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諾頓注釋本)第二卷：歸來記（簡體書）

空屋歷險記 ╱ 001

諾伍德的建築師 ╱ 056

跳舞的人 ╱ 092

孤身騎車人 ╱ 132

修道院學校 ╱ 165

黑彼得 ╱ 215

查爾斯·奧古斯都·米爾沃頓 ╱ 248

六座拿破侖半身像 ╱ 277

三個大學生 ╱ 312

金邊夾鼻眼鏡 ╱ 342

失蹤的中衛 ╱ 375

格蘭奇莊園 ╱ 411

第二塊血跡 ╱ 447

諾伍德的建築師1

隨著《空屋歷險記》的發表和福爾摩斯的退休（雖然後者還不為公眾所知），華生最終可以自由挑選故事完成他的《福爾摩斯探案簿》。福爾摩斯歸來之後第一樁成就是“諾伍德的建築師”案。這是正典中第一件將指紋作為關鍵線索的案子，很明顯福爾摩斯走在了時代前面，那些執法者同行和法院還沒有意識到指紋的重要性。福爾摩斯的委托人拿出的那份奇怪遺囑以及他身為律師的不當舉動讓學者心生疑竇。

“從刑事專家的角度來說，”福爾摩斯先生說，“自從已故的莫裡亞蒂教授不幸過世2之後，倫敦變成了一座非常乏味的城市。”3“我相信正派市民沒有幾個會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說。“是啊，是啊，我不該自私，”他笑著說，一面把椅子往後一推，離開了早餐桌，“這對社會當然有益。除了因失去活幹而無所事事的可憐的專家以外，誰也沒受損失。在那個家伙惹是生非的日子裡，我們每天都可以從晨報上讀到無數可能發生的事。而且，華生，常常是微不足道的蛛絲馬跡、模糊不明的一個暗示就足以讓我知道這個惡毒的匪首還在那裡，就如同蛛網邊緣稍有顫動，就能使人想到潛伏在網中央那個可惡的蜘蛛一樣。對於掌握線索的人來說，小偷小摸的行徑、恣意行兇、意圖不明的暴行，這些都可以連成一個整體。對於研究上層犯罪世界的學者來說，歐洲以前還沒有哪個首都能像倫敦這樣提供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現在呢……”他聳了聳肩，很幽默地對他自己費盡心血創造出的現狀表示不滿。

我現在談到的這個時候，距離福爾摩斯回到倫敦已經有幾個月了。我在他的請求下，也已經出讓了我的診所，4回貝克街和他合住在我們的老寓所。一個叫韋爾納5的年輕醫生買下了我在肯辛頓的小診所，而且沒有絲毫猶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價付了錢。幾年後我才弄清真相，韋爾納原來是福爾摩斯的一個遠親，錢實際上是我朋友出的。6

其實，在我們合作的這幾個月裡，日子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平淡無奇。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筆記，發現這段時間的案子裡有前總統默裡羅文件案7和荷蘭“弗裡斯蘭號”輪船的驚人事件8。這後一個案子差一點要了我倆的命。但是，他天性冷靜、自重，總是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公開贊揚，而且以最嚴格的規定約束我只字不提關於他本人、他的方法、他的成功的話。我已經解釋過，他的這項禁令只是現在才被取消的。福爾摩斯發表了上述古怪的牢騷之後，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閑地打開晨報。就在這時，一陣嚇人的門鈴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緊接著是一陣咚咚的敲門聲，好像有人在用拳頭捶打大門。門開了，可以聽到有人吵吵鬧鬧地衝進了過道，急切的腳步噔噔噔地上了樓梯。沒過一會兒，一個頭髮散亂、目光凌亂、臉色蒼白的年輕人發瘋似的闖進屋來。他輪流打量了我們，看到我們疑惑的目光，意識到有必要為自己這樣冒冒失失地闖進來道聲歉。

“對不起，福爾摩斯先生，”他大聲說，“請別責備我，我都快要發瘋了。福爾摩斯先生，我就是那個倒霉的約翰·海克特爾·邁克法蘭。”

他這樣介紹自己，仿佛光是他這名字就能解釋他來訪的目的和失禮的原因一樣，但我從我朋友毫無反應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和我一樣對這個名字一無所知。

“先抽支煙吧，邁克法蘭先生，”他說著遞過煙盒，“我相信我這位朋友華生醫生準能根據你的症狀開一劑鎮定藥。這幾天天氣夠熱的。要是你現在感到心神安定一點了，就請坐在那把椅子上，慢慢地、靜靜地告訴我們你是誰，找我們有什麼事。你報了你的名字，好像我應該認識你，可是除了你是個單身漢、律師、共濟會會員、哮喘病患者以外，我確實對你一無所知。

我因為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所以不難領會他的推理，並且看得出，他這些推理的依據是這位年輕人不修邊幅、帶著一扎法律文件、表鏈上有護身符、呼吸急促。可是這位年輕的委托人卻驚得目瞪口呆。

“是的，你說的都沒錯，福爾摩斯先生。此外，我現在還是全倫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福爾摩斯先生，別扔下我不管。要是他們在我沒有講完之前就來逮捕我，請你讓他們給我點時間，把全部事實告訴你。只要知道有你在外面為我奔走，我會高高興興地走進監獄。”

“逮捕你！”福爾摩斯說，“這真是太……太有意思了。你認為他們會以什麼罪名逮捕你呢？”

“謀殺下諾伍德的喬納斯·歐達克先生。”

我朋友那富有表情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在我看來似乎多少帶點滿意的同情。

“我的天哪，”他說，“剛才吃早飯的時候，我還對我朋友華生醫生說，一切轟動社會的案子都已經從報上消失了呢。”

我們的客人伸出一只顫抖的手，拿起仍在福爾摩斯膝蓋上放著的《每日電訊報》。

“先生，你只要看過報紙，就會一眼看出我今天上午為什麼來找你了。我覺得好像人人都在談論我的名字和我的不幸。”他把報紙翻到登載重要新聞的那一版，“在這兒，請允許我給你念一念。你聽這個，福爾摩斯先生，標題是‘下諾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築師失蹤。懷疑為謀殺縱火案。罪犯的線索’。這就是他們追查的線索，福爾摩斯先生。我知道這線索必然會引到我身上來。從倫敦橋火車站起就一直有人跟蹤我，而且我可以肯定他們只是在等逮捕證而已。這會讓我母親傷心的——肯定會讓她傷心的！”他驚恐萬狀地使勁扭著雙手，在椅子上一前一後地晃著身子。

我饒有興趣地打量著這個被指控行兇的男人。他長相英俊，但臉色略顯蒼白，一頭淡黃色的頭髮，一雙充滿恐懼的藍眼睛，臉刮得幹幹凈凈，神經質的嘴唇顯得優柔寡斷。他大約二十七歲，衣著和氣質像位紳士。他淺色夏季外套的口袋裡露出一卷簽注過的文件，表明了他的職業。

“我們得抓緊時間，”福爾摩斯說，“華生，勞駕你把報紙拿起來，念一下剛才談到的那一段，好嗎？”在我們委托人剛才念到的大標題下，有下面這段帶暗示的敘述。

我念道：

昨天深夜或今天凌晨，9下諾伍德發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系嚴重犯罪行為。喬納斯·歐達克先生為該郊區頗有名氣的居民，在此從事建築業多年。歐達克獨身，五十二歲，住在錫德納姆路盡頭的幽谷山莊。他以習性怪僻、沉默寡言、不愛交際而出名。他歇業已有數年，據說曾掙下大筆錢財。宅後仍有一貯木場。昨晚約十二點，貯木場發出火警，消防隊立刻趕到現場，但因木料乾燥、火勢過旺而只能在整堆木料燒盡後才控制住火勢。至此，起火原因似屬偶然，但另有跡象顯示此乃嚴重犯罪行為。火災現場未見戶主，令人頗感意外。經查詢，方知戶主已失蹤。檢查臥室，床無人睡過，而保險柜門被打開，滿地散落著若干重要文件。最後發現室內有曾發生激烈打斗之跡象，並在室內找到少量血跡及橡木手杖一根，柄上亦沾有血跡。現已查明，是夜，歐達克先生曾在臥室接待來客，該手杖即來客之物。此深夜來客為年輕律師約翰·海克特爾·邁克法蘭先生，即中東區格雷欣大樓10四二六號格雷姆—邁克法蘭事務所之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說明犯罪動機之有力證據，總之，毫無疑問，該事件會有驚人發展。

本報付印時，有謠傳邁克法蘭先生因謀殺喬納斯·歐達克已被逮捕，至少逮捕證已發出。諾伍德事件的調查又有不祥進展。在建築師的臥室裡（臥室位於一樓），除有打斗跡象外，現又發現法式落地窗敞開，並有笨重物體從室內被拖往木料堆的痕跡。最後在火場灰燼中找到被燒焦之殘骸一說已被證實。據警方推測，此乃一起驚人的兇案。受害者在其臥室中被用木棍擊斃，文件被盜，尸體被拖至木料堆焚燒滅跡。此案已交蘇格蘭場富有經驗之警官萊斯特雷德進行調查，此刻他正以其慣有之精力與機智追查線索。

福爾摩斯閉著眼，雙手指尖頂指尖，聽了這篇驚人的報道。

…………

注釋：

1《諾伍德的建築師》發表在1903年11月號《海濱雜志》上，也發表在1903年10月31日的《科利爾周刊》上。手稿收藏於紐約公共圖書館貝格藏書室。

2從手稿看來，“已故”和“不幸”是後來插入華生原稿中的，筆跡與手稿相同。

3將這和華生在《孤身騎車人》中的說法做個比較：“從1894年到1901年底，歇洛克·福爾摩斯一直很忙。”

4手稿中還加了一句“作為一名微乎其微、可有可無的伙伴”。

5很奇怪，手稿中華生原來說的是“克魯克”。

6讀者可以回憶一下，福爾摩斯在《希臘譯員》中稱他的祖母是“法國畫家韋爾內”的妹妹。

7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是指《威斯特裡亞寓所》中的案子，那個故事中虛構的國家“聖佩德羅”的前總統就是“默裡羅”，不過“文件”這個詞讓人疑惑，因為那個案子沒有直接涉及“文件”。

8雖然弗裡斯蘭位於荷蘭，但是“弗裡斯蘭號”汽船實際上是在比利時注冊的。這艘跨洋客輪歸屬於紅星船務公司並由其運作，整個19世紀90年代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和美國紐約之間運送移民。1903年，因為有了更快、更大的汽船，該船轉而在利物浦到費城的航在線行駛，最終於1912年遭到廢棄。克裡斯托弗·莫利在1910年9月乘坐“弗裡斯蘭號”從費城來到利物浦，他稱這條船是“一艘美麗、雅致的紅星小客輪”。幾位學者指出，柯南·道爾的科幻小說《失落的世界》中，“弗裡斯蘭號”汽船在荷蘭到美國的航在線行駛，正是它見證了喬治·愛德華·查倫哲教授那只從女王廳中逃走的翼手龍。

9“《每日電訊報》真是太趕了，”約翰·希斯洛普說，“根據報紙的說法，謀殺發生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凌晨。不過《每日電訊報》的報道倒是很詳細……”

10在老城有很多大型辦公區，這裡位於索格蒙頓街附近，顯然是以托馬斯·格雷欣爵士（1518或1519—1579）的名字命名的。格雷欣爵士是英國商人、金融家，也是倫敦交易所的創始人。“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並不是他創立的，卻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正典後的補充文章：

歇洛克·福爾摩斯和指紋術

法醫學早期的一大重要發展就是能通過指紋鑒定人的身份。早在1858年，印度朱吉普的地方執政官威廉·赫歇爾爵士就開始要求當地人在簽署合同的時候於合同背面按壓掌紋（後來變成按壓指紋）。因為印度人相信，在文件上留下身體的證據要比僅僅一個簽名好很多，赫歇爾的方法對合同合法性帶來的效果比其他任何個人身份證據都要有效。而且，根據這個經驗，他開始意識到每個人的指紋都是唯一的。他開始收集家人和朋友的指紋，研究隨著時間的變化指紋是否仍然不變。

同時，一位在日本行醫的亨利·福爾茲醫生發現，史前陶器上留有古代的指紋印，他開始研究人們的指紋以便核實“皮膚的紋路”是否屬於個人的特徵而且相互各異。他甚至通過自己收集的指紋發現了誰從他的診所偷竊了一瓶酒，他比對酒瓶上留下的油膩指紋，發現那屬於他手下的一名學醫的學生，他的檔案中就有此人的指紋（這是第一次得到報道的通過指紋破案的例子）。福爾茲根據自己的研究，在1880年10月28日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封信，宣稱：“如果陶器、玻璃燈上面存在血手印和指紋，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確定兇手……毫無疑問，對於重要的罪犯，除了他們的照片，還要保存他們的指紋，指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赫歇爾在接下來那個月的《自然》雜志上也發表了一封信，詳細描述了他自己使用指紋作為確定“親筆簽名”標志的經歷。

盡管是福爾茲在試圖說服蘇格蘭場製作類似指紋鑒定系統的東西，但是人類學家，同時也是查爾斯·達爾文表弟的弗朗西斯·高爾頓才被公認為指紋科學之父。福爾茲將自己的研究大綱寄給達爾文，達爾文因為年事已高，於是答應將它轉交給自己的表弟。高爾頓利用福爾茲和赫歇爾的研究開始著手自己的研究，並同赫歇爾合作，畢竟赫歇爾的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都比福爾茲要高。

高爾頓嘗試將指紋和種族、智力或者遺傳聯繫在一起，但是失敗了，他繼續研究並於1892年——承認了赫歇爾的研究，但是沒有承認福爾茲的研究——出版了《指紋》一書，書中不僅確認兩個人的指紋不可能相同，還引入了一種分類體系，分析了每個指紋的斗、弓、箕。後來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的廳長愛德華·R.亨利推動了這一體系的進一步發展。1893年特魯普委員會許可使用指紋術，1897年指紋術被成功介紹到印度，1901年蘇格蘭場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指紋部門，使用所謂的高爾頓—亨利體系（或者稱為高爾頓法），這種分類方式現在仍在被使用。高爾頓在1909年受封爵士。另一方面，福爾茲的工作直到20世紀中期才受到認可。

學者長期以來一直考慮福爾摩斯對於這一新生的科學了解多少。《諾伍德的建築師》中的案子被認為發生在1894年，福爾摩斯應該讀過赫歇爾和福爾茲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的通信，讀過高爾頓的作品，並且出席過高爾頓的演講《個人身份鑒定和描述》，這次演講於1888年5月25日星期五晚上在皇家學院舉行。或者，福爾摩斯也許看到了1888年6月28日那期《自然》雜志刊登的演講文稿，其中討論了赫歇爾的作品以及在中國使用指紋確定罪犯身份的事情。高爾頓另外一篇作品發表在1890年12月4日的《自然》雜志上，亨利·E.瓦裡尼發表在《科學期刊》（1891年5月）上的《人類學——M.F.高爾頓的指紋術》曾引述這篇文章作為參考資料。這一時期，指紋術在阿根廷也得到應用。1892年，警官朱安·瓦澤蒂西通過提取留在門柱上的指紋血印破解了一件謀殺案——一位母親殺死了自己兩個兒子。1904年，瓦澤蒂西以高爾頓法為基礎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分類方法，如今大部分說西班牙語的國家都在使用這套體系。

福爾摩斯在《海軍協定》中表達了對阿方斯·貝蒂榮的欽佩之情，貝蒂榮是測量體系的創始人，用這一方法確定罪犯身份。這讓一些學者好奇，福爾摩斯在和萊斯特雷德提及指紋術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提及高爾頓。弗農·蘭代爾特別指出，福爾摩斯沒有提及高爾頓的《指紋術和印度的犯罪偵查術》，這篇論文在1899年被提交給英國科學協會，蘭代爾推測福爾摩斯的自負性格使得他不能給別人適當的功勞，“唯一能猜測的是，福爾摩斯不會樂於采用別人的方法。由於他的自負，他很難借助另一位專家來幫助自己”。

威廉·S.巴林—古爾德並不認可這樣的說法，他認為蘭代爾在福爾摩斯讀過論文的事情上犯了錯，這篇論文直到案發四五年之後才出現（巴林—古爾德認為《諾伍德建築師》中的案子發生在1895年，而不像其他大部分年代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1894年）。“相反，”巴林—古爾德宣稱，“福爾摩斯所說的‘我聽到過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話中帶著諷刺，但是實際上很明顯暗示了他研究過指紋術，也明白這在犯罪偵查中的重要性。更難解釋的是，萊斯特雷德怎麼會在1895年提到‘沒有哪兩個拇指的指紋是相同的’，因為這一方法直到1901年才被蘇格蘭場采用。”當然，萊斯特雷德雖然不像福爾摩斯那樣聰明無比，但是也許讀過一些文章，其中提到了這種新興的科學。

福爾摩斯無疑明白指紋的重要性。實際上，另外5件案子中，他的觀察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知識，其中有3件案子發生在“諾伍德的建築師”案之前：“四簽名”（撒迪厄斯·肖爾托寫給瑪麗·摩斯坦的信上的拇指印）；“歪唇男人”（寄給聖克萊爾太太的信上有一個“大拇指很臟”的人的指印）；“硬紙盒子”（“除了盒子右下角有兩個指印外，再沒有明顯的痕跡”）；“三個大學生”（考試卷上沒有留下指印）；“紅圈會”（紙上沒有指紋）。《三角墻山莊》中甚至警察也注意起指紋來，那位不具名的警官交給福爾摩斯一張大頁的書寫紙時向福爾摩斯提到了指紋。

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到1894年或1895年，福爾摩斯實際上對指紋術已經很熟悉了，並且了解指紋是唯一的，華生也是（“很明顯，我們這位不幸的委托人算是完了”）。萊斯特雷德顯然也知道這一觀念，不論蘇格蘭場是否正式采納了指紋法。但是，除非有大量指紋數據，否則這一技術的價值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