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面孔（簡體書）

張宏杰，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著有《曾國藩傳》《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簡讀中國史》等。曾在《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1、百萬級暢銷書作家、知名歷史學者張宏杰繼暢銷書《曾國藩傳》後通俗講史力作。剖析複雜人性，解讀中國傳統社會潛規則
2、本書切入角度新穎，對於讀者貌似耳熟能詳的人物，卻能另辟蹊徑，從獨特的角度得出與眾不同的觀點，讓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心理分析式的講史，抽絲剝繭分析各個權力人物對歷史的影響和歷史是怎麼決定他們的命運的。11張典型的權力面孔，11個獨特的人性側面，組成一幅中央帝國的權力圖像
3、一部濃縮版的中國帝王傳記，每個人物的小傳都很獨特：權力怪獸的任馭手秦始皇、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與代價、從先進模範到亂臣賊子的王莽、被大業壓垮的楊廣、偏執型人格患者朱元璋、不願意做皇帝的正德、從偉大到平庸的嘉慶、“上帝第二子”洪秀全、被“帝王教育”敗壞的光緒、生為獵物的永歷、後代被斬草除根的崇禎。深度剖析權力人物的酸甜苦辣，探討其權力運作法則和背後的行為邏輯。
4、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帝王史和權力史。中國傳統社會的Z大管理者是一國之君，帝王的成長、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行為邏輯、經驗教訓等，對普通人、團隊管理者、創業者、公務員都有一定的啟發。
5、內外雙封設計，採用特種紙 燙金工藝，更顯典雅

序 章 皇帝：權力的囚徒
章 秦始皇：權力怪獸的任馭手
第二章 漢武帝：雄才大略與代價
第三章 王莽：從先進模範到亂臣賊子
第四章 楊廣：被大業壓垮
第五章 朱元璋：偏執型人格障礙患者
第六章 正德：不願做皇帝的人
第七章 嘉慶：從偉大到平庸的滑落人生
第八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第九章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
第十章 永歷：生為獵物
第十一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
後 記

“祖宗之余烈”：權力怪獸的誕生過程
一
秦始皇雖然是公認的“千古一帝”，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其實是被大大夸大了。
秦始皇個歷史功績是統一了中國。然而，中國的統一運動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親手啟動。春秋以降的統一運動，是中華民族集體意志的結果，是一個持續了幾百年的歷史過程。秦始皇只不過是接力賽的後一棒選手。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績”是建立了全國範圍內的皇帝制度，或者叫“大一統郡縣制度”。然而這個制度並非秦始皇的原創，而是春秋戰國以來大部分思想家共同努力構建的。其實，除了發明了“皇帝”二字，以及規定“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等文字細節上的貢獻外，秦始皇對於“皇帝思想”或者說“皇帝制度”並無思想性的建設。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貫徹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的政治設計而已。
甚至“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也是商鞅時期就開創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統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權衡丈尺”。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頒布的“商鞅方升”就是這次改革的實物證據。秦始皇“焚書”之前，商鞅也曾經“燔詩書”。
可以說，秦始皇是一個實踐者而非思想者。他的特點是執行力超強，而非創造力出眾。他的功業是建立在“祖宗余烈”的基礎之上的。

二
秦國是一個鐵血之國，它誕生於西周和東周交接的時代。
它在天下主要諸侯國中是特殊的。
，它年輕。
秦人起源於甘肅天水一帶，是周代的一個邊緣部族，本屬“蠻夷”。周初分封的時候並沒它的份兒。西周末年，犬戎進攻周王室，大部分諸侯不管不問，獨質樸的秦部族積極勤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史記 • 秦本紀》），在戰後又護送周平王東遷，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天子封為諸侯。秦國作為一個國家由此正式出現。
因此秦國是一個邊緣型的落後國家。和齊、晉、魯等老牌諸侯國相比，秦的歷史短了整整一個西周的時代，大約遲了三百年。
第二，它落後。
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人民生活貧困。《漢書 • 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厄，其使民也酷烈。”作為一個地處偏僻的後起國家，秦國文化上也非常落後，李斯謂“士不產於秦”，荀子說秦國“無儒”。秦國人才都是從外面聘請來的。
第三，它的發展軌跡特殊。
周代的幾乎所有國家，都以禮樂文明為努力方向。即使邊緣型的國家，也都全力中原化，努力由“蠻夷”而進為“華夏”。但秦國的發展路線卻相反。
秦國立國之初，也曾傾心中原。但是到了第九位君主秦穆公，他對比中原與蠻夷，認為“中原化”或者說“禮樂化”會使一個國家喪失尚武精神，因此果斷中止“中原化”進程，向戎狄開拓，“益國十二，開地千裡，遂霸西戎”，吞並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秦國的文化面貌因此發生了明顯變化。考古發現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不屬於中原國家，而屬於西北少數民族。
因此，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獨特的。秦國和遊牧民族一樣，百姓停留在“淳樸忠厚”的半野蠻狀態。與中原散漫的農業文明比，秦國文化具有紀律嚴明、上下一致的軍事化作風。“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與西戎的融合，給秦人的軀體注入了更多粗獷和野蠻，決定了秦人狼一樣的性格。
這些特點導致秦國一直被稱為蠻夷，受人歧視。“六國卑秦，不與之盟”，“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但也正是這些特點，決定了秦國在新型權力怪獸誕生的過程中奪得了先機。

三
在皇帝制度誕生之前，中國運行的是一種舊的權力機制，叫“封建制度”。
這種制度以血緣為基礎。周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給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讓他們代代世襲。諸侯在國內，也同樣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人。天子用管理家族的方式，管理天下。
然而，這種舊的權力制度有著嚴重的問題，導致了春秋戰國的混亂局面。，血緣作為各級權力間的連接紐帶和黏合劑，有其先天的弱點。因為血緣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淡。各國諸侯與周天子的血緣關係越來越遠，親情漸漸失去了感召力和約束力。
第二，封建制下，各級權力的控制力不強。封建制是一種自治制度，各個諸侯國自行其是。周天子的權力向下只能到達諸侯，而到達不了諸侯的下一層，也就是卿大夫。同樣，諸侯也只管得了卿大夫，而管不了卿大夫的下一層，即士。這就如同歐洲封建時代的一句話：“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地百姓，只對自己的直接領主唯命是從。在效忠物件之間出現矛盾時，他們只會選擇忠於自己的直接領主，與上級領主對抗。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地諸侯越來越尾大不掉，周天子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中央政權的權威急劇衰落，社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解體。西周很快變成了東周，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天下一片混亂。不再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制，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相互之間你爭我奪，大打出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 • 離婁章句上》）
在現代人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生機勃勃，思想活躍，可是，身處歷史當中的人的感受與後世的人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贊語。相反，觸目皆是哀嘆、抱怨和詛咒。在老子眼裡，春秋時代是一個充斥著“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孔子同樣為禮崩樂壞而痛心疾首。他認為這是一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亂時代。
漫長的混亂，讓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來恢復天下秩序。
雖然先秦各學派一直在彼此攻訐，甚至視若仇敵，但在“國不堪貳”（《左傳》）也就是天下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權威這一點上卻達成了高度共識。他們把視力所及的中國大地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致認為，分裂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
孟子征引孔子的說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 • 萬章上》）面對“天下惡乎定”（即天下怎麼才能實現穩定）這個問題，孟子說“定於一”（《孟子 • 梁惠王上》），即只有通過統一。荀子也說：“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荀子 • 議兵》）
墨子則主張建立一個君主專制的大一統國家。他的政治夢想是“尚同”，建立一個層級鮮明、紀律嚴厲、整齊劃一、消滅個性和多樣性的社會。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家富強安定。（《墨子 • 尚同》）
老子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統一會解決一切問題。他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老子 • 第三十九章》）法家則是對大一統政治制度貢獻多的一個思想流派。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韓非子 • 揚權》）
因此，中國的大一統政權建立不是哪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志的結果。翻翻諸子百家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大一統是春秋戰國時代諸派學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標。
諸派學者達成的另一個共識，是建立大一統不能重復周代的老路，必須樹立一個勢高權重的中央權威，直接統御天下。因為走老路的結果，必然是不久之後，天下重新分裂。正如後來秦始皇時代討論“郡縣”和“封建”兩種制度的優劣時李斯所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如果再建一個周朝一樣的體制，分封同姓子弟，結果必然是後來血緣疏遠，相互攻擊，天下大亂。封建制必然會導致戰爭不斷。
因此，新式的權力必須是中央集權，君主把權力集中起來，強力控御天下。
墨家認為，要結束天下混亂無序的狀態，就必須竭力推崇君主，樹立君主權威，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墨子 • 天志上》）
儒家的荀子學派也認為，君主要成為“參天地”的超人，成為“萬物之總，民之父母”，要處於至尊的位置，沒有任何人能與他匹敵，以的權力指揮一切：“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荀子 • 正論》）
法家更是強調加強君主的權威。《管子》的《明法》開篇就說：“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也就是說，治國之道，是君主大權獨掌。亂國之道，是大臣以術勝主。君主位尊而大臣位低，並不是因為大臣忠愛君主，而是因為君主以權勢壓倒大臣。
韓非子也認為理想的境界是君主一個人獨斷：“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子 • 外儲說右上》）
因此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無數哲人智能的結晶。“皇帝”的誕生雖然是在公元前221 年，但是這一制度的伏脈可以往前追溯四五百年。
那麼，如何建立君主集權制度呢？各家學派思路不太一樣。
墨子的想法是集選舉制與統一思想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做法於一體。他說，人的思想不統一，就容易衝突，甚至父子兄弟也常因意見不同而相互怨恨，這是天下混亂的原因。所以首先要由所有人一起來選舉一位品德尚的人做君主，然後由他自上而下，建立起高度集權、等級分明、服從的行政體系。
即使你沒什麼政治經驗，也能看出這種思路有點自我矛盾，可操作性不高。
儒家當中的荀子一派則主張天子要“隆禮至法”，君師合一，禮制和法制結合，讓君主“勢至重而形至佚”（《荀子 • 正論》），達到“億萬之眾而摶若一人”（《荀子 • 儒效》）。君主要好禮義，尚賢能，“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百姓畏服禮法，君主指使他們就像大腦指使自己的四肢一樣。這聽起來雖然很美好，卻也有些迂闊不著邊際。
只有法家的思路明確簡便。法家認為，不必改變統治者的產生方式，也不必把統治者變成聖人，關鍵是把貴族制度改造為郡縣制度。所謂郡縣制度，是指不再把國土分封給國君的血親，作為他們的封地，而是由國君派出官員直接管理。
這樣一來，君主可以保證權力集中。在分封制下，諸侯大夫的權力是世襲的，不是被當朝的天子或者國君賜給的，因此也不能被他們剝奪，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有恃無恐。但郡縣制下，郡守和縣令不是世襲的，而是由國君任命的，可以隨時更換。這就杜絕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尷尬局面，官員對國君必須唯命是從。所以國君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可以達到如臂使指的境界。至於原來的貴族，可以用錢養起來，正如李斯所說：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郡縣制下，可以用收上來的稅賦重賞皇子和功臣，即便他們不聽話，也很容易制服，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四
法家的思路得到了各國君主的肯定。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各國爭相展開變法。從公元前7 世紀到公元前4 世紀，改革成了各國政治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在齊國首先舉起改革大旗，接著，李悝在魏國，趙烈侯在趙國，吳起在楚國接連興起改革大潮。
但是，傳統的慣性是強大的，改革在各國都遇到了重重阻礙。雖然在很多國家取得了局部成果，但大部分都是半途而廢。比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因為楚悼王的去世而終止，吳起被舊勢力射殺，改革措施大多被取消。
只有商鞅變法與眾不同。
商鞅變法在各國的變法當中的時間排序是比較靠後的。各國變法的主要內容基本相似，商鞅的“徙木立信”，取消世卿世祿，建立郡縣制，獎勵軍功，鼓勵耕戰，每一條都是別的國家曾經做過的。
但是，只有秦國的變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讓秦國脫胎換骨，迅速強大起來。秦國的變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商鞅的能力比吳起等改革家更強，而是秦國在春秋諸國當中文化落後，性格特殊。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而出現的。周代禮樂文明的基礎是“人性善”。因為社會是按血緣方式組織起來的，大家都屬同一個家族，或者有親戚關係，所以相互之間提倡體諒包容，“仁”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相比之下，法家學派的理論基礎，是“人性惡”。法家文化的性格直截、痛快、高效，它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思想完全圍繞君主利益這個核心，圍繞著提高國家軍事能力這個根本目標。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爭機器。
韓非子認為，人性本惡，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統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三個東西：法、術、勢。“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所謂法，嚴刑峻法，嚴酷地對待百姓，運用好賞罰這個利益杠桿，不聽話的，狠狠打擊，賣命的，就給高官厚祿。所謂術，就是權術。韓非子說：“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韓非子 • 飾邪》）皇帝出於算計用大臣；大臣們也是出於算計，才給皇帝服務。君臣之間，“一日百戰”，因此皇帝一定要精於權術。所謂勢，就是要造成中央權力的強大威勢，壓服分散的權力。這樣就可調動起所有社會資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這樣的理論，與貴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在有著禮樂文明基礎的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原國家很難徹底推行。這就是法家理論在其他國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礙，變法都進行得很不徹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法家思想在秦國如魚得水，因為它的文化基礎，Z適合法家文化的需要。這一點古人即已指明，《淮南子 • 要略》謂“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趨利。……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國的風氣是貪婪、狠猛、殘暴，所以才出現了商鞅變法。確實，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野蠻、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正在中原國家漸漸改變殉人的野蠻風俗的時候，秦國卻變本加厲。考古發現，秦武公死時（前678），殉人66，穆公死時（前621），殉死者居然多達177 人，創了歷史之。
所以秦國的民族性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在其他國家不可想象的政策，在秦國卻能夠順利實施。
春秋戰國之時，商業已經獲得空前發展，但是商鞅對商人卻深惡痛絕。他宣布“廢逆旅”，即廢除旅館，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商鞅對那些棄農經商的人給予重罰，“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還要求“壹山澤”，由國家壟斷山澤之利，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史記 • 商君列傳》《商君書 • 墾令篇》）
不能經商，也不能到山中開礦，能做什麼呢？只鼓勵兩件事：耕與戰。
你或者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或者努力種地，把收獲的一大半交作軍糧。
正如商鞅所說：“農耕，是人們視以為辛苦的活。戰爭，是人們害怕的事。要讓人們從事辛苦的農耕，參加危險的戰爭，必須靠‘計算’。必須使老百姓只有種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謀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戰才得以獲得功名，其他晉升方式一律取消。”
如果你不想耕也不想戰，怎麼辦？進監獄。商鞅制定了極為殘酷的法律，基本思路是“輕罪重罰”。人們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小小罪過都可能割鼻斷腳。《鹽鐵論》形容秦人的苦況說：“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國，殺人如斬草，用兵如彈丸，秦國人或者從軍，或者運糧，死亡極眾。
這樣，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所有秦國人都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零件。
這樣一種體制當然會引起民間社會的反彈，為統一思想，控制輿論，商鞅不僅燒了書，還規定，民眾“不得議”及國家的政策：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史記•商君列傳》）
除了“不得議”，商鞅還建立了互相監視的“告奸”制度。商鞅規定：“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相互糾察，保甲連坐制由此開始。商鞅通過“什伍”編戶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叫他們互相監視。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人人自危，“構造怨仇而民相殘”。
不光是鼓勵鄰居之間相互告發，秦國還大力鼓勵“告親”。為了徹底破壞以“親親”“孝親”“子為父隱”為標志的宗法原則，秦國提倡親人間相互揭發。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財產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妻子的財產可以用來獎賞他。商鞅說：“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商君書 • 禁使》）
這一套嚴酷的制度，在其他國家難以推行，但是在秦國卻很快落地生根，良好運轉。秦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由國家來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的新系統，很快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的龐大兵源和巨額的軍費。
弗朗西斯 •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說：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 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僅1%，希臘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更低。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會戰中，總共損失約5 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 倍。
除了壓力也有動力。因為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前有軍功爵位為賞，後有嚴刑峻法為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秦人只好“勇於公戰”，“民聞戰而相賀也”。整個社會陷入對戰爭的狂熱之中。“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書 • 畫策》）
因此，商鞅建立的這種國家結構，即後世所謂的“秦制”，雖然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軍事上卻有效。一頭新型的權力猛獸在秦國成長起來，向周圍國家亮出了它的利齒。
在商鞅變法以前，秦國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許田波研究認為，從公元前656 年到公元前357 年，在160 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至少有一個大國卷入的戰爭）中，秦國只發動過11 場（約占7%）。由於受阻於黃河而無法進入中原地帶，秦國只是影響“諸侯國間戰爭的一個不起眼的因素”。
而從公元前356 年商鞅變法開始，秦國的實力迅速上升。從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 年，秦國在96 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中發動了52 場戰爭（約占54%），並取得了其中48 場的勝利。據文獻統計，秦國在統一戰爭中一共屠殺了超過150 萬名他國士兵。
因此，秦始皇是在“祖宗之余烈”的基礎上開展他的事業的。
在秦穆公時代，秦國揮師西向，稱霸戎狄，開拓疆土，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到了秦孝公時代，更是因為任用商鞅變法而使秦國的競爭力大幅提升，一舉成為天下大國。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時代，秦國在爭霸戰爭中屢戰屢勝，蠶食鄰國，不斷擴張，使相鄰四國喪失了獨力抗秦的實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國的統一戰爭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歷代秦國君主已經為統一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現在，只差秦始皇的出現，跑好這後一棒。

天生的統治者
一
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由秦始皇開創，並不是偶然。秦始皇是一個巨大陰謀的副產品，鐵血是他的胎教，權術是他的課業。
公元前262 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大商人呂不韋來到趙國首都邯鄲經商，偶然結識了秦國王孫異人。異人之所以生活在異國，是因為他是一個人質。這一事實說明他在秦國王室中的地位無足輕重：在父親的二十多個兒子當中，他排行居中，母親又不受寵愛，所以才被送到趙國為質。被送去邯鄲之後，秦國王室似乎就把他忘了，所以他在趙國的生活很艱難，“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然而，呂不韋一眼就看到了這個被遺忘的王孫身上的投資價值，不禁脫口而出：“此奇貨可居！”
雖然他僅是一個普通王孫，但是他的祖父秦昭襄王在位已經四十五年，如果沒有習得長生不老之術的話，顯然不會再活太久，而他的父親嬴柱此時是秦國的王太子。更為關鍵的是，嬴柱寵愛的華陽夫人還沒有兒子。
戰國時代，各國政治高層的八卦在國際間流傳得很快。呂不韋知道，華陽夫人非常害怕嬴柱的長子、人望很高的公子傒被立為接班人，因為公子傒與華陽夫人相互厭惡，華陽夫人擔心公子傒接班的話自己會得不到善終。
因此華陽夫人需要立一個看起來聽話、容易控制的人為接班人，呂不韋也需要一個將來能給自己帶來榮華富貴的秦國國王。
呂不韋的計劃是通過重金遊說，讓在後宮說一不二的華陽夫人接納異人為兒子。這樣一來，兩個人都可以達到目的。
這一計劃看起來有點燒腦，然而戰國後期，中國大地上不斷產生這樣異想天開的政治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來描述這個時代十分合適：“這是好的時代，這是壞的時代；這是智能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務，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雙城記》）
國家的邊界線每天都在變動，烽火接連出現在各國的天空，處處充滿危機和陰謀，每個人的生活都動蕩不安。在天下大棋局中，每個國家的統治者都絞盡腦汁，全力以赴，因為一招不慎，就可能亡國滅族；而對每一個人來說，天堂和地獄似乎都近在眼前，如果抓住機會，可以一夜之間直登云霄，當然，也可能因一念之差墜入地獄。這個時代，是陰謀家的天堂。所以吳起、蘇秦、張儀、呂不韋這樣的縱橫家才會在這個時代一個個應運而出。

二
可以說，秦始皇是呂不韋驚天大陰謀的一個副產品。司馬遷甚至說，嬴政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場騙局。他在《史記 • 呂不韋列傳》中講了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呂不韋與邯鄲著名的美人趙姬同居，趙姬懷了孕。秦始皇名義上的父親異人（又名子楚）到呂不韋家做客，見到美艷驚人的趙姬，一見鐘情，請求呂不韋把這個美人送給自己。趙姬於是帶著已經有孕的秘密嫁給了異人，後來生下了兒子嬴政。
結論不言而喻：秦始皇根本不是秦國人，而是衛國人呂不韋和趙國人趙姬的後代。可憐秦國經營數百年，後卻在即將統一天下之際，被鳩占鵲巢，讓一個“野種”篡了位，幾十代人的努力付之東流。這樣說起來，秦始皇的成功，應該算作是衛國人統一了天下。
當然，司馬遷的故事其實講得並不高明，事實真相並不難揭穿：呂不韋計劃的核心，是推動他的投資工具異人成為秦王。異人看上趙姬，並不在他的計劃之內。只不過考慮到自己已經為了這一計劃孤注一擲，投入了全部家產，為了獲得異人的歡心，才不得不把趙姬送給異人。“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
從歷史記載來看，異人的智商、情商都不低，並不是一個傻子，生育能力也同樣正常。繼承人的血脈純正當然都被視為王族頭等大事。呂不韋驚天計劃的基礎，首先是和異人搞好關係，贏得異人的信任。隱瞞趙姬有孕之事，個風險是如果被異人發現，全盤計劃就會夭折。第二個風險是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如果此事的秘密被揭穿（比如嬴政長得越來越像他而不像異人），他將被滅族，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深謀遠慮的呂不韋斷不會出此下策。
為了讓這個故事更加可信，司馬遷還加入了一個細節，那就是“至大期時，生子政”。關於“大期”，東晉學者徐廣說：“期，十二月也。”過了十二個月才生。唐代學者孔穎達認為：“十月而產，婦人大期。”不論如何，異人和趙姬共同生活了至少十個月後，嬴政才出生，異人因此不懷疑這個兒子是自己的骨血。《史記》接下來的一句是“遂立姬為夫人”，異人遂毫不猶豫地立趙姬為自己的正室夫人。我們知道，即使以十月為“大期”，也是今天的醫學常識無法解釋的現象。因為確認一個人有孕，至少要到第二個月。這樣的話，秦始皇在母親子宮裡待了至少十二個月。
李開元在《秦謎》一書中分析說，呂不韋獻有孕的趙姬給異人的故事，僅見於《史記 • 呂不韋列傳》，在《史記》以前的所有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沒有記載。秦末各路英雄也從來沒有利用此事做過反秦宣傳。按理說，六國人大抵皆是秦的仇人，如果真有此事，不可能不在當時就風傳天下。
事實上，在司馬遷筆下，送有孕之女給統治者以獲得權力之事，這並不是起。《史記 • 春申君列傳》也記載了春申君獻有孕之女給楚考烈王，以使自己的兒子成為楚幽王的故事。這一故事的來源是《戰國策 • 楚策》，但考諸人情物理，顯然也是荒唐無稽。因為這個故事的句話，“楚考烈王無子”本身就不是事實：考烈王有不止一個兒子。
錢穆說：“戰國晚年有兩事相似而甚奇者，則呂不韋之子為秦始皇政，而黃歇之子為楚幽王悼是也。然細考之殆均出好事者為之，無足信者。”（《先秦諸子系年》）
事實上，這類故事之所以能產生並且廣泛流傳，原因很容易理解，就是一種不甘心被征服的集體心理的產物。在後世，這類傳說也不一而足。比如，人們傳說，清代的乾隆皇帝並不是滿族人，而是漢人陳閣老的兒子。這說明清代漢族對被異族統治在心理上難以接受，所以用戲說乾隆出身這種方式，尋求心理上的平衡。不光漢族如此，蒙古族也是這樣。在蒙古人被趕出大都後，草原上出現了一個傳說，說是明朝的永樂大帝是蒙古血統。因為元大都被攻占後，元順帝的一名已經有了身孕的妃子被朱元璋收納，後來生出了朱棣。這同樣也是不甘喪失江山的蒙古人一種自我安慰的說法而已：早在大將徐達攻占元大都俘虜元順帝的妃子之前五年，朱棣就已經出生了。

三
因此，嬴政只是陰謀的副產品，而不是陰謀本身，他的血統應該是無可懷疑的。不過，他的童年是在戰火硝煙中度過的，戰爭、陰謀、背叛和拋棄是他的胎教，這些對他的性格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就在異人與趙姬生活在一起，趙姬懷了嬴政的這一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國和趙國之間爆發了著名的長平之戰。此役是春秋戰國時代持續久、規模Z大、慘烈的一次戰爭，據歷史記載，四十多萬趙國降卒被秦將白起活埋。
這場發生在趙姬的孕期中的激烈戰爭持續了五個月。在兩國關係的和平時期，質子在異國首都可以歌舞升平。一旦交惡，質子的頭顱就隨時成為砝碼，被置於政治天平之上。因此我們可以想象，秦始皇在母親子宮裡發育的過程中，他的父母是多麼焦慮和擔心。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嬴政出生在邯鄲。也就是這一年，白起率秦軍主力乘勝攻入趙國境內，又過了兩年，秦國大軍包圍了趙國首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龁圍邯鄲。”為了表示抗秦的決心，趙王決定，處死秦國人質異人及其全家。
在萬分緊急之下，精明多謀的呂不韋用重金成功收買了趙國的看守官吏，與異人一起逃出邯鄲城，進入秦軍軍營，後來被護送回秦國首都咸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