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巖赤貧出身，身處清末海禁大開、動盪不安的時代，以其才思敏捷、膽識過人，對經商有獨到見解，憑藉如「商道即人道，信譽即是錢」等信念，在傳統複雜的社會中脫穎而出。《胡雪巖》從他結識「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寫起，為了助王補實官位而挪借錢莊銀票，兩人結為莫逆。此後一人在朝一人在野，結識不少朝中江湖友人。胡更插足蠶絲、中藥、放貸等事業，最後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全力相挺胡所創立的「阜康錢莊」，助其事業更盛。

高陽寢饋文史、浸淫至深，更有千萬字以上的小說創作經驗，有其獨到處。
讀高陽小說，層層婉轉、淋漓盡致、擘肌析理、勝義紛呈，令人目不暇給。

作者簡介

高陽（1922-1992）

本名許晏駢，譜名儒鴻，字雁冰，浙江杭州人，出身錢塘望族，筆名「高陽」取自許氏郡望。抗日戰爭後考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並於1949年隨校遷至台灣。1959年卸軍職，投身報界，曾任《中華日報》總主筆。1962年發表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李娃》，一鳴驚人，此後著述不輟，一生創作包括九十餘部歷史小說和隨筆，逾二千五百萬字，作品對於清代歷史有獨特研究深度，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亦成一家之言。代表作有「胡雪巖系列」、《慈禧全傳》、《紅樓夢斷》等，被譽為華文世界首席歷史小說家，讀者遍及全球華人世界。

書摘/試閱

楔子
在清朝咸豐七年，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於上海以前，全國金融事業，為兩個集團所掌握；商業上的術語稱為「幫」，北方是山西幫，南方是寧紹幫；所業雖同，其名則異，大致前者稱為「票號」，後者稱是「錢莊」。
山西幫又分為祁、太、平三幫，祁縣、太谷、平遙；而始創票號者，為平遙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於同縣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顏料鋪，招牌叫做「日昇昌」，其時大約在乾隆末年。
日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營業日盛，聲譽日起，連四川都知道這塊「金字招牌」；因為雷履泰經常入川採購銅綠等等顏料，信用極好。
四川與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攜帶大批現金，不但麻煩，而且有風險。於是雷履泰創行匯兌法；由日昇昌收銀出票，憑票到指定地點的聯號兌取現銀。當然，匯兌要收匯費，名為「匯水」；匯水並無定額，是根據三個因素計算出來的：第一、路途的遠近，遠則貴，近則廉。第二、銀根的鬆緊，大致由小地方匯到大地方來得便宜，由大地方匯到小地方來得貴，因為地方大則銀根鬆，地方小則銀根緊；如某處缺乏現金，而有待兌的匯票，則此時有客戶交匯，正好濟急，反有倒過來貼補客戶匯費的。
最後是計算銀錠的成色，銀錠的大小，通常分為三種，最大的五十兩，為了便於雙手攜捧，做成兩頭翹起的馬蹄式，即所謂「元寶」，而出於各省藩庫的，稱為「官寶」；其次是中錠，重十兩，有元寶形的，稱為「小元寶」，但通常都做成秤錘式；最小的或三兩、或五兩，通稱「銀錁」。再就是碎銀，輕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製，如江浙稱為「元絲」，底凹上凸，以便疊置。但不管任何形狀、大小；銀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匯時核算扣足。
由於匯兌憑票兌銀，所以叫做「票號」。早先運送現銀的方法，如果不是隨身攜帶，就得交鏢局保送；費用大，麻煩多，走得慢，而且還有風險，萬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鏢局雖然照賠，但總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號一出，請教走鏢英雄好漢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號，多為大商號兼營的副業，到咸豐初年，始有大量專營的票號出現。但票號的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因為江南的錢莊，為保護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號的成例，開辦匯兌業務；一方面力拒票號的侵入。至於票號除匯兌以外，以後亦經營存款及放款；所以票號與錢莊的業務，由於彼此仿效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規模上，錢莊遜於票號而已。
錢莊業多為寧紹幫所經營，而鎮江幫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在同治到光緒初年，全國最大的一家錢莊，規模凌駕票號而上之；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寧紹幫，是為當時金融業中的一個特例。
這家錢莊的字號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第一章
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甚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甚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況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裡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而且為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只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分；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像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裡面是紡綢小褂袴；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貢緞的雙梁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拼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謝謝。不必破費。」
「自有人請客。你看！」他打開手巾包，裡面有二兩碎銀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盤『雙車錯』；第二盤『馬後砲』；第三盤，小卒『逼宮』，殺得路斷人稀。不然，我還要贏。」
為了盛情難卻，王有齡跟著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吳山；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閒談。
酒到半酣，閒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王有齡，我有句話，老早想問你了。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點『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貴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齡搖搖頭，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慢慢咬著；雙眼望著遠處，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
「叫我說甚麼？」王有齡轉過臉來盯著小胡，彷彿要跟他吵架似地，「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沒本錢說甚麼？」
「做官？」小胡大為詫異，「怎麼做法？你同我一樣，連『學』都沒有『進』過，是個白丁。那裡來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嗎？」
小胡默然。心裡有些看不起王有齡——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富而不貴，美中不足，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像揚州的鹽商，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台，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則就不算「縉紳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著回話。
再有一種，本是官員家的子弟，書也讀得不錯，就是運氣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孫山，年紀大了，家計也艱窘了，總得想個謀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這條路，改行也無從改起，只好賣田賣地，拜託親友，湊一筆去捐個官做。像王有齡這樣，年紀還輕，應該刻苦用功，從正途上去巴結；不此之圖，而況又窮得衣食不週，卻癡心妄想去捐班，豈不是沒出息？
王有齡看出他心裡的意思，有幾杯酒在肚裡，便不似平時那麼沉著了，「小胡！」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過一個『鹽大使』。」
小胡最機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決非假話，隨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來是王老爺。一直連名帶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齡苦笑道，「說句實話，除非是你，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說了反惹人恥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既然你是鹽大使；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為甚麼不給你補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個虛銜，憑一張吏部所發的「執照」，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如果要想補缺，必得到吏部報到，稱為「投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王有齡尚未「投供」，那裡談得到補缺？
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序，王有齡又說：「我所說的要『本錢』，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如果境況再寬裕些，我還想『改捐』。」
「改捐個甚麼『班子』？」
「改捐個知縣。鹽大使正八品，知縣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錢。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呢？」
「鹽大使只管鹽場，出息倒也不錯，不過沒有意思。知縣雖小，一縣的父母官，能殺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
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一掃而空了。
「再說，知縣到底是正印官；不比鹽大使，說起來總是佐雜，又是捐班的佐雜，到處做『磕頭蟲』，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對，對！」小胡不斷點頭；「那麼，這一來，你要多少『本錢』才夠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噢！」小胡沒有再接口，王有齡也不再提，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胡不見得會有，就有也不見得肯借。
兩人各有心事，吃悶酒無味，天也黑上來了，王有齡推杯告辭，小胡也不留他。只說：「明天下午，我仍舊在這裡等你，你來！」
「有事嗎？」王有齡微感詫異，「何不此刻就說？」
「我有點小事託你，此刻還沒有想停當。還是明天下午再談。你一定要來，我在這裡坐等，不見不散。」
看他如此叮囑，王有齡也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約而至，不見小胡的蹤影。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對王有齡來說，是一種浪費；於是沿著山路一直走了過去。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廟前有耍把戲的，打拳賣膏藥的，擺象棋攤的，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他這裡立一會，那面看一看，到紅日啣山，方始走回原處，依舊不見小胡。
是「不見不散」的死約會。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不等是自己失約；要等，天色已暮，晚飯尚無著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頓一頓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語：明天見著小胡，非說他幾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況，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幾步，聽見後面有人在叫：「王有齡，王有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