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以小說形式出之的反烏托邦文字紀錄頗多，但以英文作品來說，想是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最知名，也流傳最廣。《一九八四》是個老大哥（極權統治者的代表）無所不在的世界。通過電幕，思想警察對黨員日常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在這世界生長的孩子，從小就受到黨的訓練和指示：監視父母的行動。一有差池，就馬上檢舉。不但親情已絕，愛情、友情和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心，都受當權者有計劃的一一抹煞。人間唯一容許而受鼓勵的愛，是愛老大哥。

歐威爾通過溫斯頓‧史密斯這個還有殘存「反動思想」的人物所作的種種叛逆行為，反映出極權政治滅絕天良與傷殘人性的種種恐怖面目。不消說，最後他失敗了，但他高貴的情性，可用他自己的話概括出來：「他是寂寞的孤魂野鬼，說著無人能聽得懂的真話。但只要你肯說，不論情況怎麼朦朧，人性還可以延續。別人聽不到你說什麼，但只要你自己保持清醒，那就保存了人性的傳統。」這也是《一九八四》的價值。

 劉紹銘

二二得五的日子 

1986年，《1984》的譯者董樂山先生介紹這本小說時有言：“如果說，我們今天讀來覺得書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幸沒變成事實的話，那麼這並不是說將來就不會出現。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看作1994年或更遠一些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而有所警惕。”

我自己翻譯《1984》時，大陸尚沒有此書的全譯本出現。董先生的翻譯198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只印行了四百二十冊。看樣子，他擔心的事還沒有發生。就拿戈巴契夫的近況來說好了，這位當年大力推動“改革開放”的前蘇共總書記居然靜悄悄的搖身變為法國超級名牌LV的代言人，照片登在Newsweek的底頁。今天莫斯科和北京的街頭，再看不見衣著千篇一律的“藍螞蟻”。即使老大哥再生，也不容易強迫“走資”毒已深的紅男綠女走回頭路。

但“不容易”並非“不可能”，這也是董樂山要國人“有所警惕”的原因。年輕一輩的讀者，只要翻開《1984》，就會明白為什麼生命可以如此痛苦。在大洋邦中，人可粗分兩大類。借用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用的名詞，一是Alpha Plus Intellectuals（API），可稱“極品高知”；一是Epsilon Minus Morons（EMM），“超級白癡”。在大洋邦，堪可比擬API品種的是“內黨”和“外党”的成員，人數極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是“普理”，取自英語proletariat的頭兩個音節。依他們的智商和工作性質來看，他們是EMM。

主角溫斯頓在大洋邦政府機構做事，職責是改寫歷史，理所當然是API族類。大洋邦宣示“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為立國之本。對溫斯頓這種受過傳統教育的API說來，這無疑是對自己的信仰最大的侮辱。雖然為了工作他不得不事事言聽計從，晚上回到家，就冒險把心裏的話在日記上寫下來。他要把“自由就是說二加二等於四”這個真理留給後世。

他跟愛人朱麗亞的私情和反黨的舉動逃不過老大哥的法眼。特務頭子奧布賴恩拿著他日記裏面的話向他刑求。他豎起四隻指頭問溫斯頓看到多少手指。溫斯頓如實報上。他說眼睛是看東西的，怎可能睜眼說瞎話？經過一次接一次的“電療”刑求後，溫斯頓已不成人形，精神和意志力一起崩潰，再也不敢肯定肉眼所見的確是真相。奧布賴恩對他說：“有時二加二看來等於四，但有時是三，有時是五。有時同時是三四五。你還得努力學習，要清醒不容易。”

溫斯頓痛改前非後，果然清醒了。他相信二加二有時可以是五。如果溫斯頓只是區區“普理”，不會有這種因“思罪”引起的折磨。“普理”是勞動人民，幹粗活後只要有啤酒喝，就與世無爭。政府設有彩券，給他們遙望發財的前景。大洋邦的領導有個口號：“普理和動物都可以為所欲為。”他們這麼放心，因為他們看得准：EMM的資質缺乏造反的潛力。他們的發洩暴力的手段，不外是在酒吧中醉酒鬧事，或因一言不合就對老婆孩子動粗。老大哥的功業是不會毀在這幫人手裏的。

老大哥認識到，思想是動亂之源，文字是思想的“載體”。最正確的思想是無思可想。在大洋邦“新語辭典”中，像“名譽”、“正義”、“道德”、“民主”和“宗教”這些抽象名詞已全部刪除。有些容易引起聯想的字眼如free，“修正”後只剩下一個解釋：“沒有”。例子：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這狗身上沒有蝨子。因為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抽象的觀念如“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要說也說不出來。活在二二得五的日子，如果像溫斯頓一樣還有舊時殘存的記憶，自會體味到生命為什麼可以如此痛苦。（劉紹銘）

 東大版「一九八四」譯本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