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由於東大圖書公司的鼎力合作,我的專著《奧羅賓多‧高士》作為「世界哲學家叢書」之一,於1994年11月出版。該書問世後,受到了海內外同行和有關專家學者的好評。譬如,「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主編韋政通先生審閱此書後,給我來函說:「大作參考資料豐富,內容完整,寫作方式很能符合我們嚴格學術規格的要求,特別是在表達方面,能將一部純學術性的著作寫得極具可讀性,十分難得。」
北京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研究室主任樓宇烈教授對該書的評價是:「這是迄今第一部用中文寫作的研究奧羅賓多思想的專著。它的出版,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對我國學術界研究印度近現代思想史和中印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作者在分析奧氏思想和各種問題的同時,廣泛地聯繫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有關理論觀點,進行比較研究,視界開闊,給讀者啟發良多。總之,這是一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值得向學術界大力推荐。」
《奧羅賓多‧高士》一書,是我長期研究的成果,亦是我多年辛勤汗水的結晶。它的成功出版和良好的社會評價,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對今後的科研工作充滿了信心和動力。對此,我應當再一次向該叢書的主編傅偉勳、韋政通先生、東大圖書公司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及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1994年夏,傅偉勳先生看了《奧羅賓多‧高士》書稿之後,就從美國給我來信,邀請我再為「世界哲學家叢書」寫一本有關印度近現代哲學家的書。見信後,我感謝傅先生對我的信任,故回函表示欣然接受。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寫《尼赫魯》一書。
為什麼要選擇尼赫魯呢?一方面,是因為印度近現代幾位著名的哲學家,如維韋卡南達、甘地、泰戈爾、奧羅賓多、拉達克里希南等,當時都已經有人撰寫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尼赫魯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尼赫魯的政治哲學及其思想體系在印度現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對現代印度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遠遠超出一般的學者或學院式哲學家,是一般哲人所無法比擬的。正是因為尼赫魯在印度現代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才促使我決定去研究他的思想及其影響。尼赫魯思想的影響之大,可以這樣說:不了解尼赫魯,就無法了解現代印度。
另外,由於我長期從事印度近現代哲學的研究,我發現,印度現代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它不僅表現在專業哲學家和宗教改革家的學說之中,而且表現在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著述中。甘地、尼赫魯就是這樣的政治家兼哲學家,泰戈爾亦是詩人、文學家兼哲學家,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民眾之中的影響要遠遠超過那些專業的或學術的哲學家。在現代印度政治家中,尼赫魯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即他對人生、社會、歷史、文化、科學、國際秩序、未來世界的種種觀點和看法都有許多創新之處並獨具特色,從而對印度現代哲學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在尼赫魯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不僅受到了印度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奧義書》、吠檀多、和佛教哲學思維方式的熏陶,而且受到西方理性主義、自然科學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深刻影響。此外,他還從馬克思主義及其辯證唯物主義學說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故而,尼赫魯思想體系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於它的兼融性和調和性。這種兼融性和調和性主要表現在對物質欲望和精神追求的調和,印度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觀、民主觀的調和,科學與宗教的調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調和等等。
1995年夏,當我完成了自己所承擔的兩項國家重點項目──《現代東方哲學》和《當代亞太宗教》(兩者均為合著)的科研任務後,便開始了對尼赫魯思想的探索。由於過去自己偏重於對純學術哲學家的研究,因而對尼赫魯這類政治家的思想學說及其社會背景卻感到比較生疏。因此,我一方面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社科院圖書館借來大量有關尼赫魯的中外文書籍進行閱讀,收集資料;另一方面,又走訪國內的一些有關的專家學者,向他們請教並探討關於尼赫魯思想的種種問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使我對尼赫魯的家世、思想、學說及各種學說產生的社會背景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由於國內圖書資料有限,許多尼赫魯的原著作以及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在國內卻找不到,故而影響對尼赫魯思想的進一步深化研究。
幸運的是,1996年2月至8月,我有幸獲得英國學術院王寬誠獎學金的資助,赴倫敦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半年。我所在的學校是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SOAS),俗稱「亞非學院」,位於倫敦市中心的羅素廣場旁,與大英博物館和倫敦大學總部比鄰,它是英國研究印度和南亞問題的一個中心。我所研究的課題為「英國對印度近現代思想發展的影響」。在英期間,我除了考察印度近現代思想的總體發展外,則著重對幾位受英國影響較深的思想家進行研究,尤其是尼赫魯、甘地等。我走訪了一些尼赫魯當年讀過書的地方,如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體會了一下劍橋大學古樸、嚴謹、充滿生氣的校園生活;拜訪了一些有關印度近現代史和尼赫魯研究的專家,如亞非學院歷史系的戴維‧阿諾德教授、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的萊昂內爾‧卡特博士等;更重要的是,閱讀和收集了大量有關尼赫魯的文獻和資料。亞非學院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保存了大量印度近現代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文獻、資料和書籍,可以說,是研究印度近現代歷史最好的地方。尤其是亞非學院圖書館,它的圖書全部開架,讀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和翻閱各種書籍,這是國內的圖書館所無法相比的。該圖書館有四層,其中整個一層全都是有關印度和南亞各國的圖書,因此這裡也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往往是一待就是一整天。我在英國查閱了大量有關尼赫魯的資料,複印了許多國內所沒有的圖書,這對我以後寫作《尼赫魯》一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歸國以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我便著手《尼赫魯》的撰寫工作。但是,由於各種事務和其他任務的干擾,只能斷斷續續地寫,大約又經過了一年多的時光,才於今年4月完成全部書稿。
應當指出的是,根據本叢書的要求,我在此書中是把尼赫魯作為一位思想家來寫的,雖然尼赫魯的政治和國務活動與他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但是,我的側重點則集中於他的思想和學說上,而不是在他的政治和社會活動上。因此,該書重點寫了尼赫魯的哲學觀、科學觀、文化觀、民主觀、世俗主義觀和社會主義觀,以及尼赫魯思想體系的淵源、基本特點和社會影響等等。我想,只有這樣,才能符合「世界哲學家叢書」的根本宗旨,才能滿足廣大讀者對印度現代思想的需求。
最後,我要向寫作此書過程中曾給予我指導和幫助的黃心川、楊瑞林、孫培鈞、王宏偉等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也要感謝本叢書的主編以及東大圖書公司各位同仁為此書的出版提供了機會。
我希望本書能得到讀者的喜歡,期望它能為國人了解尼赫魯和現代印度有所裨益。
朱明忠
1998年5月於北京芙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