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總統紀，六位政治巨擘用權力見證歷史：從革命到軍閥，探討孫、袁、黎、馮、徐、曹六位民國初年總統的抉擇與慾望

革命先鋒、帝制野心家、一方軍閥、前清遺老……
從孫中山到曹錕的六位「民國總統」，
他們都當過民國的總統，都是在變動時代叱吒風雲的一號人物，
在風氣變革、政局混亂的舊時代，怎麼走出一條新的救國路？
又如何以西方憲政制度的「總統」角色來維持大局？
以權力來展現中國新舊交織下的政治格局？

▎西方歸來的革命者──孫中山
首章詳細討論了孫中山身為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過程，探究了他如何將西方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變革。孫中山的政治生涯被描述為一場充滿挑戰的奮鬥，不僅在於推翻清朝建立民國，更在於其後如何在北洋政府的對立面中爭取權力與影響力。

▎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凱
在討論袁世凱的章節中，作者描繪了一個具有複雜面向的政治人物，既有功績也有過失。從參與戊戌變法到掌握實權成為權臣，袁世凱的政治生涯展現了他如何在變革中尋求個人權力的擴張。特別是他試圖恢復帝制的企圖，象徵著他對權力的極端追求，最終導致了眾人的強烈反對和帝國的衰弱。

▎大變革時期的大人物們
隨後的章節轉向了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和曹錕，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民國政治的走向。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被描繪為一系列的被動接受與妥協，而馮國璋和徐世昌則是在複雜的政治格局中尋找平衡與穩定。曹錕的上升則反映了軍閥割據時期個人野心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

▎個體與國家的命運交織
本書不僅僅是對政治人物個別生涯的回顧，也試圖透過這些人物研究，反映出民國早期政治生態的全貌，展現了在國家從帝制向共和制過渡的關鍵時期，個體與國家命運如何交織在一起。透過對這些重要人物的深入分析，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近代歷史變革的獨特視角，揭示了個人權力、政治理念與國家命運之間複雜的關係。

【本書特色】：
本書以民國初年擔任過總統的六位政治人物及其生涯為主軸，談論民國獨特的政治特色，包括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袁世凱的權力爭奪、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及曹錕的政治斡旋，展現了動盪時期的政治角力。作者以對時代特色與人物生平抽絲剝繭的方式，力求展現中國近代史的複雜性與多面向風貌，揭開個人與國家命運交織的歷史軌跡。

張程，職業編輯、業餘作家。張程是創作活躍的歷史寫作者，閱讀與寫作興趣聚焦制度變遷與傳統社會運行。發表有《紫禁城家風與明清國運》、《「中國之治」的制度史遺產》、《官銜的表與裡》等文章；出版有《一把龍椅上，禪來禪去的歷史》、《讀完這本制度史，等於當官幾輩子！》、《當官老爺帶頭貪汙，皇帝也被騙得迷迷糊糊！》、《藏在故宮裡的中國史》和「亂世三部曲」等圖書。

楔子（節錄）

一
清朝末期，社會動盪，凡是當時有權勢的人都和軍隊沾上關係。民初的多位總統就是行伍出身。所以要介紹他們，就要從軍隊說起了。這裡要說的軍隊可不是清朝的舊式軍隊，而是清廷仿照西方組建的「新式陸軍」。一九〇三年，清廷成立練兵處，在各省設立督練公所，大規模編練新軍，裁汰舊營。練兵處雄心勃勃地制訂了「編練三十六鎮新軍」的宏偉計畫，計劃在十八個行省各編練兩鎮新軍，合計三十六個鎮。

為此，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人力，還從極其窘迫的財政中擠出資金來投入新軍中去，希望能就此重振國威，維護統治，對新軍寄予了極高的期望。但是由於各省的駐軍基礎和財力不同，編練新軍的進度也千差萬別。到清朝滅亡時，多數省分只搭起了某某鎮（師）的架子，沒有編練滿員，少數省分只搭起了某某協（旅）的樣子。其中編練成績最出色的首推袁世凱主持的直隸新軍，其次是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軍。前者有六鎮之多，被稱為北洋新軍，後者有一鎮加一個混成協，被稱為南洋新軍。這兩支部隊一南一北，是清廷寄予厚望的擎天支柱。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十月，秋高氣爽。清朝政府為了檢驗「新式陸軍」的編練成果，決定在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即是秋操。

為檢驗新軍的編練成效，清廷從一九〇五年就開始舉行秋季軍事演習，各國駐華軍官、中外記者和各省代表都受到清廷邀請，前往觀演。一九〇六年，清廷擴大秋操規模，讓南北洋新軍聚集彰德對抗演練，檢驗軍隊戰鬥力。

南軍由湖北新軍第八鎮混合河南新軍第二十九混成協組成，由張彪任總統官、統黎元洪為統制。北軍由北洋新軍第五鎮和曹錕統領的第一混成協組成，段祺瑞任總統官。北軍駐安陽城南，南軍駐湯陰城北，全副武裝，總計有馬、步、炮、工、後勤各兵種人員三萬三千餘人。清廷最精銳的基底就在這了。

十月二十一日兩軍進入演習區域，翌日正式對壘。霎時間，百年不見烽火的中原大地炮聲隆隆，槍聲不斷，人喊馬嘶，塵土飛揚。新型砲兵、騎兵和步兵協同作戰，依次演練衝鋒戰、遭遇戰、防守戰。工兵忙著設雷布雷掃雷，輜重兵保障後勤。這一切都是古老的中原大地第一次見到的。秋操中，南北兩軍棋逢對手，打得難分難解，針鋒相對。後來眼看就要變成一場真實的鏖戰了，南北方軍官費了好大力氣聯絡溝通，才將雙方官兵勸解開。負責秋操的袁世凱和鐵良臨時決定，將計劃一週的演習提前到二十五日結束。南北兩軍舉行了聯合閱兵式，盡歡而散。

《續安陽縣誌》記載，本次演習「列陣數十里，錯綜變化，出奇制勝，極戰爭之能事。外賓作壁上觀者，咸稱讚不置。」

然而，彰德秋操最大的看點不是編練齊整的新式軍隊，而是本次秋操聚集了清末民初的大批風雲人物：練兵大臣袁世凱和鐵良擔任檢閱大臣，王士珍為演習總參議，馮國璋為南軍審判長，良弼為北軍審判長，徐世昌負責秋操參謀處。對陣的南北總統官黎元洪和段祺瑞自不必說了。曹錕、馮玉祥等人當時還只是小字輩，日後的作為卻不在前面諸公之下。這次秋操還幫助了一個日後的重要人物登場了，他就是蔡鍔。之前慣由高級軍官擔任審判員，但是身為下級軍官的二十四歲的蔡鍔，竟被袁世凱一眼看中，平地一聲雷，破格提拔這位小夥子為審判員，蔡鍔於是躋身於朝廷大員的行列。

我們細看，本次秋操匯聚了日後中華民國的五位總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如果算上臨時執政的段祺瑞，那就是六位國家元首了。

為什麼清廷國運命脈所繫的新軍系統中隱藏著如此眾多的民國總統呢？亂世出英雄，而亂世英雄往往是掌握軍隊的梟雄。盛世重文、亂世重兵，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規律。軍隊是亂世中最大的權力籌碼，曹操、劉裕、趙匡胤、朱元璋等梟雄誰不是靠軍隊崛起的？亂世紛爭，不是軍隊推著主將上權力競技場，就是志向遠大者與軍隊提前來個親密接觸，早作謀劃。民國的五位總統就分屬上面這兩類角色。亂世重兵已經發展為一種歷史情結，深深融入了中國的社會和百姓的心裡。所以，不管政治傾向如何，全國上下多少目光注視著崛起的新軍和他們的將領，對他們的命運作出種種猜測。彰德秋操是當時輿論關注焦點。一九〇六年在河南、河北和山東等地的年畫的最時髦素材就是「秋操圖」。人們用大紅大綠的傳統畫法來描繪轟動一時的那場近代化軍事演習。不管畫面多麼不倫不類，畫中最醒目的總是那些跨馬配刀、披盔戴甲的將領們。隱隱中，這個躁動不安的社會察覺了某種似曾相識的歷史現象的即將到來。那將是一個軍權至上、由實力說話的大混亂大變革時期。

不論是北洋新軍還是湖北新軍，清廷都投入了巨資，希望編練成效忠朝廷的股肱之臣。不想，南北新軍最終都走到了朝廷的對立面，都成了王朝的掘墓者。湖北新軍首先起義，建立了中華民國；北洋新軍則在袁世凱的率領下奪權逼宮，直接推翻了清朝。

楔子
第一章　孫中山：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統
思想濫觴：西方歸來的革命者
革命起步：領袖是如何煉成的
總統生涯：倉促民國和空降總統
南北統一：議和與讓位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兩面派
「多用匪類」：不可靠的依靠力量
名垂不朽：孫中山之死與身後事
第二章　袁世凱：一失足成千古恨
戊戌變法：告密者還是自首者
晚清重臣：練兵與辦新政
東山再起：「養病」與逼宮
宋教仁案：幕後主使？庇護兇嫌？
艱難抵抗：袁世凱與「二十一條」
洪憲帝夢：中國還得有皇帝？
後袁時代：民國從此成亂世
第三章　黎元洪：菩薩總統梅開二度
武昌首義：別無他選的都督
張振武案：誣陷案背後的黎袁鬥法
被迫離鄂：黎元洪搬進了瀛臺
府院之爭：引狼入室成復辟
法統重光：盡職演員與虛假鬧劇
息影津門：黎元洪的隱居時光
第四章　馮國璋：軍閥與非典型總統
發跡之路：馮國璋的早期經歷和性格
虎踞南京：軍閥割據開始了
四哥快來：與段祺瑞的明爭暗鬥
進退兩難：總統位上走末路
第五章　徐世昌：民初亂世的文人總統
艱難崛起：窮秀才的「仕途三道檻」
總督東北：在晚清政壇的短暫作為
居中調停：前清遺老和民初「老好人」
偃武修文：文人總統不如意
津門寓公：徐世昌的晚景與晚節
第六章　曹錕：總統的誘惑力
賄選鬧劇：「今日仍無總統」
曹錕崛起：大軍閥原是小布販
曹吳配合：最大的本錢
末年流寓：晚年不如意和保守晚節
後記：大變革時期的大人物

第一章　孫中山：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統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他的時代，有人叫他是「孫大炮」。在地方話裡，說一個人「放炮」是批評他說大話的意思。叫某人「大砲」就是說他說的多做的少，或者說的話難以實現，脫離現實。「大砲」是孫中山的綽號，反映了孫中山的宏圖壯志缺乏現實成果，政治生涯敗績累累。孫中山的失敗和他的個性以及時代都有關係，更和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統有關。「第一」就意味著你要在前無古人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行，憑著感覺給後人探路，難免會失利乃至犯錯誤。

思想濫觴：西方歸來的革命者

一
光緒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十四歲的廣州香山少年孫文第一次遠離故鄉，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波濤洶湧的太平洋和劈波斬浪的鋼鐵大輪船對一個晚清鄉間少年所產生的影響，是後人難以想像的。從陰暗僵化的廣東鄉村走出來的孫文，漂洋過海，之後四年的僑民生活讓他眼界大開，徹底褪去了身上的鄉村氣息，擺脫了傳統士大夫的思想，成長為了一個完全的西方政治的信徒。

孫文此行的原因，是跟隨母親楊氏去太平洋正中的檀香山（夏威夷）投靠哥哥孫眉。

當時的檀香山有著數以萬計遠赴重洋謀生的中國同胞，他們大多是中國沿海的窮苦百姓，自願或者被販賣到這座群島上來做苦力，這其中就有孫文的哥哥孫眉。當時孫家也是家境貧苦，孫眉就選擇了來檀香山做工，想來已經有八年了。由於他肯吃苦又很能幹，先是在茂宜島上墾荒，後來又經營了農牧業和商業，竟然從一個打工仔發展成了當地巨富，人稱「茂宜島王」。

接母親和弟弟來島上定居後，孫眉就安排孫文進入了當地英國國教會開辦的小學「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School）學習。孫文在這所小學學會了流利的英文，並瞪大眼睛聽進去了新舊聖經、酸鹼反應、天體運行和選舉開會等中國朋友們不可能聽到的知識。在一個人思想觀念形成的關鍵時期，西方科學和政治理論占據了小孫文的頭腦。

當時檀香山的社會氛圍對孫文思想的形成也同樣有深遠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期的檀香山群島，處於專制君主統治剛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肇建的動盪歲月之中，美國勢力不斷滲入，直至兼併檀香山為本國的夏威夷州。身處期間，孫文對檀香山的政治變換耳濡目染，各種政治宣傳、近代思想、思維爭辯如過江之鯽在他眼中魚貫而過。所有這些對孫文確立自身的政治思想體系，走上政治之路，影響重大。

儘管孫文是中華民國的革命先驅，但是西方思想體系在他的頭腦中占據著主要地位，進而影響著他之後的決策和作為，這都和孫文早期的這段僑居的經歷有關。

檀香山是華僑聚居地，孫文在此成長，接受了系統的西方教育，褪去了中國傳統思想的色彩。難怪很多年後，已經改名為孫中山的革命領袖的孫文，總結革命經歷時感嘆道：「華僑乃革命之母。」

孫中山的這句話可以分兩層意思來理解：首先，孫中山成長於海外華人社會，政治思想也是在華人社會中醞釀成熟的。華人社會的政治思想的根基是西方的，同時又帶有強烈的革命色彩。這一點想想當時僑民的生活際遇就不難理解。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窮苦百姓到海外討生活，做的是最髒最苦、收入最低的工作，卻沒有絲毫社會地位，政治上還受歧視。他們很自然地反思原因，進而感嘆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保障華人的利益。祖國為什麼會落後呢？海外華人最先把「國家」和「政府」剝離了出來，將「國家」的落後歸咎於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於是，原始的革命思想萌芽了。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群體進行反思後，頭腦裡造反的思想日益濃厚，成為了革命的主體。孫中山就是這一土壤培養出來的革命種子。

其次，華人群體為革命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持。孫中山等人的生活資金和革命經費基本靠海外華人捐助。比如革命黨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就全在本地募集，香港著名華人富商李紀堂、李煜堂等人就是革命黨人的幕後金主。孫眉為了支持弟弟的革命事業，也慷慨解囊，最大單筆捐助超過十萬美元，幾年之後即告傾家蕩產，破產離開美國。當然，掩護、資助革命黨人的主體還是最廣大的默默無聞、生活拮据的普通華人勞工。

所以從以上兩個方面來說，華人華僑的確是近代革命之母，哺育了孫中山等革命之子。

西方文化為孫中山打開了眼界，點燃了思想的火花，但同時也讓孫中山養成了用西方的政治思維和眼光看待中國政治和人心的思維習慣，由此造成了孫中山在了解中國國情、動員中國力量等方面的舉措出現了欠缺甚至是錯誤。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這樣評價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國的接觸，而在領導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方面則無成就可言」。孫中山對國情掌握不足，常常過於樂觀估計形勢，作出錯誤決策，敗給中式政治思維的對手。在後面，我們會看到很多這方面的例子。

二
西元一八八三年，孫中山被孫眉緊急送回了中國，原因是經過了四年西式的教育，此時的孫中山表現出了強烈的基督教化的傾向，這是哥哥孫眉所不允許的。兩年前，也就是西元一八八一年，孫文小學畢業後選擇了美國教會學校「歐胡島學院」（Oahu College）讀中學，讀書期間產生了獻身宗教事業的念頭。孫眉看弟弟的苗頭不大對了，趕緊把可能「西化」的弟弟送回老家。由此，近代歷史少了一位可能的傳教士，卻多了一名革命者。

其實，此時為時已晚。孫文的思想已經形成，在回翠亨村後，已經西化的孫中山與晚清的鄉村社會格格不入。我們猜測他當時有兩個可能的發展方向：一個是重拾傳統習俗和儒家文化，回歸中國傳統；另一個是用西式思想與僵化落後的故鄉環境抗爭。而孫中山選擇了後者。他想用西式思想改造落後的故鄉和鄉親們。他向朋友們講述檀香山的見聞、歐美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制度。孫中山描述的世界還真的成功吸引了一個玩伴，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革命志士陸皓東。陸皓東欽佩孫中山，兩人交往日益密切，並一起抨擊鄉間的黑暗愚昧和迷信。後來，這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膽子越來越大，最後把村廟北極殿中的神像都砸毀了，用實際行動反對陋習。結果，本地的豪紳地主一起發難，使得孫中山和陸皓東在家鄉難以立足，只好避往香港。

在香港期間，孫中山和陸皓東乾脆一起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孫中山後轉學到西醫書院學習，期間常和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人互相討論，大談反清。孫中山自述在這幾年間，「每於課程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間而符合者，在香港只除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只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

孫中山在香港的經歷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的「文憑疑雲」。孫中山被人稱為「孫逸仙博士」，並簽名「Dr.Sun Yat-sen」，那麼他的「博士」學位究竟從何而來呢？孫中山接受正規教育的最後一個階段是西元一八八七年至西元一八九二年在何啟博士創辦的香港西醫書院（今天香港大學的前身）學習。官方資料說，孫中山由該校教務長康德黎博士頒發畢業證書，並因為成績優異（官方資料說是第一名，也有說法是第二名）獲得時任香港總督威廉．羅便臣親自頒獎。

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麼問題就來了：第一，當時西醫書院還沒有獲得政府立案，還不是正規的高等學校，根本就沒有頒發博士學位的資格。嚴格地說，這所學院所頒發的醫生資格都是令人懷疑的；第二，西醫書院西元一八九二年的畢業生只有兩個人：孫中山和江英華。在只有兩個畢業生的學校，孫中山可不是要「數一數二」了嗎？當然，最可行的解釋是：在英文中「Doctor」有「博士」和「醫生」的雙重意思。西醫學校畢業的孫中山簽名「Dr.SunYat-sen」是可以的，但應該被解讀為「孫逸仙醫生」，而不是「孫逸仙博士」。後人評價歷史人物，通常愛屋及烏，喜歡過度美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

孫中山畢業後，無法取得香港行醫執照，只能輾轉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

青年孫中山的行醫經歷不太如意，受到了澳門葡萄牙醫生和廣州中醫們的敵視和排擠。儘管後來官方資料說孫中山醫術高超、服務周到，診所門庭若市，但孫中山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曾經被葡萄牙醫生趕出澳門，還一度寄居在廣州朋友家中。事實上，孫中山的志向不在醫人而在醫國。

如此同時，孫中山對現實也感到越來越不滿，試圖尋求富國圖強之道。他首先想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沒有人一開始就熱衷血淋淋的武裝暴動。孫中山認為國家富強之道是「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於是決定給當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

一介默默無聞的布衣竟敢給當朝大員上書，真是需要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樂觀主義精神的。這種精神在孫中山而言並不缺少。西元一八九三年，孫中山拿著《上李鴻章書》的草稿，拜見了近代啟蒙思想家王韜。王韜是提倡改良的先輩，早在太平天國時期就希望太平軍能改良國政，結果遭到清朝通緝。長年的逃亡生活和醉心酒色鴉片的日子讓王韜的身體很差。他本已對國家改良大事失去了興趣，然而現在，他胸中的政治抱負似乎又被孫中山這個不怕老虎的初生牛犢重新激發了，欣然提筆為孫中山修改了《上李鴻章書》。

西元一八九四年二月，孫中山、陸皓東經上海到天津上書李鴻章。結果，包含著老一輩思想家和新生力量主張變法改良的上書，交上去後就石沉大海：他們連李鴻章的面都沒見著。李鴻章不接見孫中山等人的理由並不難理解：孫中山當時本來就是個冒昧來訪的無名小卒、粵東布衣，怎麼會引起李鴻章的重視呢？如果每個人求見，李鴻章都接見的話，那他每天就不需要辦其他事了。更重要的是，當時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李鴻章正在為調兵備戰和應付朝堂上的結黨營私忙得焦頭爛額，也確實沒時間和一個年輕人討論改良的問題。不曾想，李鴻章合情合理的拒絕，在不經意間斷絕了血氣方剛的孫中山、陸皓東報效朝廷的心思，把他們推向了王朝的對立面。

上書失敗後，孫陸兩人從天津到北京遊歷。當時前線形勢危如累卵，慈禧太后卻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大肆籌備自己的六十大壽，還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不久，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輸給蕞爾小國日本，朝廷決定接受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耳聞目睹了一幕幕喪權辱國、國事腐敗的事件，孫中山和陸皓東深受震動，又報國無門，於是懷著惆悵憤懣的心情，回南方造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