時追求遠大理想，有時貪圖眼前享受。不僅如此，一些偉大的將領曾以親身經歷和觀察告訴我，有些士兵一天英勇，另一天卻懦弱。莊重被當作智能，機智被當作能力，隨口一說被當作心裡所想，大膽的言辭被當作勇敢的心靈，然而人們常常發現，它們之間迥然不同。很多人擔任重要公職之後都露出了本來面目，他們的心智弱點若一直隱藏在私人生活領域，永遠也不會被人發現。
此外，君王或國家不可能跑遍國家的各個角落，搜羅適合擔任公職的人才。他們本身沒有千裡眼和順風耳，大部分時間必須借助其他人的眼和耳去看和聽。因此，他們只能在很小的範圍內選擇最為熟悉的人。這些人上朝覲見一般是為了更多的榮耀和財富以及更高的職位，卻通常是最沒有資格的人，因此，他們為自己而非為國家效力。窮人、野心家、蠢人、傲慢和貪婪之人以及很多其他不滿足於家庭生活的人都急於擔任公職。那些冒失的、忙碌的、魯莽的、自鳴得意的人追逐獵物常常更加急切、努力和專心，因此常常能夠在優秀的人失敗的地方成功。根據長時間的觀察，我發現，在追求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財富方面，人類最具優勢的才能是狂亂不安、孜孜以求的精神。無論什麼人，只要一心一意投入到某件事上，就從來不會想會失敗，或認為失敗的概率很小。然而，所有這些人都打著最為高尚的名義或以高貴名言為托詞掩蓋自己的目的，比如他們說，人不是為自己而生，必須要為人民獻出自己的時間、健康和生命；這樣想的人總是把這些美好字眼掛在嘴邊，使得真正相信這些字眼的人幾乎羞於承認自己的信仰。同時，那些高尚的、智能的、富有的、謙卑的人具有隨遇而安的心境，通曉世界，了解自身，不在意甚至厭惡擔任公職，除非迫於國家的需要、君王的命令或朋友的極力勸說。自薦並孜孜以求的人不配公職，而最配得上公職的人既不自薦，或許也不接受委任。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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