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從荷馬、柏拉圖到尼采、波伏瓦（簡體書）

第一學期

第一章　荷馬1

第二章　薩福

第三章　柏拉圖1

第四章　荷馬2

第五章　柏拉圖2

第六章　索福克勒斯

第七章　亞裡士多德

第八章　埃斯庫羅斯與歐裡庇得斯

第九章　維吉爾

第十章　《舊約》

第十一章　《新約》

第十二章　奧古斯丁

第十三章　馬基雅維利

第十四章　霍布斯與洛克

第十五章　考試

第二學期

第十六章　但丁

第十七章　薄伽丘

第十八章　休謨與康德

第十九章　蒙田

第二十章　盧梭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亞

第二十二章　黑格爾

第二十三章　簡·奧斯汀

第二十四章　穆勒

第二十五章　尼采

第二十六章　波伏娃

第二十七章　康拉德

第二十八章　伍爾夫

尾 聲

附錄　早期書單

我沒辦法寫蒙田；我寫蒙田

這的確非比尋常，但我讀的時候，很確定它並未攸關我的人生。

我聽著泰勒講課，知道自己面臨一個危機，雖然是很小的危機：我很喜歡蒙田，但卻沒辦法寫他。原因可能很奇怪。他是核心課程讀到的作家之中，頭一個令我感到親近的。我說這話的時候並非不了解我們之間的差距：蒙田要是面對面碰上一個現代的中產階級，很可能會把自己關在他莊園的藏書塔樓裡。但當他說他苦惱於自己的無知、記性差、注意力不夠集中時，我覺得同病相憐。蒙田說他有時看書只是在翻書，我也是。他最有名的問題是：“我知道什麼？”自然，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蒙田出身古典文學，身為哲學家、軍人、律師，曾當過兩任波爾多市市長，並和許多偉人過從甚密，一點兒都不能說是無知的。他的意思是他缺乏專業知識，而當然，我們可以推知他諷刺的結論是，他也不想要這類專業知識，並且自覺比那些有專業知識的人優越。從他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出，他對學究之流抱持著反抗的態度，這點令我喜愛，同時我知道我像他一樣，擁有的是專門知識之外的另一樣東西—判斷力，而我感到這種能力是我唯一可能的救贖。蒙田僅靠閱讀、看看四周的事物、觀察自己，就寫成了一本書。他是業余者的守護神，是非天才中的天才……但講下去實在太別扭了。閉上嘴，偷他的東西吧。

嗯，再講一件事就好：我沒辦法寫他，因為他是一個整體。他的各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身體和心靈、理念和意象、物質和知覺、道德戒律和導致該戒律的具體環境因素—總而言之，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散文作家中人格最完整的一個。他和他的人生緊密相連，令人贊嘆。不管是在思索哲學或神學的議題，還是坐在馬桶上或是挖耳朵，他都是同一個人、同一個作家，要把他扯開真的會像是謀殺他（並不是說這種罪沒人犯過，或不能被犯下。做過這種事的人很多，有時候做得非常好。但我做不到）。只要看看蒙田，就會覺得學院左派提出的關於霸權的抗議顯得很荒謬。蒙田所討厭的便是一種文學霸權，一種學究式哲學的專制。在蒙田的時代，獨斷的教條主義已經開始消退了，但他比懷疑論走得更遠。蒙田是文藝復興時代晚期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他漠視知識和精神的權威，但這份漠視轉而建立了他的權威。給這種東西或那種東西提供學究式的證明，對此他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心智活動、是思想的運作，他還把這種運作過程直接寫進了文章中。

蒙田與多重自我：泰勒教授揭示為何事關我們的人生

然而， 我還是不知道泰勒為何說什麼生死攸關。在荷馬、維吉爾、康德這些大樹之間，蒙田是株欣欣向榮但不太突出的開花灌木。難道泰勒掌握著什麼只為他獨家奧秘，才會說這種話來震懾學生嗎？他轉而談起比喻手法和語調，這些向來是他關心的重點。蒙田在他早期一篇非常短的文章《論安逸》（Of Ldleness）的開頭說，頭腦是需要忙碌的：他談到“我們”的所見所思，然後泛指所有人的頭腦，說“要是頭腦沒有受到某個確切主題的束縛和控制，就會毫無秩序，在模糊的想象原野上脫韁亂跑”。

一開始， 這一概念和措辭看起來很平常：馬需要上韁繩， 才會變成有用的家畜；頭腦則需要受到種種主題的規範。這話講得就像一個正當作家的智能之語。結果，過了才不到半頁，蒙田便又寫道（他很喜歡在一段中間引用古典文學的句子）：

不久前，當我退休回家的時候，一心只想把我所剩不多的時間用來休息以及獨處，其他什麼都不管。當時看來，我所能幫自己頭腦的最大的忙，似乎就是讓它完全閑下來、自行安頓好，而我希望已經變得比較有分量、比較成熟的它， 現在可以比較容易地做到這一點。但我發現—閑散的時光總是會讓人思緒紛紛—相反地，它就像一匹脫韁野馬，給自己找來百倍於常的麻煩，接連產生出那麼多各式各樣的奇思怪想，結果思考這些念頭的無用和怪異之處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開始把這些念頭寫下來，希望讓我的頭腦自知慚愧。

這是怎麼回事？那匹才剛拴好的馬，一下子又掙脫了。“蒙田不是用比喻來給文章增加文采的，”泰勒說，“他是用比喻在思考。你們看，他開始寫的是‘我們’，然後變成‘我’。從阿奎納那樣有秩序的概念開始，又是束縛又是控制，最後變成蒙田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信馬由韁地穿越。蒙田講話會自相矛盾，他就像是惠特曼或 D. H. 勞倫斯的多重自我之一。這些作家就像你們一樣。你們一直很珍視自己是獨立個體的這種感覺。哥倫比亞大學威脅不到你們。也許有人接球會比賀金斯接得還穩，”—他相當殘忍地看著那個加州來的大個子，就是上學期不肯為酒神而舞的那個四肢粗壯、留著平頭的橄欖球員—“但賀金斯還是有他獨特的個體性。”

我對這裡思緒的銜接有點困惑，學生們看起來似乎也一副困惑的樣子，因為泰勒退回到叢林裡，重整攻勢，又把遊擊隊派出來了。他給我們的是新亞裡士多德式的對人的定義，這樣的觀念在蒙田以前的基督教時期很盛行。“靈魂是身體的形式。形式才是你身上真實的部分。哲學家波伊提烏（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說存在著一種物質、一種本質、一個單一的中心自我、一個理性的靈魂，由上帝擔保，那是一個核心，”泰勒看著面前這幾個形式，“這種定義的問題在於，它無法描述任何在時間之中移動的事物。這是個靜止的位置：人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樣。”

然後泰勒念了蒙田《論悔罪》一文的開頭幾段。

其他人形成了人；我敘述著關於人的事情，並描寫出特定的一個，他很糟糕，要是我能重新把他塑造一遍的話，我真的會把他做得跟現狀截然不同。但現在這工作已經完成了。現在，我所描繪出來的這幅圖畫，線條雖會改變、有所不同，但不會畫斜、畫歪。這世界就是永恒地在運轉。世上的所有東西都不停地在動—土地、高加索山上的石塊、埃及的金字塔—既和其他的東西一起動，也自己在動。穩定狀態本身只是一種比較和緩無力的動作。

我無法使我的主題保持不動。它跌跌絆絆、歪歪斜斜地前行，像是天生喝醉了一樣。我接受如此動態之下的它，在我注意到它的那一刻它是什麼樣子，我就接受什麼樣子。我描繪的不是存在，我描繪的是經過。不是從一個年代到另一個年代，或者如人所說的，從一個七年到另一個七年，而是從今天到明天、從這一分鐘到下一分鐘的那種經過。我的歷史需要適應當下的時刻。我可能很快就會改變，不只是隨機改變、意外改變，也是出於自己的意思。這裡記錄了會改會變的事件，還有並不堅決乃至互相抵觸的觀念：我可能自己有所不同了，或者是在不同的狀況下、不同的層面上處理那些主題。於是，總而言之，我的確可能不時說出自相矛盾的話； 但就如德馬德斯（Demades）所言，我不會抵觸事實。要是我的頭腦能找到一個堅定的立場，我就不會做文章了，我會做決定；但頭腦總是個學徒，在做試驗。

“這樣的描述在時間中移動，”泰勒說，“它不是一種定義，而是一種過程。蒙田所提出的自我感並非建立在存在的基礎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唉，蒙田之前的所有哲學家，像奧古斯丁等，他們關注的都是存在；上帝是那個大的存在。但蒙田要的是描述動態當中的存在。‘我不描寫存在，’他說的是，‘我描寫的是轉變。’把這個和但丁做比較，但丁的作品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本質的天性。看，人不是靜態的，人沒有固定的天性。所以在《論悔罪》這篇小文章中，蒙田從‘我們’移到了‘我’。”

這下撥云見日了。所以哥倫比亞威脅不了的個體特性就是，從每個學生的多重自我中所涌現的“我”的獨特性。那個橄欖球員賀金斯開始在課堂上貢獻他的意見。有種東西在他內心波動。他不是跳舞，但他確實在行動。他說話遲疑不決、斷斷續續，但他在努力了。泰勒對他的興趣使他感到振奮。種種不同的自我正在展現出來，而從這些自我中，會出現一個為酒神而舞的賀金斯。

多重自我！書上寫得明明白白。法國學童十一歲開始讀蒙田，在那個年紀讀來，他的作品可能完全合情合理。但你年紀愈大，蒙田看起來就愈複雜、愈神秘，每一個句子都清晰迷人， 但整體看來卻晦澀得不得了。他不會宣布計劃，然後付諸實行。他不為他的主題建立骨架。他在聯想和比喻之間穿梭，通過最物質、最世俗的東西發展複雜的哲學觀念。讀他的作品既令人精神一振，也幾乎有些害怕。（思想的）鐵路護軌在哪裡？你覺得自己可能會跌離軌道、迷失方向。

他不斷修訂、改寫這些文章，並容許不同的層次並肩共存在書中（“我增加，但不更正”）。讀最後的版本，就好像目光能穿透不同地層。不只如此，那些地層還在移動。他不斷變換說法，自相矛盾，轉移你注意力。讀完他一篇文章幾個星期之後，我就記不清楚他說了什麼—文章的意義有許多都在於他的語調，而那語調已經消失。要整理出他那偉大頭腦裡的常規當然可以，但只有長篇累牘地分析才能奏效。他就像《聖經》一樣，充滿待挖掘的意義。不，他是一群遊魚，諷刺之處銀光一閃就消失在遠方。比方說，他看起來像是在批評自己，事實上卻是在駁斥輕視他的人。這是《論悔罪》的另一段：

在此容我對我常說的話提出抱歉，即我很少悔罪，我的良心很安—不是天使也不是馬的良心，而是人的良心；還一定要加上這句話，不是為了虛應故事，而是全心全意完全順從： 我以一個無知的探問者的身份發言，把決定權徹底交給共同的、有權威的信念。我不教化，只是陳述。

可以想見，所謂天使或馬的良心是簡單而清楚的。人的良心則不能如此，所以拒絕一般宗教意義上的悔罪，也就是否認或唾棄自己，用現代的話來說，那會是一種虛偽的行為（蒙田本能地掌握住了我們稱之為“真實性”的東西）。比起背誦傳統的道德教訓，“陳述”這種行動的力量大得多。蒙田的表現一方面像接受普遍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又像破壞它。任何人都不可能太快理解他的文字，因為都會大感困惑。

現在我看出泰勒一開始為什麼故作驚人之語了。蒙田討厭死記強背；他抱怨自己記性不好，但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對泰勒而言，文學人文課就是要你學習閱讀、學習判斷。在文學人文課中，學生們要費力地去讀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每一本書都會把他們帶往不同的方向。這門課不是某一門特定的知識，像什麼真理血清一樣注射到學生身上，也不是要給人披掛上什麼“西方價值觀”的甲胄。它是要人努力去了解一些困難遙遠的文本，強迫你“試穿”不同的自我，不管你願不願意；到最後，獨特個性便會從每個學生的眾多自我當中脫穎而出。所以讀蒙田會是一件攸關學生人生的大事，因為蒙田正是愛德華·泰勒教授所相信的那種轉變的絕佳代表。

凡·佐倫教授不再擔心流於虛榮

“我的虛榮危機。”瑪莉娜·凡·佐倫微笑著對她班上的學生說，語調輕快，“昨天我遭遇了虛榮危機。前天我做了一場公開演講，聽眾出席非常踴躍，大家都來了，然後昨天我活力四射， 自鳴得意得像只孔雀。結果我產生了嚴重的罪惡感。情況糟透了！我簡直想鞭打自己！不過最後我說，‘放鬆。我們都是自大的，我們都虛榮。’蒙田救了我。蒙田認為，執迷於避免虛榮，本身就是一種虛榮。”

她講著自己的左思右想、七上八下，聽起來很滑稽，班上的學生聽著她的情緒起伏，也跟她一起笑。她身上兼具聖女貞德和法國女學生的氣質，既有勇氣又有書卷氣，但也對自己很嚴苛，很易動怒。她講到蒙田的時候喜不自勝，因為蒙田承認每一件事，不管是高尚還是低下，包括虛榮心，也包括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凡·佐倫班上有兩個信仰宗教的學生，一個是仿佛再世的女基督徒，很聰明；另一個則是正統猶太教的猶太人，被蒙田弄得很緊張。他們無法表達某種他們無法命名的概念，也許是找不到權威，是那種階級分明的價值觀，使人置身於那個階層的概念裡。但凡·佐倫和她班上很多學生的心情都很好，學生讀蒙田比讀薄伽丘來得放鬆，我也覺得很快樂，因為在凡·佐倫說話的時候，我了解到蒙田說出了某種我一直能感受到但無法言說的感覺。

精神即肉體，肉體即精神

人的天性沒有高低之分，而是一體的：每一個精神上的行動都和身體有關，每一個身體上的行動都是由精神形成的。二元論是荒謬的。在我幫兒子擦屁股的時候，我和上帝無比接近，獨坐閱讀薄伽丘或盧梭是一個身體上的行動。我是在讀新聞性讀物之外的東西，這讓我覺得比較高興，所以我的脈搏放慢了；我既感到放鬆，同時又感到緊張，但這種緊張是不同的，是努力要了解、要全部吸收。我的身體做出了反應。生理和心理的活動永遠不是分開的。沒有什麼“太花腦筋”或“太費體力”的東西，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勇氣、優雅、聰明和機智。

從偉大的蒙田向外推，我要說他的“轉變”的概念不只是我的理想，更是全美國的理想。我們永遠是流動的。美國人說：我的人生還沒到來，都還擺在我的前方。美國人永不會“成熟”， 永不會長大。他說，我在爬坡，我還不完整，我還沒完成，我會擴展，我會改變。雖然沒有蒙田的天才，他也和蒙田一樣總是在修改，給自己加上一層又一層的新版本。

我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產物，在成長的過程中，人家教我相信我哪裡都去得了、什麼都做得成、什麼都可以讀。世界充滿了機會，任我一顯身手。美元可以帶我到歐洲去。現在機會只對有錢人開放；而且無論如何，中年的我知道我不會什麼地方都去、什麼都讀、什麼都看得到。然而，我仍然保持那股要涅槃重生的美國式本能。我回到學校，因為這是我蛻變成長的方式，部分意味著我要尋找自己迷失的那部分靈魂，因為身為媒體人的生活模糊了我自己與周遭環境之間的分野，令我驚慌。我知道，只有通過最艱苦辛勞的努力才能找回我自己，慢慢地，一次讀一句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