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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倫敦(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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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倫敦(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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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老舍被尊稱為中國偉大的現代作家之一,然而,這位有抱負的年輕作家於1924年至1929年在倫敦度過的時間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老舍從故鄉來到繁華的倫敦西區——這裡有布魯姆斯伯裡派、旋渦派、各種流派的前衛主義者、埃茲拉·龐德以及“金牛犢洞”夜總會的歌舞表演。他流連於倫敦西區妓女的世界,見識了英國最臭名昭著的中國人布裡連特·張,以及黃柳霜的丑聞電影《皮卡迪利大街》引起的小報轟動,在萊姆豪斯聲名狼藉的東區唐人街也待了一段時間。老舍在倫敦創作的小說《二馬》由此成為一部描寫倫敦華人生活和苦難的偉大小說。正如韋乍得博士所揭示的那樣,老舍在倫敦的歲月對其寫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並最終影響了中國現代主義的發展進程。

作者簡介

安妮·韋乍得(Anne Witchard),從2006年開始在威斯敏斯特大學任教。其著作包括《老舍在倫敦》《托馬斯·柏克的黑暗中國風》,並與勞倫斯·菲利普斯合著了《哥特式倫敦:地方、空間和哥特式想象》。

名人/編輯推薦

★揭開老舍鮮為人知的英倫經歷,深度刻畫老舍海外生活與創作的心路歷程

★跟隨老舍的步伐,遊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倫敦光怪陸離的新奇景象,見證其中的逸聞趣事、文化景觀和華人的複雜經歷

★在兼顧通俗和學術的中英文化比較研究中,考察現代中國的文化求索之路


前 言

本書通過研究中國作家老舍的早年生活及其小說作品《二馬》(1929),探討了在現代主義視角下中西方思想與藝術成果的相互作用。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作品代表了西方文學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這是文學研究者們在思考現代主義的本質後所達成的為數不多的一致意見。帶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人們將現代主義在語言和形式上的嘗試看作是對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危機的響應,而保守的評論者卻把現代主義視為一個時代,並將其特點歸結為“內在轉向”以及對主觀經驗表征的高度關注。但在近期出版的《現代主義到底發生了什麼?》(What Ever Happened to Modernism?,2010)中,加布裡埃爾·約瑟波維齊(Gabriel Josipovici)指出,將現代主義等同於對工業化或表征美學革命的響應,只是一種流於表面的解讀。通過拓寬現代主義時間範圍的傳統邊界,約瑟波維齊將現代主義置於更為開闊的歷史維度之內,以宗教改革所帶來的對世界的“幻滅”作為現代主義的起點。他認為現代主義不應被局限於某個時代或被簡化為某種風格,現代主義應該被理解為藝術“開始意識到”自身的不確定的地位和責任,就本質而言,現代主義是對真相和權威危機的響應。約瑟波維齊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主義的實踐是不斷發展的,而“我們每個人看待現代主義、看待藝術,甚至看待世界的目光”也是不斷發展的。約瑟波維齊的表述盡管挑戰了評論界中許多自鳴得意的聲音,但依然屬於堅定的歐洲中心論思想。在《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一書中,史書美(Shu-mei Shih)指出,盡管現代主義總被視為國際運動,然而它卻在“有系統地拒絕非白人、非西方人加入其萬神殿”。這些觀點都對現代主義的單一性發起了挑戰,但並不是在單純展示了這一術語的無益性之後摒棄了它,而是拓展了“現代主義”的含義,將它“真正變成了一個超越歷史的、全球性的術語”,更為關鍵的一點是,做到了“不損傷它原本的範疇”。同時,約瑟波維齊將現代主義評價為“對真相和權威危機的響應”,而中國在那個世紀之交所發生的事情恰恰印證了這一觀點。中國作家大概從未像那個時期一樣,深刻地意識到他們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國家危機,他們有新的政治理想要表達,並且傾盡全力地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老舍在20世紀20年代的寫作經歷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這本書將借由老舍在這一時期的經歷,幫助人們從“單一語言、單一歷史時刻或是單一民族以外”的角度重新思考現代主義。

受困於語言限制,我在完成本書時主要依靠威廉·多爾比(William Dolby)出色的《二馬》譯本,該譯本目前尚未出版。


目次

前言

致謝

序言

1928年秋,布魯姆斯伯裡

第一章

義和團與旗人:1900年的北京 軍閥割據和京城校園

第二章

“中國很有趣,非常有趣”(埃茲拉·龐德,1914)

“新潮流勢不可當。是時候來一場文學革命了。”(胡適,1917)

第三章

“霧重城如漆”

第四章

“天啊……這是在英國嗎?”(薩克斯·儒默《傅滿洲博士之謎》,1913)

《皮卡迪利大街》

“中國時尚年”(1925)

第五章

“招呼毒藥!”(《二馬》,1929)

結論

注釋

出版後記


書摘/試閱

序 言


1928年秋,布魯姆斯伯裡


1928年9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布魯姆斯伯裡一間離羅素廣場不遠的廉價公寓裡冷風陣陣。屋裡有一名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穿著一套薄嗶嘰洋服,正蜷縮在按表計費的煤氣爐前瑟瑟發抖。年輕人管這種爐子叫“吸血鬼”,此刻最讓他犯愁的是身上僅剩下一個先令來“喂”它。現在是穿羊毛衫的季節了。他身上這套洋服還是四年前在上海的一家高檔西式百貨商場買的,到了倫敦才發現,無論春夏秋冬,這裡的氣候都不適合穿嗶嘰布料。晚餐鈴響了,他肚子餓得直叫,但像這樣的周末,他一般會避免出現在餐廳。因為臨近尤斯頓站、國王十字站和聖潘克拉斯站等交通樞紐,住在這裡的主要是銷售員,來自英國殖民地的留學生,手頭拮據的職員和年齡不詳、身份不明的單身女人。一到周末,大部分住戶不是外出,就是回到位於郊區的家中,餐廳裡空空蕩蕩。要是有人在這時候進來用餐,女侍者就會面露慍色,這讓年輕人很不舒服。這天早些時候,年輕人特地告訴女侍者自己會出去吃飯。女侍者冷冷地回了一句:“哎呀,那敢情好。”這句話現在還回蕩在年輕人的腦中。他顧不得咕咕叫的肚子,也顧不得那臺專門吃錢的煤氣爐的溫度越來越低,始終在埋頭寫作。他憤憤地寫道:“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和小旅館,還可以租給中國人;並不是這一帶的人們特別多長著一分善心,是他們吃慣了東方人,不得不把長臉一拉,不得不和這群黃臉的怪物對付一氣。”

如果我的描述讓讀者以為,這不過又是一位背井離鄉、獨居在倫敦的文人,整日奮筆疾書卻又默默無聞,那便是我誤導諸位了。事實上,他現在所寫的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旅居倫敦的四年裡,老舍在位於芬斯伯裡廣場的東方學院教授漢語。他的學生中有初出茅廬的傳教士,有乏味無趣的家庭主婦,還有不少當地的銀行和政府職員,這類人經常吵吵鬧鬧。其中還有一個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年輕人,對中國事物很是著迷。此時的老舍正在白話文創作領域書寫自己的名號,已有兩部作品在當時中國最具盛名的現代刊物之一——《小說月報》上連載,前途一片光明。

老舍在《老張的哲學》(1926)和《趙子曰》(1927)中深情而細致地追憶了故鄉北京,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己的思鄉之情。如今他正在寫作一部全然不同的小說—《二馬》(1929)。過去幾十年裡,中國人一直對英國深惡痛絕,而這部小說將向讀者展示中國人在英國首都的生活,既作為對英國帝國主義思想的控訴,也作為對中國人民的警醒。女侍者的冷嘲熱諷依然讓老舍耿耿於懷,他飛快地在紙上寫道:“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待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中國人!你們該睜開眼看一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候了!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

老舍屬於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書中提到的第二代—“少年中國”。這些“五四”新青年親身經歷了列強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會和文化巨變,而這些變革也標志著終有一天,中國將會從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羅素認為:“第一代年齡較長,他們頑強地與儒家的糟粕抗爭,雖然擺脫了束縛,但難免有孤舉者難起之感;第二代年紀較輕,新式學校的大門向他們敞開著。”十四歲時,老舍獲得了獎學金進入北京師範學校學習。這是京城裡一所很有名望的新式學校,附屬於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則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搖籃。當時的中國急缺教師人才,1918年6月,老舍一畢業便被任命為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兼國民學校的校長。1919年5月4日,就在老舍任職將滿一年之時,北京的學生群情激憤,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斥責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

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如今已經停滯不前、行將就木,但日本則公認擁有與西方國家平等的國際地位,這一點在《凡爾賽和約》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條約采取綏靖政策,允許日本攫取德國在中國的特權。學生們對於外國勢力試圖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行為深感憤怒,紛紛抗議,得到各地民眾的聲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自19世紀晚期以來,知識分子的不滿愈演愈烈、一觸即發。他們試圖拋棄儒家思想的束縛,讓中國融入現代世界,而五四運動就標志著這一文化轉型的開端。

五四運動中的社會活動家認為,文學小說是使中國擺脫頹勢的關鍵。剛剛成立的“中華民國”若要實現主權合法性,文化、政治、經濟變革缺一不可。近代著名改革家梁啟超(1873—1929)賦予了中國作家革新國民性格的重任。他希望國民通過文學作品認識到吸食鴉片和纏足等陋習,從而喚起羞恥之心。為了擺脫傳統束縛,一些激進的作家采用了歐洲的世界觀—正如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家和作家對待愚昧落後的殖民地那樣,既然啟蒙運動無法推進,便開始探索另一種解決症結的方法。

老舍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可以同時看到中英兩國在現代性、種族以及民族性等問題上的重要情形。老舍原名舒慶春,滿族人,出生時正值清王朝江河日下,漢民族主義者的仇滿情緒甚囂塵上。他學習勤勉,並非完全為了學業上的榮譽,而是作為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滿族的一分子,未來生計還要指望他在學校的成績。在倫敦傳教會的促成下,老舍於1924年前往倫敦工作。此時正值英國現代主義的巔峰時期,老舍的早期作品顯露出了現代主義的影響。他在中國開創了新的寫作題材和風格,竭力重塑中國人的藝術感受力。我們可以將老舍視為現代主義的先行者,而這種定義將會動搖歐洲中心論的觀點—現代主義文學起源於西方大都市,只屬於西方國家。由此可見,老舍的文學地位需要重新考量,他的代表作品也遠不止於備受推崇的無產階級經典作品《駱駝祥子》(1936)。在倫敦期間,老舍接觸到了狄更斯(Dickens)、康拉德(Conrad)、喬伊斯(Joyce)和勞倫斯(Lawrence)的作品,並深受影響。然而有別於五四運動時期的同輩人,老舍並沒有完全摒棄中國傳統文化。他的現代主義作品采用了中式表達,而非模仿西方。他的寫作中也同樣體現了唐代傳奇小說、明代史詩、晚清小說的敘述模式,包括了鬧劇、笑劇、譴責小說以及科幻小說等體裁,甚至還有京劇和民俗故事。然而這一切對於老舍小說的影響,直到近年才開始得到關注。

煤氣爐不時發出噼啪聲,意味著又要添錢了。老舍只得停下手中的筆,他現在要麼縮回不平整的床上,但不能保證暖和,要麼頂著寒氣出門,看能不能換些零錢。烤栗子的香味撲鼻而來,迫使他做出了決定。布魯姆斯伯裡的魅力就在於倫敦大學及其國際招待所所處的位置,從那裡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吉辛筆下的氛圍。葛拉布街上,古怪的靈媒、古玩商人、神秘術士和售賣東方書籍的商販聚集在大英博物館周圍。簡直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如果你在凌晨三點想吃東西,大可以穿著睡衣走進一家通宵營業的小吃店,坦然地接受服務。你還可以逛到斯萊德藝術學院或是薩維爾街,這都沒關係。老舍湊到街角的炭火盆邊取暖,心中的怒氣漸漸平息下來。流動攤販善意的玩笑裡帶著真摯的溫暖。老舍用銅幣換了幾個先令。街邊烤栗子的熱氣和噼噼啪啪的脆響,將他的思緒帶回了北京,帶回了童年時代熙熙攘攘的胡同。那時候,季節的變化總能從小販們售賣的零食種類中看出來。紙袋裡裝著的熱騰騰的栗子,溫暖著老舍冰冷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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