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想不到新春開筆,是為彭瑞金兄的這本處女集子寫序。此刻擱筆凝思,覺得這本集子的出版,此時此際似乎舍有某幾種值得一記的意義。
首先是評論集在臺灣的出版界,一向來都是冷門;過去這一類文集出得少,堪稱內容宏富的,更難得一見。今年開春後不久,我們便可以看到這麼一本成於新進評論家手筆的集子,這是否預示著我們的文壇在這新的一年裏將有可觀的收獲呢?這說法雖然類乎幻想式的預測──甚至也可能祇是一種奢望,但私心裏確實有這麼一份渴盼。
其次是彭瑞金其人,在評論界裏將正式獲得肯定。瑞金是近年崛起文壇的年輕評論家,深受囑目。許多年來,自從我廁身文壇,稍懂我們文壇情況以後,我就一直對我們的評論界或到不滿──當然有這種不滿的人並不祇我一個人,好長的一段期間文壇上幾乎人人同聲慨嘆這個事實,評論界簡直就是「文化沙漠」裏的沙漠。這種情形,根據文壇某些觀察家的說法,近若干年來是有了些改變了,但距離令人滿意的地步,似乎仍然還有一段路程。故此,渴求建立嚴肅的批評制度,大概也不是少數人的意願而已。
也就因為如此,自從我負起了『臺灣文藝』的編務以後,我認定重祝批評、培養批評家,與小說創作同樣重要。為了這個目標,我特意在『臺灣文藝』設了作家作品研究專輯,列為每期不可缺的專欄。在每一個專輯裏,都有五六篇從各種不同角度,針對一位作家的作品而提出的嚴肅的檢討,易言之,每期都有五或六個評論者亮相,提出他們的見解。革新三年來的『臺灣文藝』,以這種方式檢討了十三位作家,不但對提倡批評風氣聊盡了棉薄,同時也造就了幾位批評家,而這些批評文字內容的充實,資料的豐富,的確也受到了不少讀者的讚揚。
瑞金也就是這幾位批評家之一。有一段期間,他每期『臺灣文藝』都撰文發表,有時更參加對談──我肯定地以為這也是一種頗具威力與功效的批評方式。評一個作家,不是他的某篇作品或某部著作,談何容易,即令祇是個鳥瞰式的評論,也必需研讀該作家的所有主要作品或者大部份主要作品,始能下筆。再如我擔任民眾副刊編輯工作以後,我又以同樣的心意設了每月對談評論,即針對一個月份在眾副上所刊露的小說,以對談的方式予以評論。眾副上每月都有各種各樣的小說作品,遠十篇左右以上,不用說每篇都要細讀、深讀,然後探索其成敗得失,做成筆記,始作對談。那種苦讀、苦思,然後苦寫,不管『臺灣文藝』也好,民眾副刊也好,瑞金所下的苦功是非常可觀的。他絕大多數的對談都是以葉石濤兄為搭檔,至今思之,我是那麼殘忍地把這種苦工派給他們兩位去做,而他們都從未發過怨言,幾乎抱著苦修的僧侶一般的心情來做,這種埋頭苦幹的精神,真令人肅然起敬!
關於文學批評,自古以來即有種種說法,大別之大約可以分為客觀批評典主觀批評兩種,簡言之,視批評者的立論的精神基礎有異,而有不同的形態呈現。然而,不管精神基礎如何,歸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對作品或作家,提出一個分析、闡釋、評等檢討意見,並將此意見運用有效方法訴諸讀者。
根據個人粗淺的瞭解──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想吧──又學批評,本質上應該是含有否定的因素在內的。當然,文學批評也可以有肯定的要素,即對作品或作家,提出分析、闡釋、評價之際,給予理解及賞揚;然而,對作家或作品,提出其本質上的妥當性與正當性,似乎來得更其重要。有了這種否定的精神,批評的效能才更能發揚出來。當然,這麼說的時候,我們馬上便會聯想到這兩種因素被發揮到極致的情況,就是為肯定而肯定,以及為否定而否定。歷來,我們的文學批評之受到詬病,我想不外就是這種各走極端的現象,尤其這種態度受了「人情味」左右的時候。故此,我以為建立嚴肅的批評,端在能否在公正客觀的態度下,肯定其所當肯定,否定其所當否定。易言之,批評為作家,亦非為讀者,乃為了文學的自我確立。
在我的或覺裏,大體而言,我相信瑞金的批評態度應該是朝這個方向而努力的。如果說,我們現今的文學批評還在開發中的路途上,那麼瑞金確乎也是個拓荒者,他的批評文字,原則上以讀者為目標,他是為讀者而批評,下筆之際,心存一種啟蒙的心理基礎,闡釋與賞鑑重於分析與評價。
個人肯定地認為,以目前我們的文學狀況而言,這種態度應是正確的。尤其從瑞金的評論文字當中,我們經常地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到他在努力著,朝貫徹其做為一名批評家的義務邁進。這種努力,由於評述的受到相當嚴厲的限制,因而行文及下評斷的技術也變得複雜艱難。前面說他以苦行僧的態度為之,其意即在此。
彭君原籍新竹北埔,從學校畢業出來以後即在高雄市任教,也有幾個年頭了。由於和葉石濤兄住得近,經常有親炙於這体前輩的機會。瑞金這兩年來進境令人刮目,除了他本身謙抑好學之外,葉兄從旁指引之功,應該也是不可沒的吧。
在結束這篇小文之前,我想不妨附筆談談最近在我們文壇發生的幾件小事:其一是筆者好友某君,應邀將其所著短篇小說結集,交給某出版社出版。這家出版社壓了一段時間之後,表示不出這本書了,理由是小說集沒有銷路。另一件是印行彭君這本評論集的三民書局,與本書同一批的新書十冊,即以創作為主,而且還表明不怕虧損。另有一家志文出版社也已決定要出一批創作集(當然亦以小說集佔大多數),冊數當在十到十數冊之譜,亦表示不在乎盈虧──恐怕也是虧的成份大了些。
還有一事:『臺灣文藝』由達景出版杜支持了兩年多之後,因虧累不堪而由我收回自營,消息傳出後,臺北有一批商界的年輕明友給予她異乎尋常的關切,表示要想辦法支持,設法使她能自立,且就做就做,已展開了熱烈的推廣運動。
這幾件小事說明了什麼呢?如果說,像上述的三民、志文等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也可以歸於廣義的「工商界」的話(這是僅指其商業行為而言,出版之屬於文化事業,是不必有所懷疑的),那麼現今我們的工商界在一片繁崇之後,把他們的關切漸漸地投注到文化層面上,尤其文學發展上來了。
這麼說,也許有些人要一笑置之,斥為天真。但我個人寧願相信上述的現象正在逐漸形成。說起來這現象應是極為自然的超勢,沒有一個先進國家不如此,但在我們的社會來說,卻是非常令人激奮的事。雖然這現象還不算明顯,而且支持『臺灣文藝』的一小撮工商界人士的推廣工作成敗未卜,願意出創作祟的出版機構能否長期堅持也頗令人關切,但誰能說在未來的日子當中,其影響不會是深遠的!
以上雖是閒話,把它提出來,無非是希望籍此與許許多多的年輕朋友共勉。為了那幅遠景,我們妁確還要更加努力,以便在未來的日子當中,讓我們能有真正傑出的作品拿出來給全世界的讀者看看。
民國六十九年春節 鐘肇政識於九龍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