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講孫子兵法（簡體書）

特洛伊戰爭的“木馬計”、韓信破敵二十萬的“背水陣”、改變明與後金戰略態勢的“薩爾滸之戰”，這些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都應和了《孫子兵法》的哪些原理？
確立齊桓公霸業的“召陵之盟”、為蜀漢勾畫整個戰略的《隆中對》、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的舉措，又能體現孫子的哪些思想？
超越國界、超越軍事範疇，《孫子兵法》為什麼能獲得眾多外國軍事家、企業家的盛贊，對後世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早的兵書，也是世界上早的軍事著作，被譽為“兵學聖典”。全書一共十三篇，其內容博大精深，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
《黃樸民講孫子兵法》系國內研究《孫子兵法》的代表學者之一黃樸民所作，由其高徒高潤浩、熊劍平整理。書中結合大量實例，提煉出虛實、奇正、攻守、主客、利害等九大原則，總結《孫子兵法》的基本原理，揭示《孫子兵法》的核心精神，拆解其中隱藏的兵法謀略與人生智能。文末附以《十一家注孫子》為底本、精心譯注的原文，方便閱讀和理解。

黃樸民（1958—），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長期致力於思想史和軍事史研究，是國內《孫子兵法》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曾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孫子兵法》。

高潤浩（1972—），軍事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軍事思想和軍事歷史研究。
熊劍平（1973—），歷史學博士，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1.黃樸民精研兵學聖典《孫子兵法》三十年總結之作
作者黃樸民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長期致力於思想史和軍事史研究，是國內《孫子兵法》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本書是他精研《孫子兵法》的總結，在解讀孫子方面有權威性。
2.列舉40余個軍事及非軍事實例，與現實結合解讀孫子思想
特洛伊木馬屠城、鄭莊公“小霸天下”、淝水之戰、秦一統六國、諾曼底登陸、“氣象戰”……
用歷史上的實例講述孫子智能的應用，用中國傳統哲學解決現代生活難題。前有萬字導言，後附以《十一家注孫子》為本的原文，逐句譯注，便於逐句對照、記憶。
3.主題式講解，提煉出孫子思想中用兵的九大原則
《以鎰稱銖：實力至上原則》《上兵伐謀：先敵謀劃原則》《知彼知己：情報先行原則》《非利不動：以利為本原則》《以患為利：雜於利害原則》《有所不爭：權衡得失原則》《攻而必取：攻守統一原則》《避實擊虛：集中兵力原則》《攻其無備：奇正相生原則》，完全打破原有章節限制，吃透原典，重新整合為用兵九大原則，每章解讀其一，更易理解。

前言 怎樣閱讀與理解《孫子兵法》
部分 《孫子兵法》解讀
一、以鎰稱銖：實力至上原則
“五事七計”預知勝負
以鎰稱銖，以碫投卵
二、上兵伐謀：先敵謀劃原則
兵者，詭道
先敵謀劃，制勝之道
三、知彼知己：情報先行原則
“知”的內涵
知彼知己
知天知地
四、非利不動：以利為本原則
兵以利動
“利”的三個層次
五、以患為利：雜於利害原則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六、有所不爭：權衡得失原則
分清緩急，甄別主次
敢冒風險，當斷則斷
合理規劃，把握好“度”
兼容並蓄，學會包容
區別對待，講求實效
七、攻而必取：攻守統一原則
可勝者，攻也
兵貴勝，不貴久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因糧於敵
攻守一法
八、避實擊虛：集中兵力原則
避實擊虛
攻其所不守 守其所不攻
致人而不致於人
九、攻其無備：奇正相生原則
“奇正”的內涵
以正合，以奇勝
奇正相生，不可勝窮
第二部分 《孫子兵法》原文及譯文
計　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形　篇
勢　篇
虛實篇
軍爭篇
九變篇
行軍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間篇
附錄 中外名人評孫子

“五事七計”預知勝負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深刻的哲理往往是樸素的。返璞歸真、大智若愚是真正有大智能的象徵。孫子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善於用淺顯的道理、明快的語言，闡述精深的道理。不故弄玄虛，不販賣名詞，是他的兵法深入淺出、雅俗共賞，風靡數千年並傳播海內外的奧妙之所在。在這種境界面前，那些動輒祭起不知所云的“話語”“範式”法寶，扯虎皮作大旗的“後現代”理論家們實在應該臉紅耳燒才對！ 
用兵打仗先要算計，這是基本的常識。但是，計算哪些細目，怎樣進行計算，卻大有講究，差別太大了，這叫作“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一類是占卜算卦、裝神弄鬼的巫覘祝史，他們的算法原始卻神秘，即通過灼燒烏龜殼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預測戰爭的吉兇，揣度勝負的歸屬。《史記·龜策列傳》稱它是“灼龜觀兆，變化無窮”“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夢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這一類算法中的支派衍流。這種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於我國歷史上的夏、商、西周時期，顯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觀念在軍事預測領域的反映。它靠主觀想象，牽強附會，隨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奧妙，實際上卻荒誕不經，與其說是預測勝負，不如說是在撞大運，算不準可以文過飾非，偶爾碰巧湊上了則不妨大大吹噓一番。先秦時期，這類算法曾風靡千百年，秦漢之後，雖然風頭不如以前強勁，但是在打仗的指揮官那裡還是很有市場的。如“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的“兵陰陽家”，儼然成為兵學四大宗派之一，《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亦人亦神，《水滸傳》中的公孫勝撒豆為兵，以及李淳風、袁天罡、劉伯溫等人的神奇莫測，便可知用“卜筮”預測戰爭前景對於古代人來說，猶如“芝麻開門”的魔咒一樣，始終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對當時的人的這種無知愚昧，我們可以悲憫，卻無法改變。 
儒家有關戰爭成敗的算法富道德正義感，但同時也較為天真。在文聖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亞聖”孟子看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道義，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歸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而道義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攏民心，取決於行“仁政”，搞“德治”。這是強大的精神原子彈，威力無比，任憑你有強大的軍隊，任憑你有快刀利劍，遇上我“仁政”這桿大旗，一定潰不成軍！用孟子的話說，便是“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可惜的是，歷史上沒有用空洞的道德仁義打贏戰爭的事例。那位憨態可掬的宋襄公曾經想這麼玩上一把，結果沒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賠上了。由此可見，這種有關戰爭的算法需因時因地而變。 
法家的算法則是注重力量，迷信武力。它關於戰爭勝負的計算公式是，誰農業搞得好，經濟強盛，誰就能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有了強大的軍隊，加上用嚴刑峻法約束將士，用錢財官爵鼓勵將士，那麼就沒有打不敗的敵人，就沒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沒有征服不了的國家。在積極主戰的法家眼裡，戰爭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是統治國家、穩定秩序、發展實力的捷徑，須臾不可離，片刻不可少，可謂“拳頭出真理，刀劍定是非”。應該說，法家的算法是坦率、簡潔，沒有虛與委蛇的矯情，沒有欲說還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題、實話實說。它無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巫師神道的算法要準確，比儒家的算法要真實。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真理越過一步也就變成了謬誤。法家算法的致命傷在於單純迷信軍事實力，而忽略了制約戰爭的其他要素，如民心背向、政治教化等。所以，這樣的做法也許能暫時得天下，所謂“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但往往因其後患過多而無法長久維系，免不了“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從根本的戰略利益衡量，法家有關戰爭勝負的算法同樣存在著問題。 
孫子的算法與上面所說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為兵家的真正創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雖被後人尊奉為兵家“本謀”，但他有實踐而無理論體系傳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驅），孫子的思想能體現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會打仗，那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就會殺上門來欺負你，生命財產難以保全，政權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輕鬆，也不愉快，它意味著鮮血滾滾流淌、財富灰飛煙滅。所以孫子提出了一個既能正視戰爭現實，又能減輕戰爭災難的戰略預測方案——不同於巫史神祝的猜謎遊戲，也不同於法家對暴力的迷信，更不同於老子、孔子的道德空談，有的只是普通、平凡卻又實用、明的計算公式。 
孫子重視實力，把實力作為預測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他提出了預測戰爭勝負的“五事七計”法。所謂“五事七計”法，具體地講，就是從五個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著眼，通過對敵我七個方面的具體比較，從而對戰略態勢優劣做出正確的評估，在此基礎上對戰爭的可能結果做出比較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制定好自己這一方的戰略決策。這叫作“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要素，孫子概括為：道、天、地、將、法。“道”是政治條件，就是國內政治清明，上下和諧；在戰爭問題上，高居廟堂的統治者和身處草莽的老百姓形成共識，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調，不能有意作梗。“天”與“地”，都是講戰爭的自然環境，要擁有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把握住戰場的主動權。“將”講的是軍隊的統帥問題，將帥作為一支軍隊的靈魂，他的素質、才能直接關係著軍隊戰鬥力的發揮，正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置將不善，一敗塗地”，所以它理所當然地成為衡量雙方軍事實力、預測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至於“法”，同樣十分重要，合理的編制、有力的保障、適當的賞罰是任何軍隊從事軍事活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我們很難設想，一群烏合之眾能在沒有法紀的約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單憑血氣之勇的情況下成就大事。從這個角度，三國時期的大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才這麼說：“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孫子把健全軍隊法制看作克敵制勝的基本保證。 
近代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不朽之作《戰爭論》中，曾把“決定戰鬥的運用的戰略要素”區分為“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要素和統計要素”。他指出：“任何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壞的方式進行的較量。後誰在這兩方面剩下的力量多，誰就是勝利者。”孫子的“五事”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克勞塞維茨所列舉的戰略要素，進入了宏觀的大戰略思維層次，既考慮到物質因素，也注重精神因素。美國著名戰略學家柯林斯說，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如果單憑武力，那將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外交、社會全方位地配合起來，有機結合才能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孫子的“五事”衡量法，說到底就是一門正確運用“國家力量”的藝術和科學，立足於軍事，又不局限於軍事，而是講道、天、地、將、法等綜合因素。孫子的“五事七計”法，印證了一條普遍的戰爭原則：“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因為全局能決定局部的成敗與得失，而局部的成敗和得失有時並不能對全局起決定性的影響。孫子“五事”的奧秘正在於用全局的角度來審視戰爭。 
如果說“五事”的重心在於戰前全面了解敵我雙方的基本戰略要素，那麼，孫子講“七計”的宗旨則在於對這些戰略要素的優劣進行仔細的考察比較，“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計篇》）看一看究竟哪一方的君主政治更清明？哪一方的將帥素質更優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擁有天時地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夠準確地貫徹執行？哪一方的武器裝備更堅利精良？哪一方的士卒更訓練有素、驍勇善戰？哪一方的賞罰更公正嚴明，可以令行禁止？正確地估量敵我雙方的態勢，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做出正確的決策，制定正確的作戰方案。 
韓信著名的“漢中對”是對孫子“五事七計”理論的一個很好的實踐。 
秦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西楚霸王項羽憑借實力號令天下，大封諸侯。劉邦被封為漢王，統治巴蜀、漢中等偏僻之地。楚漢相爭，誰將執天下之牛耳？面對楚強漢弱的現實，“漢初三杰”之一的韓信，以戰略家的深邃眼光對楚漢戰爭進行了預測。 
韓信既是能謀善斷的謀士，又是統兵作戰的良將。韓信始隨項羽，不被重用，後轉投劉邦，對楚漢戰爭的基本態勢和發展趨勢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既能看到楚強漢弱的客觀現實，肯定項羽在諸多方面占有優勢，同時又能夠透過項羽表面的強大看到其致命的弱點；既能看到劉邦雖然兵力上相對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擁有的真正優勢，從而為劉邦制定了正確的戰略。 
韓信認為項羽的優勢有三方面：一是驍勇善戰，“喑惡叱咤，千人皆廢”；二是“霸天下而臣諸侯”，地盤廣大，實力雄厚；三是對部下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項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點：一是剛愎自用，“不能任屬賢將”，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賞，只有“婦人之仁”；三是“背義帝約”，失信於天下；四是任人唯親，“以親愛王，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關中，而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六是誅殺無度，“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由此得出結論，“其強易弱”。劉邦的優勢是：遵諸侯之約，先入關中，理應為主，卻被項羽逐入漢中，秦民怨恨項羽而同情劉邦；劉邦入關後，與民約法三章，深得民心擁戴。在此基礎上，如能反項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賞功臣，就會轉弱為強，無往而不勝。這就為劉邦戰勝項羽提供了可靠保證。通過對敵我雙方的綜合比較，韓信預見了劉邦由弱轉強、統一天下的樂觀前景：“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為處於逆境之中的劉邦樹立起必勝的信心。 
韓信在正確分析和科學預測楚漢戰爭的基本態勢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為劉邦爭奪天下、完成統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見的戰略規劃。劉邦遵循韓信提出的既定戰略，“部署諸將所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舉攻入關中，又經過數年的血腥征戰，轉弱為強，終大破楚軍於垓下，迫使曾經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項羽自刎於烏江之畔，奪取了楚漢戰爭的勝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強盛的西漢王朝。 
孫子“五事七計”理論的另一個例子是東漢末年曹操抗擊袁紹的官渡之戰的戰略決策。東漢末年，在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逐漸形成了袁紹、曹操兩大軍事集團。兩雄不能並立，雙方的決戰宛如箭在弦上，勢在必行。到了漢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紹已經基本占有了黃河以北的全部地區，擁兵數十萬，麾下謀士成群，猛將如云，處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戰略地位。他躊躇滿志，顧盼自雄，決定同曹操豪賭一把，遂集結起冀、並、幽、青諸州十萬精兵，計劃執行南下進攻曹操大本營許昌的方案，以實現其吞並中原的目的。這一消息傳到許昌，曹操不敢怠慢，馬上召集部將商議，認真計算，仔細籌謀，制定應付袁紹進犯的具體對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針見血地指出袁紹一方的致命弱點：袁紹志大而缺乏智謀，色厲而膽略不足，易猜忌而沒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揮，將驕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糧食雖多，但都是為我準備的，不過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罷了。謀士荀彧也指出：袁紹兵員雖多但不整治，謀士田豐剛正不阿且經常犯上，許攸貪婪且不夠聰明，武將審配專橫而缺少謀略，逢紀果斷但沒什麼用，這些人彼此不能相容，必生內變。大將顏良、文丑是匹夫之勇，可以一戰而擒殺！ 
曹操和他的部屬們從雙方主帥、將領、政策、武器裝備、士兵素質、組織紀律，以至賞罰等各個方面做了詳盡的對比分析後，一致得出這樣的結論：雙方戰爭的整個形勢有利於自己一方而不利於對手袁紹。在這一戰略預測的基礎上，曹操後果斷做出決定：集中兵力，抗擊袁紹來勢洶洶的進攻。於是，官渡決戰的帷幕就拉開了。在戰爭過程中，曹操根據既定的戰略方針，靈活主動地打擊敵人，通過烏巢燒糧的奇招，一舉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終於奪取這場戰略決戰的勝利，進而統一了中原地區。顯而易見，曹操之所以在官渡之戰中笑到後，是因為他遵循了孫子“五事七計”的戰略預測和運籌思想，在戰前算得精細、高明。 
還有一個例子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國主苻堅發動淝水之戰的戰略決策。公元383年，苻堅自恃兵多將廣，不顧群臣阻諫反對，親率數十萬大軍，在東西長達數千裡的戰在線，水陸並進，聲言要“投鞭斷流”，企圖一舉吞並東晉，混同天下，然而終卻在淝水一帶（今安徽境內）同東晉軍隊的戰略決戰中全面失敗。這一結局的出現，固然有苻堅指揮不當的因素，但歸根結底，重要的原因是苻堅本人在戰前籌劃中主觀武斷、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現嚴重失誤，沒能用孫子“五事七計”的計算方法來算清和掌握敵我形勢和預測戰爭勝負前景。明明是絕大多數臣下不與他“同意”，反對貿然進攻東晉，可他卻偏偏執意南伐，夢想著一統天下；明明內部不穩，士氣低落，“兵眾”不強，慕容垂等異族部將懷有“他志”、居心叵測，他卻偏偏要銳意輕進，企圖畢其功於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區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不知道東晉的各種情況，水師力量遠不如對手，軍隊缺乏系統訓練，他卻偏偏要舍長就短、輕舉妄動。這樣失敗的種子便深深地埋下，加上具體作戰指揮上的失誤，於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就不可避免了。這也恰好從反面證實了孫子“五事七計”戰爭算法的高明卓越，表明違背它必然會遭受失敗。 
戰爭實踐表明，孫子預測戰爭勝負的“五事七計”，的確是定謀決策、用兵打仗的客觀基礎，就像唐代杜牧所說：“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