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中的技術（簡體書）

本書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橫跨千年的世界技術發展傳播史。這場討論圍繞著三個關鍵概念展開：技術對話、環境制約、工業革命。作者使用了“技術對話”這個術語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技術轉移”概念，它表明技術傳入一地後，通常被調整以適應當地的需求和條件，也常常引發進一步的創新。本書追溯了一千多年來的這些相遇和交流，考察了農業、火器、印刷、電力和鐵路等技術的變化，探索發生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技術對話。

以往，衡量進步的標準是技術革新的速度、創造產出及利潤的提升效率；當下，技術對環境的影響成為了主要的問題。因此，本書的最後幾章將故事帶入更具現實意義的21世紀，從全球視角討論包括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和數字化在內的技術發展，提出需要什麼樣的新型工業革命來迎接人類世的挑戰。

阿諾德·佩西：物理學家、農業工程師、歷史學家、技術哲學家。他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獎章（美國技術史協會Z高榮譽）的獲得者，另著有《創造力的迷宮》《技術的文化》《技術的意義》。
佩西1937年出生於云南昭通，受父輩“天下一家”理念的影響，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頗有了解。他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挑戰技術史領域的歐洲中心和白人優越論，每部作品在出版之初都是顛覆性、開創性的，讓讀者看到歐洲之外廣闊世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技術，在出版之後則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成為領域的奠基之作。
 Francesca Bray
白馥蘭：現代國際漢學界、社會人類學界和科技史學界的優秀學者，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國際科學史學會主席，也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獎章獲得者。主要著作有李約瑟主編的系列叢書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2021年出版的《技術與性別》。
主要研究領域有科學、技術及醫學人類學，性別研究以及中國和東亞研究。
 

前言
合著者說明

第一章 亞洲技術的時代，700—1100 年
第二章 基礎技術的差異與雜合，1100—1260 年
第三章 西方的動向，1150—1490 年
第四章 美洲及亞洲貿易中的農業生態學
第五章 火藥帝國
第六章 印刷、書籍與技術的理念，1550—1750 年
第七章 三次工業運動，1700—1815 年
第八章 槍炮與鐵路：亞洲、英國、美國
第九章 鐵路帝國，1850—1940 年
第十章 科學發現與技術之夢，1860—1960 年
第十一章 健康、飲食及日常基本需求中的技術
第十二章 邁入 21 世紀

本書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橫跨千年的世界技術發展傳播史。這場討論圍繞著三個關鍵概念展開：技術對話（technological dialogue）、環境制約（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技術對話”一詞在此用於描述不同民族和社群面對陌生技術時的反應。某個地區的人接觸新技術時，往往會改動該技術的原始設計，或者做出進一步的創新。本書提到的許多例子中，最明顯的就是與熱兵器有關的發明，包括第三章與第八章中討論的手槍與火炮。其中一些技術最早發明於千百年前的中國，但之後的很多技術改進出現在歐洲、土耳其及印度。
一個更近代但本書未詳論的例子，是北極地區因紐特人社群初次面對機動雪橇——雪地摩托——的反應。盡管因紐特人並無使用機械技術生活的傳統，但他們還是很快地掌握了維護這種設備的技巧，甚至改進了原本的維護規程，使拆裝引擎的流程更加簡便。起初觀察者們覺得這種快速的技術掌握和積極主動的技術參與難以理解，直到一項數理民族志的調查顯示，對空間關係的特殊辨別能力是因紐特文化的一部分，這點在其雕刻和雕塑中也均有體現。 這個例子強有力地說明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將如何影響其接受新技術的方式。
而一個1929年的例子則展示了另一種情況，當時一家英國公司本欲將新式的動力紡織機銷售到日本紡織廠，但最終採用了日本技術人員在本土工廠對紡織機進行的改進（見第九章關於豐田紡織機的內容）。在這個例子中，英國生產方與日本改進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真正的雙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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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詳述的第二個概念，便是自然環境對技術的限制或制約（以及其為技術升級準備的種種機遇），還有發明者、技術人員及企業人員面對環境制約時的舉措。
其中一種在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限制條件，就是某種關鍵材料的短缺，比如造船所需的木料。當中國在14世紀末15世紀初經歷木材短缺時，其應對措施之一是在造船過程中使用更多種類的木料；另一項舉措是從東南亞進口更多木料來補足當地供應之不足（見第三章）。在英國，橡木是造船的首選材料。但當18世紀本土橡木供應量見底時，應對措施之一也是使用不同種類的木材，同時加大進口量，包括進口波羅的海國家的軟木。另一項措施是將一部分造船工程外包給某些木料充足的地區，如使用柚木的北美東海岸地區及印度（見第七章）。在不久後的18世紀初，人們可以用鐵造船了，木料的緊缺就無關緊要了。
至於能源方面的制約，本書一至六章討論的大部分技術運轉都依賴於基本的自然資源，比如，以木材或煤炭為燃料，以人力或畜力為動力，以風力驅動船和磨坊，以流水來轉動轉輪。在任何地方能提供的能量都相對有限，這成了發展的制約因素，但在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克服了這些限制，燃煤鍋爐產生的蒸汽提供了大量動力。蒸汽機最早是被用於取代馬力和水車的，人們發現後者已無法提供足夠的動力。大約在同一時間，人們發現了利用煤炭制成焦炭煉鐵的方法（見第七章）。
不過煤炭的使用也有制約因素，包括供應量的有限、煤煙對大氣的影響等。起初這些局限只是地方性的，但在19世紀，煤煙成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也是重度工業化城市地區的霧霾及各類惡劣天氣情況的一種誘因（見第十二章）。
然而，木材一類的建築材料、木柴煤炭一類的燃料並不是僅有的自然資源。生物類的資源同樣被用以生產食物、纖維及藥品。正如蒸汽機的發明帶動了工業發展的突破，生物資源的發現和傳播也會引領人類發展突破各種壁壘。在哥倫布遠航，美洲寫入世界歷史時，歐洲人巧遇的新生物資源便展示了這個道理。馬鈴薯和玉米這一類的高產作物很快被人們接納，不僅在歐洲，還在菲律賓、中國等世界各地緩解了食物供應的短缺，使人口得以增長。第四章討論了這一世界歷史上極為重要卻未被重視的階段，第十一章中有更多關於生物資源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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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曾有限地使用煤炭冶鐵（見第一章），18世紀開發的以煤為燃料的動力技術則是後世所謂工業革命的重要特徵，這種技術興起於英國和歐洲，很快便席卷世界。後來還出現了一系列的工業革命，不過有關工業革命這一主題的解讀主要取決於其定義如何。如果工業革命主要是指源於新技術引進的經濟發展，那麼確實有進一步的工業革命一說，比如與19世紀鐵路發展緊密相連的工業革命（見第九章），與再後來化學工業的發展或電燈使用有關的工業革命（見第十章）。在20世紀和21世紀，還有更多類似的由不同領域革新催化而出的革命，包括石油化工、航天航空、電子科技，以及種種新能源動力（見第十二章）。換一種視角看，如果工業革命的定義是基於社會變動及與之相隨的生產組織的變動，比如18世紀的工廠系統，那麼近年來自動化、機器人技術和新信息技術的發展則毫無疑問地構成了新式的工業革命。
但對革命的談論可能會分散我們對歷史宏大連續性的注意力。從19世紀、20世紀至今，確實有一些所謂“創新浪潮”（見第十二章），但其中到底有多少帶來了可以算不容小覷、至關重要的變革呢？這個問題依然存疑。特別醒目的一點是，迄今為止（2020年），這些所謂的工業革命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工業文明以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基礎，即便其他能源——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已得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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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版寫於20世紀80年代，彼時社會爭議圍繞著技術轉移和國際發展，這讓我們感到有必要倡導更好地理解技術對話，而這也成了本書的核心主題。30年後再次修訂本書，我們不禁想再多加一章，將敘述拓展到21世紀，但這也不可避免地帶來與創新浪潮和新工業革命（取決於每個人的視角）相關的問題，同時，關於制約和局限性的問題也在當下變得更加重要了。雖然本書大部分內容維持不變，新添章節中提到的問題還是促使我們對早前的部分章節做了一此事修改潤色。
在處理這些宏大的主題時，我只嘗試勾勒出大致的綱要，相信這些大綱有時更能幫助讀者領略觀點和看法。有關這些主題的更多信息可參見注釋中標注的來源，這部分內容在本次修訂版中也有所擴充。
我不僅得益於注釋中提到的所有書籍，也得益於博物館藏品，以及偶爾去工廠車間參觀的機會。其中有在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英國國家航海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英國國家軍事博物館（National Army Museum），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英國施洛普郡的鐵橋谷博物館（Ironbridge Gorge Museum），以及中國的北京古觀象臺和成都蜀錦廠。
我很有幸曾在其中幾個機構工作過，我個人更是感激許多朋友和同事在其間對我的幫助。這些在本書初版中已詳盡寫過了，但其中我最要感謝我已逝的父親，他教會了我關於世界文明的概念，曾時常用中文和英文反復說起本書題獻頁的那行小字“天下一家”，這句話出自中國經典《禮記》，一部描述周代社會形態和祭典禮儀的文集。
關於本修訂版的出版，我還需深深感謝我的出版人凱蒂·黑爾克（Katie Helke），以及我的合著者白馥蘭（Francesca Bray），她們兩人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