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從此入：清代翰林與香港

清代翰林是通過重重科舉考試而成的社會頂尖精英群體，除了學術地位，在社會上有超然的光環。香港本是海濱小地方，也沒出過本土翰林，然而清代翰林與香港，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乾隆朝開始，這裏就留下翰林名士足跡。辛亥民國建立之後，一眾清遺民南渡香港，以翰林為首的這班遺民，為香港帶來了最早的正統文脈，也翻開香港文化史精彩的第一章。更罕為人知的是，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翰林歷史，原來是在香港終結的。

引言

上篇道暨天南

青山屐蹟：香港辛亥之前的翰林蹤跡

鯉門來客：香港開埠後的翰林來遊

道統南來：辛亥之後的南渡遺民

所南心史：遺民的隱居著述

海濱弦歌：清遺民在香港文化活動

海濱木鐸：香港中文教育的開創者

出處之間：清遺民的仕隱選擇

歸去蓬山：太史的最後歲月

下篇 玉堂群英

廉政奉公區玉章

李文田三代因缘

鄉土翰林鄧蓉鏡

驚「鴻」一瞥戴鴻慈

隱士學者吳道鎔

種樹孤臣梁鼎芬

履潔懷清丁仁長

九龍真逸陳伯陶

多才多藝崔廣沅

闇齋道士張學華

鄉居淡泊何國澧

琴書隱居伍銓萃

翰林第一桂南屏

情繫鄉梓謝遠涵

海濱財神梁士詒

「狀元落第」夏同龢

翰林外交家黃誥

西關少爺鍾錫璜

儒之大者賴際熙

海濱遺史區大典

忠厚榜眼左雨荃

懸壺濟世區大原 （附錄：區兆熊先生採訪記）

杜鵑庵主話溫肅

廣栽桃李岑光樾

藹然儒者朱汝珍

美食傳家江孔殷

末代探花商衍鎏

碩果一人刁作謙

附錄一：澳門的太史行蹤

附錄二：幾幀廣東翰林合照小考

青山屐蹟：香港辛亥之前的翰林蹤跡

中國的科舉制度，始於隋文帝時期，以取代之前依靠士族作為官僚的選拔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考試制度。與之相適應的，則是唐玄宗朝開始的翰林院制度，在經歷了多重考試的進士之中，再選拔其最優秀者，進入皇家開辦的翰林院。在翰林院中，這些頂尖的學子不但學習文化知識，也熟悉官場的運作，成為後備的人才庫。一直到明清兩代，形成了不成文的規矩，即未入翰林者不得官大學士。由於明清均不設宰相，大學士代替了宰相的功能，清代入翰林者，被視為「儲相」，一登龍門，聲價百倍，從而躋身成為「大紳」。

除了職掌中樞的大學士，清代的許多重要職官，如京官之中的六部尚書侍郎，地方官之中的總督巡撫，也多數是進士出身，甚至大部分都是翰林。即使不入官場，很多進入翰林院的庶吉士（即入選翰林而未授職者，民間稱為小翰林）在回鄉之後，也成為地方上的重要士紳，與地方官擁有同等的影響力。因為在翰林院中，他們的同窗很可能成為京官或者地方大吏，翰林院中的「教師」，即朝廷欽派的「教習庶吉士」差事，都是由翰林出身的老資格官員擔任，有了多重的關係網絡，使得晚清社會形成了對翰林的崇拜風氣日益濃厚。

以往研究香港歷史，多注重於辛亥革命後，清遺民南下避居，作為香港近代文化史的開端，這當然沒有錯。但是翰林作為清代社會大紳的代表，他們來到香港卻並不從辛亥之後才開始。

香港昔日在廣州府新安縣屬下，新安是一個客屬為主的小縣，與南海番禺順德的文化富足固然不可比，但這裏奇特的山水人文，在開埠之前，就吸引了不少文人的眼光。唐代韓愈路經此地，曾經寫下「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的名句。考察香港現存的文物，我們能發現不少翰林曾經留下的痕跡。毗鄰的澳門曾經出過一個本地的翰林（光緒甲辰科李翹燊），香港本地卻沒有出過翰林，是一個遺憾，所有的翰林按照古代的說法在香港都是「寓賢」，即曾寓居此地的賢達。幸運的是，由於香港沒有受到近代政治與毀滅文物的衝擊，這裏仍保存了從乾隆以下清代各朝的翰林文物。

現存香港境內最早的清代翰林遺跡，當屬上水廖萬石堂中座所存的翁方綱（1733-1818）所親題「成均耆俊」牌匾。廖氏為新界四大原居民姓氏之一，元代已開始遷入新界居住。廖萬石堂創建於乾隆十六年（1751），中座懸掛有一方牌匾，文字為：「成均耆俊，乾隆辛卯冬，贈九十五歲恩貢士廖大興」。

由於年月久遠，部分文字脫落，此匾一直沒有引起文化界關注。筆者認真辨識「大興」兩字下方，依稀可見「翁方綱」三字，而簽名下方尚存完整的「翁方綱印」「覃溪」兩方印章。從書法來看，其筆跡流暢老練，顯然是翁方綱的親筆所書。

「大興」即今日河北靠近北京一帶，翁方綱從乾隆二十九年（1764）開始擔任廣東學政，學政的職責之一，是在省內各處巡視，並且考察各地學生文化和思想，稱為「觀風」。此匾題於乾隆辛卯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該年翁方綱恰好完成了視學粵東的任務，寫有〈留別詩〉四首。

與該祠堂現存的其他功名牌匾相比，此匾的特殊之處，是它不同於普通的清代功名牌匾只用楷書字體寫「文魁」「進士」等，而是翁方綱親自書寫，其時翁方綱正是廣東學政巡視期間，因此他很可能在此年來到新安，並且親筆題贈九十五歲的廖姓老人，這位老者，據該族人回憶，名字已失記，但由於他一直參加科考，直到九十五歲，按照清代規矩，可以頒授榮譽的科名，故此翁方綱稱其為恩貢士。

廖萬石堂還保留了乾隆辛未（1751）年廖瑛所題的「澤綿萬石」匾，廖瑛為福建永安人，乾隆二年（1737）進士，官至江西按察使。此匾與翁方綱匾一樣，屬於親自書寫的牌匾。祠堂後座牌匾很多，表示廖族人的功名，但多數為正楷字體的普通功名匾。值得一提的還有祠堂正門上懸掛有一方翰林牌匾，這種牌匾以其外形像廣東人拜祭時放置燒豬的盤子，因此俗稱為「燒豬盤」，上面通常寫有族人功名，這一方寫的是：

光緒三年丁丑科 欽授翰林院編修臣廖廷相恭承

前面已經提過，祠堂中的這種牌匾，都是本族人的功名，但是懸掛在頭門的功名牌匾，則以顯赫為貴，清代末年，因為翰林較受推崇，很多士族在本家欠缺功名的情況下，便向同姓翰林借用其名銜，以光耀門楣。廖廷相（1842-1897），字子亮，一字澤群，廣東南海縣人，晚清學者，他是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後來一直在廣州從事教學，曾任廣雅書院山長。從籍貫可知，廖太史本身是南海人，與上水的客家廖姓並非同族，只是姓氏同宗而已。

新界的另外一個重要姓氏是元朗鄧族，他們來新界定居時間可以追溯到北宋。在錦田廣瑜鄧公祠中座大堂，懸掛有一方金漆牌匾，上寫：「思成堂，乾隆甲寅仲春吉旦　頤園初彭齡題」。初彭齡（？-1825），字頤園，山東萊陽市姜疃鎮北黃村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工部尚書。當地傳說，初太史寫此匾時，寫到「思成」兩字忽然去世，「堂」字為後人補書。查乾隆甲寅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當時初太史仍然健在，傳說不知所據為何。由於初太史並沒有到廣東的經歷，因此牌匾應該屬於請託所書。但元朗仍然存有很多廣東翰林的痕跡。

流浮山下被茂林環抱的靈渡寺，是香港三大古剎之一，傳說中晉代高僧杯渡禪師曾經在此修行。這裏由於遠隔市塵，一切仍然保持着晚清的格局，幸運地沒有受到都市文化打擾。

寺院的牌匾之中，歷史最久遠的，則是區玉章太史所題的「客堂」匾。這是端正的楷書，筆畫剛勁利索，很有館閣味道。太史原名區玉麟，字報章，號仁圃，南海縣上金甌堡人，嘉慶九年（1804）甲子科鄉試舉人，嘉慶十三年（1808）戊辰科二甲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吏部主事。他的榜名原叫玉麟，後來傳說是因為吏部有同名者，嘉慶皇帝御筆改名為玉章。這處古寺，在《新安縣志》中已有記載，是昔日名勝之一，客堂則是寺院中招待貴客之所，區太史來此隨喜一番，寺僧自然殷勤相待，留題此匾，不僅為古剎留掌故，也為湖山增秀色。同樣留下墨寶的嘉慶朝翰林，還有客家籍的才子宋湘（1756-1826），他是嘉慶四年（1799）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他與翁方綱是很好的朋友。元朗廈村友恭堂後座懸掛有他題贈的對聯：「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程鄉宋湘」，下面還刻有「解元吉士」印章，表示自己的科名和身份。宋湘是嘉慶朝最有名氣的廣東書家之一，此聯用筆奔放，結體不拘一格，很有個性。宋湘作為清中期客家籍最有影響的翰林，與同屬客籍的新界地區世族應該有不少交集。新界現存另一處宋湘的題字，保存於元朗新田的麟峰文公祠中座，中座大廳名為「吐書堂」，取麒麟吐玉書的典故，書於嘉慶丙寅（1806）。當時距離宋成翰林不過數年時間，字體是端重的楷書，比較罕見。新田村為文氏家族聚居地，村中祠堂多掛有文廷式（1856-1904）「榜眼及第」的牌匾，如前所述，這是借同族的功名以光耀門楣。

道光朝的廣東翰林，比較有影響的如香山籍的鮑俊（1797-1851），字宗垣，號逸卿，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人，出身於書香世家。清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次年中進士，選庶吉士，後調刑部山西主事，候選員外郎。鮑俊久居廣州，他以書法和繪畫著稱，今日廣州府很多祠堂、書院等均留有他的墨寶。粉嶺的龍躍頭保存有一座別緻的私塾，正門之上，是一整塊連州青石雕刻的石匾，其字作凸起陽文：善述書室，道光庚子仲秋，逸卿鮑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