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與中國治理（簡體書）

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我國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國內外環境的複雜性，更使國家治理能力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考”。一方面，大流動時代的社會特徵之下，我國社會結構、城鄉體系與政經環節面臨重大變化，人口治理、城市治理、網絡治理與新技術治理等新問題接踵而至。同時，超大規模、風險社會、技術變遷與大流動時代交相疊加，使得國家治理能力面臨更多挑戰。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加速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國家間政治經濟實力變化，也對新時代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書從國家治理能力所面臨的挑戰入手，著力探索新時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有效路徑。

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主要著作有《中國七問》《黃河邊的中國》《如何研究中國》等。

劉炳輝，浙大寧波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理事、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訪問學者、《城鄉社會學評論》執行主編。

樊鵬，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治學會理事，中國政治學會青年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秘書長等。代表性著作有《國家治理與制度安全新視野》《社會轉型與國家強制：改革時期中國公安警察制度研究》等。

★★大變局之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將迎來哪些新的考題？本書匯集了十余位知名學者關於國家治理的前沿研究成果，致力於探索新時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有效路徑。

★中國的政治體制已日漸成熟，但複雜多元的社會結構考驗著治理體系的靈活性和高效性，如何運用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新技術進行治理升級，在“大分化”和“大流動”的時代保持“整合”（團結）；黨如何更好地領導龐大的政府體系，不斷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成為新時代治體建構的關鍵。本書針對當前社會熱點事件進行了專業、深度探討。

前 言

第一部分 變局下的中國之治

中國作為超大型政治實體的外部環境

“超級郡縣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內涵

重新認識 21 世紀中國社會主義使命

第二部分 中國治理轉型之道

以黨政科層制為核心的當代中國治理體系

中國的“郡縣化”經驗與現代化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危機治理的考驗

從社會治理走向生活治理

第三部分 當代基層治理之問

縣域治理中的角色關係與政治後果

作為基層的鄉鎮為何形式主義泛濫

如何克服縣級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

我國扶貧體系的制度優勢與治理經驗

精準扶貧的鄉村治理模式創新與挑戰

第四部分 邁向技術治理的未來

大型新技術公司的崛起與政治影響

反新技術巨頭壟斷的國家行動

數字人民幣背後的全球競爭重構

從監管區塊鏈邁向“區塊鏈監管”

反思“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能力

後 記

前 言

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這一百年，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 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有必要總結經驗，重整思路，展望未來。 面對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面對持續刷新人們認知體系的世界， 我們的國家治理經驗亟待全面更新。今天，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 議題出現了哪些重要變化?

“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主席指出， 今天我們迎來的既是歷史賦予的機遇，也是更為艱巨的挑戰。伴隨著 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充滿活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美國霸權主 導的全球權力結構正在受到衝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使中國的外部 環境變得更為複雜，多極化的世界格局與不斷革新的國際秩序，為中國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帶來了諸多風險與難題。 變局也意味著諸多不確定性。習近平主席強調:“當前，我國正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 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 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危機，無疑是對各國治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 的“大考”。面對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 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黨中央統攬全局， 果斷決策，高效部署，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全國人民 眾志成城，團結作戰，在恢復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的同時，也如期完 成了 2020 年脫貧攻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這表明中國的國家 治理體系建設已取得重大進展。

新冠疫情的衝擊，加速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國家間政治經濟實力變 化，原有的國際競爭和矛盾也變得更為激烈。從全球來看，這場危機 本該是一個警鐘，迫使人們反思並重視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革新之 路。然而，盡管既有的國際秩序弊端已暴露無遺，難以為繼，新的秩 序還遠未建立起來，且面臨重重障礙。全球經濟大衰退之下，保護主義、 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對國際關係與全球合作的發展構成了嚴重威 脅。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美國為了維護世界霸主地位，聯合其盟友加 強對中國的遏制，更使中國外部環境的複雜性、風險性劇增。

唯有加強中國自身的發展建設，才能坦然應對國內外風云變化的考驗。本書要探討的主題，是大變局之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將迎來 哪些新的考題。

第一個考題，是如何理解中國治理的新時代內涵。不同於百年前 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舊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百年大變 局中最重要的變量之一。在後冷戰時代，多極化之勢雖不可擋，國際 競爭依然是制度之爭，是發展模式之爭。新冠疫情以來，中國的快速 恢復得益於中國從未囿於意識形態紛爭，而是以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的態度，立足於基本國情，不斷自我調整和革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決定著我們 能否深刻領悟自己的時代使命。

第二個考題，是如何實現治理現代化的轉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 我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城鄉體系、經濟環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人口治理、城市治理、新技術治理、生活治理等新問題也接踵而至。 過去的發展成就會帶來大眾更高的期待和訴求，同時，中國的超大規 模、“郡縣”傳統、人口大流動等特性交相疊加，在全球化、風險社會、 信息技術爆炸的時代，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諸多的挑戰。國家規模 與高新技術的乘數效應在帶來生產力極大提高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社 會問題的高度複雜化。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轉型目標，要求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治理 體系的核心，梳理歷史傳統，補足現實短板。

第三個考題，是如何進行基層治理的改革創新。基層治理是國家 治理的基石，是聯繫國家與人民的橋梁。良性的基層社會治理，是國 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現代化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形式的變遷、城鄉關係的變化、人口大流動及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無 不是基層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轉變 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協調各方面利益分配和矛盾解決，以適 應時代的發展與人民的需求，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項浩大綜合性 工程。近年來鄉村振興的實踐，2020 年脫貧攻堅的勝利，都表明中國 的基層治理能力建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同時，深化組織改革，杜絕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仍舊是一場持久的硬仗，需要我們在治理 方法和制度建設方面做持續性的探索。

第四個考題，是如何抓住技術治理的時代浪潮。人類社會從電氣化、 機械化時代進入信息化、智能化時代以來，科技革命重塑了人類的經 濟活動和生活形態，也改變了傳統的知識體系和治理模式，此謂百年 變局之一。新技術產業顛覆了傳統的社會關係、組織運行和管理體系， 衍生出監管真空地帶。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提升了信息傳播的速率，拉 近了世界各地之間的距離，卻也不斷衝擊著傳統治理模式，甚至對國 家政治安全構成威脅。與此同時，科技之爭已然成為當今國際政治較 量的核心之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 的歷史機遇，既要大力發展新技術產業，又要規避技術帶來的政治風 險和社會風險，還要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來 建構一個立體的國家治理體系。技術治理，正在成為中國治理能力現 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環節。

針對以上四個問題，本書作了如下的內容布局:

第一部分以“變局下的中國之治”為主題。“中國作為超大型政 治實體的外部環境”作為開篇，為我們描繪了世界變局的歷史圖景， 從中標記中國所處的文明坐標;“‘超級郡縣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內涵”把治理從西方設置的議題拉回到中國的時代真問題上來，理 清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發展脈絡，並闡釋了中國治理體系的現代 演變與內在機制;“重新認識 21 世紀中國社會主義使命”以一場疫情 期間的跨大西洋對話，在批判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同時，探討了 新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未來。以上三篇文章分別從中國的國際競 爭環境、國家治理變遷和新時代使命的維度，提綱挈領地闡釋了當代 中國國家治理的要義。

第二部分以“中國治理轉型之道”為主題。構建新時代治理體系， 首先要明確其領導核心，“以黨政科層制為核心的當代中國治理體系” 指出了“黨政科層制”的創新內涵及其對於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中 國的‘郡縣化’經驗與現代化挑戰”進一步解讀了構成中國治理體系 的“大一統”和“郡縣化”兩大歷程，它們是中國古代政治智能的凝結， 但也面臨現代社會的新挑戰;關於現代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 危機治理的考驗”舉出了當下最典型的案例，提示我們直面“大流動 社會”及其治理難題，建立起兼顧“常態治理”與“危機治理”的完 備體系;“從社會治理走向生活治理”則從宏觀轉向微觀，關注社會 治理與人民群眾的直接關係，探討政府職能轉型的方向。

第三部分以“當代基層治理之問”為主題。為什麼基層治理亂象 不斷，誰在影響著治理?是“縣域治理中的角色關係與政治後果”發 人深省的追問;“作為基層的鄉鎮為何形式主義泛濫”“如何克服縣 級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兩篇直指要害，剖析了那些損害基層政府形 象的不良風氣的制度性根源，提出深化組織改革的必要性;貧困治理 問題，是當代中國迎接百年變局的一大挑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的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我國扶貧體系的制度優勢與治理經驗”“精準扶貧的鄉村治理模式創新與挑戰”兩篇旨 在總結中國扶貧體系對鄉村治理革新的關鍵性引導作用。

第四部分以“邁向技術治理的未來”為主題。對於反技術巨頭壟斷、 數字貨幣、區塊鏈、防疫信息治理等當下熱點話題都做了深度討論。“大 型新技術公司的崛起與政治影響”和“反新技術巨頭壟斷的國家行動” 探究的是如何對新技術產業進行有效監管，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國家 治理新機制;“數字人民幣背後的全球競爭重構”“從監管區塊鏈邁 向‘區塊鏈監管’”“反思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能力”這三篇文 章則關注到了技術治理的前沿領域，必須看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已日 漸成熟，但複雜多元的社會結構考驗著治理體系的靈活性和高效性， 運用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新技術進行治理升級，無疑是如虎添翼的 選擇。

本書是北京宣傳文化引導基金資助項目，由修遠基金會策劃組織、 多位知名學者共同撰寫，收錄了近年來關於國家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帶來新的啟發，也希望 它能幫助更多大眾讀者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意，為中國與 世界的共同發展而努力奮斗。

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危機治理的考驗

當代中國不乏危機治理的經驗，如應對 20 世紀 50 年代末的自然 災害、60 年代和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動蕩、80 年代末 的政治風波、1998 年大洪水、1999 年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2003 年“非典”事件、2008 年汶川地震等。這些危機更多都是自然災害和 政治軍事類的危機，具有局部性和暫時性，只要措施得當，舉全國之 力可以迅速戰而勝之。但 2020 年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其擴散極為 迅速，數日之內導致全國 31 個省區市均進入一級響應，“是新中國成 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謂“超級疫情”，其背後牽動著整 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至於被國家視為“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 次大考”。事實上，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應對“大流動 社會”的危機治理，而非常態治理，其經驗教訓都值得深入總結探討。

當“大流動社會”遭遇“超級疫情”

通過一段時間的疫情數據分析可以發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最 大的特點是“傳播力強”，而非病死率高。僅一個月時間，新冠肺炎 確診人數就超過了 2003 年“非典”在我國的總確診人數。此外，從 1 月 20 日國家領導人對疫情防控做出重要批示，到 1 月 23 日(臘月 二十九)武漢“封城”，僅僅時隔 3 天;從 1 月 23 日浙江等省份啟動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到 1 月 30 日西藏進入一級響應，僅 僅 8 天，至此大陸 31 個省級行政區全部進入一級響應狀態。而且，在 疫情防控過程中出現的物資緊缺、輿情洶涌、群防群治等，也深深影 響到幾乎所有中國人，春節一向的熱鬧情景頓時變成了“足不出戶” 的異常景象。因此將這場感染人數多、影響地域廣、全民動員深的疫 情稱為“超級疫情”並不為過。

“超級疫情”的快速傳播首先當然是因為病毒本身的特性(傳播 性強、潛伏期長、潛伏期依然有傳染性等)，但能夠十余天裡擴散到 全國並掀起滔天巨浪，根本上還是由於中國社會的結構和運行出現了 前所未有的巨變。作為一場嚴重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衛生”是起 源，但關鍵問題是“公共”。疫情後續的防控最終還是要“群防群治”， 依靠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民眾積極參與，社會結構及其組織動員方式始 終是整個事件的要害，也是國家治理問題探討的起點。

本次疫情之所以能在全國範圍內快速傳播，主要有以下四個條件: 中國進入大流動社會、春運的特殊時期、武漢的交通樞紐地位、地方 政府初期反應遲緩。其中，第四個是容易引起輿論關注並被廣泛抨擊的， 但其實前三個是更為基礎性的。在分析重大社會事件時，我們既要看到“黑天鵝”，更要關注“灰犀牛”，思考那些從根本上制約和影響 這個時代的深層因素。

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整體上是較為靜態的，安土重遷不遠遊是 絕大多數人生活的常態，人們的婚姻、交往、貿易等活動範圍一般都 以本縣鄉為主。即使到了 20 世紀下半葉，計劃經濟時代的人口流動依 然很少，真正進入大流動社會的起點是 1992 年全面推進市場經濟。“大 流動社會的本質是分化、變遷和改革。其至少包含四大特徵，即流動 本身、內外有別、有序流動和信息爆炸。其帶來的挑戰集中在政府職 能難以穩定、地方改革衝擊統一科層體系、管理的財政成本高昂、信 息擴散突破科層控制”。而在此次疫情的特殊時刻，人口大流動更是 表現出比例高、頻率快、有周期、大區域、跨城鄉和出國境等突出特點。

按照現在一般的政策統計口徑，以離開戶籍所在鄉鎮街道半年以 上即為流動人口計算，2014 年我國流動人口達到 2.53 億的峰值，近年 略有下降，穩定在 2.4 億左右，即約 6 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占如此高比例是空前的。雖然我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和舉 家遷移的比例在近年不斷上升，但仍然要看到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 人口的穩定性整體還是較弱。如果說這種空間流動在平日表現還相對 溫和，在春節這一具有周期性的特殊時刻則體現得極為猛烈。2019 年 春運 40 天中全國旅客發送量達到 29.8 億人次，鐵路系統節前單日旅 客發送最高紀錄達到 1049.6 萬人次。聚焦到這次疫情感染地武漢，其 有戶籍人口約 990 萬，流動人口有 500 多萬，流動人口中有約 200 萬 是常住人口，約 300 萬是短期流動人口(包含約 100 萬大學生以及其他一些務工經商和短期旅行等人員)。這就是在 1 月 23 日“封城”前 500 萬人口離開武漢的背景。

當下中國形成春運這樣一種“地球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的原 因，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返鄉的農民工和放假的大學生是兩大主 力軍，同時還有個體經營者、中產階層和小企業主等群體。這些人日 常生活在大城市，但很多人的家是在遠方的鄉村，這就使得春節“回家” 約等於“返鄉”——這個“鄉”既是“家鄉”，也是“鄉村”。因此， 中國的人口大流動具有明顯的“跨越城鄉”特點。而且，隨著經濟發 展的內在邏輯展現，國家的經濟增長極越來越聚焦到大城市和城市群， 導致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聚集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遊和 成渝五大城市群，人口聚集度日益提高。比如此次疫情期間，除了湖 北之外，確診病例最多的是廣東、浙江、河南、安徽、湖南等省份。 河南、安徽和湖南比鄰湖北;廣東和浙江感染人數多，則是因為廣東 和浙江是全國跨省流入人口數量的冠亞軍省份，外來人口數量巨大， 而且粵浙二省在鄂經商人員較多，而湖北外出務工、經商或者定居於 粵浙的人員數量也同樣龐大。

疫情的迅速蔓延，是中國人口大流動這一新社會結構特徵的突出 體現。而城市內部並非外源輸入性的擴散傳播，則是現代都市生活方 式的內部高度流動性造成的。都市生活的一大特點是難以自給自足， 每個市民都必須依賴與他人、社會和系統的頻繁互動。比如，福建晉 江一位男子隱瞞武漢經歷，導致 4000 余人進行醫學觀察。這已經遠不 止“鄧巴數字”的規模(即人類穩定社交網絡數量約 150 人)，典型 體現了人口流動與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

面對大流動社會及其治理難題，經過 30 余年的經驗積累，總的來說我們逐漸完成了從疲於應付向逐漸適應的轉變。對照世界歷史，我 們發現在城市化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人口大流動挑戰下，各國的應對 過程均十分艱難。過去歐洲遭遇社會動蕩和革命頻仍，眼下印度、巴西、 南非、埃及和土耳其等發展中大國面臨大量城市貧民窟和嚴重社會衝 突問題。而中國 30 年來還是保持了基本的社會穩定、城市整潔和公共 服務有序供給，這說明中國對大流動社會的“常態治理”取得了卓越 成效。整體來看，大流動社會對原有治理體系在初期形成了較大衝擊，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組織變革和技術能力提升之後，中國的治理體系很 可能延續其中央集權導向的“郡縣國家”傳統，但要轉型升級為面對 流動社會的“超級郡縣國家”。

大流動社會的疫情，一方面給正在完善的治理體系帶來了空前的 挑戰，如治理體系的決策和運轉效率以及協調彈性和執行力度等;另 一方面，它暴露出的問題，也為健全治理體系提供了深刻思考的契機。 筆者認為，此次疫情讓中國面臨著迥異於“常態治理”的“危機治理” 難題，此時流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性——這跟常態時主要是正面積極 作用不同——所以導致了全社會不得不突然“暫停”。因此，面對這 突如其來的“暫停”，一方面需要檢討“暫停狀態”的應對過程中有 什麼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也要觀察在“暫停”到“重啟”的過程中又 遭遇了什麼新問題。

疫情初期的低組織化揭示治理短板

觀察本次疫情“危機治理”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從時間線 索和行動主體兩個維度來考慮，大致可以 1 月 20 日國家領導人做出重要指示為界。之前的一個多月時間可以稱為地方主導的“防控初期”， 之後進入中央主導的“總體動員時期”;行動主體可以分為中央、地 方黨政、專家群體、基層群眾。

在疫情防控初期，基層群眾較為穩定，其不足之處主要是生活習 慣和衛生習慣，這是一個深層次的“生活治理”問題。

在疫情防控進入總體動員時期後，中央指揮調度力度很大，形成 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局面，各地也迅速落實嚴防死守。但此 時，基層一度出現了信息混亂和搶購物資等情況。而在武漢等疫情重 點區域，因為“封城”等史無前例的舉措，以及患者激增形成的對醫 療資源的“擠兌”效應，導致診療困難、物資匱乏、援助資源分配混亂、 基層幹部應對能力不足等情況。

從社會層面來看，疫情防控過程中的關鍵難題，是基層社會的低 組織化及其所蘊藏的治理風險，這一風險在城市社區暴露尤其明顯。 我們在充分享受人口大流動帶來的繁榮之際，卻忽視了與其相伴而生 的一個重要社會特徵，即整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大幅度下降了。城市 的強項是“生產”與“消費”，生產更為優先，故所有社會關係按照 生產優先的原則進行組織和運轉，人們更多歸屬到各個工作“單位”， 而非歸屬到“地方”(社區)。哪怕是黨組織關係，都是以單位管理為主， 社區黨建主要還是依托退休人員。城市社區長期是以陌生人社會和半 熟人社會為主，社區更多體現出“姓區不姓社”的特點。城市基層社 區的這種狀況與傳統社會中生產生活功能合一的農村不同，也與計劃 經濟時期的城市集體社區不同，這是今後加強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必 須注意到的地方。

城市社區組織化程度較低的後果主要有兩個方面。

其一，低組織化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典型體現是出現對醫療資源 的“擠兌”和物資搶購等。城市重生產，輕生活。生活並不僅僅包括 消費和家庭人際關係，人們關注的更核心內容其實是教育和醫療等關 鍵公共資源。優質醫療資源的集中化，在平時表現為群眾“看病難” 的抱怨，在危急時刻就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衝突。

網絡信息和謠言，是造成這種社會恐慌的一個重要因素。移動互 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信息發布異常便捷。當前，除了關注官 方的權威發布之外，人們還高度依賴自媒體和微信等社交媒體獲取信 息。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視角看，弱勢群體因為抗風險能力弱，往往對 風險更加敏感，產生更強的自我保護意識，特別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 和分辨能力弱，他們更容易相信各種手機 App 和微信公眾號上的短平 快信息。此外，普通民眾出於自身能力有限的顧慮又常常做出過度反應， 大眾的集體非理性行動往往會製造出新的風險，如日本核泄漏後引發 的搶購食鹽熱潮等擾亂正常經濟秩序的情況。因此，任何重大災害後都 幾乎必然遇到謠言造成的次生風險，進而誘發新一輪的社會危機。

另一方面，從媒體角度來看，即使我們排除惡意造謠，商業媒體 在利益驅動下，也是不斷製造虛虛實實的新熱點。海量信息在給自媒 體生產者帶來“流量”的同時，也不斷地強化社會的恐慌情緒。但是， 媒體市場化運營以及自媒體發達之後，又無法一禁了之。這也是治理 的挑戰與困難所在。

但是，我們要正視的問題是，網絡信息和謠言只起到了推波助瀾 的作用，本質上它們不過是加快了社會低組織化結構性弊端的暴露速 度。全國範圍內搶購口罩在春節前已經發生，而且隨著“封城”的出現， 各地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囤積糧食等現象。互聯網時代的這種全國行動的快速同步性蘊含著巨大的挑戰和風險，任何物資都經不住全國人 民的集體搶購囤積。此外，隨著城市化水平上升和農村的市場化程度 加深，即便是農村群眾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市場交易，大量生活物資 需要到超市購買，而並非自給自足。這和 17 年前“非典”時期很不相同， 當年的城市化率和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農村更容易自給自足，所以 那場危機與中國農村擦肩而過。

社會的低組織化意味著個人缺乏基層組織的庇護，這導致防疫壓 力落到家庭和個人身上。不管是落實執行防疫要求，還是搶購囤積生 活物資，抑或求助醫療資源以及治療期間的扶助，人們最終以家庭為 單位展開應對行動。在危機時刻，這種群體性行為就會特別突出。“醫 療領域出現的大醫院人滿為患以及醫患衝突越演越烈等現象，在本質 上就是緣於醫療資源配置的基本單元規模不適度。市場化導向促使優 質資源向大醫院集中並因此導致基層分級診療體系效果不彰。”

市場追求的是效率邏輯，容易導致兩極分化，其體現的是“人之 道，損不足而補有余”，若不加節制則必然導致道德滑坡和社會解體。 社會追求的是公正團結，呼喚的是“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以 黨為核心的國家治理體系此時就需要“替天行道”，方法就是以加強 基層組織建設來推動優質資源均衡分配，尤其是在教育、醫療、住房 和養老等促進社會再生產的領域。

當前中國社會的就業主力已經脫離“體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城鎮就業人口，還處在較為典型的單位體制中”。而與此同時，“那 些在黨政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比沒有單位的人，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 高 8.5 倍”。讓普通百姓能夠獲得組織的關照，去對接國家和社會的 優質資源，這是基層社會建設的著力點。在此過程中，黨才能既促進 市場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長期共存，也增強自身的權威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