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史料全編(精)(全八冊)（簡體書）

發生在1937年7月7日夜晚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之後，進而發動全面戰爭的新起點。日本發動事變相關史料的發掘與整理，一直是學術與社會各界甚為關注的課題。
日本在戰敗投降前夕，無論是東京的軍政總部還是各戰場部隊，都曾全力焚毀檔案，極為重要的一批極富機密性質的決策文件，包括侵略平津地區的日軍各部相關檔案資料，大概是永遠地消失了。不過，歷史真相總有多種方式的保存，經過戰後官民各界多方向的努力發掘，在中日兩國都有相當豐富的史料被重新發現並整理面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研究界，先後有滿鐵史料、南京大屠殺史料及日本侵華決策史料等大型史料叢書的出版，極大推動了各類史料工作的持續與深化發展。技術領域的信息傳播方式、學術交流路徑等諸多方面的改善，也有利於資料工作的持續推進。
在這樣的環境中，歷來備受關注的盧溝橋事變研究，自然應該有新的發展氣象。迄今中日兩國學界在該方面出版物數量不少，總體上可謂成就顯著，卻也有不少空闕以及諸多認識分歧。研究者們仍然面對核心史料的缺失、散亂以及辨識歧見等問題。史料工作是盧溝橋事變研究深入發展的製約因素，理當受到研究界更多重視，作出更紮實的發掘與整理工作。為此，我們全面梳理研究界動態，努力發掘並整理中日兩種文字各類資料，注意辨識其核心、關鍵性史料，力求極大限度地還原基本史實，為學界的研究與討論服務。

發生在1937年7月7日夜晚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之後，進而發動全面戰爭的新起點。日本發動事變相關史料的發掘與整理，一直是學術與社會各界甚為關注的課題。
日本在戰敗投降前夕，無論是東京的軍政總部還是各戰場部隊，都曾全力焚毀檔案，極為重要的一批極富機密性質的決策文件，包括侵略平津地區的日軍各部相關檔案資料，大概是永遠地消失了。不過，歷史真相總有多種方式的保存，經過戰後官民各界多方向的努力發掘，在中日兩國都有相當豐富的史料被重新發現並整理面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研究界，先後有滿鐵史料、南京大屠殺史料及日本侵華決策史料等大型史料叢書的出版，極大推動了各類史料工作的持續與深化發展。技術領域的信息傳播方式、學術交流路徑等諸多方面的改善，也有利於資料工作的持續推進。
在這樣的環境中，歷來備受關注的盧溝橋事變研究，自然應該有新的發展氣象。迄今中日兩國學界在該方面出版物數量不少，總體上可謂成就顯著，卻也有不少空闕以及諸多認識分歧。研究者們仍然面對核心史料的缺失、散亂以及辨識歧見等問題。史料工作是盧溝橋事變研究深入發展的製約因素，理當受到研究界更多重視，作出更紮實的發掘與整理工作。為此，我們全面梳理研究界動態，努力發掘並整理中日兩種文字各類資料，注意辨識其核心、關鍵性史料，力求最大限度地還原基本史實，為學界的研究與討論服務。
在中文史料方面，海峽兩岸既有史料整理與出版頗為豐富。如史料彙編類成果有章伯鋒、莊建平主編的《抗日戰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資料室編《盧溝橋事變與平津抗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盧溝橋事變史料》（《革命文獻》第一〇六、一〇七輯）等；回憶錄方面，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等；近年又有不少影印史料出版，如楊奎松主編的《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等。
本書的中文史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史料學研究室編纂。起訖時間為1933年3月熱河事變至1937年7月底平津淪陷，為體現史事的完整性，部分內容在時限上略有延伸。重點關注以下四方面的史料：一是台北“國史館”部分重要檔案，包括來往函電、命令、情報、會談記錄等；二是民國時期出版的相關史料集，如前導書局的《盧溝橋》（1937年版），謝匯東、田體仁編《全民抗戰匯集》（初集）（1937年版），白水編《中國的抗戰》（1938年版），華美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1輯）（1938年版）等等；三是收集整理了盧溝橋事變時期國內主要報刊的相關報導和言論；四是補充整理了部分私人日記，如《徐永昌日記》等。所選史料按照專題分為“事變前的華北局勢”、“事變爆發及平津淪陷”、“國共兩黨對事變的態度和抗戰方針”、“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社會輿論與各界反應”、“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六個部分。所選取的報刊資料，主要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六種國內報紙，即《北平晨報》、《大公報》、《申報》、《新聞報》、《中央日報》、《新中華報》（延安），將其中自七七事變發生至平津淪陷這一時段的相關報導，以原版影印的圖片形式刊布，反映當時媒體及社會對事件的關注與報導，並補充現有文獻史料的局限和不足。
中文文獻汗牛充棟，本書雖以“全編”為宗旨，但並非有文即錄，也不可能不加選擇。如當時的新聞報導極為豐富，然消息來源有限，故報導雷同現象較為嚴重，編纂中雖已盡量剔除重複，但也難免有未盡之處。加之編者的目力與見解所限，遺漏之處在所難免。諸多不足，期待在今後能補充修訂。

第一冊中文史料
壹事變前的華北局勢
一、熱河事變與《塘沽協定》
（一）國民政府對熱河事變的處置
湯玉麟撤職查辦令（1933年3月8日）
蔣介石致張群佳電（1933年3月9日）
蔣介石致葉楚傖轉林森等灰電（1933年3月10日）
蔣介石致張學良灰電（1933年3月10日）
張學良辭職通電（1933年3月11日）
國民政府令（1933年3月12日）
黃慕松等調查湯玉麟委棄承德經過情形呈文（1933年4月12日）
國民政府任命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人員令（1933年5月4日）
何應欽命作戰各部隊向白河撤退電令（1933年5月21日）
於學忠遵令撤軍致所屬各軍電（1933年5月25日）
（二）國民政府的外交應對
外交部致日本駐華公使照會（1933年1月4日）
外交部致日本駐華公使照會（1933年1月22日）
國民政府致日本駐華公使抗議照會（1933年1月27日）
羅文斡為日領上村面交節略致蔣介石漾電（1933年2月23日）
國民政府致日本駐華公使照會（1933年3月2日）
劉崇傑致外交部漾電（1933年4月23日）
羅文斡、徐謨致劉崇傑電（1933年4月23日）
劉崇傑致羅文斡、徐謨有電（1933年4月2s日）
劉崇傑致外交部宥電（1933年4月26日）
楊永泰致黃郛魚電（1933年5月6日）
黃郛致蔣介石元電（1933年5月13日）
黃郛致蔣介石、汪精衛養電（1933年5月22日）
黃郛致汪精衛養電（1933年5月22日）
汪精衛致黃郛養電（1933年5月22日）
何應欽等致汪精衛、蔣介石漾電（1933年5月23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等漾電（1933年5月23日）
黃郛致蔣介石梗電（1933年5月23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黃郛漾電（1933年s月23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黃郛敬電（1933年5月24日）
蔣介石致黃郛有電（1933年s月25日）
何應欽等致汪精衛、蔣介石有電（1933年5月25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等有電（1933年5月25日）
黃郛致蔣介石感電（1933年5月27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儉電（1933年5月28日）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郛艷午電（1933年5月29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黃郛艷辰電（1933年5月29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黃郛艷午電（1933年5月29日）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郛卅電（1933年5月30日）
汪精衛致何應欽、黃郛世電（1933年s月31日）
羅文幹致何應欽、黃郛世電（1933年5月31日）
（三）《塘沽協定》的簽訂
塘沽協定（1933年5月31日）
中日塘沽會談記錄（1933年5月31日）
汪精衛報告與日本在塘沽訂立停戰協定經過情形（1933年6月3日）
（四）有關回憶錄選編
日軍侵熱和張學良下野
長城抗戰概述
……
貳事變爆發及平津淪陷
叁國共兩黨對事變的態度和抗戰方針
肆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
伍社會輿論與各界反應
陸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1937年7月7日-8月3日）
附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選摘）
……

第二冊報刊選錄
第三冊日方史料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始終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國共產黨歷次團結抗戰的宣言封鎖了。他認為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個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倒是可以忍讓妥協的，把中國共產黨剿滅之後再行抗日。那時國內軍閥由於寧粵的和談合作表面上雖然是統一了，但有些地方仍然處於半獨立狀態，不論兩廣、四川、雲南、山西都是由軍閥統治著，本質上一點沒有改變。
蔣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的國際聯盟呼籲，希望用國際聯盟的力量，壓迫日本，交還東北，把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在國聯的身上。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聲稱：“中國將其國家完全聽命於國聯，毫無保留的餘地。”當時被蔣介石、張學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陽的馮玉祥有電說：“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這頗能代表當時社會上的呼聲。但南京政府充耳不聞。
由於中國的呼籲，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到東北調查。李頓調查團先到日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後才到中國來。
南京政府就好似救星一樣殷勤諂媚地來歡迎它，希望它說中國的好話，主持公道。參加調查團的唯一的中國代表顧維鈞隨調查團到東北後，日本關東軍就不讓他與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國人接觸。不但他，就是中國名記者戈公振作某些訪問也被拘捕。據顧維鈞回來報告的時候說，有些重要的場合他都無法參加；他唯一見到的中國人是火車上、旅館裡的侍役。有一個侍役秘密地流著眼淚對他說：“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東北人民都不願意做亡國奴。我們希望政府抗戰，我們在裡面盡力幫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戰，我們自己也去參加義勇軍抗戰。”顧並說義勇軍在東北各地聲勢很大，日本鬼子很害怕。
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了，它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認“滿洲國”。蔣介石政府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卻還認為不滿意。因此日本南陸相聲明稱：國際盟約不能適用於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協定，決不能接受國聯的決議的調停與裁判，否則日本退出國聯亦在所不辭。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國聯，繼續進行對中國肆無忌憚的侵略。
當時東北義勇軍真是如火如荼，馬占山、馮佔海、蘇炳文、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幾乎婦孺皆知。愛國人士既對蔣介石的抗戰失望，就把希望寄託在義勇軍的身上。但蔣介石對於義勇軍非常冷淡，不但沒有絲毫物質上的支援，也沒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勵。蔣介石在一個義勇軍代表的報告裡批示：“已據轉交部匯報編錄增光史冊矣。”他並下令禁止組織義勇軍，鎮壓人民的愛國運動。義勇軍孤軍奮鬥，經不起日軍的壓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馬占山、蘇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蘇聯境內，解除武裝。馮佔海等部則退入熱河境內。
剩下來的義勇軍，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更艱鉅、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戰。關東軍就趁此進兵熱河、進攻長城。
一、蔣介石迫張學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完成建立“滿洲國”的侵略計劃，開始向熱河進攻。一月六日，日本軍進攻山海關，何柱國部隊予以還擊，是為長城抗戰的開始。
日軍進攻熱河的計劃是：（一）由綏中沿北寧鐵道向山海關正面進攻；（二）由朝陽、凌源、平泉之線進攻；（三）由開魯向赤峰進攻；（四）由林西向多倫進攻。（三）、（四）各路皆會師承德，然後再分兵進攻長城各口。
張學良既放棄了東三省，猶冀保留熱河、河北，苟延殘喘，靜候南京國民黨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關的砲聲響了，他知道再不抵抗，連熱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駐在長城以內的東北軍開始進入熱河布防。那時他名義上是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以下簡稱北平軍分會）的代理委員長（委員長仍是蔣介石），可以指揮華北各省軍隊。但華北軍隊如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在一九三〇年內戰的時候，都是由於他幫助蔣介石而致失敗的，他怕閻、馮宿怨未消，不聽指揮，不肯協助。單獨東北軍抗戰是無把握的，他唯一的辦法還是求援於蔣介石。
蔣介石卻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引誘兩廣參加“剿共”的陰謀。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訓練副監徐景唐赴廣州，同陳濟棠、李宗仁等商量，要兩廣出兵江西，幫助“圍剿”，他好抽調中央軍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時候，陳濟棠駐滬代表楊德昭曾經談過：如果中央決心抗日，則廣東願意負江西“剿匪”的責任。蔣介石就抓住這個機會，使兩廣軍隊到江西參加“剿共”。不料陳濟棠揭破了他的陰謀，同時也暴露了陳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廣州，陳召開軍事會議，所有兩廣的高級將領及高級黨政人員都參加。他們表面上不肯說不出兵，而是用要求軍費和要求械彈來拒絕。陳次日邀我單獨到他家裡談話，他說：“季寬，我們是十幾年共過患難的老朋友，我們要講真心話。老蔣要我出兵江西，系晤系（是不是）想利用共產黨把我們的軍隊鉗著，好抽出他的軍隊來搞我們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戰是假的。你睇（看）系唔係囉？”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說：“不但日軍佔領北平，就是佔領南京，我也不肯調兵到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