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簡體書）

本書是中國中古史、中古民族關係史、中外關係史的代表性著作。初版於1992年，旋即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和好評。《北京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美國《中亞雜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誌》、《澳門日報》等先後發表了多篇書評。

全書主要闡述了公元七、八世紀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勢力在中亞地區的角逐以及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諸如吐蕃向西域擴展勢力及其與唐朝的爭戰、西突厥的興衰、大食的東方擴張等。作者廣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漢、藏文書等第一手資料，並從阿拉伯文史籍中做了大量摘譯，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推動相關學術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

王小甫

男，四川成都人，1952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89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1999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博導，2000年獲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2012-2014年任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雙一流”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編委、《東方文化集成·中亞文化編》編委、《新疆通史》編委。2018年10月起被人民日報社聘為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方專家委員會首批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隋唐史、中國與周邊關係史。代表專著有《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等，屢獲國家教委、國家社科基金成果獎。編著教材《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國開明開放》《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先後主持“隋唐五代東北亞政治關係史研究”“3—14世紀中國歷史的多元文化環境研究”“6—10世紀中國的族群凝聚與國家政治體制演進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文科重點基地重大項目。

在絲綢之路研究、中外關係研究日益隆盛的當下，如本書這種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著作，才能更好地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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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縱論唐、吐蕃、大食於7世紀初大致同時崛起的歷史大勢，力圖闡明7至9世紀這三方及突厥諸部在西域的勢力消長和相互之間的作用與影響，這就為讀者了解此後中亞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全面而明晰的歷史背景。這一段重要的歷史實際上在國內外學術界長期缺乏綜述。本書作者的才具、學識、訓練使他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見解或對前人成說有所突破。一個新人，一部新作，能有這麼多新成就，確屬難能可貴。這是一部開拓研究領域、填補學科空白的好書，讀此等書實為生平快事。希望小甫沿著已經開始的研究方向，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繼續前進。

——張廣達（著名歷史學家）

王小甫博士的這部著作，選取了西域史上內容十分豐富的一個階段作為研究對象，用簡練的語言和圖表相配合，正文和附錄相補充的方式，以較短的篇幅，提出自己對七、八世紀中亞史的總體認識，並做了許多精細的考證，值得西域史學界的重視。在本書中，作者將著眼點更多地放在唐、吐蕃、大食三方對西域的爭奪問題上，使我們在通讀了二百多頁的正文後，就可以對七、八世紀蔥嶺東西、天山南北的政治形勢得到十分清晰的認識，這是我們過去讀那些從唐朝經營西域史的角度所寫的著作中所得不到的印象。

——榮新江（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小甫同志的《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一書針對七八世紀這三種勢力在西域展開的角逐以及它們之間複雜的關係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富於學術價值,反映了我國學術界對此問題研究的高層次和高水準。

——李鴻賓（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這本書中，作者力圖深入闡明中國、中亞和中東歷史上迄今很少研究的一個主題。他這本書集中研究了公元634-792年間的這一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唐朝（618-907）、吐蕃和阿拉伯人的大食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

王氏解說道，唐、吐蕃、大食各方由於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幾乎是同時開始它們各自對中亞的征服的。他研究的重點是上述時期這三大強權在中亞事務變動趨勢中的相互作用。他指出，由於大量向西販運絲綢給塔里木綠洲經濟帶來的推動，不過是唐朝以巨大努力保障絲路安全的副產品，唐朝這樣做的原因並非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為了建立政治權威、行政秩序，從而深入持久地防禦“戎狄”對中原的侵襲。突厥人關涉與否需視其與三大強權相互作用的關係而定。王氏認為，中亞的最終“突厥化”是唐、吐蕃、大食間競爭結束產生的後果。

王氏特別重要的貢獻之一是他詳細研究了吐蕃人多次侵襲塔里木盆地和蔥嶺以西地區所經行的三條主要路線：⑴經喀喇崑崙山口和蘇蓋提山口，⑵經坦駒嶺、婆勒嶺或多拉山口和扎迪夫山口和⑶沿阿爾金山北麓。

透徹的研究、精闢的論述和宏大的架構被認為是本書的主要特點。對漢文、藏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日文和西方史料的參考為本書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論據。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對漢文、藏文、阿拉伯文和突厥文人名、地名進行比定勘同。三份年表有助於讀者觀察有關事件的流變和相互影響。詳細的註釋，一份認真編制的參考文獻目錄和一張有用的地圖都是受人歡迎的附件。即使那些並非在每一細節上都完全贊同王氏的人也會同意，他這本書是對一項從前被極大忽視的課題進行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

——美國《中亞雜誌》（Central Asia Journal)

序一季羨林

序二張廣達

引言

第一章唐朝統治西域與吐蕃的介入

第一節唐朝的西域統治

第二節吐蕃的興起

第三節吐蕃最初進入西域之路

第四節吐蕃在西域的早期活動

第二章唐初安西四鎮的棄置

第一節吐蕃與唐朝之反复爭奪安西四鎮

第二節大食之介入西域

第三章蔥嶺地區的政治角逐

第一節長壽元年復四鎮後的西域形勢

第二節吐蕃越蔥嶺進入西域之路

第三節七、八世紀之交蔥嶺地區政治勢力的消長

第四節吐蕃借道小勃律攻四鎮及其失敗

第四章唐、蕃西域較量的新發展

第一節吐蕃從東道入西域

第二節唐與大食共滅蘇祿

第三節唐朝勢力在西域之臻於極盛

第五章東爭唐地、西抗大食的吐蕃帝國

第一節安史亂後的西域形勢及唐軍的堅守

第二節“蕃軍太半西御大食”說考辨

結語

附錄

壹“弓月”名義考

貳弓月部落考　

叁崔融《拔四鎮議》考實

肆四鎮都督府領州名稱、地望略考

伍古藏文Kog（Gog）yul 為俱位考

陸金山道行軍與碎葉隸北庭

柒論古代游牧部族入侵農耕地區問題

附表

縮略語與參考文獻

後記

地圖　

一本書參考地區形勢圖

二蔥嶺南部交通圖

總結本書研究的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7世紀中葉到8世紀末葉是亞洲大陸上的強權政治時代。這一格局由於唐、吐蕃、大食三方在西域的政治擴張而呈現出階段性（見本書《引言》）；小國的向背依強權政治傾斜的方向和角度發生變化，但基本上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並不直接反映各強權間的關係。

2．吐蕃進入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條，它們是隨著唐朝在西域經營的發展而先後被啟用的。通過考證這一進程，使一些相關史實的年代得以參照確定。這一進程的發展，明顯影響著西域政局的變化。然而，當吐蕃最終取代唐朝佔領西域時，這裡的強權政治時代也就結束了。

3．與相對穩定的強權政治不同，北部草原幾易其主，操突厥語諸族基本上都是強權政治的附庸：唐朝要隔斷二蕃，吐蕃力求連兵，大食則想根絕禍源，這些就構成了一種複雜的“三方四角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無論和、戰，突厥人均被阻隔在草原上。

通過本項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唐、吐蕃、大食關係史主要是政治史。唐朝方面，如季羨林先生所說：“最初只不過是保持邊疆的穩定，後來又有了擴大版圖的企圖。”特別以掩護河西、隴右，進而保障長安之安全為然。無論是當時人的議論，還是唐朝在經營過程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費，都可以用來證明這個觀點。不是唐朝為攫取絲路利益而經營西域，而是絲路貿易在唐朝經營西域的活動中，由於巨額軍資練的轉輸、使用而更加發達。

吐蕃方面也同唐朝相似，其經營西域的動機和目的已在萬歲通天二年（697）論欽陵與郭元振的野狐河會談中表露得很清楚了。白桂思說吐蕃人深入吐火羅是為了保持“商路暢通”〔1〕，這既不符合吐蕃社會農、牧兼營的情況，也不符合吐蕃向外經營活動的實際。這些，單從吐蕃入西域道路的變化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來。

大食後來也許攫取到了商業利益。但在對外擴張的初期，大食人的征服活動既非為了經濟利益，也不是為了“聖戰”，而主要是為了在內戰平息後“給各部族的好戰精神找出路”。

其實，最希望控製商道貿易的是草原上游牧的突厥人〔3〕，只是他們當時還力不從心，所以這時期商業族群（如粟特人）的活動也特別活躍。國外有的學者喜歡從經濟角度分析歷史問題，大概與他們在殖民時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關，其實未必都中肯。

2．吐蕃向西域的積極發展表明，藏民族從一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就主要是同祖國大家庭其他各族在一個共同的地域內活動，並且通過同唐朝及西域諸族的一系列和戰聯繫，共同創造了祖國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吐蕃在經營西域過程中，也把勢力擴展到了蔥嶺山區和恒河岸邊。通過這些活動，剛剛形成統一的藏民族為青藏高原的開發和祖國西南邊疆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貢獻。正是這些活動奠定了歷史上藏族分佈的範圍，這些地域至元代大都進入了祖國統一的版圖。實際上，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殖民主義者用武力與欺騙手段強行改變了中外政治邊界。

3．唐朝和大食分別領有蔥嶺東、西，他們同突厥人的鬥爭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新舊之爭的性質。然而，回鶻西遷（840）以後，連突厥人自己也逐步接受了伊斯蘭教。中亞的伊斯蘭化實際上是指突厥人的伊斯蘭化，因此，它必須以中亞的突厥化為前提。這在突厥人不能大規模進入綠洲、進而轉向農耕定居的時代是根本辦不到的。儘管有的突厥人可能在草原上就接受了伊斯蘭教，但那同中亞的許多伊蘭人已經接受了伊斯蘭教一樣，只是運動的先聲。所以，只有在西域的強權政治時代結束以後，中亞才有可能變成本來意義上的“突厥斯坦”——操突厥語諸族群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