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如何寫作：民族志閱讀指南（簡體書）

民族志是一種知識，致力於回答“人類的意義是什麼”這個恒久的問題
民族志不僅戲劇化地描述生活，還將分析生活

為什麼兩位研究興趣不同的人類學家要寫這樣一本閱讀指南？
因為通常沒有人教讀者如何閱讀民族志，而是指望他們自己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傳統的民族志導讀要麼介紹主題概念，要麼歸納理論觀點，但本書作者們希望傳遞一種開放式對話的感覺，在提供分析文本技巧的同時，還能引導人們一探人類學知識的特質，並培養出讀者自己的人類學想像力。
這本書從巨量的民族志文本中選取精彩節選，並進行評論和論證，為讀者構造了一個啟發式的佈局。各種視角被組合起來，提供了一個改進後的理解民族志的方法。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民族志成了理解人類處境的一個重要途徑，雖然不是唯一途徑，但作為一種知識，它值得被理解和尊重。

作者簡介：
帕洛瑪·蓋伊·布拉斯科（Paloma Gay y Blasco），執教於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社會人類學系。著有《馬德裡的吉普賽人：性、性別和身份的表現》（Gypsies in Madrid: Sex, Gende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dentity）。

胡安·瓦德爾（Huon Wardle），執教於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曾任該系系主任，曾擔任世界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和該研究中心年鑒的編輯。

譯者簡介：
劉月，畢業於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憑藉真正的製圖天分，作者帶領我們穿越民族志的迷人地帶，以及它的不同對話者。本書將一些重要的新視角帶入我們的視野。我們的導遊一如既往地堅定和敏銳，讓我們在旅途中停下來瞭解旅程的方式，為教學提供了新的動力。 ——史翠珊，英國劍橋大學 這是一本好書，也是閱讀民族志文本的絕佳指南。作者對世界上許多時代和地區的民族志進行了明智的抽樣，成功地揭示了人類理解每一篇文章的複雜特性，並激勵人類學家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比較的概念。 ——邁克爾·D.傑克遜，美國哈佛大學 作者們為閱讀和理解民族志提供了一條迷人的途徑，它賦予了民族志適當的創造力……它常常令人興奮，當然也很複雜，是一本介紹重新思考該學科主要問題有益方法的著作。當作為教材使用時，肯定會帶來令人滿意的參與度和課堂討論。 ——《皇家人類學學會雜誌》 "

目錄：

致 謝 001
引言――民族志所關注的問題和它的特殊性 003

第一章 比較：民族志世界觀 001

識別比較 009 / 比較的作用和目的 013 / 比較與民族志概念的創造 017 / 結束語 022/ 第一章：練習 023 /《給予的環境：採集 - 狩獵者經濟體系的又一視角》節選 023

第二章 環境中的人 037

區分是理解和解釋的基礎 044 / 個體與群體――民族志生活世界中的整合層次 048 / 多樣性 VS 整合 051 / 結束語 058 / 第二章：練習 060 /《希臘北部的舞蹈與身體政治》節選 061 

第三章 關係與意義 073

根據關鍵隱喻來構建關係圖 082 / 將關係模式抽象化，為比較提供基礎 086 / 民族志學者的分析和現實 091 / 結束語 094 / 第三章：練習 095 /《一種原始社會的關係行為規則》節選 096

第四章 敘述即時經驗 103

短暫與重現 110 / 即時敘述與人類學論點的建構 117 / 結束語 124 / 第四章：練習 125 /《憂鬱的熱帶》節選 126

第五章 民族志即論證 135

民族志論證與民族志經驗之間的張力 139 / 證據和論證的相互塑造 146 / 民族志論證具有相關性 150 / 結束語 158 / 第五章――練習 159 /《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序言 160 /《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1964 年再版序言 164

第六章 背景和讀者 171

作者和報道人 178 / 人類學讀者和學術趨勢 184 / 女性主義人類學：作為社會角色的民族志作者 191 / 結束語 197 / 第六章：練習 198 /《賀卡和節日中的女性世界》節選 199

第七章 定位作者 209

田野調查的故事 218 / 所有權和作者聲音的建構 226 / 結束語 234 / 第七章：練習 235 /《一部世界主義的民族志》節選 236

第八章 大對話和投入模式 247

批判的思考者和元敘事的形成 254 / 表明知識忠誠 261 / 文本即編織的學術人格 266/ 結束語 270 / 第八章：練習 272 /《非洲企業及非正式經濟》節選 273

結束語 人類對話中的民族志 285

民族志作為事實 290 / 民族志知識作為挑釁 295 / 民族志的解放作用 298

詞匯表 305
參考文獻 317

如何描寫人際關係
小說家、劇作家、電影製作人和詞曲作者等都對人際關係感興趣。當然，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癡迷於“人際關係”， 任何一本光鮮亮麗的雜誌都能說明這一點。近藤多林（Dorinne Kondo）對一位日本奶奶婚姻回憶的描寫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係也是創作民族志的原材料：
她聲稱，他是一個真正的“明治人”，一個暴君……但她仍然出色地履行了作為妻子的職責……“每天早上，”她說，“我都會在門口送他，幫他穿上鞋子，向他鞠躬，說‘一路順風’。” 換句話說，她是個模範家庭主婦。但他一走出家門，她就嘶嘶地低聲說：“臭老頭！” （Kondo，1990 ：133）
然而，儘管有這類引人入勝的例子，學生們還是經常為專業人類學家描寫人際關係時冷漠而疏遠的方式感到沮喪。“其他人的生活是這麼有趣的事情，為什麼在人類學家筆下變得如此無趣？”是一種常見的抱怨。這是因為人類學家經常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討論人際關係。看看這段對巴索托社會世界中一些核心關係的描述：
當姐姐的兒子想娶妻時，必然會托媽媽的兄弟幫他找到必需的牛，他的舅舅會給一些在他姐姐結婚時收到的牛，或者甚至可能從自己養的牛中給他一些，因為舅舅相信將來外甥結婚時會回贈給他牛。 （Radcliffe-Brown，1979 ：26）
在我們開始閱讀民族志時遇到這樣的段落，會很容易迷失在錯綜複雜的關係和不同於我們熟悉的任何事物的當地觀念中。 另外，在看過電影和小說之後，我們自然會期望在民族志中也獲得一些與人物情感或直覺上的聯繫：這個姐姐的兒子是誰？他是什麼樣的性格？他對不得不從舅舅那裡要牛有什麼看法？雖 然民族志偶爾會給我們提供那種個人體會（前面近藤的文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更經常呈現給我們的是比預期中更疏離、非私人化、不那麼直接的知識。甚至那些更個性化、更吸引人的描述也常常被用來論證一些感覺抽象或與日常生活脫節的觀點。學習閱讀民族志需要熟悉人際關係的抽象思維方式， 以及這些思維方式所隱含的意義。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研究（1）民族志學者如何從更廣泛的模式或框架的角度來描寫人際關係；（2）人際關係圖景在民族志作品中是如何建立和整合的；（3）抽象的關係模式如何成為比較的基礎。而且，因為民族志是從一個非常特別的角度來寫作的， 有一套慣例和特定的受眾，我們也將探索（4）民族志作者的分析和生活經驗之間的距離 / 差異。


民族志學者是如何創造關係情境的
在第二章中，我們展示了民族志學者如何區分特定行動者的特定社會能力，並將其作為情境化過程的一部分來建立某個生活世界的圖景。例如，巴特強調網老大在挪威漁船中的特 殊作用，從而展示了那個社會環境的動態特徵。現在，一個重要的人類學觀點是，任何社會角色或社會能力在本質上都是具有相關性的，這一點乍一看往往難以理解。在談到社會能力的 “相關性”時，人類學家的意思是這些能力或能動性的形式不可能存在於關係的框架之外。例如，網老大的角色只能存在於船長和船員的關係之中。在這些關係模式之外，網老大的特殊能力或作用毫無意義。把“網老大”從這個背景中抽離出來，我們討論的這個人就不再是（至少不再是個積極的）網老大，而是扮演了一個新的角色，有了不同的能力――丈夫、選民或電視觀眾。民族志的部分任務就是闡述關係模式，從而讓網老大這類人格類型可以被理解或解釋。 那麼，民族志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社會生活是相關的。從在子宮裡的時候、從出生開始，我們就處於各種關係之中，它們塑造或影響著我們的行為能力，構成了我們當前和未來能力的基礎。作為社會存在或社會人，至少從人類學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被理解為我們關係的總和。這就是民族志學者和小說家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小說家通常會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個人、他們的奮鬥和動機上，而一個類似的出發點會把民族志學者引向一個抽象的方向。人類學家會從某個或多個生命的直接特徵中提取出關鍵元素，並利用它們來理解和概括看似屬�個體的能力和動機的社會性方面。在接下來的例子中，人類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想讓我們忽略法國咖啡館中一群人的特殊性， 而是考慮他們的互動――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是如何創造出某種關係情境的：
咖啡館不是男人去喝酒的地方，而是去找伴兒一起喝酒的地方，在那裡他可以建立起一種熟悉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是擱置陌生人之間普遍存在的審視、習俗和禮儀……在咖啡館 裡，開玩笑這個典型的流行藝術被賦予了完全自由――把一切都當作笑話的藝術……還包括以“胖子”為對象開玩笑或者發明笑話。他總是適合玩笑，因為在流行規則裡，他的肥胖與其說是一種缺陷，不如說是一種獨特的特徵，還因為人們認為他生性善良，預設他能夠善意地理解這些玩笑並且看到有趣的一面。 （Bourdieu，1984 ：183）
布迪厄告訴我們，咖啡館的場景在某些關鍵方面是與外面的生活相反的。咖啡館是一個在陌生人之間建立“熟悉關係” 的地方，友好的關係不受禮貌規則的限制。建立這些關係並積極展示它們的一種方式是開玩笑，尤其是“把一切都當作笑話的藝術”。在這種模式中，“胖子”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成為群體成員展現個人幽默的焦點。他的肥胖在咖啡館中獲得了一種在其他地方所沒有的特殊意義。這是因為咖啡館的關係模式不同於別處，以及這裡把肥胖視為特殊而不是缺陷的 “流行規則”。也就是說，人們所參與的關係改變了表述和行為 的意義。
在這篇文章中，布迪厄要求我們跳出對一個典型的咖啡館場景（“多麼有趣的人物”、“多麼無聊的一群人”）的第一反應來進行思考。再一次，與小說家不同，布迪厄的分析不是將胖子或者他詼諧的朋友們作為個體來關注，而是作為互動模式中特定的主體。“胖子”的人格在這個模式中具有意義，在模式外則沒有。把他放在咖啡館的關係框架之外，他的人格也會隨之改變。事實上，所有的民族志都忙於在關係中確定規律性元素，通常是通過關注一種經詳細解釋的角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