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愛廬談文學》是我今年所出版的第七本書，經過長期的蘊積，快意的抒發，到今日密集地出書，自有豐年祭的歡愉。每到新書將出版要寫一篇序文時，總為這即將呱呱問世的新生命而充滿著期待的心情。
我覺得新出書的心情有兩種：一本尚未寫出來的書，還在作者胸中孕育時，常是作者自己所最愛的，期待極高，寄望殷切，等到接近完稿時，作者仍有雀躍的自許。直待到書已殺青，校讀三過，那分內心在鼓掌的心情，陡然降下來，難怪黃侃在他的驚世名作《文心雕龍札記》問世後二週，別人提起他的新著，他居然悶聲不響，甚至有點懊惱，讓別人再也搭腔不下去。這是一書初成，「半折心始」的心情吧？
另一種心情則相反，由於並不曾事先想定寫作的遠大目標，也沒有立言不朽的自我預期，除了有編輯催稿，乘興揮幾筆，有學術會議，順勢撰一篇之外，只是話題偶到，默思追索；讀書興起，隨筆雜記而已，待到積稿成冊付梓校對時，好像偶在田野拾穗，而不知不覺盈襜盈襭，這種不曾刻意經營，而意外累積的喜悅，不就像無心插柳、忽爾成蔭麼？
我想這本《愛廬談文學》是屬於後者的心情，看得出來，筆下仍想保持廣博的興趣：文字繁簡的論戰、星座生肖的探索、敦煌殘卷的勘讀、以及大量明代詩文集中生活藝術的抉發，方面雖廣，到了筆下，全部仍以文學趣味為主，並不想專癡什麼，營戀什麼，不過，文思轉來轉去，依然在研究古典詩的輻射範圍之內的。
如果要問：書為什麼寫得如此勤？那大概是相信讀書著書是滔滔亂世裏安度災的最佳方策吧？面對著當前滄海橫流的時代，鬱盤的忠義之氣，姑且化作悠然孤往的文辭吧，萬境自鬧，我心自閒，曾國藩在荒唐的世局裏，體會出尋找快樂的三種方法：先勤勞而後獲得憩息，滿身暢快，是第一種快樂；以最淡的心，消除忮害嫉妒，到處可以是安身之所，是第二種快樂；讀書琅琅，讀出金石的聲音來，不知書外還有世界，是第三種快樂。我反省自己，這些年來，工作超量，寫書編書，夠勤勉的，現在可以優游涵泳一番，真快樂；回到臺北一所袖珍型的學校教書，婉謝許多高位厚薪的聘邀，以不忮不求自勉，更快樂；附近中央圖書館裏善本圖書盈千上萬，誰不希望在識盡天下英雄豪傑之後，能再讀盡天下奇書秘笈呢？福緣如此，能不快樂？匯集曾國藩的三件樂事於一時，再適逢新書刊行，數量上是北斗七星，內容上是詩文雅事，正當秋風高爽，銀河閃亮，保持天底下一顆乾淨的方寸之地，俯仰無愧，當然樂上加樂了。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於臺灣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