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資本：帝制中國經濟的源代碼（簡體書）

作者通過引入裡耶秦簡、岳麓書院藏秦簡及張家山漢簡等出土文字材料，以及錢幣學研究、統計的成果，借鑒布羅代爾歷史人類學中的“三時段”觀察視角，重新勾稽自殷周直至漢武帝時代的貨幣、財政、制度、政治史實，以貝殼、仿貝、青銅塊、稱量金銀、金銀鑄幣和青銅鑄幣等五花八門的貨幣產生、競爭、統一為綱目，將春秋戰國、秦亡漢興、楚漢爭雄、直至漢武帝建立統一大市場的短時段史實，置於跨越殷周之變、周秦之變1000年間的中時段裡，置於2000年帝制中國的長時段中，立體化地剖析早期帝制中國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發掘“中國何以如此不同”深邃母題的歷史源代碼。

本書以貨幣為綱，重述帝制中國早期經濟、財政制度發生、發展、定型的全過程，無疑開創了古代中國歷史書寫的新範式。

劉三解，歷史研究者，關注制度史、財政史研究。

著有《秦磚：大秦帝國興亡啟示錄》《漢瓦：西漢王朝洪業啟示錄》。

知名歷史研究者劉三解重磅新作

李煒光、楊斌 作序，朱嘉明、宋杰、葛承雍、馬勇、張帆、夏春、聶輝華 聯袂推薦！

• 古代中國的錢是什麼？錢從哪裡來？錢有什麼用？
• 馬克思說：“貨幣天然是金銀”，為什麼中國古代鑄幣是青銅？
• 破解殷周之變、周秦之變背後的財政密碼
• 探尋自殷商以來中國貨幣變革的源頭脈絡
• 看清中國價格革命曇花一現的底層邏輯，開創古代中國歷史書寫的新範式

本書採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從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三個觀察維度，深入挖掘王朝權力結構、中央財政制度、基層社會治理到基本經濟組織的聯繫互動，解決古代中國的錢是什麼？錢從哪裡來？錢有什麼用？三大母題。

長時段：兩千余年的帝制中國走出了一條與金銀幣世界完全不同的路——青銅世界。

中時段：跨越殷周之變、周秦之變的1000年間，權力、經濟、社會的變化、選擇如何作用於貝殼、仿貝、青銅塊、稱量金銀、金銀鑄幣和青銅鑄幣等五花八門的貨幣競爭之上，並因何最終歸於一統。

短時段：列國紛立，秦何以獨強？貨幣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隱秘作用？秦又何以速亡，漢何以迭興？直至漢武帝時代，經濟全面崩潰，卻“有亡秦之失，無亡秦之禍”，原因何在？不僅如此，恰在此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原因又何在呢？

為什麼一定要了解貨幣史 ？

“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

—凱恩斯《貨幣論》

1994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黑田明伸出版了他的專著《中華帝國的結構與世界經濟》。在這一著作中，他從清代貨幣制度史的角度檢驗了封建中國晚期的經濟結構，他發現，盡管基本上在封建中國範圍內的經濟活動非常活躍，但是，有一個“地域通貨”與“地域間通貨”的雙重結構。在這個雙重結構下，農產品的交換使用地域通貨（銅錢），而地方市場上的支付安排則依賴於白銀，白銀適於作為資產來積累。結果，封建中國晚期從來沒有建立起一個基於一價原理支配的均衡市場的經濟體系。通過將它與以集中的價格和單一通貨體系為特徵的“世界經濟”比較，黑田明伸將中華帝國的市場經濟稱為“市場經濟的非均衡模式”。

在《貨幣制度的世界史》一書中，黑田明伸教授將上述觀察拓展到了全球範圍，從市場、通貨制度角度將東西方歷史類型化，提出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涵蓋東亞日本、朝鮮，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越南，遠達馬六甲的銅錢世界與之外的金銀幣世界是兩個使用不同類型“手交貨幣” 的經濟體系，銅錢世界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一價原理”或稱“對稱性交易”原則的違背。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世紀初的中國長江流域某地的農民在出賣自己的產品時，買方商人要支付價值1300文銅錢的1枚銀幣，農民卻要求用1000文銅錢來支付，也就是說，在高面額貨幣與低面額貨幣的實際兌換中存在著多種定價邏輯。c 通俗地解釋，1元等於10角，但在實際交易中它的購買力卻低於10枚1角硬幣，這也打破了“物無二價”的基本原則，同一件商品以銀幣衡量是一個價格，以銅錢衡量是另一個價格，兩個價格又各自受通貨供需因素的影響，兩種通貨在市場中的角色也無法互換。為了解釋這種矛盾，黑田明伸教授將貨幣區分為“地域流動性”和“地域間結算通貨”。“地域流動性”的舞臺是小農經營構成的農村，受農業季節性限制，農產品銷售的通貨需求在收獲季形成周期高峰，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所有貨幣制度最底層的存在形式，滿足交易需求的通貨並不限於法幣，實物貨幣、集團內人與人的信用（如記帳、錢票等）或是手交貨幣都可以成為備選，只是其功能範圍基於地域，價格生成機制也受限於地域。在此基礎上的是“地域間結算通貨”，顧名思義是為了滿足地域間交易而誕生的貨幣，它最大的價值並不是替代“地域流動性”，而是在各自分割的地域市場之間建立一個可兌換、可轉移的貨幣通道。問題是，面向近代中國數以十萬計的“地域流動性”兌換，“地域間結算通貨”的價格產生機制只能隨行就市，製造出數以十萬計的兌換比價，這種亂象在近代國門洞開之後非但沒有改善，反而由於小農生產的市場化程度提升，更加頻繁地利用本地市場，激發本地市場去創造和組織“地域流動性”，阻擊“地域間結算通貨”向下的滲透。

在此條件下，對稱性交易尚且是一種奢望，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世界經濟”的基本特徵—單一通貨、集中價格基礎上建構的近代金融體系和信用機制在中國就是無根之木。真正徹底的改觀已經是人民幣通行之後，我們親身經歷的全球化進程之中，當我們從市場、通貨的角度考察中國歷史就會發現，時至今日，中國人真正擺脫諸如代幣、票證、價格雙軌制等一物多價的非對稱性交易的時間，不過短短的30年，前現代經濟形態距離我們一點都不遙遠。

如果我們將觀察的尺度拉得更長，如凱恩斯所說，以貨幣為主線來探討中國經濟史，就會發現，由於各種“地域流動性”的多元存在，就連科學測算各個時代的通貨總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基於貨幣總量增減與物價漲跌之間呈正相關的線性關係的“貨幣數量論”自然無從著手，意味著我們賴以分析貨幣、價格、經濟三者關係的關鍵工具完全失效，這就從根本上撼動了中國貨幣史、經濟史的認知大廈。那麼問題來了：（1）黑田明伸教授提出的“市場經濟的非均衡模式”究竟始於何時？（2）銅錢的世界和金銀幣的世界在何時真正形成？（3）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兩個世界的徹底分流？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離不開一個人物—漢武帝。

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奉命出使西域的張騫回到了長安，這次長達13年的出使歷程中，張騫親身到達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四國，又根據傳聞信息了解了接壤的五六個大國，一並將地理、物產、風土匯報給了漢武帝。 其中，一個名為“罽賓”的國家“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罽賓國大致位置在印度西北部，包括阿富汗的喀布爾地區，曾被亞歷山大大帝和之後的希臘化王國巴特克利亞統治。錢幣是希臘式貨幣的變種，確切分類是印度-斯基泰人國王的貨幣，典型特徵是國王騎馬/希臘保護神。臨近罽賓的烏弋山離國又有不同，“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 這是希臘-巴克特裡亞錢幣中最常見的“國王頭像/騎馬的狄俄斯庫裡兄弟（希臘神話中的雙子座）”。另一個叫“安息”的國家明確以銀為錢，沒有提黃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安息又稱帕提亞，地處伊朗高原，是曾與古羅馬爭霸的400年帝國，它的貨幣也延續了希臘式貨幣的傳統，一面是國王頭像，背面往往是神像或君權神授的場景，早期為希臘神祇，如宙斯等，後期有東方神祇提喀，最常見的卻是代表遊牧傳統的牧人授弓坐像。所謂“夫人面”則多有爭議，因為《史記·大宛列傳》並無此語，是《漢書·西域傳》新增的詞句，符合條件的只有公元前2年即位的安息王弗拉阿塔克斯的鑄幣，他在背面添加了母親（兼妻子）穆薩的頭像，應該不是張騫使團帶回的訊息，而是兩漢之交流傳的新故事，才由班固增補

進了史書。

顯而易見，當張騫回歸長安時，西亞、中亞以“枚”為單位使用的金銀貨幣對於漢武帝而言已經不陌生，青銅鑄幣的世界已經與金銀鑄幣的世界直接接觸。也正是在這一年，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漢武帝與公卿開始議論“更錢造幣以贍用”，具體措施之一就是“黃金為 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的幣制改革，黃金就是我們熟悉的黃金，白金則是銀錫所造，赤金則是紅銅。在漢武帝一朝，白金幣的創制最早，鑄造時間為元朔六年（前123年），次年，即元狩元年（前122年）漢武帝“獲白麟”後，分賜諸侯王，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冬，“白金三品”正式成為市場流通的貨幣。赤金幣的鑄造次之，元鼎二年（前115年）行“赤側錢”（《漢書》作“赤仄錢”），特點就是以赤銅為外郭。黃金幣 鑄造最晚，到太始三年（前94年）才更鑄麟趾金、褭蹏金以協祥瑞，分賜諸侯王，並未進入市場流通。

其中，既是金銀材質，又曾進入市場流通的貨幣，只有“白金三品”，形狀分別是圓形、方形、橢圓形，紋飾分別為龍、馬、龜。其中龍幣稱“白選”（《漢書·食貨志》作“撰”），也最為特殊。甘肅靈臺縣康家溝村等地出土的實物顯示，龍幣形狀內凹外鼓，外表面飾有龍紋，背面有兩個方形戳記，應為篆字“少”，代表少府所出，靠近外沿處有一圈符號。這圈符號，自1913年鄭文焯在《臘丁金盤文》一文中率先提出應為希臘字母之後，學界多有關注：一派觀點認為是漢武帝所仿外文，因希臘化貨幣常有“萬王之王”“愛希臘者”“施恩者”之類的讚美之詞；一派觀點認為是計數、天文、祭祀相關的符號。古文字學家黃錫全教授在將甘肅靈臺縣出土的272件龍紋鉛餅符號拆解後發現，共有符號32個，淘汰重復，剩餘單符16個，接近古希臘24字母者有9個（16符），接近早期拉丁21字母者有6個（13符），能用中國古代數字解釋的只有三四個（10余符），確有外文的可能。不過，由於字母連綴為單詞後解讀存在困難，也有學者提出新說，“龍紋幣上的符號與西安交大漢墓天象圖，不僅二十八宿方位完全相同，而且西安交大漢墓天象圖中的日、月之位，在龍紋幣上則似是用兩個戳印‘少’字來表示。”這種解釋當然也有破綻，若符號為二十八宿連線，卻難以對照識別，且“少”字戳印在馬紋幣和龜紋幣的正面、背面均有出現，其上並無日、月的位置。

綜上所述，漢武帝受到張騫的西域見聞影響而計劃改鑄金銀幣的可能性很大。此後，他陸續鑄造了黃金（麟趾金、褭蹏金）、白金（白金三品）、赤金幣（赤側錢/赤仄錢）也是事實，並有過短暫的白金幣、赤金幣的流通嘗試。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兩種貨幣信用崩塌，最終代之以青銅鑄造的“五銖錢”和定值稱量黃金（1斤黃金=1萬錢）的二元貨幣體系。元狩五年（前118年），終結了長達200余年的半兩錢流通，開啟了綿延700余年的五銖錢時代。c 至此，以“枚”為單位的流通性金、銀鑄幣基本絕跡，曇花一現的“白金三品”也成為長達2000多年的圓形方孔青銅鑄幣時代的小插曲。

直到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鑄造銀幣承安寶貨，白銀鑄幣又一次出現，行用不過3年，在承安五年（1200年）被迫停鑄。又過了300年，地理大發現帶來的舶來白銀終於敲開了青銅貨幣世界的大門，曾經壁壘分明的東西貨幣圈再次交匯。不過，頑強的青銅鑄幣一直到近代仍是法定貨幣，白銀只是作為大額的稱量貨幣流通。事實上，仍是“乾隆通寶”“光緒通寶”在定義白銀的價值，直到鴉片戰爭之後，進口銀圓和自鑄銀圓固然暢行無阻，卻長期與銀兩並行。中國真正完成與金銀幣世界的對接，要到1933年國民政府發布“廢兩改元令”之後。當時世界的主要國家已紛紛進入“金本位紙幣”時代，中國的經濟仍舊承受著無處不在的“非對稱交易”的磋磨，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人民幣徹底統一了市場，方才創造了今時今日與“世界經濟”接軌的要素之一—“單一通貨”的物質基礎。問題是，各種形式的小農經濟，長期的政治文化傳統，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各種基於地域市場的本地通貨仍舊被自發創造，票證、代幣、兌換券乃至實物交換，一直與建立集中的價格和單一通貨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並行不悖，直到改革開放。

這一切，其實早在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在嘗試失敗之後放棄以“枚”為單位的金銀鑄幣方案時，就已經確定了劇本，黑田明伸教授所觀察的清代經濟樣本與時下我們觸目所及的現代化迷局，都只是這個劇本的分幕。在這出長達2000多年的戲劇之中，貨幣當然不是主角，卻是貫穿情節的主線，更是無數變革的見證者。

正因如此，本書並沒有重新撰寫中國經濟史的雄心壯志，也無意以史冊之中“流水的演員”故事為綱目，而是回歸歷史的原初，一寸寸摸索中國經濟這個“鐵打的舞臺”輪廓，探尋貨幣變遷中暗藏的文明伏脈，挖掘漢武帝創建“市場經濟的非均衡模式”的根源，為“歷史何以至此”這個經典問題提供一個反常識卻不反科學的答案。

序章 歷史的十字路口

銅錢世界與金銀幣世界的對峙

柏拉圖、凱恩斯的東方同志

西風東漸的貨幣起源故事

信仰不同，讓海貝曾擁有黃金的魔力

第一章 先秦時代中國的經濟版圖

周人眼中的國族

族內公有制下的經濟秩序

點對點統治的王朝

周道，周人世界的臍帶

交換使用權的特色商品經濟

第二章 當周人的青銅砸向殷人的海貝

貝幣衰微，西周對殷商文化征服的一部分

西周，一個缺銅少錫的青銅大國

江南銅錫貿易，最古老的戰略性壟斷

東周，王朝衰落伴隨著貝幣的復興

青銅仿海貝：遍布周朝全境的自發通貨

第三章 大變革時代，中國法定貨幣的起源

麻布，鑄幣出現前的古老貨幣

古籍中的“布”是麻布還是金屬

周景王改鑄“大錢”替代的正是麻布

沒有水路物流升級，就不會有金屬鑄幣

物流革命帶來商業革命

最早的青銅法幣：服務於朝貢體系的“票證”

第四章 列王的紛爭，貨幣的競爭

狹小的周王畿聚集了 200多種標識地名鑄幣

先秦鑄幣上的地名真的是鑄造地嗎

青銅鑄幣，戰國七雄中央財政的秘密武器

姍姍來遲的黃金

楚國金幣的背後是一個獨特的商業文明

關東六國殊途同歸的貨幣進化之路

第五章 笑到最後的秦國

不足值的秦半兩，實際上的信用貨幣

秦半兩的信用保障：不用則死

“一國之幣為三等”不是秦始皇的創舉

《商君書》《管子》的同頻：貨幣是政府全面

控制經濟的工具

第六章 貨幣，秦一統天下的關鍵助力

蜀地金銅，秦國富強的勝負手

在秦人社會經濟中“隱身”的黃金

占有黃金是一種身份特權

秦國保留麻布貨幣的根本原因

秦國貨幣的本質是“一般債務憑證”

債務關係，全新的政權合法性邏輯

第七章 秦亡於債務危機

偽裝成公權力的債務尋租

秦始皇版“大放水”

大循環中的尋租良機

債務無限擴張導致通貨膨脹

秦二世的貨幣改革

大崩潰！賴帳最終毀滅基本盤

第八章 劉邦的貨幣戰爭

挨餓的關中人

楚漢戰爭中的水陸物流

秦朝的關鍵遺產

楚漢貨幣戰

劉邦允許民間自由鑄造的不是“莢錢”

直徑，合格錢幣的新標準

中國史上首次“令民鑄錢”只維持了 4.5年

漢承秦制，以錢幣直徑調節流通貨幣量

第九章 出爾反爾的漢高祖

“算”，西漢公共財政制度的革命

漢高祖從未放棄恢復秦朝秩序

百姓不離戰國之苦

刑徒生產線再開工

為什麼漢高祖比秦二世更恨商人

辱商的目的：讓商人放下武器

困商的邏輯：強化產權私有的“幻覺”

秦漢政權承認的私產有多可憐

第十章 漢惠帝，秦政的掘墓人

尋租空窗期

赦與不赦，秦漢政治的又一分野

大赦，刑徒經濟的毀滅者

名同實異的秦漢軍功爵

“身份等級收益”置換“身份特權”

軍功爵的商品化

貨幣化財政，帝國行政成本的新來源

公共化財政，漢官的新飯碗

漢惠帝最偉大的遺產

第十一章 呂後的選擇，保國還是保家

關於呂後時代的幾個謬誤

分封諸呂的玄機

“八銖錢”，改定幣制贖買勛貴

貨幣是身份等級收益制的樞紐

權貴工商業的繁榮避免了亡秦之禍

“五分錢”，敲響呂氏家族的喪鐘

第十二章 漢文帝的“陽謀”

賈生之論

西漢初年的鑄幣體系有多混亂

漢文帝允許百姓自由鑄錢的假想敵

中國歷史上第一種標準鑄幣

錢文分型法確定銅幣年代的局限

鑄錢不是暴利行業，壟斷銅山才是

體制內尋租新模式

第十三章 恐懼自己不得善終的仁君

漢文帝的成功是宣傳的勝利嗎

功業並不完美的帝王

第一位把人視為人的皇帝

“財富搬運工”的短暫勝利

系統性殘酷下的人民只能“忘恩負義”

大災荒之下的人性閃光

第十四章 拜金主義盛宴的高潮

功利主義主導下的叢林社會

“弛”，可以隨時關門的自由放任政策

七國之亂，漢景帝遭遇“信任危機”

漢景帝終結了對民間的讓利

文景之治的最大功績：貨幣財政終於成型

漢王朝的“自己人”重新洗牌

第十五章 漢武帝的三、四、五

“三銖錢”的秘密

“三銖錢”和“三分錢”：由重量到錢徑的回頭路

四銖半兩錢的末日

漢武帝為什麼改革錢法

圍繞五銖錢的考古爭論

三官五銖，開啟兩千余年的銅錢時代

第十六章 為什麼金銀貨幣之路走不通

黃金參與“非對稱交易”尋租的模式

漢武帝之後，黃金、銅錢、糧食價格已鎖定

漢初的黃金仍是上層階級與商品經濟間的屏障

漢武帝之後，黃金仍有階級屬性

金有三等，黃金、白金、赤金

白金三品不是足值貨幣

赤側錢，不足值的行政貨幣

漢武帝的貴金屬鑄幣：“非對稱交易”

尋租的工具

第十七章 失敗的貨幣經濟，成功的

社會變革

漢武帝的敵人

漢武帝貨幣改革的核心目標是調用

社會資源

漢文帝的悲憫 秦始皇的野心

漢武帝為什麼總在大災之際征伐匈奴？

漢武帝為什麼對繁榮的商品經濟不滿？

最早的統一大市場

結 語

推薦序一

李煒光

著名財政學家，天津財經大學教授

亞當·斯密說，人天生具有交換的傾向，具有彼此公平交易的欲望和本領，這是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分的重要標志。他在《國富論》第二章中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兩條狗會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也從未見過一個動物以肢體或語言示意：‘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想與你做個交易。’”斯密是哲學家，他對人性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人類遲早會發明出貨幣，並且實際上，貨幣出現確實很早，至少比國家要早得多。歷史學家估計，應該有上萬年乃至數萬年的歷史了。

經濟學家認為，貨幣產生於人類早期的經濟生活中自發的和自由的市場過程。人們在物物交換的框架中面臨著需求的雙重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和物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兩個交易難以達成的關鍵要素。人們在交易的不便之中探尋方法和機會，依靠想象力和創造力，發現了某種可以使交易過程變得簡明和高效的商品，當這種“最有用的”商品作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被人們廣泛應用於交易過程並逐漸形成“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時候，貨幣（money）就誕生了。貨幣的出現是人類文明史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巨大飛躍。

如果將馬克思所說的貨幣的五個功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聯繫起來觀察，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彼此聯繫、相互影響，每種功能背後都有一段長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同時，馬克思還進一步認為，貨幣本質上體現的不僅是物與物之間的關係，還是一種“社會關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也說貨幣介入到全部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貨幣與人類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有關，與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關。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指出：“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撰寫這樣一部貨幣史或者說貨幣角度的經濟史的難度可想而知，而

劉三解先生的新著《青銅資本：帝制中國經濟的源代碼》，恰恰就是這樣一部以貨幣為主線撰寫的中國經濟史。

蘇格蘭經濟學家麥克勞德（Henry Dunning Macleod）認為，貨幣的基本性質就體現在它是一種債：“它的基本用途就是衡量和記錄債，並幫助債從一個人的手中轉到另一個人的手中。只要是為了這個目的，不管採用何種手段，也不管它是金、銀、紙還是其他任何東西，它就是貨幣。”中國經濟學家韋森也指出，把貨幣的本質看作一種可轉讓的債或可轉讓的信用，“是對貨幣本身最深刻的理解”。從公元前500年到現在，任何國家和政府發行的鑄幣、紙幣等，“實際上都是向全社會發的一種債，是一種欠債”。他並引用柏格雷的話予以強調：“貨幣的基礎是政府的負債，而政府借錢，主要是為了支付戰爭經費。”

貨幣是債的思想在本書所敘秦國-秦朝的貨幣史中得到了有力的證明。秦帝國的基本政策是耕戰，力圖把每個人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禁錮在編織嚴密的鄰裡組織中，但同時又實行“輕罪重罰”的法制約束，結果在帝國內部製造了成百萬遠離土地、遠離鄉裡組織的流動人口，形成了一支脫離專為維穩而設計的“什伍”連坐體系的勞作大軍。因無法用貨幣兌現日益累計下來的政府債務，刑徒成了帝國最難控制的政治經濟變量，這就是書中反復提到的“刑徒經濟”，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秦國貨幣的本質就是“一般債務憑證”，秦民與縣廷、縣廷與縣廷、縣廷與皇帝之間，形成了一系列的“債務關係”，原來被束縛得鐵筒一般的社會就因這個因素的影響而快速松弛下來。

以往的研究者們總是把秦朝的二世而亡歸結於皇帝個人的殘暴和獨斷專行，而忽略了秦朝為運作它所建立起來的皇權專制體制而必須支付巨額費用這個財政性因素，它所承擔的制度費用，遠遠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能力，貨幣供給遠遠不能滿足財政和市場兩方面的需要。秦之速亡，亡於它無法支付龐大無比的制度費用，亡在它難以繼續背負沉重的貨幣欠債，亡在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刑徒、士兵等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損害。秦之速亡，並非亡於苛政，而是亡於它的經濟蕭條。這是只有從貨幣史的角度的分析中才有可能得出的結論。

貨幣兼具“社會性”和“中心性”特性，如《人類貨幣史》的作者戴維·歐瑞爾（David Orrell）和羅曼·克魯帕提（Roman Chlupaty）所指出的：“貨幣和文字都是用符號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為溝通工具，因而從根本上具有社會性，並且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處於中心地位。”貨幣與文字一樣，是人類最早的發明之一，至少早於國家的產生，二者密切相關。這兩個同時兼備的基本特性，在本書所敘漢代貨幣史中有很好的體現。

漢初接受秦朝的教訓，轉而實行“清靜無為”的政策，不再利用帝國強大的組織調動力量反復征用民力，人們受到的干擾少了許多，而有了更多的生產和生活的自由，這就出現了漢代的國家規模雖然跟秦朝相差不多，但費用支出規模卻相對較低的格局，這就給“刑徒經濟”的退出創造了條件。無為而治的國策在漢前期70年間總體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在這個政策大背景下，國家鹽鐵官營政策中的一部分分利權，由中央下沉到了郡國，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因國家重獲統一和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得到了一定的恢復。

問題在於，中央政府在此期間失卻了山海之利的專有權，也就無法壟斷貨幣鑄造權並從中獲利，所以漢文帝時期不得不實行“令民縱得自鑄錢”的政策，承認民間私鑄貨幣的既成事實，只不過附加了一條“四銖錢”為“法錢”的規定。可是錢禁一放鬆，地方的政治經濟方面的話語權隨之也大為上升，這便與中央集權的皇權體制發生了矛盾，此後發生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以及漢武帝出臺一系列集權措施也就不難理解了。

秦帝國是一個事實上的中央集權科層制國家，這一點福山早就指出過，而西漢則是同時包含科層制和封建制的國家，這種體制給漢武帝之前的政治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漢武帝時期於是著手克服制度弊端，設計出一種全新的政治秩序，相權之外設立中朝制度，使得專制皇權向絕對化方向發展。政策上無為向有為轉化，同時取消行之已久的鹽鐵經營特許制度，由中央政府自行經營鹽鐵事業，實行對經濟資源實施全面管制的體制，地方郡國並行制因缺乏實質性權力而逐漸消亡。接下來是國家的賦稅的基本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漢朝財政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貨幣化。從春秋戰國時代到秦朝的適應戰時體制的、以實物和力役結合的賦稅結構，轉換為實物、力役和貨幣三位一體的結構，書中提到的“貨幣財政”就是從這裡起步的。

將實物與人力征收轉換為貨幣，是需要借力與市場的。由於實行國家的專利壟斷，鹽鐵及許多鄉村和城鎮居民生產經營和生活所需之物，都轉入錢、物交易的軌道，且價格不斷升高，其他物品都不得不轉換為錢與物的交易。在貨幣財政的帶動下，漢代的商業經營活動和市場也繁盛起來，貨幣的“社會性”由此得到體現。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幾乎全部被卷入了市場，這才有了國家財政來源於貨幣的部分大為增加的現實，相當大一部分實物和力役之征轉換為貨幣之征。貨幣進入財政系統的好處是更加靈活和富有商業氣息，合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貨幣在個人與國家關係中處於中心地位”的集中體現。“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應是當時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真實反映。

鹽鐵業歸國家經營以最快的速度獲取了對匈奴的作戰經費，並有權力向社會經濟生活全面滲透的效應，接著發生的事必然是，既然鹽鐵資源已轉為中央控制，收回民間鑄幣權也就順理成章了，從而也就為五銖錢的登場鋪平了道路。五銖錢以迫使其他貨幣退出為目的，因此它必須保持面值與實際價值相符，以區別於其他貨幣。五銖錢的法定面值與所含金屬量的實際價值相當接近，形制甚為精巧，加上銅材已被國家壟斷和嚴厲的法禁，仿造既難，又無利可圖，對盜鑄者可謂釜底抽薪，有利於五銖錢法定地位的穩固。所以作者在書中充分肯定了五銖錢的地位和作用。

五銖錢是中國鑄幣的代表，其發行成功，其他雜牌貨幣自然退出流通領域，鑄幣所具有的便於攜帶、不易損壞、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特點充分發揮出來，因而得到市場的認可，得以持久而廣泛地流通，並且使政府征稅也變得便利起來。西漢貨幣自此進入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期，這對於進一步促進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和奠定穩固的國家財政基礎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認為，一個帝國欲維持自身的生存，必須從其臣民那裡取得“強制性合作”（compulsory cooperation）和“強制性普及”（coerced diffusion），即同質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帝國疆域內的精英層面得以普及。在曼的論述中，羅馬帝國是達到了這個層次的，但正如著名學者趙鼎新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中指出的，帝制中國在強制性普及方面達到了比羅馬帝國更高的層次，而本書的研究更可進一步證明，在貨幣方面，這種強制性合作和強制性普及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

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漢武帝時代以後，貨幣總是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的，總是作為一個國家稅收單位的時候，才具有真實的意義，中國的貨幣經濟也就比其他民族和國家具有更多的強制性合作和強制性普及的意義。作者在第四章中談到周王室、晉國回賜諸侯國鑄幣，允許在以洛陽為中心的王畿或晉國都城附近購買物資代替貢物，以製造物資需求，再由洛陽、新絳的商人遠赴各國販運物資，王都則可以無成本地獲得商人的租稅和遠方的物資，由此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官商利益共同體”。作者認為，這種標識地名的青銅鑄幣，就是一種僅限於王都和目標地兌現的“支付憑證”。這種貨幣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流通，為民間交易提供便利的通貨，而是為了更順暢、更經濟地獲取財政收入，應屬於馬克思·韋伯所說的“行政貨幣”。作者在這裡給我們展示的，是國家權力之手而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支配著貨幣運行的方向，到戰國晚期，齊、魏、楚等國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兌換定值的行政貨幣，自此行政貨幣才開始全面向民間滲透。

這種倚仗政治強權通行的強制性合作和強制性普及的貨幣特性，在秦和漢武帝以後的歷史時期中表現得就更加明顯了。秦的貨幣信用完全憑借政府強制，西漢貨幣則多次出現彭信威指出的“減重”問題，甚至相對規範的五銖錢在漢末也發生了“減邊”現象，始作俑者也是不受制約的政府權力。也是這個原因，中國歷史上的政府經常會成為貨幣經濟的削弱、破壞的力量，戰亂嚴重時甚至還會退回到物物交換的階段。當然，貨幣經濟發展的歷史和規律性也表明，這種削弱和消除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貨幣終究還是會回歸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如魏晉時期北方十六國的情形。

朱嘉明先生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中指出：“貨幣經濟、私有產權和商品市場經濟的相互依存支撐了中國傳統貨幣經濟的運行，並決定了財富的存在方式、擁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比起政治和其他若干領域的定於一尊、極權專制來，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雖然總體上帶有較強的政府主導和強制性，也有另一面的表現，即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多元、多樣、區域化的特點，市場、多方合作和共同治理與貨幣的聯繫也並未全然中斷。這是我們觀察理解中國貨幣經濟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視點。本書所敘春秋戰國和漢代武帝改制之前的七十年，就是貨幣多元、因地而異、急劇變化、彼此競爭卻不乏合作的時代。這種合作與競爭為貨幣經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得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對具體表現形態多有變化，但總體上卻呈現出一種制度的“超常穩定性”，並成為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

在敘事方法上，本書作者採用的是一種頗為考究的將政治體制與貨幣發展演化結合起來的寫法，同時又將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穿插其中，三者相互印證和互動，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種立體的和頗為講究邏輯推理的社會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作者的這種研究思路比單純就貨幣而論貨幣的著述顯然高明了不少。在他筆下，貨幣為經，財政為緯，政治軍事體制為綱。事無巨細，環環相扣，一一涉及到位。且作者敘事常“漫出”貨幣視界，把與貨幣相關的問題放在更寬廣的視野中，如在第十三章中對漢文帝詔書的如是評價：“他所表露的關注都是關於‘人’的細節，他把‘民’當作‘人’，他由家族的家長、小集團的首領升格為天下的共主，所有漢朝人的皇帝。”我相信讀者會跟我有同樣的感覺，作者寫作本書，其對古代文獻和當代學術研究成果的把握、運用和分析能力是相當出色和值得贊揚的。

以前就知道凱恩斯的“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這句話，但一直不大理解其中的含義，當我讀過這部著作後多少有了一點感悟。作者所關注的春秋戰國至漢代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模式形成的關鍵階段，也是貨幣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的貨幣經濟已經具有了決定中國的未來走向和命運的價值。通過對貨幣史的梳理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解釋國家與社會關係演變的歷史奧妙，視角、分析側重點都不一樣，也就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那麼，作者致力於探尋的蘊藏在中國貨幣史裡的“帝制中國經濟的源代碼”到底是什麼呢？

中國在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有著最為顯著的“強國家傳統”，由於這個原因，與歐洲不同的是，商人階級在中國的帝國體制中並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b，秦漢以後一直到帝制中國終結時的近代都是如此。所謂“強國家傳統”在中國貨幣史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和商品貨幣經濟也就因時常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干擾而難以正常發揮作用和影響。

但貨幣終歸是市場創造的而不是國家創造的，其價值是在市場交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這種價值存在，就應該受到尊重，不應受到來自政府權力或其他強權的干擾和威脅，不能完全根據政府的意願而任意改變。按照洛克的理解，貨幣應當屬於一個更高的領域—自然，貨幣應當具有潛在的政治哲學的意義 。可以看出，作者在寫作中一直在試圖揭示貨幣的這層最基本的意義。

貨幣天生就有朝向統合、單一方向走的特性，越是固定權威單位發行的統一貨幣就越受歡迎。所以戰國時期各國的各式貨幣在客觀上也有助推統一的效用，這也是閱讀本書後的感悟之一。先是各國內部趨於一體化，繼而整體上走向統一的態勢愈加明顯。已有研究表明，秦國自西向東征服六國的過程，與黃金和圓形方孔錢幣的流通範圍之一步步擴大的態勢基本一致。在此過程中，秦國常以黃金賄賂各國政要以瓦解其國力，也是貨幣統一趨勢加速秦統一天下進程的表現。如今，這種對貨幣統一價值的認識仍未過時，有進一步研究的理論價值。現代社會未能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貨幣究竟發行到什麼規模、什麼程度就會進入危險區，這是現代經濟學仍未拿出有充分說服力答案的疑難問題，所以相關理論和政策的探討也在進行中，而貨幣史的研究能在其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理論上說，貨幣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處於中心地位，但這必須以貨幣具有起碼的獨立性為前提。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國，貨幣常常是缺乏獨立性而作為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存在的，是國家支配性權力的一種。當代也有經濟學家持近似觀點，如小卡爾·門格爾（Karl Menger）和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等認為，貨幣本身就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而存在的。

作者比較善於由貨幣的歷史演化推理出某些影響至今的奧秘，如其在“前言”中指出的頗有啟示意義的一點：“中國人真正擺脫諸如代幣、票證、價格雙軌制等一物多價的非對稱性交易的時間，不過短短30年，前現代經濟形態距離我們一點都不遙遠。”雖是貨幣角度，卻是一種大歷史觀的應用，對中國歷史上治亂興衰的大問題作出解釋。

我與作者素未謀面，但此前讀過他的《秦磚》，近日又獲贈他的新著《漢瓦》，在佩服他的博學多產之余也向他提出，這部貨幣史若只寫到漢武帝，便是中國貨幣史的“半部書”。《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以我建議他繼續寫下去，一直寫到大航海時代明清時期貨幣經濟與世界貨幣經濟的合流，寫到中國近代貨幣國家化的制度更張。他似乎點頭同意了，所以讀者諸君可以跟我一樣，期待著作者繼續中國貨幣演變史後半程的寫作，撰寫完成一部屬於三解的、以貨幣為主線的完整的中國經濟史。

推薦序二

楊斌

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青銅資本：帝制中國經濟的源代碼》是一本另辟蹊徑的中國史著作。它以中國早期貨幣的衍變為切入點，上溯至商周時期，在漢武帝時戛然收尾，別出心裁地解剖了中國專制制度的形成、特點、局限與失敗。此書引證豐富，辨析縝密，知識淵博，用力極深。考古發現、出土簡帛與上古典籍，書中隨處可見，頗費心血。

全書一開始便提出了黑田明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總結的中華帝國市場經濟之“非均衡模式”，也就是“地域通貨”與“地域間通貨”並行的雙重結構（見“前言”）。簡單地說，前者是銅錢世界，後者是（黃金）白銀世界，兩者在中華帝國形成初期就沒有合流成一個統一的市場，以後當然也沒有。

在秦漢大一統的專制政權下，雖然區域市場內部的小額交易數量驚人，非常活躍，但跨區域的常態化的大額交易卻局限於上層的社會精英手中。這一方面形成了政治權力塑造商業的模式，使得商業成為政權的附庸與工具，高面值的金銀貨幣也即成為一小撮人斂財的捷徑；另一方面商業失去了與市場和資本的結合，無法服務於大眾，低面值的銅錢茍且偷生，不能催化技術革命與價格革命（見“結語”）。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商業、資本、技術得不到市場的培育，無法發生現代社會產生所必需的化學變化，只能停留在朝代更替的物理循環當中。這是很有力量的分析。以筆者的理解，這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在政府之內”

這個傳統，而不是“政府在市場之中”。

《青銅資本》有許多“三解（解疑、解頤和解語）”之處。如貨幣不可與財富混為一談，因此上古中國的海貝並不是貨幣；如秦政以控制交易雙方的人身安全來迫使他們自願接受政府的債務轉移；又如岳麓秦簡記載了從老百姓中遴選、奔赴邊徼鎮壓盜匪的“奔警”；而呂後時期禁止“盜鑄錢”也就是禁止民間鑄錢，更值得一說。在中國的傳統當中，鑄錢是政權的特權和禁臠為其合法性之象徵，王朝由此壟斷了貨幣的來源、生產與流通，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控制了市場。國家壟斷鑄幣這個中國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在古代世界的許多地區和社會則並非如此，後者呈現了與秦政中國大不一樣的市場和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