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簡體書）

◎廣受讚譽之傑作，曾榮獲1963年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獎（表彰對人文學科做出重大貢獻的書籍），1964年希爾曼獎（授予為共同利益而追求社會公正、探討公共政策的作者），1964年普利策獎（被譽為“新聞界的諾貝爾獎”）。
◎推崇民主體制和平等主義的美國社會，為何卻成為滋生“反智主義”的沃土？
◎剖析歷史，診斷美國社會肌體隱藏病因；超越時代，閃爍出深知灼見的警世之作。

美國歷史上時不時會顯露種種瘋狂怪狀：民眾反感憎惡智識分子，甚至把他們當作替罪羊；智識被視為可能顛覆社會的危險之物，無知反而被推崇為美德；校園中彌漫著極端的狹隘實用主義氛圍，學術化的教育被視作無用……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認為，這些紛繁亂象與美國社會中反智主義思潮作祟密切相關，並犀利地指出，反智主義在美國文明中波及甚廣，甚至牢固影響了美國人的思考方式。

本書中，霍夫施塔特回溯美國的宗教傳統、文化觀念、商業浪潮、教育體制等，深入探討了反智主義為何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背景，又如何逐漸深深根植於美國社會的各層面。全書視野宏闊，論述鞭辟入裡，有助於從新穎角度瞭解美國社會不光彩面相的根源。此外，書中對於智識分子處境、職責的探討，也具有超越國度和時代的深刻意義。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美國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等作品。他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是20世紀美國歷史學界有深遠影響的學者。

譯者簡介：

胡翠娥

1970年出生，翻譯學博士，現為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系主任，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西翻譯史與中西文化；南開大學2016年“良師益友”獲獎者。著有《文學翻譯與文化參與——晚清小說翻譯的文化研究》《翻譯的“政治”——現代文壇的翻譯論爭與文學、文化論爭》；譯有兩卷本《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著），入選“2018年中國出版30本好書”，獲得“2019博庫‧錢江晚報春風悅讀盛典”金翻譯家獎和2019書業年度評選‧翻譯獎。

美國思想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名著《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對反智主義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畫。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作者是當時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歷史學領域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梁文道

霍夫施塔特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和作家……關於著書立說，我從霍夫施塔特那裡受益極多。他對我在寫作中關於種種重要議題的思考，也有著巨大的影響。

——埃裡克•方納（美國歷史學家，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

霍夫施塔特是一位深諳思想且關心政治的歷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是一位深諳政治的知識分子型歷史學家。

——肖恩•威倫茨（美國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獎得主）

（長久以來）我們沒有進行全面的學術研究來證明“反智主義在我們的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 。霍夫施塔特這部有著豐富記錄、引證翔實的作品承擔了此項任務。

——丹尼爾•J.布爾斯廷（美國歷史學家，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

多虧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我們終於能夠從觸及根源的角度清晰有力地審視美國過去和現在反智主義的各個方面，儘管作者自稱此書是片段式的考查而非正式研究。此書內容廣泛，手法巧妙，充滿了豐富的感受力，而非迂腐之見或口舌之爭。

——《柯克斯書評》

第一部分　導論
第1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主義 / 3
第2章 不受歡迎的智識 / 28
第二部分　心靈的宗教
第3章 福音精神 / 61
第4章 福音主義和奮興佈道家 / 90
第5章 對現代性的反抗 / 132
第三部分　民主的政治
第6章 紳士的衰落 / 163
第7章 改革家的命運 / 194
第8章 專家的崛起 / 224
第四部分　實用文化
第9章 商業和智識 / 265
第10章 個人奮鬥和精神性技術 / 288
第11章 主題的變調 / 309
第五部分　民主制度下的教育
第12章 學校和教師 / 341
第13章 通往生活適應之路 / 367
第14章 兒童與世界 / 404
第六部分　結論
第15章 智識分子：孤立與順從 / 441

致 謝 / 484
索 引 / 487

不受歡迎的智識（節選）

在試圖評估我們這個社會使智識變得不受歡迎的條件之前，似乎有必要說一說人們通常理解的智識是什麼。如果希望理解一種普遍偏見，看看它的通常用法是一個好的開始。任何瀏覽過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流行美國著作的人，都會對“智識”（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之間的顯著區別感到吃驚。前者經常被用作某種綽號，後者絕不會。沒有人質疑智力的價值；作為一種抽象的品質，智力受到普遍尊重，擁有出眾智力的人會受到高度的讚揚。有智力的人經常受到贊許，智識分子有時也受到贊許，尤其當智識被認為包括智力的時候，但是智識分子也經常被人憎惡和懷疑。智識分子，而不是聰明之人，可能會被稱為不可靠、膚淺、不道德、危險；有時他甚至被說成不聰明，儘管他有智識。
雖然智力和智識要求之間的區別更多是假定的而不是界定的，但是通常的使用語境使得我們有可能抽取其區別的實質，它似乎是一種普遍認識：智力是一種卓越的思維，其運用範圍非常狹小、直接且可以預知；它是一種能巧妙處理事務的、可以適應環境的、可靠的務實品質——是動物品質（animal virtues）中最突出、最討人喜歡的一種。智力在有限卻清楚界定的目標框架內發揮作用，能迅速清除那些看上去對達成目標沒有幫助的思想問題。最後，智力的用途如此普遍，以至於你每天都能看到它在運作，被頭腦簡單或複雜的人所同樣欽佩。
智識則是思想中批評性的、創造性的、沉思的那一面。智力盡力去掌握、處理、重新整理、適應，而智識則審查、思考、理論化、批評、想像。智力會抓住某一情境的瞬間意義並且加以衡量，智識則對這些衡量進行衡量，尋找情境整體的意義。智力能夠被稱讚為動物身上的一種品質；而作為人類尊嚴獨特證明的智識，作為人的品質，既受到稱讚也受到攻擊。當我們這樣界定區別的時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說，一個眾人認可的具有敏銳智力的心靈卻是缺乏智識的；同樣的道理，為什麼在明白無誤的智識心靈中，我們看到相當高的智力水平。
這種區分可能看上去非常抽象，但是它在美國文化中頻繁得到證明。例如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從來沒有人懷疑，對智力的篩選和培養是非常重要的目標，而在多大程度上教育應當培育智識卻是一個爭論激烈的話題，而且公共教育多數領域的智識反對者行使了壓倒性的權力。不過，印象最深刻的例子來自美國人對發明性技能和純科學才能的比較。我們最偉大的發明天才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A. Edison）幾乎被美國公眾封神，圍繞他創造了一種傳奇。我猜我們不能期望純科學領域的成就會讓公眾對像愛迪生那些令人驚歎、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發明創造一樣給予相同的喝彩。你可能以為純科學領域最偉大的天才、現代物理化學的理論創始人約西亞•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會是一個在知識大眾中享有類似名望的人物。然而，雖然吉布斯的研究在歐洲非常著名，他在美國公眾眼中卻是個平凡的人，甚至在他執教32年的耶魯大學也默默無聞。耶魯大學在19世紀雖然曾經領先美國大學的科學成就，而在那32年間卻不能為他提供多於6位能夠理解其工作的研究生，而且從未想過授予他榮譽學位。
當我們談論智識在社會中的命運時，總會出現一個特別的難題；這個難題源自這一事實，即我們被迫使用職業語彙來談論智識，儘管我們承認智識並非簡單地與職業有關。智識在通常使用中被認為是某些行業和職業的一種特質；我們談論的智識分子是作家或者批評家、教授或者科學家、編輯、記者、律師、教士，或者類似的人物。正如雅克•巴爾贊所說的，智識分子是一個拿著公文包的人。罔顧這種方便幾乎是不可能的；智識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同各種攜帶公文包的行業聯繫在一起。但是我們中很少有人相信，某一行業甚至是學術行業的成員就必然是一個智識分子（就這個詞具有任何區別和苛刻的意義而言）。在多數行業，智識有所幫助，不過沒有它，智力能發揮同樣的作用。例如，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的學術界人士都是智識分子；我們經常對這一事實感到悲哀。我們知道，同受過專業訓練的智力不同，智識關聯的不是所有的職業，而僅僅是個人。當我們困惑于智識和智識分子階層在社會中的位置時，它不僅指我們心目中某些行業群體的地位，而且指附加於某一特定思想品質的價值。
大量可以被稱為文化熟練工（journeyman）的工作——律師、編輯、工程師、醫生，甚至某些作家和多數教授的工作——雖然非常依賴思想，卻不是鮮明的智識工作。任何學術或准學術行業的人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都必須掌握大量僵化的思想；如果想做好工作，他必須靈活使用它們，但是他的行業身份使他把這些思想當作工具來使用。問題的核心是——借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於政治的區分——職業人士依靠思想而生活，而不是為思想而生活。他的職業角色和職業技能並不能使他成為一個智識分子。他不過是一個腦力勞動者，一個技工。他可能碰巧是一個智識分子，如果那樣，那是因為他把其工作要求之外的一種關於思想的獨特感情帶進了自己的職業中。作為一個職業人士，他已經掌握了大量待價而沽的腦力技能，雖然這些技能非常熟練，但是我們並不認為他就是一個智識分子——如果他的工作缺乏某些品質的話，即無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考、現場觀察、創造力、激烈的批判能力。在家裡，他可以碰巧是一個智識分子，但是在職場，他是一個被雇傭的腦力技工，使用自己的腦力追求外部決定的目標。正是這個因素——目標受某種興趣決定還是受思考過程之外的觀點決定——刻畫出完全為單純的思想而生活的狂熱者（zealot）和腦力技工的特點，後者的頭腦不是為了自由思考，而是為了待價而沽。腦力技工的目標是外部施加的，不是自我決定的，而智識生活具有某種自發性和內在決定性。智識生活也有屬�自己的平衡，我相信這種平衡是建立在智識分子對待思想的態度中兩種基本品質基礎之上的，即遊戲態度（playfulness）和敬虔精神（piety）。
要界定獨特意義上的智識分子，有必要確定比如成為智識分子的教授或律師與不是智識分子的教授或律師的區別；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什麼讓我們能夠斷言，在這個時刻一位教授或者律師以一種純常規的職業方式行動，而在那個時刻他以一個智識分子的方式行動。區別不在於他所運用的思想特徵，而在於他對待思想的態度。我已經表明，在某種意義上，智識分子為思想而生活，也就是說，他對思想生活就如同宗教奉獻一樣，具有一種獻身精神。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智識分子的角色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繼承自神職人員的工作：它暗示理解行為中含有一種特別意義的最終價值。當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的時候，他觸及了本質。我們能聽到歷史上各種智識分子的聲音，用適合自己所處時代、地方和文化的不同語言，重複著他們對這種情感的體認。“人類的正當功能，從整體而言，”但丁在《論世界帝國》（De Monarchia）中寫道，“就是為了不斷實現智識的完整能力，首先是哲學思考，其次是通過思考的延展和為思考之故的行為。”因此，最崇高的事情，最接近神聖的事物是認識這一行為。這是洛克在《人類理解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首行就陳述的同一承諾的更加世俗、更加積極的版本。洛克說：“正是理解力使人類高於其他所有有感覺的生物，並且賦予他對它們的優勢和統治權。”霍桑在《福穀傳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結尾一段中評論道，自然為人設定的最高目的是“自覺的智識生活和情感”。終於，在我們這個時代，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在他的一部小說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如何充分地利用人生？”他的回答是：“把盡可能廣泛的經歷轉換成自覺的思考。”
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雖然絕對不是懷疑論者的專利，卻也經常成為他們唯一的虔誠信仰。幾年前，有位同事讓我看他寫的一篇短論，那是他為那些要在他的領域裡做進一步研究的學生寫的。文章的表面目的是展示他的學科框架如何能夠培養思想生活，但其實質是熱情地表達自己對智識工作的奉獻。雖然文章是由一個不可救藥的懷疑論者寫成的，但是我感覺自己正在讀的是一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媲美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的《職業使命》（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者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的《為善散文集》（Essays to Do Good）的宗教文獻，因為在文中，智識分子的工作被當作一種使命，就像老派新教作家筆下一樣。同事的工作被當成一種獻身活動、一種個人紀律，這麼想這篇短文情有可原，因為它體現的不僅僅是熟練與專業性，它是針對思想的作品，是自認為服務真理的作品。這裡的智識生活呈現出某種根本的道德重要性，正是智識分子對思想的這種情感才使我稱之為敬虔。這裡的智識分子是有傾向的——他做出承諾，為之獻身，採取立場。其他人自願承認的東西，即思想和抽象概念在人類生活中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則強制自己這樣認為。
當然，這裡涉及的不僅僅是單純的個人紀律問題，不僅僅是沉思的生活和理解問題。對於思想生活而言，即使可以被視為人類活動的最高形式，它仍然還是其他價值在人類社會得以提煉、重申和實現的媒介。作為一個整體，智識分子試圖充當人類的道德觸角，在根本的道德問題尚未進入公眾意識之前，預知且闡明它們——如果可能的話。思想家覺得應該成為諸如理性和公正等價值的特別衛護者，因為這些價值同他自己對真理的尋求相關。有時，他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鮮明的公眾人物，因為他的智識分子身份似乎面臨粗俗辱駡的危險。大家想想伏爾泰如何為卡拉斯（Jean Calas）家族辯護，左拉如何為德雷福斯申辯，美國的智識分子又如何因薩科與萬澤蒂（Sacco and Vanzetti）的審判而憤怒。
如果只有智識分子關心這些價值，那將是不幸的，而且確實他們的熱忱有時會化為烏有。不過智識分子也確實比其他人對這些價值的反應更加強烈。現代西方智識階層取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成就是，在任何意義上堪稱享有特權的所有階層中，智識階層對社會梯度上位於其下方之階層的福祉展示出最大和最持久的關懷。在智識分子的承諾情感背後，是一種信仰，即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個世界應該會對他展現的對於理性的寬容、對於公正與秩序的熱情作出回應。從這一信仰中產生了他對人類的貢獻以及同等程度的作亂（mischief）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