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精)

一九四五年九月生，湖南省龍山縣人，苗族。一九五二年入學讀書，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後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原上海大夏大學），一九七○年畢業，即送入軍隊農場勞動鍛鍊。一九七二年初被分配到湖南省笫一師範學校任教。一九七八年大陸恢復研究生招生，即考取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師從導師王瑤、嚴家炎、樂黛雲先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一九八一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被分到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任講師，一九八五年任副教授至今。一九七九年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論文，十年間總計四十餘篇，凡四十萬字；出版學術專著兩部：《從邊城走向世界》（三聯書店一九八五年版）和《沈從文傳》。此外，還編選了《沈從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沈從文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沈從文小說選》、《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等。

本書原無序。

 

為書作序，或申明其宗旨，或總其大要，或道寫作之艱辛，給人於讀書之前一點提示，一個綱目，多少免去一點讀者尋覓求索之苦，倒不為無益。歷來的名序，幾成全書不可或缺的血肉。然亦有弊：常常於梳理闡發之際，無意中便給讀者限定了一條閱讀線路，還可暗留退步，於辨白之中，預先堵塞了責難、質疑之口。尤有甚者，一篇序言就是一紙商品廣告，為增其可信度，千方百計請名人捉刀，幾成時尚。

 

我既不欲假名人以增身價，又以為，作者於書中已勉力說出了自以為該說的一切，大可給讀者以全部的閱讀自由，其毀譽得失，全由讀者去裁決。故自立規矩，凡有書出，皆不設序。然而，值此書在臺出版之際，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囑為序。念及海峽兩岸被人為地隔絕了四十年，這一要求實在合情合理，我只能拆除了我自設的籬笆。

 

這倒並非我認為四十年的隔絕造成了兩岸人心的完全隔膜，非得加些說明，才能為臺灣讀者所理解。事實上，外部的隔絕並不足以造成心的隔膜。今年初夏，臺灣一批作家組團訪問湖南，我有幸陪同達十天之久。接觸交談之初，便大有似曾相識之感。他們身上的全部優長甚或缺點及其表現模式，就與我一些極熟識的朋友幾無二致，甚至染有所屬原籍的鮮明地方色彩。從他們身上，我讀到的，是在其他國家與民族友人身上讀不到的屬於同一母體的文化符號。

 

這不禁使我想起幾年前讀到臺灣張系國先生的小說《棋王》時獲得的詑異之感。大陸的阿城也有一篇〈棋王〉。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具有某種異稟的棋童。一個以痴迷於棋藝起步，一個起始便具有神通造化的奇異功能；都面臨外部環境的誘惑──一個可借棋藝敲開大陸的「招工」之門，以清其生存之困，一個能憑奇異功能預測股市交易；在這人生選擇面前，一個淡然處之，不為利動，一個被人誘入陷阱；其結果，一個終於超神入化，心與天遊，棋藝臻於化境，一個則靈氣頓失，蛻變成凡夫俗子。人物的行為及命運模式，恰恰構成相互呼應的正反對逆。而其內蘊的道家自然生命哲學與現代世俗的功利欲求互參的人生思辨，──其內在的精、神、氣，直是一母同胞的雙生子。兩岸共有的民族文化血緣，是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隔斷的。

 

倘若因此將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溝通看得如此簡單，又實在過於天真。從深處思索人生，直如獨行於荒漠之中，孤獨感、陌生感、局外感便會油然而生。人與人心的隔膜，普遍存在於真實人生中，理解人、認識人，實在是人生一道絕大的難題。本傳的傳主沈從文先生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就自始至終呼喚與探尋人與人心的溝通，並渴求獲得人們對自己的理解，卻因其堅守思想與人格的獨立，終難免被人誤解。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沈從文時，其名字已不為年輕一輩所知。其著作在大陸，因其「反動」幾乎絕版；在臺灣，又因其「投共」全部遭禁。兩相比照，初覺驚詫，繼感滑稽，從深處看，終不免使人悲涼。追究我研究沈從文的動因，固然是因其文學創作所具有的大家品位，也未始不帶一點：在沈從文及其讀者之間，構築一座理解的橋樑。因此，我在《從邊城走向世界──對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的研究》一書卷首的題辭中說：

 

本書研究的是這樣一位作家─

 

他是一個對人生懷有極大熱情的人，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孤獨者。

 

他常常嘆息著不為人理解。

 

我願意去理解。不是為著褒揚，也不是為著貶斥。在高層次的思維裏，沒有簡單的善惡好壞之分。

 

──這不是無是非觀。任何人終將接受人類理性法庭的最終審判。

 

我不想也無力充當審判者，但我願意說出我所知道的真實。

 

不能說我已經說出了全部真實，

 

因為，這僅僅是開端，而遠非終結。

 

這本《沈從文傳》，就是我這遠非終結的探尋的繼續。然而，這種探尋之於我，委實不輕鬆。一九八三年，當我受託擔任《沈從文傳》撰寫者角色時，我立即感到了其份量的沉重。其時，我雖然已發表了近十萬言的沈從文創作研究論文，一部專著也快脫稿，但那全是論其文。而一部人物傳記，不僅要知其文，還得識其人。那時，我雖與從文先生有過多次接觸，但對其人生旅程的許多重要環節，大多茫然。於是，便有了一九八四年初夏我與從文先生長達十餘日的長談。這時，從文先生正重病纏身，腦血栓已使他半身不遂，但頭腦仍異常清楚。談及他一生的坎坷與傳奇式的人生際遇，歷歷如在目前。雖然在談及這一切時，從文先生極其平靜，彷彿是在講述另一個人的故事，但我依然感到了隱伏於這平靜背後的人生哀樂，不時覺得自己悟到了一點什麼，以為捉到了理解從文先生的頭緒。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年間，我將已得材料加上我的理解敷衍成篇，並將文稿呈從文先生過目。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傳主的反應。一個星期後，我當面向從文先生詢問對本書的印象。出乎我的意料，從文先生竟連聲說：「很不錯，很不錯。」雖然，以我過去與從文先生交往的經驗，明知這大半是出於對後輩的鼓勵，仍不免有點飄飄然。其後，聽友人轉告，巴金先生看過此傳後，也給予較高的評價，便更增加了我的得意。可是，自得之餘，心裏又起了一絲不安。我真的完全理解了沈從文嗎？這個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許多人視為的「沈從文之謎」，就這樣被我解開了謎底嗎？果然，這種不安後來便得到了證實。一九八八年四月，從文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就明確指出這本傳記「還不能從深處抓住我的弱點。」從文先生病逝後，他的次子虎雛在給我的信中，言及從文先生生前與他的一次談話中，曾預言「恐懼感將伴隨我終生。」虎雛說：

 

看他近十年處境改善後，仍不厭其煩地經常表達一些相同的憂慮，我們可以感知一些預言在他精神上的實在性。

 

這使我想起從文先生生前常常極言「忘我」。那背後，不正隱伏著沈從文的恐懼以及生成這一恐懼的歷史風暴嗎？他確實有著太多的歷史與現實的負累，彷彿身後有一大片陰影在追逼著他。他極力要逃離這陰影，卻始終逃不出去。

 

這種恐懼感是不是從文先生給我信中談及的那個「弱點」？對此，我實在不敢斷言。於是，我感到了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困難。從文先生在一篇未完成的文章〈抽象的抒情〉開頭，有一段題辭：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其中，那個未加引號的我，應該是從文先生早就說過的真正屬人的那個自己。這就是說，聽命於作為人的那個我去思索，而不是受外在於我的物的支配，就能理解「我」，認識「人」。然而，認識、理解人，即實現人與人心的溝通，以每個人都能遵守真正屬人的我的指令為前提；而要作到人皆能從我思索，又必須以人類目前生存狀態的改變為前提。想想那個我、「我」分裂的人類目前狀態，不能不讓人對眼前的人生起著大恐懼。這使我想起，從文先生逝世後，當他的親人及少數聞訊趕來的學生、朋友，向從文先生遺體告別時，靈堂裏迴蕩著的貝多芬的「悲槍」樂音。那不只是從文先生一生命運的寫照，同時也是從文先生生前所意識到的目前人類靈魂的宿命象徵。

 

無論從文先生內心的恐懼感是否他所說的我不能從深處抓住的那個「弱點」，它確是從文先生後半生精神結構中居要害地位的一個層面。很顯然，這一精神實在，囿於自內自外的限制，在這本書中，未能獲得充分展示。如果依據這一思路改寫，也許會在極大程度上改變這本傳記（尤其是後半部）的面貌。這不能不是著者的遺憾，消除這一遺憾卻又只能寄望於將來。

 

這本傳記得以在臺出版，是與姜穆先生的大力推薦與東大圖書公司的熱情扶植分不開的，在此謹表謝忱。如果此傳能聊慰旅臺大陸籍同胞思鄉之情，對臺灣籍同胞了解大陸歷史──現實境況有所裨益，著者於願已足；倘若能進而引發讀者諸君認識與思考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步履及充滿苦難的心靈歷程，則屬過望：假若因數十年海峽兩岸隔絕，書中文字凡與讀者有所牴牾之處，敬請讀者諸君付之一笑可耳。

 

──就此打住。再說下去，就難免有堵讀者批評之口的嫌疑了。

 

一九九○年盛夏　草成於湖南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