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全2冊)（簡體書）

陳寅恪史學研究述論 ○馬國鋌 李曉英 / 文

陳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其祖父陳寶箴，光緒時官至湖 南巡撫，倡開民智，推行新政，極力倡導維新運動，頗有政聲，戊戌變法失敗 後，因保舉劉光第等人而被罷免。父親陳三立，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 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歸，協助其父治民視事，後與其父同遭革職，從此自號 “神州袖手人”，以詩歌名於當世，1937年8月日寇侵入北平後憂憤至極，拒不服藥而亡。

宦學世家為陳寅恪提供了優良的成長及教育條件，自幼打下了堅實的文 史功底。他年幼時在家主要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13歲時即東渡日本遊學，從 1910年起，更是負笈歐美，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高等 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他的摯友、國學大師吳宓在 1919年曾經撰文，認為陳寅恪是“合中西新舊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 全中國最博學之人”〔1〕。1925年受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後 改任歷史系、中文系和哲學系合聘教授，後曾經兼任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組）主任。

抗日戰爭期間，陳寅恪轉徙於長沙、昆明、香港、桂林、成都等地，在西南聯合大學等高校任教。1945年秋赴英國應牛津大學教職之聘，旋經美國回 國。1946年，陳寅恪重返清華園，1948年南下，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 改任中山大學教授直至逝世。陳寅恪一生著述，由其學生蔣天樞整理編定為 《陳寅恪文集》，其中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柳 如是別傳》等。1949年後，陳寅恪雖然一直在廣州任教，但仍然擔任中國科學 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歷史研究》編委會委員，以 及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是近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

陳寅恪的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926年回國到1932年，主要是利用他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優勢研究“殊 族之文，塞外之史”，通過為各種語文文本的單篇或殘卷作跋、考釋人地譯名 和年代世系等，從事佛教義理特別是對華夏文化影響的研究。1925年，北京清 華學校教務長張彭春創議，經外交部批準，停辦留美預備部，創辦國學研究院 並大學部，於當年開始在全國招收第一屆新生。經過多方籌商，聘請王國維、 梁啟超、趙元任及陳寅恪四人為教授。陳寅恪到任後主要研究佛教翻譯文學與 《蒙古源流》，力求從佛經中探求中國小說故事中人物的原型，指出印度佛教 神話寓言對中國古典文學具有一定的影響。如分析《西遊記》中唐僧及其三個 徒弟的構思來源，根據敦煌卷軸的經文深入探究中國小說的體裁流變；對於佛 教文化進入中國和流傳，陳寅恪更是有獨到的見解，認為“釋迦之教義，無父 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 易，則絕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 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雖震動一時之人心， 而卒歸於消沉歇絕”。他還認為：“吸收外來思想，真能有所創獲者，必須一 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改變本來民族之地位。”〔1〕這些觀點被 廣大研究者所接受。1928年冬，陳寅恪在故宮博物院發現了《蒙古源流》蒙文 本以及滿文譯本，將其與其他版本進行校證，發現該書作者薩囊徹辰的基本思 想和體裁，都是來自元帝師八思巴為忽必烈長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論》。在 敘述蒙古族起源問題時，陳寅恪認為民族起源為什麼從原來的感生說到《蒙古 源流》中成為印度西藏蒙古汗的傳世次序，這裡也存在一個層累向上創造的過源是不足信的。陳寅恪以進化觀點考證史料作出新 的結論，分析了這一不準確來源說的來龍去脈。

1933年到1953年間，陳寅恪主要從事中古史 即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研究，大致看來，其研究 主要集中於隋唐時期。在1940年完成的《隋唐制度 淵源略論稿》中，他以深厚的史學修養和卓越的史 識，系統論述了隋唐各種制度的淵源和演變，提出 隋唐制度淵源有三：一是來自北魏、北齊；二是來 梁陳；三是來自西魏、北周。而三者當中，又以北 魏、北齊之源最為重要。因陳寅恪在寫作《隋唐 制度淵源略論稿》時詳論唐代制度，“至於政治史 事，以限於體例，未能涉及”〔1〕，因此又專門就唐 代政治史作出論析，於1941年寫成了《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此書共分三部分：一是統治階級之氏族 及其升降；二是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三是外族盛 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的關係。全書運用了家族 門第分析、地域集團研究及以種族與文化為切入點 的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統治集團的升降及唐代衰 亡的原因。在陳寅恪看來，唐代政治史大致可分為 三個階段：一是高祖、太宗時期，其特點為繼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二是 武則天時期，關隴集團政治勢力被逐步摧毀，由於科舉制度得到推行，新選拔 的知識分子逐漸取代了舊族勢力的統治地位；三是“安史之亂”以後，黨派之 爭、藩鎮割據出現，最終導致唐朝滅亡。該書多所發覆，將隋唐史研究提高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關於統治集團的研究可謂新見迭出。他根據唐代社會 的實際情況，將唐代統治集團劃分為關隴集團、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長安集團以及河北集團等概念，並詳加考釋，多方論證，尤其是“關隴集團”和“關中 本位政策”兩個論點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於 陳寅恪的隋唐歷史研究曾給予高度的評價：“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 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做出的。在戰爭年代重慶出版的兩部主 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發表的許多論文中，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個 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