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書寫與現代性想像：1919-1949年中國遊記散文研究(精)（簡體書）

遊記散文對於旅行行為活動的書寫，並不僅僅是一項個體的文學行為，也呈現為一種文化症候和社會意識形態特性。《旅行書寫與現代性想象：1919-1949年中國遊記散文研究》以探討1919-1949這30年遊記散文在中國文化轉型、時局動蕩、社會變遷的歷史語境中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徵為宗旨，從社會歷史形態的更迭、旅行經驗與旅行功能本身的變化以及散文形式的現代嬗變這三大視角出發，深入剖析現代遊記散文如何以自身獨特的書寫方式和體驗形態來呈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文化心理，並回答關於現代性的中國經驗品格的具體性、豐富性與複雜性。

林鐵，1980年生，湖南長沙人。暨南大學文學博士，湖南財政經濟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吉首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湖南省青年骨幹教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課題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課題1項、湖南省級研究項目多項。出版論著2本，在《文藝理論研究》《現代傳播》等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文學、文藝美學與媒介文化。

遊記散文對於旅行活動的書寫，並不僅僅是一項個體的文學行為，也呈現為一種文化症候和社會意識形態特性。一直以來，對於現代遊記散文的研究，過多地傾向於從題材角度進行審美品格、藝術趣味、形式特徵的概括，不利於從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遊記散文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本書是基於現代性視域的遊記散文研究，以探討1919-1949年這三十年遊記散文在中國文化轉型、時局動蕩、社會變遷的歷史語境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徵為宗旨，從社會歷史形態的更迭、旅行經驗與旅行功能本身的變化以及散文形式的現代嬗變這三大視角出發，借助文化社會學與文本細讀的方法，深入剖析現代遊記散文如何以自身獨特的書寫方式和體驗形態來呈現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文化心理，並通過這一剖析來回答關於現代性的中國經驗品格的具體性、豐富性與複雜性。
基於現代中國意義危機的語境，旅行實際上是知識分子進行生活認知與文化建構的方式。作為一種現代性活動，旅行的啟蒙意義表現為個性的發現、生活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現代旅行的大眾性、平民性以及休閑娛樂性使得現代遊記散文所呈現的，不僅僅是對於自然山水的沉浸與遊賞，更是基於以遊的方式來解放傳統禮教束縛下的人性，突破傳統倫理閾限下對人的空間上的綁定，來完成對一種自由和喻悅的生活方式的塑造。只不過這種以個體覺醒與個性解放為基調的閑適生活方式，是在民族救亡的敘事張力中進行的。
現代中國的旅行也是一種跨文化行為。現代遊記散文中的異國情調，不僅僅是對異國進行紀實性書寫，而更多地代表著世界意識下對他者形象的建構行為，這種建構一方面基於對充滿差異性的他者文化價值形態的吸收和判斷，另一方面通過對他者帶有審美趣味的描述，來傳遞一種審美價值，在更深處，更意味著通過對他者的文化利用來確定對自我的認同。
民族危難與國家未來的謀劃語境中，現代旅行伴隨著強烈的政治意識與體驗。現代遊記散文的書寫史，實際上也呈現為一部現代中國的政治理想史。現代中國的旅行行為，無異於現代中國政治的謀劃實踐。基於中國革命的具體選擇與獨特性質，知識分子由城市走向鄉村，走向革命大眾，成為革命話語中旅行書寫的基本邏輯。同時，在對革命烏托邦的理想召喚中讓渡了知識分子的個性。
通過對國家疆域內的旅行記錄與描寫，對於不同地點人情風土、社會經濟的考察，對歷史遺跡與集體記憶的緬懷與整理，現代遊記散文初步建立起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經驗和認知方式，來喚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與國族認同，以完成對危機語境下的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愛國情感的動員。
現代性又意味著社會總體結構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松脫和碎片化，意味著意義價值的先賦性被剝奪，在現代遊記散文中，無論生活事件的構成方式還是意識情感狀態，都存在著一種與遊相契合的孤立、瞬間性、暫時性的文學體驗。從現代中國的遊記散文中，可以透視到充滿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確定性的現代生活。無論是山水風光，還是曠野漂泊，還是都市踽行，無論是還鄉，還是異域離散，現代知識分子在他們的遊記中敞開對現代生活的細致感覺，奮力從那些片段性的，稍縱即逝的視覺瞬間，發現現代生活圖景的審美內蘊，從碎片中觸摸時代的總體性，從遊蕩中彌補、修復甚至治癒現代社會給予人們的精神困厄與情感傷痕。

緒論

第一章 中國現代散文發展格局中的遊記文體
第一節 互文性與現代遊記的文體融合
第二節 遊的敘事形式與現代性機制
第三節 現代傳媒與遊記的文體越界

第二章 旅行的社會文化語境與中國現代性的悖論品格
第一節 民族主義與對個人話語碰撞中的個體矛盾
第二節 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交織中的生命困境
第三節 傳統與現代經驗融合中的文化衝突

第三章 現代生活方式與遊記散文中的審美解放
第一節 人的覺醒與遊記散文的生活轉向
第二節 閑適與承擔：現代知識分子的悠遊心態
第三節 日常生活的閾限與超越：現代旅行的儀式意義

第四章 世界意識與遊記散文中的異國情調
第一節 異國情調與現代性
第二節 異國情調中的文化凝視與身份認同
第三節 在原鄉與異鄉之間：被互相命名的風景

第五章 革命話語與遊記散文的旅行敘事
第一節 旅行與中國革命的現代性
第二節 從城市走向鄉土：農民革命的角色移位
第三節 從個人走向集體：紅色烏托邦的朝聖之旅

第六章 政治認同與遊記散文的國族想象
第一節 邊疆的民族志考察與國族認同的建構
第二節 遺跡的集體記憶與風景的政治想象

第七章 流動的現代性與遊記散文的文化反思
第一節 王綱解紐：總體性破滅後的流動
第二節 感傷的旅行：從古典到現代
第三節 作為現代性反思的旅行

第八章 旅行身份與遊記散文的生命形式
第一節 漂泊者：遊蕩在無處停留的陌生中
第二節 旅寓者：懸置在無歸屬的距離中
第三節 還鄉者：穿梭在失家的焦慮中

第九章 旅行意象與遊記散文的時空體驗
第一節 火車與輪船：快與慢交替的碎片感
第二節 旅館與站臺：過渡性場所的孤獨停駐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1938年，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來到延安，訪問毛澤東，考察陜甘寧邊區，並在華北輾轉生活長達半年之久，寫下長篇旅行記《華北敵後——晉察冀》，向全國人民介紹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生活，“向來足不出戶，又有‘人’的地位的五臺婦女，今天也到識字班認字，高唱救亡歌曲，能在村頭站崗放哨了”。“抗戰三年敵後完全改變了一個樣子，變成了一個新的世界，由退步到進步，由愚昧到明智，由黑暗的氛圍中，到達了光明的境界。”另外，還有黃炎培、趙超構、範長江等國統區過來的知識分子，通過對紅色根據地的考察與訪問，向外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策和社會理想設計。這些又反過來吸引了更多知識分子對延安的向往。
借此，向往紅色烏托邦的旅行，就是對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認同。從國統區奔赴而來的知識分子常常會由衷地贊嘆：“啊，自由的土地，我來了，我屬於你了！”①這樣一種社會現實或者社會願景的描述，將個體從不自覺和不自主的狀態中扭轉過來，在殘酷與崩離的現實中找到屬於人的尊嚴和價值，同時，補償內心那種被抑制的政治意願和生活展望。通向革命之路，不僅僅是火與血的狂飆突進，不僅僅是打破私人情感世界的拘囿，而且是將人從單純的個性與個人主義中掙脫出來，賦予生命更為熱烈、更積極、更有衝擊力，同時生活內涵也更為廣闊的品格。在這個過程中，還完成了另一個維度上的轉換，就是將個性解放納入社會解放的話語中。這一點，無論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先行者李大釗那裡，還是在中國工農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那裡，都有鮮明的表述。
比如，李大釗就認為“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②而毛澤東同樣也敏銳而深刻地看到，“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③集體是個體個性的整合，在關乎民族危亡的1930年代，這一點，很多有責任的知識分子也能看到。蘇聯式的國家模式或許掩蓋了個體個性的多樣性，但是，在戰時語境下，確實能為一個國家和民族聚合生存和發展的力量。比如丁文江在蘇聯訪問，寫過《蘇俄旅行記》，他曾在訪蘇的歸途中，做過這樣的思考：“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地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
歷史的複雜性在於，歷經“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為了心中的理想社會，在奔赴紅色烏托邦旅途中，並非那麼簡單輕易地放下之前的那種對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的精神維度，無條件接受革命話語中的集體主義和階級立場的。甚至，會反過來用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作為精神圭臬來衡量來自革命中心的社會現象。比如崇尚“愛”與“美”的徐志摩對蘇聯的訪問，其感受評價更多地指向批判，在他的《歐遊漫錄》中將莫斯科比作“怖夢製造廠”，是反文化的、反文明的、反人性的，“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跡，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裡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這樣一種逆革命理想主義的旅行文學，在瞿秋白身上也得到顯現，瞿秋白對蘇聯訪問，先後寫過《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但是前一本呈現出一種狂熱的革命理想，而後一本更多的是對國家主義的憂思與批判。他1921年首次訪問莫斯科，見過列寧、托洛茨基、盧納察爾斯基等蘇俄革命的領導人，以及克魯泡特金夫人、馬雅可夫斯基等名流，參加過各種大型的革命集會和閱兵慶典儀式，在《餓鄉紀程》中洋溢著一種革命理想主義的歡欣鼓舞。而在《赤都心史》中，作者卻深刻感受到國家主義計劃經濟管制下對個體的壓制：“夜色的威權仍舊擁著漫天掩地的巨力，現時天機才轉，微露晨意，未見晨光，所顯現的只是黎明的先兆，還不是黎明呢。”①考察所見，處處存在有權階層的貪污腐敗以及人性的自私。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丑惡使得這位中國革命的理論家內心迷惘。在此意義上，有人認為，“《赤都心史》中的瞿秋白是一個多愁善感、喜愛藝術、病魔纏身、關心人類心靈、思索社會問題的青年，一個局外的、陌生的旅遊者”。②事實上，這裡所隱含的正是在關於社會理想的問題上個體與國家之間，個性解放與集體服從、主義為先之間的精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