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歷的20世紀（簡體書）

人物介紹

導言　德國人經歷的敘事

第一部分　戰前的童年

第一章　帝國的祖先

第二章　魏瑪的孩子

第三章　納粹的青少年

第二部分　戰時的青年

第四章　男性的暴力

第五章　女性的掙扎

第六章　受害者的苦難

第三部分　戰後的成年

第七章　作為全新開始的戰敗

第八章　民主的成熟

第九章　共產主義者的失望

結語　斷裂生活的記憶

致 謝

注 釋

文獻列表

索引

導言：德國人經歷的敘事（選摘）

與年長的德國人談論他們的過去會引出令人稱奇的故事，其中的所謂事實經常比小說更離奇。比如，1945年3月16日夜，在一次英軍對中世紀古城維爾茨堡（Würzburg）的轟炸中，托尼·舍費爾（Toni Schöffel）與她的三個年幼的孩子在防空洞裡擠作一團。當通風井被擊中時，“他們陷入恐慌，因為煙飄進了房間”。挖開被堵住的入口後，他們面對的是火的地獄，自家房子的正面已經被燒塌。“大火形成的氣流如此猛烈，托尼不得不抓住孩子們，以防他們被卷走。”最小的女孩坐在手推車上，這些滿身污泥的幸存者不得不步行25公裡，直到一位友好的農民最終接納了他們。但他們的父親保羅仍然沒有音信，他正在前線服役：“他被擊中了嗎？已經陣亡了嗎？”在戰後恢復的表象之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種生活被破壞或喪失親人的故事，顯示了獨裁和戰爭的毀滅性影響。

傾聽這樣的故事能大大拓寬我們對20世紀的了解，因為它把普通人放回到關於重大事件廣為人知的敘事中。這種角度的倒置不再專注於高層政治的進程，而是突出了人的維度，顯示了一種長期苦難和意外幸福的奇特混合。貝蒂娜·費爾回憶說：“只有通過重述個人命運，才能真正理解人們遭遇的千百種不幸。”一方面，許多人同不受他們控制的力量苦苦搏斗，變成納粹等獨裁者要求的共謀。另一方面，盡管面對自由主義西方和社會主義東方之間的冷戰對峙，從這些災難中走出的幸存者還是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對普通人生活的持續關注將災難和重建的宏大故事分解成了無數關於生存和恢復的個體故事，顯示了政治衝突無法抵御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打破了和平的存在，也提供了新的機會。

在這些個人敘述中，納粹獨裁、二戰和大屠殺是中心旋渦，無可挽回地改變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生活軌跡。雖然一戰和惡性通脹造成的痛苦看上去已經夠糟了，但魏瑪共和國還是提供了進步將會重啟的希望之光。然而，大蕭條的災難後果引發了大眾的不滿，新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趁機上位，通過提供一種扭曲的民族情感恢復了德國人的驕傲。盡管這些故事印證了希特勒最初受到的歡迎，但它們也表明了通過戰場交火、平民轟炸和種族清洗，罪惡的毀滅戰爭如何最終反過來不斷傷害德國人民自己。戰爭最後歲月裡的戲劇性轉變把曾經的作惡者變成了受害者，在人們的頭腦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記，因為這導致那麼多人喪生，就連那些足夠幸運地存活下來的人身上也留下了疤痕。

這些生命故事還暗示，更加和平的20 世紀下半葉為個體帶去了一些寬慰，讓他們可以重建破碎的生活，繼續進行自己的私人事務。許多戰後的決定有意無意地避免重復過去災難的可能。冷戰期間，想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狀態，個人和集體需要專注當下，付出巨大的努力。西德所追求的物質財富和東德追求的社會平等在幾十年間吸引了大量關注。許多人成功地忘記了自己的噩夢，他們重建了個人關係，沉浸在職業成功中，通過買車、建房和國外旅行收獲著繁榮的戰利品。但對一些人來說，隨著他們的退休，戰敗、逃亡、驅逐和戰後饑荒的可怕記憶卷土重來，迫使他們接受遲來的清算。正是這個痛苦的自省過程最終把許多德國人變成了和平的民主派。

想要理解這些截然不同的敘事，需要一部內涵大於單獨個體，但又小於整個社會的集體傳記。限制範圍的一種方法是專注於特定的年齡群體，諸如20 世紀20 年代出生的孩子，歷史事件對他們生活各階段的影響尤為明顯。他們的父母目睹了一戰，他們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度過了童年，納粹的獨裁統治令他們深受影響，因為他們的少年時期恰逢第三帝國之初，迫使他們對希特勒的統治表明立場。當他們即將成年時，二戰期間服兵役或擔任文職的危險，以及迫害和大規模謀殺都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從戰敗和毀滅中幸存下來讓他們可以開始新的生活，在聯邦德國或民主德國跨入成年，最終驚訝地目睹共產主義統治的結束。我不想假稱那代人擁有某種不存在的統一性，讓他們與眾不同的是私人事務與公共事件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出生於1918 年一戰末和1933 年納粹掌權之間的年齡群體包含了大量在20 世紀留下自己印記的著名人物。在政界，有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 年生）和他的繼任者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1930 年生），以及總統裡夏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20 年生）、外交部部長漢斯—迪特裡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 年生）、民主德國的間諜頭子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1923 年生）、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1928 年生）、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 年生）。在文化界，有海因裡希·伯爾（Heinrich Böll，1917 年生）、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年生）、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 年生）和克裡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1929 年生）這樣的作家。在社會思想家中，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1927 年生）和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年生）最為重要。其他名人包括足球運動員弗裡茨·瓦爾特（Fritz Walter，1920 年生）、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 年生）、影星希爾德加德·克內夫（Hildegard Knef，1925 年生）、指揮庫爾特·馬蘇爾（Kurt Masur，1927 年）。雖然這些人的生活大多已經廣為人知，但他們和許多德國人有著共同的成長經歷，就像後文將會詳細描繪的。

本書中所選的70 多個故事包括了對民族社會主義形形色色的反應，從熱情的支持到勇敢的反對。最難找到的是那些支持希特勒的狂熱納粹分子的故事，因為他們不願提及自己是共犯。有十多名民族主義合作者更願意傾吐，1942 年前，他們一直在慶祝自己的軍事勝利。大部分回憶錄來自不關心政治的人，讓他們感到驕傲的僅僅是通過巧妙的智謀在第三帝國幸存下來。數量不那麼多，大約占總數十分之一的是納粹統治的批評者，他們描述了自己拒絕順從的小舉動，證明自己沒有失去尊嚴。只有少數故事來自積極抵制第三帝國甜言蜜語的一小群人。由於猶太人或其他納粹受害者的聲音大部分被大規模謀殺所掩蓋，只有十多個集中營幸存者或因為及時移民而逃過一劫的人的故事被收錄。因此，這些書面證據反映了一種有些不完整的響應，它們刻畫了大部分人的經歷。

對於20 世紀下半葉，我們必須選擇另一類對政治的反應，因為納粹的敗亡顛覆了效忠關係，讓人生機會被重新洗牌。一個關鍵的差異在於追隨冷戰中衝突雙方的某一邊—有的加入聯邦德國的資本主義重建，有的加入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實驗。在來自西德的大部分故事中，文本顯示經濟成功促使人們至少在名義上接受了民主；而20 多個東德的自傳故事則表明，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反法西斯政策最初吸引了很多支持，但新的馬克思主義專制的建立造成了一批新的受害者，並迫使批評者逃亡。因此，東德人最終結束了共產黨統治，加入西德的體制，重新統一了他們的國家。這些關於物質繁榮和意識形態失望的迥異故事為敘事加入了一條不同的戰後軌跡。

為了避免大部分書面敘述偏向精英的傾向，恢復普通人的聲音，本研究試圖呈現德國人口中更多的部分。書中包括了源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自傳，大約一半來自中上階層，三分之一來自小資產階級，十分之一來自勞動階層。我選擇了來自不同地區的文本，以便反映德國社會廣大的地理範圍：20 多人來自西德，18 人來自東德，10 多人來自柏林。本書還包含了不同的宗教觀點，因為信仰仍然在中歐保有強大的力量：大部分人是新教徒，作為少數派的天主教徒數量也很可觀，其余是猶太人。我將盡可能選擇涵蓋整個生命周期的故事，以便將對早前事件的敘事同後來對其意義的反思結合起來。與更加有限的研究不同，本書中的六七十名個體組成的多層次樣本代表了更加廣泛的個人和集體經歷。

這些敘事顯示，絕大部分德國人在20 世紀經歷了生活的破碎，他們的生活被破壞到無法修復的程度。雖然第一個十年喚起了持續進步的希望，但一戰引發了一系列災難性事件，在許多社會層面上造成了生活的斷裂。魏瑪共和國的政治衝突撕裂了許多家庭，迫使他們做出意識形態上的選擇。經濟的不穩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太多人相信了種族主義獨裁者的承諾。兩次大戰期間的大規模殺戮和死亡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留下了悲痛和絕望。無數個體從東德逃離或被驅逐，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家園，被迫在其他地方重新開始。只有將其視作不顧一切地想要避免同樣的災難再次發生的努力，我們才能理解20 世紀下半葉的許多反應。因此，戰後對成功的強調似乎就像是在念咒語，想要以此消弭危險。

事實上，這些故事是為了彌合破碎的記憶而付出的敘事努力，一邊是將自己標榜為受害者來脫罪，一邊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認對罪行負責，在兩者間搖擺不定。自傳很少描繪作者自己的過錯，而是充斥著長久以來一直被歷史學界所無視的關於德國人苦難的驚人故事。關於前線的恐怖、蜷縮在防空洞裡、大規模強奸、逃亡和被驅逐的報道足夠可信，但它們常常不會提到的是，這些正是之前德國人的侵略造成的。頑固的民族主義者仍然會提出相對化的解釋，“我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我們都被納粹誤導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更加內省的作者會試圖檢驗自己的良知，承認至少部分參與了戰爭和壓迫。幾位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作者甚至會直面自己的罪行，並隨之表現出贖罪的欲望。正是這種努力克服同謀身份並表現出悔罪的努力讓德國人的記憶文化成了普遍意義上嘗試改過自新的典範案例。

在這些自傳中，經歷與記憶以獨特的方式融為一體，變得難以分開。從日常生活的瑣事到特別令人興奮的時刻，自傳的內容描繪了一系列以真實事件為核心的個人遭遇。但由於這些經歷是在幾十年後回憶起來的，除非通過與其他敘述、文件和學術分析的比較獲得核實，否則它們的真實性存在疑問。由於是基於記憶而寫，很少得到真實記錄的支持，這些回憶錄是選擇性、有偏頗和為了脫罪的，所提供的畫面並不完整。不過，它們也是引人入勝的材料，顯示了早年的經歷如何被記憶，這種記憶常常遵循由社會重述、文化反思和政治討論所構建的集體腳本。由於此類個人故事表達了對經歷的記憶，需要對它們的敘事形式進行解構，以便獲得多個層次的意義。正是德國人遭受的可怕痛苦讓他們奮力想要把記憶和遺忘分開。

由於這些回憶的描繪者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它們比許多學術分析更直接地反映了20 世紀的人類話劇。它們並非僅僅講述重要事件，而是呈現了與更大範圍的變化相互作用的大量個人經歷。相比其他國家，德國的發展遇到了更多令人吃驚的斷裂、領土變化和政權更迭的阻遏，使民族國家的概念本身也受到動搖。普通人奮力追求正常生活，想要以無關宏大政治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從童年走向成年。但超越個人的力量不斷打擾和平的生活，帶來死亡和毀滅的威脅。難民雅各比娜·維托拉意味深長地表示：“時間像狂野而洶涌的海浪一樣掃過我們，摧毀了一切。”面對這樣的危險，想要求生的人們有的與獨裁政權合作，有的無視他們的命令，有的甚至反對他們。這些人的故事為審視大眾生活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窗口，最終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