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利納（簡體書）

您好，我是一個不知名的女人，我住在維也納。

我和馬利納同居，和伊萬戀愛。

馬利納在一墻之隔的地方，伊萬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我，死於馬利納，活於伊萬。

我時常會做關於我父親的噩夢。

我偶爾想象這片土地傳奇般的往昔。

我嚇跑了來采訪我、來親吻我的手的記者。

我是如皮埃羅一般的悲傷小丑女。

今天，我還在這裡，在我的匈牙利巷，寬闊的弧線形領地。

但總有一天，我會消失，走進一面最古老、最堅實的墻裡。

“這是謀殺。”

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

奧地利詩人、小說家、劇作家，20世紀德語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生於克恩滕州克拉根福，奧地利、斯洛文尼亞、義大利三國交界處。父親是納粹黨人。

1948年，她遇見了詩人、大屠殺幸存者保羅·策蘭，兩人秘密相戀，共度六個星期，此後持續通信。

1950年，在維也納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53年憑出道作《延宕的時光》獲四七社獎，1956年又以詩集《大熊星的呼喚》斬獲不來梅文學獎。

1957年，她與策蘭在巴黎意外重逢，再度相戀。1958年至1962年，她與瑞士作家馬克斯·弗裡施共同生活。

1964年，獲畢希納獎；1968年，獲奧地利國家文學大獎。

1970年，策蘭自沉於塞納河。悲痛中，她修訂了已完稿的小說《馬利納》，並於次年出版，也即她的“死亡方式”系列中唯一完成了的一卷。1973年，在一場由香煙引發的火災中燒傷，死於羅馬。

王韻沁

詩人、譯者，現就讀於艾奧瓦作家工作坊。

• 20世紀德語文學的瑰寶巴赫曼，平生僅此一部長篇自傳小說，中文首版

英格博格·巴赫曼——

四七社的明星詩人，畢希納獎、奧地利國家大獎得主，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

開啟奧地利女性寫作傳統，被譽為“奧地利文學的第一個流行偶像”；

彼得·漢德克、托馬斯·伯恩哈德、埃爾夫麗德·耶利內克被視為她的後繼者。

她生前計劃的四卷本“死亡方式”，僅完成了第一卷《馬利納》；

1991年被諾獎得主耶利內克改編成劇本，同名電影由伊莎貝爾·於佩爾主演。

• “一場詞語的颶風開始在腦中呼嘯”：眩暈般的閱讀體驗，意象閃爍的詩性漫遊

小說並不著眼於情節，而是以意識流展開，第一人稱講述一個奧地利女作家的生活。

童話、夢境、現實、回憶交織，對話、獨白、訪談、歌劇並舉，

被刺死的公主、惡魔般的父親、虛偽宴會上的知識分子、被審判的瀆職郵遞員……

巴赫曼用詞語的颶風、荒誕扭曲的表現主義，將讀者的感官騰空掀起。

• “我們互訴光明與黑暗之語”：巴赫曼悼念策蘭之作

1948年，巴赫曼與保羅·策蘭秘密相戀於維也納，

前者是納粹黨人的女兒；後者是猶太人，從苦役中幸存，父母死於集中營。

此後的二十二年，這段持續的戀情帶給彼此歡愉、詩意，以及莫大的痛苦。

策蘭死後，巴赫曼出版《馬利納》，隨後也英年早逝。一個沉入水中，一個遁入火焰。

而半自傳體的《馬利納》，則成了愛者唯一的自述。

• “這是被謀殺的女兒們的墓地”——對女性處境的激進聲明

1971年《馬利納》出版後，立即成為德語暢銷書。

然而，評論家批評該書不過是展現了作者混亂的私生活，以及堪憂的精神狀態，

直到1980年代，人們才發掘了這部作品更深層的意圖：在私人生命中，看到政治變革的可能性。

該作被立為女性文學的經典之一。

• 知名青年設計師汐和操刀，內含三幅精美手繪地圖

全封面激光打孔，珠光紙印刷，花與蝴蝶、蛇與心臟的精妙結合；

內含三幅精美手繪地圖，跟隨女主人公的獨白，紙上漫步維也納。

人物表

第一章 與伊萬的幸福

第二章 第三個人

第三章 最後的事

克拉根福著名的郵遞員克拉內維策證明了一個人可以因為感受到使命召喚而成為一名郵遞員，投遞郵件並非胡亂選擇的職業，或者說，把它當作一個職業選項是個錯誤，而他最終因瀆職和挪用公款被判數年監禁，他完全被誤解了，被法庭和媒體不公平地對待。我比看這幾年最驚人的謀殺案還要認真地讀了克拉內維策的案子，盡管在當時我只為這個男人感到驚嘆，但現在，他獲得了我最深的同情。從某天起，奧托·克拉內維策毫無理由地停止了投遞郵件，連續好幾周、好幾個月地把它們囤積在他獨自居住的老式兩室一廳公寓，郵件堆到了天花板，他把大多數家具都賣了，以給這座越來越高的郵政山騰出空間。他沒有拆任何一封信或包裹，沒有挪用支票債券，沒有偷過母親寄給兒子的紙鈔，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這類事。他只是，突然不再投遞了，一個敏感、細膩、高大的男人認識到了他工作的全部意義與影響，而正是因為這樣，小官員克拉內維策不得不在恥辱與羞愧中被奧地利郵政辭退，因為它們只以雇用積極、可靠、有毅力的郵遞員為豪。而在每一項職業中，一定至少有一個人活在深刻的懷疑裡，於是發現自己身處矛盾。投遞信件似乎尤其需要一種潛在的恐懼，一種地震儀一樣感受情感衝擊的能力，而這一能力只有在比這更高級，或是最高級的職業中才被認可，就好像郵件們不該有危機一樣，不該有思考-意欲-存在，沒有審慎的、崇高的放棄，而這一權利是很多人都有的，他們拿著更高的報酬，坐在教授席上，獲許思考上帝存在的證據，思考存在、真理，或者就我所知，地球，甚至宇宙的起源！但默默無聞、收入微薄的奧托·克拉內維策只被指控行為卑劣和玩忽職守。沒有人意識到他已經開始思考了，哲學問題和人類發源的驚奇已抓住了他，而鑒於這些讓他感到不安的事，你不可能說他是無能的，因為沒有人能比這位在克拉根福送了三十年信的人更清楚地看出郵政機構的問題，它本質的問題。

他對我們的街道了如指掌，他很清楚哪些信件，哪些包裹，哪些印刷品的蓋章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即便是收件拼寫上最細微的不同——某位“非常尊敬的閣下”，一個沒有寫“先生”或“女士”的名字，某“雙博士教授”——也會透露給他社會學家和心理醫生都發現不了的某種態度、代際衝突、社交關係上的警醒。他能立即通過一個寫錯了或沒寫全的寄件地址看出一切，當然，家庭郵件和商務郵件的區別，以及這兩者和關係親密之人的友好信件的區別，對他來說一目了然，而這位杰出的郵遞員，冒著職業生涯的一切風險，為其他所有人背起了十字架，面對公寓裡這座越來越高的郵政山，他一定驚恐萬分，一定遭受了無法描述的良心上的痛苦，這是他人無法明白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封信只是一封信，印刷品也只是印刷品。另一方面，不管是誰，只要嘗試著把自己數年來的所有郵件收集、擺在面前，就像我現在這樣（即便是這樣一個人，在獨自面對這些郵件時，也做不到完全不帶偏見，因而也就看不到其中更大的聯繫），應該就會明白一場郵政危機——哪怕只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城市發生了那麼幾個禮拜——在道德意義上，比那些公共允許發生的全球性危機的發端更重大，那些危機往往就是人們輕率地造成的，而正變得越來越罕見的思想，不只是特權階級和它可疑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官方沉思者的資產，它也是屬於奧托·克拉內維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