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哲學指南（簡體書）

★ 本書為歐諾彌亞譯叢之一，從哲學和思想史視角全面審視經濟學名著《國富論》，探討亞當·斯密思考的經濟學、政治、正義和道德等問題。

★ 英文版原書榮獲2009年美國哲學協會的約瑟夫·B.吉特勒獎（Joseph B. Gittler Award）。

★ 受到諸多學者、媒體好評（詳見媒體評論）

薩繆爾‧弗萊斯沙赫(Samuel Fleischacher)提出，斯密的經濟學說只有從認識論、科學哲學以及道德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解讀，才能得到更為深入全面的理解。
作為“古典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一直是塞繆爾‧弗萊施克哈爾關注並投入最大精力研究的人物，在作者看來，亞當‧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學家，然後才是一位社會科學家。《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哲學指南》恰恰是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儘管並非傳統意義上緊貼文本脈絡的注疏性作品，但作者卻詳細檢視了支撐《國富論》整體結構的基本命題。尤其是，它們在何種基礎上得到論證，這也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色，作者並不局限于《國富論》這一本書，而是將斯密的作品視為一個整體，從最早出版的《道德情操論》到晚年的《法學講義》，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斯密思想風貌，從斯密的寫作方式，到斯密的人性論基礎，再到他的倫理學說，以及進一步應用於實際的政治學、社會學理論。

作者塞繆爾•弗萊施哈克爾（Samuel Fleischacher），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特聘教授，並在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兼任教職，研究方向為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著有《第三種自由：康德與斯密的判斷和自由》、《分配正義簡史》、《何為啟蒙》等。《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哲學指南》榮獲2009年美國哲學協會的約瑟夫·B.吉特勒獎（Joseph B. Gittler Award）。

譯者張亞萍，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教授，浙江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2015年美國波士頓大學訪問學者，主要從事語用學與修辭學研究。著有《亞當·斯密修辭學思想研究》，譯有《亞當·斯密傳》。

譯者王濤，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主要從事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譯有《論財產權：約翰·洛克和他的對手》、《自然法、自然法則、自然權利：觀念史中的連續與中斷》、《邊沁的現代國家理論》等。

此書對《國富論》的哲學內容及其與斯密其他作品的關係，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指引。這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D. D. Raphael,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毫無疑問，弗萊施哈克爾完成了一部斯密研究的里程碑作品。他對哲學問題的處理精微而富有建設性。
Vivienne Brow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land

弗萊施哈克爾……能夠從哲學上準確把握斯密的觀點。他充分發揮這項能力，為我們提供了第yi部針對《國富論》的縝密哲學解讀。
Duncan Kell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對斯密的那部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巨作做出真正哲學的，更不用說既具有哲學性又較為全面的研究。這部文筆優美的著作填補了這個重要的空缺。弗萊施哈克爾是一位具有天賦的作者。
Charles L. Griswold, Jr., Boston University

本書來自作者對斯密理論的長期反思。斯密的讀者會發現書中的許多內容對於理解斯密非常有幫助，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讀者會發現，書中的許多內容對於理解斯密非常有幫助，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參考。作者以極為清晰地方式，重新呈現了斯密的許多面向；相較于之前的研究者，本書作者更為成功地解決了斯密所有作品中的主要難題，許多誤讀得到了糾正。
Jerry Z. Muller,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引 言

亞當·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學家，然後才是一位社會科學家。然而，下述問題至今仍然困擾我們，即斯密的哲學作品與他的經濟學著作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聯繫。《國富論》（WN）中鮮有這樣的地方，能讓人想到作者還是一位對科學研究方法及道德判斷的基礎等一系列主題有著自己獨到豐富見解的學者，也沒有任何地方明確提及斯密先于《國富論》出版並備受讚譽的《道德情操論》（TMS）。對於道德主題明顯的忽略（尤其是在《國富論》中），令許多批評家非常困惑。或許我們應該將《國富論》的寫作，看成斯密最欣賞的自製精神的勝利：正是在《國富論》中絕大多數時候都能克制不做直接的道德評論，儘量以無偏私的語氣僅僅陳述社會經濟事實，不受自己對這些事實所持態度的影響，斯密才為社會科學的奠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如果真是如此，斯密似乎公正得過了頭，以至於讓人們錯誤地認為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時，完全把道德信念置於腦後。我寫作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糾正這一觀點，將我們帶回到《國富論》框架內外的德性。今天的社會科學經常要求克制地談論德性，但是斯密並沒有完全擱置道德話語，即使斯密真的在有些地方擱置了這一話語，我認為他也一定有其道德上的理由。不管怎樣，道德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張力是本書從頭至尾關注的主題之一。
還有其他一些話題，比如，斯密應該被認為是一位“常識”學派哲學家，預示了學術後輩托馬斯·裡德（Thomas Reid）的某些思想以及20世紀哲學的某些趨勢；斯密極為推崇人人平等，這對他的道德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斯密在分配正義史中扮演的角色與通常所認為的有很大不同。但是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闡述或維護任何有關斯密的重要論點，而是解釋諸多影響《國富論》或是其結論引發的哲學問題。（本書事實上可以分章閱讀，比如對斯密的正義觀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只讀相關章節而忽略其他。）我希望本書提供的指引不僅對專家有益，而且對第一次接觸《國富論》或研究過其中的政治經濟學但並未從哲學角度進行思考的人也有所幫助。
儘管斯密是一位哲學家，但是並沒有相關的專著問世。查爾斯·格列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從哲學角度對斯密的所有著作進行了精到的解讀，努德·哈孔森（Knud Haakonssen）則對斯密的正義觀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還有其他一兩篇從哲學角度分析斯密全部著作的簡短論文。但是，絕大多數關於《國富論》的評論都來自經濟學家和思想史學者，目前為止並沒有哲學家就斯密的《國富論》出版過專著。
經濟學家傾向於就事實而非原則與斯密進行討論，而思想史學者更感興趣的是思想的來源或影響，而不是思想的合理性或是對未來的啟示。我把本書稱為“哲學”指南有兩層意思：一是本書討論那些哲學家可能關心的問題；二是我以哲學家的方式討論這些問題。這就意味著我最關注的是斯密如何論證自己的觀點，有時我會用現代的話語重新建構他的論證，在發現他的觀點有問題時，與他進行論辯。我希望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激發更多關於斯密的問題。斯密的觀點和論證的難度在於，他所討論的那些問題即便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也仍難以應付。我效仿斯密的論述方式，即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論》第七篇關於其他哲學家思想的論述方式。斯密非常敬重自己的前輩，忠實地陳述他們的觀點，但同時也用自己的道德體系話語加以表述，並在他認為他們不對的地方提出批評。這是哲學化的哲學史最棒的例子。哲學家傾向於用現在時態表述所有的思想，討論彼此的著作時好像作者至今健在，並試圖說服我們接受他或她的觀點。他們有時會被很合理地指責過於忽略具體的歷史語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思想都僅僅取決於它們的語境（我們無法偶爾在論證中超越我們所處時代的偏見和關注），那麼我們也就很難明白論證到底有什麼價值。思想可以超越具體的歷史語境是哲學家的信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也許是蘇格拉底以降所理解的“哲學”的定義的組成部分。
我這樣說並不是想要否定斯密思想解讀中歷史視角的重要性，我一直嘗試將斯密的思想與對他產生影響的人聯繫起來，尤其是他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朋友大衛·休謨（David Hume）。我很贊同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觀點，即要想理解一位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一定得將他或她的作品置於其想要回應的論辯語境中。然而，那些追隨斯金納這一觀點的人，忽略了哲學家與政治小冊子作者之間的區別，即哲學家認為自己不僅置身於自己所處時代的論辯語境，而且還置身於綿延千年的論辯語境。斯密自認為不僅與詹姆士·斯圖亞特（James Steuart）還與柏拉圖，不僅與魁奈（Quesnay）還與亞裡士多德一起論辯。他存在於兩個語境中：他置身其中的18世紀的政策和制度這個直接語境，以及人類在每個時代都關心的問題這個更大的語境。作為第二個語境中一員的斯密表達的思想，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在這方面與之對話。對作為18世紀歐洲一員的斯密表達的思想，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套用到自己的身上。我儘量在其寫作的這兩個層面間保持一種平衡，即斯密對自己同時代人所說的和斯密或許想對當今的我們所說的。我們今天仍能夠從斯密思想中汲取營養，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需要仔細區分斯密針對當時當地的學說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教誨。

目 錄

致謝 /　1
縮寫 /　2
引言 /　6

第一部分 方法論

第一章 寫作方法 /　13
第二章 認識論和科學哲學 /　51
第三章 道德哲學 /　81

第二部分 人性

第四章 概述 /　101
第五章 自利 /　138
第六章 虛榮 /　169

第三部分 經濟學的基礎

第七章 經濟學的基礎 /　199

第四部分 正義

第八章 正義理論？ /　231
第九章 財產權 /　275
第十章 分配正義 /　320

第五部分 政治

第十一章 政治 /　359

尾 聲

第十二章 斯密對今天的啟示 /　403

索 引
作品索引 /　435
一般索引 /　449

從道德人到經濟人

總的來說，斯密的人性圖景最非同尋常的一點就是它毫無非同尋常之處：並沒有任何違反我們直覺的論述，也許（我之前分析的）他有關人類平等的極強立場可以除外。斯密關於我們動機的論述，尤其沒有任何違背我們直覺的地方。人們有自愛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人們的仁慈隨著他們對仁慈對象瞭解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人們需要自製以恰當地運用自愛和仁慈；人們能夠超越對自己及對他人的情感，達到一定程度的無偏私；當人們以這種無偏私的眼光看待人們並將他們看成是與自己平等的對象時，他們就是公正的；人們擁有宗教情感、憤恨、勇敢的能力，這些既能為自愛和仁慈情感服務，也可能與之脫離；人們最大程度的幸福，來自德性，不抱過度的期望以及他人的高度敬重，這（在諸多“外在”善中）最需要的是健康、朋友、交談的機會，以及有機會體驗自然及藝術的美。最後，所有這些特徵構成了人性的基本圖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隨著文化、歷史階段以及經濟環境的不同而變化。這似乎看起來過於中庸，過於四平八穩，與我們通常的直覺相去不遠。我們甚至會對此感到失望，如果這樣，我們就是忘了或是拒絕接受斯密自己對哲學家的界定，即哲學家就是對我們已經擁有的常識進行提取，其長處在於能夠將我們已經信奉的東西進行連貫而清晰的呈現和組織。斯密並不贊同違背我們的直覺，將所有類型的幸福都化約為某種愉悅情感的不同程度及組合，邊沁的功利主義讓邊沁驕傲地宣稱“圖釘和詩歌”所帶來的幸福感並不存在內在差異。斯密也無法接受曼德維爾很喜歡的將人類所有動機都反直覺地化約為自愛。
斯密滿足於或受驅迫於理論需要，勾勒了一幅常理之中的人性圖景，自愛僅僅是我們天性的許多組成部分之一。這一觀點與我們絕大多數人在高中或大學第一次聽說斯密時所獲得的印象形成了強烈的衝突。在《國富論》中，斯密難道不曾闡述人類是純粹自利的嗎？事實上，難道這不是斯密對經濟學作為科學的偉大貢獻之一嗎？所謂“偉大”貢獻是指界定了整個研究領域，以至於如果否定這一立場，就可能要否定這個研究領域。如果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採取了不同的立場，難道不是表明斯密在自己的兩本著作中改變了立場，而《道德情操論》在思想上更為保守，斯密還不具備足夠勇氣為了能夠以真正科學的態度研究世界而放棄自己的道德主義？
毫無疑問，我認為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應該是“不”。我不認為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對人性持有不同的觀點，也不認為斯密為了將經濟學作為科學加以研究，需要這樣一種不同觀點。我之所以不這麼認為，部分原因是斯密在寫完《國富論》後，繼續對《道德情操論》進行了修改，並沒有在其後的多版修改稿中轉向對人性更為自利的理解；另一部分是由於為了支持純粹自利的人性圖景，斯密將不得不放棄我認為是斯密所有著作根基所在的常識方法論；而還有部分原因是我不認為《國富論》的文本解讀支持純粹自利的人性圖景。在這一章，我討論了拒絕對《國富論》進行“純粹自利”的解讀的歷史原因和方法論原因；下一章將討論文本方面的依據。再下一章討論摒棄另一種對斯密經濟學的更巧妙的解讀――認為它基於一種反直覺的人性圖景――的文本依據：這種解讀主要依賴于《道德情操論》並主張，斯密認為激發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涉及自然對我們施加的“欺騙”或“幻覺”。在這兩種情況下，斯密的標準看法都是將經濟人理解為一種完全不同于道德人的動物。而相反，我認為從道德人（homo moralis）到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是（也應該是）水到渠成的。如果斯密確實是一位如他所展示的那樣周到細緻的哲學家，那麼他會希望在道德和經濟領域活動的是同一種動物。我希望這一部分的其他章能夠證明,為什麼道德人和經濟人可以毫不費力地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