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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人的一生中，總是存在著兩套相互截然不同、卻又分不出孰是孰非的行為規範。比如有人說：「事無不可對人言」，也有人說：「見人只說三分話」；有人「咬定青山不放鬆」十分積極，也有人「凡事都是天註定」典型的消極不長進；有人「兼濟天下」，也有人「獨善其身」……等等。不僅在思想和認識層面上是這樣，就是在歷史事實中，也存在著一種令人看不透的現象：好人不長命，壞人壞事做絕卻平安無事；忠臣常遭殺戮，佞臣卻是飛黃騰達；耿直者處處碰牆老是挫折，可是投機者卻暢通無阻一路綠燈。而且，歷史上的君王，儘管表面和顏悅色，只要被忤逆了就會露出凶狠無情的一面。秦始皇，既有「一統華夏」、「萬里長城」等豐功偉績，也有「焚書坑儒」、「罪輕刑重」大肆殺伐等殘酷行徑；漢武帝，既有北擊匈奴、安民生息的壯舉，也有寵信奸佞、殺妻滅子的昏庸。翻開二十四史，處處可見這樣截然矛盾的行為集中於一個人身上，使我們備感困惑，又促使我們思考：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確定我們的行為規範？好人與壞人的分際到底在哪裡？李宗吾晚年說了這樣一段話：「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祕訣，而為辦事上之必要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為『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為『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眾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奈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書立說，將此祕訣傳之於人。」李宗吾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有一個誤區：英雄豪傑必然「厚黑」；「厚黑」者不一定盡屬英雄豪傑。李宗吾有李宗吾的道理，反駁者有反駁者的道理。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處世為人？應該遵循什麼樣的行為規範？其實，古代的歷史對此問題早有論述。韓非子就提出過法和術的概念。法，就是天地自然之法，道德正宗，大家都要遵守，是公之於眾的東西；術，是辦事的技巧，個人行事的方式和過程中的變通。他這是提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目標，而後以一切手段和技巧去達成。後來又有西方的馬基維利，明確了目標與手段的分離，為了達成目標，可以不擇手段。這就承認了目的與手段在道德層面上的背離。馬克思的辯證法，對此更做出邏輯上的解釋：事物的矛盾推動事物的發展。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矛盾的各方面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由此，我們不難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