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精)（簡體書）

1953年的選舉中，奧爾梅亞被任命為都靈一家投票站的監票員。對手黨派為了拉選票，引導成群的殘障人士參加投票：在吠叫、大笑聲中，在各種可怕的畸形人中，他們收集著那些臥床不起的病人的選票。奧爾梅亞旁觀著，反思著，他想要力挽狂瀾……
1963年問世的《觀察者》中，卡爾維諾毫不猶豫地切入當今生活，對生活發出鞭辟入裡的追問。卡爾維諾不再是從他個人、從心理上批判不確定性的一位作家，而是在現實之中描述這種不確定性客觀存在的作家：這一現實的本質難以探尋。

關於生平，卡爾維諾寫道：“我仍然屬於和克羅齊一樣的人，認為一個作者只有作品有價值，因此我不提供傳記資料。我會告訴你你想知道的東西。但我從來不會告訴你真實。”

1923年10月15日生於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濱海別墅猝然離世，而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熱帶植物學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學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敗類，是家裡從事文學的人。”
少年時光裡寫滿書本、漫畫、電影。他夢想成為戲劇家，高中畢業後卻進入大學農藝系，隨後從文學院畢業。
1947年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從此致力於開發小說敘述藝術的無限可能。
曾隱居巴黎15年，與列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特、格諾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準備哈佛講學時患病。主刀醫生表示自己未曾見過任何大腦構造像卡爾維諾的那般複雜精致。

他在思想和創作上影響了以王小波、阿城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作家，作家李敬澤稱其為“飛鳥式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認為“他的書值得反復閱讀”。他用“輕、快、精確、形象、繁復”定義了新千年後的文學圖景，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卻因當年猝然去世而與諾獎失之交臂——他，就是伊塔洛·卡爾維諾。
他的作品以豐富的手法、奇特的角度構造超乎想象的、富有濃厚童話意味的故事，深為當代作家推崇，被稱為“作家們的作家”。他也是讀者心目中公認的文學大師，甚至成為某種符號和象徵，蘊含著無限魅力。

作品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翻譯介紹到國內，迄今已三十余載。他的諸多經典作品如《看不見的城市》《樹上的男爵》在豆瓣上都獲得了數萬人次9.0 分評價！

《觀察者》簡體中文版初面世，收錄卡爾維諾談《觀察者》——
十年磨一劍——“為了寫出這部如此短的小說，我花費了十年時間，比我以往的任何作品所用的時間都長”；
挑戰寫作舒適區——“我在《觀察者》中涉及的主題，即那種先天的不幸與痛苦，生育的責任，都是我以前從來不敢觸及的”；
標志著卡爾維諾新現實主義寫作風格的終結——“卡爾維諾在小說與散文充分融合的道路上大步邁進”。

義大利語直譯，呈現一流的閱讀體驗。卡爾維諾作品典藏版，精裝雙封設計，書脊燙金，封面採用原創線條圖，賦予每部作品文學個性。

要談伊塔洛·卡爾維諾的新作《觀察者》，該書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篇幅不長，原書不足百頁），我就不得不回顧卡爾維諾的作家生涯，看他如何寫出這部大作，因為作品不可能憑空而來。在此我只想提及一點，自從卡爾維諾成為一名成熟的作家後，他很快便在當今出類拔萃的寥寥幾位敘事作家與散文家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今天他40 歲了）。當然在藝術風格上他也獨樹一幟，主要運用兩種表達手法。
種，我首先提到這一點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是那些在一種罕見的知識氛圍內展開的奇幻寓言式的、遊戲式的、雜技般奇特而巧妙的作品，例如《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這些作品用寓言式的手法為我們塑造了隱喻我們當下社會的象徵與人物；但是，當我們察覺到這一點時，我們又因找不到這些象徵確切對應的含義而備感苦惱。我們只知道自己身在其中。《不存在的騎士》塑造了當今社會遭受某種存在困難或缺乏存在的象徵性人物，但是它可以涵蓋諸多千差萬別的方面。
另外一種表現手法集中體現在大部頭《短篇小說集》與像《煙云》和《房產投機》這樣的中篇小說中。在這些作品中，不再有童話，卡爾維諾毫不猶豫地切入當今生活。籠統地說，主角追隨馬克思主義，但卻與義大利北部的資本主義或新資本主義你來我往。這種獨立於任何政治制度之外的，其發展不可逆轉的工業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自然”，並且構成了人類活動的必要環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否認它才算是正確的， 或者應以嚴謹睿智置身其中，用明察秋毫來彌補所有預設解決方案的不足？
《房產投機》講述的是一位出生在利古裡亞的知識青年，一直與他母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後來他不得不面對混凝土“森林”以鋪天蓋地之勢吞噬了綠地山坡，並且毀掉了所有回憶的事實。他明白其中一切苦衷：老人的苦衷，年輕人的苦衷；被吞噬的花園的苦衷，混凝土吞沒花園的苦衷；他咽下所有這些苦衷。“總之，他什麼都懂，該死！”然後，到底該置身何處，置身其中還是置身事外呢？誰真正置身於時代的現實之中，是那個狡詐的投機商還是假裝保持純潔之心而逃離的人呢？他不知道該如何置身事外，也不願意置身事外，等等。於是，工業文明中誕生了哈姆雷特式的知識分子，他糊裡糊塗，猶豫不決，使出渾身解數，卻處處碰壁。他希望融入其中以便尋求出路。
對於這個“拒絕樣貌”的世界，我們無法將和諧強加於它， 因為無論是回首過去，還是展望未來，和諧與它都格格不入。當我們描繪未來，未來也會像過去一樣變成陷阱。我們可以在小說《觀察者》的後找到這樣一句話：“……一切都越來越複雜，想要在任何既有積極面又有消極面的事物中區分其積極與消極也變得越發困難，放棄表象而尋求非暫時性的本質也變得越發必要： 這樣的本質為數不多且仍然變化不定……”
1953 年的選舉中，義大利共產黨員阿梅裡戈?奧爾梅亞被任命為都靈一家投票站的監票員。（他的對手）多數黨為了拉選票甚至發動了殘疾人、智障患者和臨終之人參加投票。奧爾梅亞在科托倫戈內部的一個選舉站度過了一天時間：自然的苦難成為政治活動的工具；成群的殘障人士被引導著參加投票；病房中，在尖叫、大笑、吠叫聲中，在各種可怕的畸形人中，他們收集著那些臥床不起的病人的選票；奧爾梅亞旁觀著，反思著……
情節大抵如此。因而，這是一部具有散文結構的小說，我認為，這是現代小說可以走得更遠的道路，不過，它與純粹而簡潔的散文大相徑庭，它充滿象徵，衝破各種邊界與限制，向外擴散從而獲得了更多含義。這種散文式結構帶來的結果就是集中、樸實、簡練，不允許婉約柔和，不允許想象豐富的題外話。當長篇小說只刻畫生活中的某一種情況（諸如《房產投機》），它則具備了中篇小說的外部特徵。但是在這裡，卡爾維諾在小說與散文充分融合的道路上大步邁進。《觀察者》超越了他到目前為止所創作的所有作品，原因至少有二。
個原因是，文章的體驗聚焦在諸如痛苦和悲憫等情緒本身，如此一來，慣常的同類主題在卡爾維諾筆下就超越了知識分子的衝突，被作者糅合在素材之中，從而得到轉變與升華。第二個原因是，監票員奧爾梅亞看起來確實與《房產投機》中哈姆雷特式的主人公非常相像，當然，他不是一位心灰意冷的意共黨員，並且，他相信自己的黨派，他願意相信它，也忠於自己的信仰；但他的思想也在不同的潮流之間飄忽不定，不時會遇到漩渦將他吸入其中，他也在“堅強的革命者”和“冷靜的自由主義者”兩種文化之間舉棋不定。他也渾渾噩噩，在實際行動中找不到充分的說服力，他只能全神貫注地思考、反思，甚至站在對手的立場上進行推理。
但是，比起之前作品中的角色，奧爾梅亞的形象更為單薄、透明。他的個人特徵，無論他是否為共產黨員，以及他是否為一位懷疑論者，對我們而言基本上不重要。在我們看來，甚至連他的反應和反思與他的性格也沒有任何聯繫，因為這一性格在他進入科托倫戈開始一天的體驗之前就已經定型了。奧爾梅亞就是一個“某人”，一只觀察事物的眼睛，記錄事物的思維。我相信， 如果卡爾維諾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前行，他將越來越不在乎人物性格的心理定義，而是將其變為一種思維功能，而這一思維在其體驗之初就開始發揮作用了。
面對這一知識分子的眼睛，不確定性、流動性以及區分的困難都沒有體現在他的身上，而是體現在事物上；所有這些都是客觀而非主觀的；“哈姆雷特式的優柔寡斷”也體現在事物中，體現在現實本身，體現在至少今天我們稱之為生活的本質之中。因此，作為記錄的工具，即作家筆下的人物，正如卡爾維諾本人一樣，既嚴格又精準，而不夠精準與不夠堅定的則是記錄的內容。為基本且長久的真理“為數不多且仍然變化不定”，頭腦便成了落入磁場干擾區的一根磁針。
此種情況下，科托倫戈儼然變成了中心。在此間投票的人物（嚴重畸形的病人、修女、神甫等等）得到了濃墨重彩的刻畫， 我在此順便提一句，文中關於身份證件上的照片與人物之間關係的那部分描述非常出彩。但是，這種嚴格的檢查只能得出部分與暫時的結論，而重中之重不在於華麗的章節與孤立的畫面，而恰恰在於決定對材料進行觀察。
我們可以從一個問題開始：他們是否有權將缺乏思維能力之人用作選舉的被動工具？政治上的反應是：不能。在這一政治答案下，我要說的那些濁浪渦流則一涌而出。在什麼限度內可以稱之為人，到了什麼限度就不再能稱之為人？尚未變成人類的“自然苦難”究竟延伸到了哪裡，自然與歷史以及與人類工業之間的分界線究竟在何方？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說，這種苦難現在已經不再是我們的苦難了，它無權做出決定？還是說，人類是由世間存在的所有財富創造出來的，人類具有我們用愛不時賦予的界限？
可能對我們而言，明天，原子時代的正常人如同妖魔鬼怪， 而同樣，與“被遺忘的、可能存在的生物相比”，今天的我們才是殘廢、畸形的，不是嗎？奧爾梅亞的戀人，那位漂亮的姑娘， 奧爾梅亞曾試圖在她的美麗之中找到思想的堤岸，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的話，她其實不也有著一些與那些畸形人相同的苦痛嗎？ 如果拋開社會層面，進入個人的秘密地帶——例如那個來訪的父親與他癡傻的兒子，他們彼此需要，沉默地吃零食，彼此對視幾個小時——那麼能夠進入的範圍有多大？
追問還在繼續，鞭辟入裡。正因為鞭辟入裡，所以仍在繼續。在這部作品中，卡爾維諾不再是從他個人、從心理上批判不確定性的一位作家，而是在現實之中描述這種不確定性客觀存在的作家，並且這一現實的本質難以探尋。
圭多·皮奧韋內

前言
觀察者
後記

01
清晨五點半，天下著雨，阿梅裡戈·奧爾梅亞走出家門。他要去投票站，他在那兒當監票員。阿梅裡戈穿過狹窄而蜿蜒的街道，走在石子鋪就的殘舊路面上。沿街破舊的房屋裡肯定擠擠挨挨住滿了人，但在那個星期天的黎明卻毫無生氣。阿梅裡戈對這一街區並不熟悉，他從那些被熏得漆黑的墻磚上辨識著街道的名字，抑或是已被遺忘的捐助者的名字。他將雨傘傾向一邊，仰起頭，任憑雨水滴落到臉上。
反對派——阿梅裡戈是左翼政黨的成員——的支持者認為， 選舉日下雨是一個好兆頭。這是自戰後次投票以來的慣有想法，當時人們認為，天氣惡劣時，天主教民主黨的很多選民——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或是老弱病殘，或是蕭條的鄉下的居民——都會閉門不出。但是阿梅裡戈沒有如此心存幻想：現在已經是1953 年了，經過如此多的選舉，無論風雨交加還是烈日炎炎，組織投票早已有條不紊。
試想一下，此次政府各黨派要實施一項新的選舉法（其他人都將其戲稱為“《欺詐法》”），即獲得50% 1 的贊成票的聯盟將擁有三分之二的席位……阿梅裡戈知道，政治上的改變是漫長而複雜的，不要天天對它抱有期望，就像不要天天期盼有好運一樣。對他來說，就像對很多人來說一樣，閱歷的增長也就意味著變得日益悲觀。
另一方面，需要我們日復一日為之努力的道德總是存在的。在政治中，就像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對於那些不是傻瓜的人來說，這兩個原則很重要：永遠不要抱有太多幻想，要一直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皆可為自己所用。阿梅裡戈不是一個喜歡奮勇向前的人，在工作中，比起功成名就，他更喜歡做一個正直的人。無論是在公共生活還是工作關係中，他都不是所謂的“政治家”。必須補充一句，無論是從“政治家”這個字眼的褒義還是貶義來說，他都不是。（根據人們給這個字眼賦予的含義來說，有貶義， 也有褒義。這一點，阿梅裡戈還是清楚的。）他入黨了，這一點千真萬確，但不能因此說他是“積極分子”，他向往平穩安逸的生活，當他覺得某件事對他有用或者適合他時，他就不會退縮。在黨組織中，其他人都認為他是一位精通業務且非常理智的人。現在，他們讓他來當監票員。這是一項微不足道的任務，但又是非常必要且需要認真對待的，尤其工作地點是在大型宗教機構中的選舉站。天在下雨，注定一整天要穿著濕乎乎的鞋了。

02
使用諸如“左派”“宗教機構”之類的通用術語，並不是因為不想稱呼它們原本的名字，而是因為即使一開篇就宣布阿梅裡戈·奧爾梅亞加入的政黨是義大利共產黨，以及投票站位於都靈著名的科托倫戈內部，就準確性而言，這一伏筆也只是浮於表面，無關痛癢。在義大利，對於“共產主義”一詞，每個人根據各自的認知能力和經驗賦予了它不同的意義，所以需要進一步明確，進一步界定義大利共產黨在那個年代的義大利，在那種形勢下的作用，以及阿梅裡戈置身其中的方式。對於“科托倫戈”一詞，每個人不但賦予了它不同的意義，甚至賦予了它完全對立的意義。科托倫戈還有另一個名字，就是“上帝仁愛小院”。假設所有人都知道那座龐大的福利院的作用是庇護諸多不幸的人——智障、畸形人以及那些只能隱藏起來不允許被任何人看到的人， 也必須確定它在市民的悲憫之心中的至高地位，即使在那些沒有任何宗教觀念的人心中，它也激發了人們的敬意；與此同時，它在選舉爭議中所扮演的角色則完全不同，它幾乎成了弄虛作假、徇私舞弊、濫用權力的代名詞。
實際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投票已成為強制性要求， 而各類宗教福利院成了天主教民主黨的重要選票儲備地，因此， 每次都有癡傻者，或者即將去世的老人，抑或由於動脈硬化而癱瘓在床的人以及缺乏理解能力的人被帶去投票。在這種情況下， 既滑稽又可憐的趣事層出不窮：有的選民吃掉了選票，有的選民拿著選票站在投票的格子間裡，自認為是在廁所裡，於是就用選票解決了生理所需，而癡傻者中學習能力的則魚貫而入，同時用合唱的方式重復著名單的序號和候選人的名字：“一二三， 夸德雷洛！一二三，夸德雷洛！”
阿梅裡戈對此了然於心，他既不好奇也不驚訝，他知道悲傷且緊張的一天在等待著他。根據市政廳發放的工作簽到卡上標明的指示圖，他透過雨霧尋找著福利院的大門。他有種跨越世界邊界的感覺。
該機構盤踞在幾個人口稠密且貧窮的社區之間，占地面積龐大，堪比一個社區，包括若干幼兒園、醫院、福利院、學校和修道院，幾乎是一座城中城，四周圍墻高築，且制定有若干規章。機構輪廓呈不規則形狀，這是一個通過不斷遺贈、建設以及在接二連三的倡議下逐漸擴大的軀體：可以看見高墻之內的屋頂和教堂的哥特式尖塔，樹冠和煙囪。道路將建築群分割開來，空中走廊又將它們連接——就像有些老舊的工廠一樣，是出於實用性而非美觀性建造的——墻壁裸露，柵欄緊閉。建築群對工廠的記憶不僅僅反映在外部，它們還必須具有與大企業創始人別無二致的實踐才華和主創精神，只是這種才華與精神體現在扶弱濟困上， 而不是生產和利潤上。也正是這種才華與精神激勵了那位天性單純的牧師在1832 年至1842 年間，克服重重困難與誤解，創立、組織並管理起這座具有新興工業革命之規模的慈善豐碑。對他來說，他的名字——那個溫厚的鄉村姓氏——用來命名這個享譽世界的機構之後就失去了所有的個人含義。
……然後，在粗暴的民間俚語裡，這個名字經過翻譯就變成了一個嘲諷性的稱謂，意為白癡、蠢貨，根據都靈的習俗，甚至被簡化為“科托”。因此，“科托倫戈”這個名字，在本來不幸的形象上附加了荒謬（此類事情在瘋人院和監獄裡也時有發生）， 同時它也是慈善救助和強大組織力量的代名詞，現在，隨著選舉的到來，它還夾帶了愚民政策、中世紀、惡貫滿盈等諸多形象……
所有含義彼此交織。墻上的那些海報被雨水澆濕了，突然變得模糊不清，仿佛它們的侵略性都隨著後一晚的集會和進攻者的戰鬥而偃旗息鼓了，而前天，它們已經退化為膠水與劣質紙張混合的舊色斑駁。一層層浸透的紙張下，諸多對立黨派的標志隱約可見。對阿梅裡戈來說，事物的複雜性有時就像洋薊的葉子，層層疊疊，清晰可分，有時又如同一團糨糊，黏黏糊糊，意義不明。
義大利統一以來這一段歷史剛剛滿一個世紀，不過已滿是沉疴宿疾。即使他自稱“共產主義者”（以及今天拂曉他按照黨組織指示而行進在猶如海綿一樣濕漉漉的道路中），他也不清楚科托倫戈這一世代相傳的形式能走多遠（阿梅裡戈帶著些許諷刺和些許嚴肅，看到在那些教堂的墻壁之間，在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後一位匿名繼承人的角色中，哪怕是那些遺產中的一小部分也從未給這座囚禁了賈南諾的城市帶來好處），以及通往下一段歷史的出口還有多遠。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前進（當時是通過“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或“階級危機的自我意識”取得的進步，階級斗爭如火如荼，甚至驚醒了曾經的資產階級分子阿梅裡戈），或者更確切地說，近四十年，主要體現在階級斗爭上。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國際力量，革命已經做好準備。（因此，這場角逐也吸引了阿梅裡戈，盡管其中許多規則似乎是制定好的卻又晦澀難懂，讓人捉摸不透，但很多人有參與其中並建立了這些規則的感覺。）在參與共產主義的過程中，他總是一絲不茍，選擇那些為平凡普通的黨派任務，因為他認為這些有用，並且在這些方面，他總是做好壞的打算，即使在他秉持的（另外的通用術語）悲觀主義（這種悲觀部分源於世襲，這種憂鬱的家庭氛圍讓世俗的少數義大利人與眾不同，每當獲勝時他都會意識到他輸了）的情況下，也要保持鎮定，但又始終服從於更強烈的樂觀主義，如果沒有這種樂觀主義，他就不會成為共產黨員（所以首先要說的是：少數義大利人世襲樂觀主義，他們相信他們每次輸的時候都贏過；也就是說，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即使不是一回事， 那也是洋薊葉子的兩面），與此同時，與之相反的是義大利古老的懷疑主義、相對意識、適應能力和期待能力（也就是那些少數人的古老敵人，然後一切都變得錯綜複雜，因為那些與懷疑主義交戰的人不能對自己的勝利持懷疑態度，不甘心於輸掉，否則他們就會變得跟他們的敵人一模一樣），而重要的是，終於明白了本不需要很長時間就能明白的問題：這只是廣袤無垠的世界的一角，事情覆蓋面廣泛，我們不說別處，因為別處無處不在（甚至在這種情況下，也有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參與，但前者更自發地躍入人們的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