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愛廬談文學》是我今年所出版的第七本書,經過長期的蘊積,快意的抒發,到今日密集地出書,自有豐年祭的歡愉。每到新書將出版要寫一篇序文時,總為這即將呱呱問世的新生命而充滿著期待的心情。
我覺得新出書的心情有兩種:一本尚未寫出來的書,還在作者胸中孕育時,常是作者自己所最愛的,期待極高,寄望殷切,等到接近完稿時,作者仍有雀躍的自許。直待到書已殺青,校讀三過,那分內心在鼓掌的心情,陡然降下來,難怪黃侃在他的驚世名作《文心雕龍札記》問世後二週,別人提起他的新著,他居然悶聲不響,甚至有點懊惱,讓別人再也搭腔不下去。這是一書初成,「半折心始」的心情吧?
另一種心情則相反,由於並不曾事先想定寫作的遠大目標,也沒有立言不朽的自我預期,除了有編輯催稿,乘興揮幾筆,有學術會議,順勢撰一篇之外,只是話題偶到,默思追索;讀書興起,隨筆雜記而已,待到積稿成冊付梓校對時,好像偶在田野拾穗,而不知不覺盈襜盈襭,這種不曾刻意經營,而意外累積的喜悅,不就像無心插柳、忽爾成蔭麼?
我想這本《愛廬談文學》是屬於後者的心情,看得出來,筆下仍想保持廣博的興趣:文字繁簡的論戰、星座生肖的探索、敦煌殘卷的勘讀、以及大量明代詩文集中生活藝術的抉發,方面雖廣,到了筆下,全部仍以文學趣味為主,並不想專癡什麼,營戀什麼,不過,文思轉來轉去,依然在研究古典詩的輻射範圍之內的。
如果要問:書為什麼寫得如此勤?那大概是相信讀書著書是滔滔亂世裏安度災的最佳方策吧?面對著當前滄海橫流的時代,鬱盤的忠義之氣,姑且化作悠然孤往的文辭吧,萬境自鬧,我心自閒,曾國藩在荒唐的世局裏,體會出尋找快樂的三種方法:先勤勞而後獲得憩息,滿身暢快,是第一種快樂;以最淡的心,消除忮害嫉妒,到處可以是安身之所,是第二種快樂;讀書琅琅,讀出金石的聲音來,不知書外還有世界,是第三種快樂。我反省自己,這些年來,工作超量,寫書編書,夠勤勉的,現在可以優游涵泳一番,真快樂;回到臺北一所袖珍型的學校教書,婉謝許多高位厚薪的聘邀,以不忮不求自勉,更快樂;附近中央圖書館裏善本圖書盈千上萬,誰不希望在識盡天下英雄豪傑之後,能再讀盡天下奇書秘笈呢?福緣如此,能不快樂?匯集曾國藩的三件樂事於一時,再適逢新書刊行,數量上是北斗七星,內容上是詩文雅事,正當秋風高爽,銀河閃亮,保持天底下一顆乾淨的方寸之地,俯仰無愧,當然樂上加樂了。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於臺灣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