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簡體書）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美國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專注於美國政治、文化史。著有《改革時代：美國的新崛起》《美國的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等作品。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

1964年普利策非虛構類圖書獎

★ 探究“反智”問題的里程碑 批判性歷史著作的典範

本書為“反智”所下的定義和所做的解析為後世的相關討論和研究奠定了基礎。作者批判反智，但並不視其為毫無價值的膚淺之物，一味加以輕視。他帶著對美國社會的關懷與憂慮，以懷疑和探究的精神，試圖從“反智”現象的背後挖掘出問題的根源。

★ 以史鑒今 追溯“反智”怪象的源頭與流變 照見當代美國政治的紛亂現實

本書以“反智”為切入點，梳理了美國自殖民地時期以來數百年的歷史發展脈絡；同時，這本出版於半個世紀前的書，似又在一定程度上“預言”了今日美國社會的諸多“反智”怪相。這賦予了這本書以雙重的歷史性和奇妙的預見性。

★ 從宗教、政治、社會文化與教育制度四個方面的流變 書寫美國的“另一面”

我們常見的美國史，“國父”往往是備受擁戴的、政壇往往是清明進步的、教育制度往往是領先世界的、文人學者往往是春風得意的。但在這本書裡，你能讀到的這些方面都將截然不同。在“反智”的迷霧中，掩藏著鮮為人知的另一個美國。

★ 長銷半個多世紀 至今仍能在美國社會激起閱讀和討論的熱潮

本書英文原版首次出版於1963年，一直長銷不衰。從面世那天，到裡根時代、小布什時代、特朗普時代，再到今天的“後特朗普時代”，每過一段時間，它就會被人們重新想起，時時引發媒體和學者的討論與思考。

導讀 反智的煉成/任劍濤

序言

第一部分　緒論

第一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現象

第二章　智識不受歡迎

第二部分　感性的信仰方式

第三章　福音運動的衝擊

第四章　福音主義與奮興派

第五章　對現代性的反抗

第三部分　民主政治

第六章　紳士的沒落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運

第八章　專家的興起

第四部分　社會文化

第九章　商業與智識

第十章　白手起家與勵志型信仰的出現

第十一章　其他領域的智識無用論

第五部分　民主社會與教育

第十二章　學校與老師

第十三章　適應生活的高中教育

第十四章　兒童與他們將面對的世界

第六部分　結論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與社會疏離或被同化

致謝

註釋

索引

◎

導讀：反智的煉成

任劍濤

美國2020年的總統選舉，政客之間的對壘、兩黨之間的對峙、社會公眾的撕裂、知識分子的抨擊、情感對理性的嘲弄、大眾對精英的逆反，不唯引發了美國政治的僵局，而且格外令世人矚目。一者，這樣的局面讓人們認定，美國的燈塔效應黯然失色；二者，也讓人們對世界政治的走向生髮無限聯想，尤其是讓試圖取代美國而發揮國際領導力的國家浮想聯翩。美國政治真陷入了極化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國社會真掉進了極端陷阱而難以自救？美國人真的無法聽進精英們，尤其是知識精英們的勸誡而一味投入激進的行動，最終斷送國家前程？

經由美國總統選舉而生髮的種種質疑，讓人們再次覺察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的反智傳統》所具有的美國敘事的穿透力、揭櫫問題的洞察力、精到評論的持續影響力。這部著作，是一部試圖從反智的側面，揭開美國社會政治生活其中一個真實面相的力作。之所以是美國社會生活的其中一個面相，是指與反智傳統相伴而在的，美國還有另一個崇智的傳統在。這是霍夫施塔特本書一開篇也著力指出的一點。因此，千萬不可將《美國的反智傳統》讀成美國祇有一個反智傳統而已。反智，是美國崇智與反智相反相成的兩個傳統之一。並且反智絕對不是美國社會生活的主流。而且，反智最普遍的形式是溫和的、良性的，那些最惡性的反智僅僅見之於人數不多卻很活躍的少數團體。但著力揭示美國社會中反智面相的著作，在系統性、深刻性與影響力上，至今沒有超過霍夫施塔特這部著作的作品。這正是此書出版幾近六十年，在試圖理解美國當下社會政治態勢的人們眼裡，仍然保有其獨特價值的緣故。

霍夫施塔特這部著作的線索非常清晰。全書結構由三塊內容、六個部分組成：一是為全書評論奠定基調的“反智”定義，二是從四個方面揭示美國反智的成因，三是對美國反智傳統中知識分子的走向進行分析。概要地複述這一分析線索，外加它對理解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如中國所具有的指引作用，我們便可以知曉，這部著作為什麼會引起人們在當下對之的高度關注。

反智主義，是可以做多重解說的一個概念。如在後起的余英時那裡，就將反智在理論上與反智性和反理性相聯繫，在實際生活中將之與知識分子的處境相貫通。取決於這一概念的多種解釋可能，霍夫施塔特首先著力限定這一概念的特殊含義。他指出，比美國歷史還悠久的反智，在態度上表現為一種矛盾性的不喜歡智識和知識分子，在歷史主題上體現為時起時落的一股力量。 “將反智的這些態度與觀念聚集起來的是對思想生活，以及被認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懟與懷疑，和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至於一般人們所認為的學術圈的紛爭內訌，以及哲學上的反理性主義，都不屬於他所考察的反智。為了以鮮活的例證證明美國生活中存在的相關反智現象，霍夫施塔特舉證了相關事例：諸如對學究的普遍厭惡、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對專家的排斥、對純粹科學的拒斥、對知識精英的貶斥、對大學的嚴厲批評、對一般人的推崇、對文化創新的反感、對知識分子氣焰的憤慨、對教育的聲討、對非課業化教育的認可、對學校閱讀寫作與數學教育的非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反智現象表明，美國已經超過曾經的宗主國英國，可稱為世界上最不信任與鄙視知識分子與智識的國度。

反智是一種極其矛盾的社會現象。因為反智者並不是一味敵視智識的人，他們對智識是愛恨交織的。因為反智者常常是聰明博學的福音派牧師、善於表達神學觀的原教旨主義者、狡猾的政客、代表美國實際需求的企業家、在智識上自負且有堅定信念的右派媒體人、各種邊緣作家、不滿學術界左傾的反共專家，以及共產主義領袖。這些人並不以反智為務，反智浮現於主張進步與反對進步的兩股勢力敵對之時。因此，霍夫施塔特不抱消除反智的幻想。

人們何以會對智識與知識分子心懷不滿，並力加拒斥呢？這自然與智識和知識分子的特質有關。人們對展現腦子好使的智力一般持讚賞態度，但對錶現批判、創造及思索能力的智識則報以拒斥的態度。後者正是體現知識分子特質的地方：知識分子不是一般的職業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頗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斷、一手觀察、創新、尖銳的批判為特徵的人士。他們為思想而活。從傳統上講，他們秉承了蘇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現代來看，他們最關懷弱勢階層的福祉，並以此為自己的使命。他們深信世界一定會回應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義與秩序，對於人類具有獨特價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他們視思想遊戲為生命中最主要的價值，以追求真理為快樂，不太關心實用。他們由此體現出一種虔敬感，一種興致盎然的探究玩興。

社會很難接受知識分子的這些品質。尤其是專家的興起，讓實用獨領風騷。人們對專家能力望之興嘆，卻因此將對專家的憎惡轉移到知識分子身上。如果說他們對自然科學家不得不接受的話，那麼對社會科學家便嗤之以鼻。人們自以為不理睬專家的意見，既是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免於被擺佈的必須，又是公開透明的民主精神的體現。他們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專家。在一種對一無所知不以為恥的氛圍中，知識分子便成為讓人出氣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識分子以先知角色與公共角色交替發揮作用的時候，他們就更容易成為人們說三道四的對象。

在美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處境，跟麥卡錫主義的流行具有密切關係。由於20世紀上半葉美國知識分子深受左翼思潮的影響，因此從總體上偏左。反智就此具有一種追剿知識分子的特徵：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國際主義者、知識分子、採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黨等等，都不能倖免。一個從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國家，再到仇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鏈條由此串聯起來。加之美國由知識分子引領國家變遷與社會創新，他們更容易遭人妒恨。至於美國社會拒斥意識形態、崇尚行動的特質，也讓知識分子容易為國家錯誤背黑鍋。當人們拿知識與感情、品格、務實能力、民主平等相對比的時候，反智似乎就在所難免了。

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反智，觸目皆是。在霍夫施塔特看來，不外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一是宗教的原因。 “美國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信教思想的產物。美國殖民者接觸知識的第一個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個動力也來自宗教。”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看，富裕的階級喜歡把宗教理性化，並遵守宗教的繁複儀式。而中下層階級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較感性，反感宗教儀軌和上層牧師的訓導，重視自己內在的宗教體驗。這樣的宗教定位，一方面與宗主國英國的宗教抗爭相關，那是一種激烈反抗信仰智性化，試圖滿足信仰者的社會與精神需求的平等訴求；另一方面，則與美國宗教的紮根、傳播、定位具有密切關係。僅就後者而言，美國在殖民時代的傳教，就顯得多元而自由，但總體上講是傾向於智性與感性的平衡的。在18世紀大覺醒運動中，第一代清教徒的熱情與良好教育成為歷史。其間興起的奮興派，走上了結合熱情與激昂的道路，甚至出現肆意攻擊傳統教會、藐視教會慣用禮儀的牧師。這固然有助於宗教復興，卻是以犧牲理性的信仰為代價的。這一運動加重了反智傾向，為美國的反智帶來第一場短暫的勝利。

到19世紀，美國的宗教多元局面形成：既擺脫了單一制式的教會，便擁有了信仰自由，一個信仰上的“自由競爭市場”出現了。教會成為一種自願性組織，信徒可以自願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會。在美國瀰漫的掙脫陳腐舊歐洲、確立昂揚新精神的氣氛中，一種旨在回歸基督教原初的純樸精神、回歸《聖經》尋找信仰之鑰的努力，成為宗教傳播的努力方向。而志在傳播福音的教會組織宗旨，成為不同教派開展活動的共同取向。牧師也就此成為社會發展的促進者，而不是傳統的守護者。牧師以其個人魅力和星級高低展示影響力，其欠缺智識便是必然。像芬尼那樣拒讀神學著作、只讀《聖經》、全力訴諸感性的牧師，成為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在美國本土興起的衛理公會，其時也採取了原始的宗教實用主義，只要有利於短時間內拯救更多靈魂的方法，都在提倡之列。即便在衛理公會新老派別分流的情況下，老派人士對新派設立學院、大學、神學院與興辦期刊的舉動，也是拒斥的。他們認為這些做法對傳播福音並無益處。浸信會的傾向與此相仿。佈道家穆迪採取了與芬尼震懾聽眾不同的和藹可親方法，成為19世紀末美國福音派佈道第一人，但他卻把佈道完全弄得像做生意。而20世紀早期著名的宣道者戴森，更是用一種粗俗、娛樂的方式佈道。他們對教會注重吸引有錢人和大學生是很不以為然的。

美國的宣道者們所採取的這些反智行動，是與他們立意對抗現代主義的意圖相聯繫的。這尤其鮮明地體現在20世紀的美國。教會信眾在內心裡對現代主義的抗拒毋庸多言，而美國社會日益強烈的世俗觀念對宗教的挑戰、達爾文進化論及新興都會生活方式的流行、教育的普及、人口的快速遷移與全國性的思想交流，使挑戰顯得更為嚴峻。這激發了那些基要主義者在宗教上反對現代主義、在文化上反對現代性的激情。福音派以一種男子漢氣概激昂地抗擊社會變遷，因此將美國社會推向一個要么按照智識界標準過理性生活、要么按照教會要求過宗教生活的抉擇關頭。在美國建國早期，兩者的相互尊重蕩然無存，敵對情緒日漸高漲。尤其是在工業化迅猛發展、都市教會興起、達爾文主義流行開來之後，讓國家陷入一個傳統的、鄉村的、小鎮式的美國與現代的、城市的、都市的美國的全面對抗。舊美國與新美國之間的對峙成為一種定勢：具有拓荒精神的美國平民大眾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戰鬥因此打響。人民與寡頭知識分子，不僅在身份上截然不同，而且在信仰與信從進化論、在多數人與少數人、在信從傳統與服膺現代上面截然對立。循此發展，基要主義與極右政治勢力結合起來，共同抗拒美國的專業化趨勢，並且將一些人對新政的厭惡、民族情緒、抗拒反種族隔離聚合起來，促成一種非善即惡、永恆對抗的反智思維。

美國反智主義的第二個動因在民主政治。霍夫施塔特認為，美國在開國之際，出現過一個紳士精英集群，這讓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較為融洽。 “當美國獨立時，知識分子與權力間的關係並不是個問題。開國元勳們都是知識分子。雖然國體是朝向民主發展，但是治國者都是上層階級精英：在這個精英群體中，知識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權力。”但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就在國父們那一代，便出現了悖反的現象：“偉大世代”的領袖們不再團結，陷入了相互攻訐的窘境。而第一個反智的受害者便是杰斐遜：他被視為哲學家，不具備當總統的資格；他承受人身攻擊，被認為膽小、異想天開、固守原則、閉門造車、思維遲鈍、關鍵時刻猶疑不決。攻擊他的人認定，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識，而是性格。這樣的批評奠定了美國反智的政治定勢：只要會思考，就不會決斷。美式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成了針對政治家的反智論基調。這是平等主義政治對專家政治的敵意所必然導致的現象：人們不信任智識與財產階級，只信任來自自身經驗的直覺。精英被認為是圖謀奪取大眾利益的群體，是對抗“多數人”的“少數人”。由此人們對教育也懷抱一種疑懼態度，採取一種技教態度，拒斥博雅教育。當杰斐遜主張的平民智慧演變成傑克遜主義的民主信念後，便催生了美國政治史上的第一場反智運動：不信任專業知識，痛恨中央集權、精英統治，希望消除特權階級的影響力，認為人民可以輪流當家。經由亞當斯總統與傑克遜主義的較量，“能寫”的前者對付不了“能打”的後者，行動派就此戰勝了智識派。當為了打贏選戰，讓輝格黨放下身段迎合下層百姓時，紳士就趨近消失，專家被逐出權力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