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

本書探討中國大陸嚴重的「三農」問題根源。作者長期關注深究中國農民問題與土地制度發展，在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甘肅省政府某研究中心工作的幾十年間，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歷史累積了可觀研究成果，本書以完整的構析研究、客觀地呈現了這一歷史，以大量經考證的駭人內幕，展現了有別於中國官方報告與說法的重大歷史真相。

張永東（1953~）

中國學者。曾在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甘肅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三十年。先後出版著作多部，發表論文、評論等二百多篇。

序
張永東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二千年來，中國歷史圍繞著「土地問題」，曾演出了一幕幕農民造反的鬧劇，這些農民造反都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下進行，從古代的陳勝、吳廣到距今較近的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兩次農民暴動，均都是打著「耕者有其田」的旗幟。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也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下進行，中共從1921年成立，就把「耕者有其田」作為中國革命的目的，在中共號召下，中國進行了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1949年，中共通過暴力革命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又在中國大陸開始了以暴力為手段的土地革命。如果是類似臺灣的和平土改，或許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毛澤東的土地革命運動，則完全是農民革命的暴力的產物。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並不完全錯，問題是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以往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革命都是把「耕者有其田」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而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發動的土地改革，繼續了這種農民革命的作法，除此外毛澤東還發動了後來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大都採取一種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方式，這樣就把一個經濟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在1949年之前，中國農村的土地佔有狀況，大約有10%至20%的農民佔有的土地較多，而另外的70%至80%的農民佔有土地較少。這種情況完全是由於農民們在經濟中的相互競爭的結果，或者是因為長期以來農民的家庭歷史原因而造成。土地佔有極不平均，但這卻是經濟競爭發展的自然結果；特別是這種土地佔有形式，其土地的大部分直接歸廣大農民所有，農民完全可以憑藉自己在智力、勤奮、經營等方面的才能，自由出讓和集中土地，這種土地形式基本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對於這種土地佔有狀況儘管不平均，卻又符合經濟競爭規律的和歷史形成的土地佔有制形式，究竟應採取「和平改革」還是「暴力革命」呢？從中共的「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綱」到1950年6月中共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起草通過的《土地改革法案》，再到1950年6月28日，中共政府先後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農民協會組織條例》、《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等法規，這些決定和條例中，中共都是主張通過一種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變土地佔有形式，並把矛頭指向當時佔有土地和生活略為富裕的農民。

一些法案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以及多餘的房屋和財產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儘管當時少地和無地的農民在中共暴力革命政策下獲得了一份土地和財產，然而這種成果是在剝奪中國貧苦農民的「勤奮」和農民之間經濟中的「競爭」下完成，他交給少數農民的則是經濟中的「平均」和「暴力」。

土地革命是毛澤東在中國進行的暴力革命的體現，也是毛澤東推行「平均主義」和「階級鬥爭」政策之再現。而為了徹底消滅中國的「土地私有制」，毛澤東在土地革命之後，又通過「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最後把中國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徹底埋葬，不僅使中國的土地所有制走向一個高度集權的極端，同時也使中國農村進入到一個暴力、專制、鬥爭的頂峰；等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實行土地承包制，才使高度集權的土地所有制出現了變化。

2001年，由安徽作者陳桂棣、春桃寫的《中國農民調查》的一書，曾在中國大陸激起強烈反響；這本書主要寫的是改革之後中國農民的狀況。我以為，還需要有一本1949年以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歷史調查；只有通過對這段歷史的反思，才能使人們認識到當前中國大陸「三農」問題嚴重的根源，本書正是基於此目的。

序言
第一章　土地革命運動──中共農村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
一、中共土地革命和綱領的確定
二、中共「查田運動」及「階級路線」的確定

第二節　四十年代的土地革命
一、中共的「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綱」
二、以查階級為目的「查三代」
三、以劫富為目的「掃堂子」
四、以整人為目的「搬石頭」

第三節　中共在全國進行的土地革命
一、進行階級鬥爭宣傳
二、進行階級劃分
三、「清匪運動」
四、鬥爭「惡霸」運動

第四節　土改後的中國農村
一、土改後的農村和農民
二、中共高層圍繞農村去向的爭論

第二章　農村互助合作運動──農村集權政策的最初實施

第一節　農村集權政策的產生
一、互助合作運動中的第一次「冒進」
二、毛澤東提出「總路線」
三、「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

第二節　互助合作運動的第二次高潮
一、毛澤東的兩次農業互助合作的談話
二、第三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的召開
三、不斷加碼的初級社

第三節　「停、縮、發」方針
一、農村出現危機
二、被迫實行「停、縮、發」方針

第三章　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村集權體制的建立

第一節　一九五五年毛鄧兩次「合作化」之爭
一、「上馬」與「下馬」之爭
二、「快」與「慢」之爭
三、爭論的分歧所在

第二節　毛派占上風：毛澤東批「小腳女人」
一、毛澤東七月三十一日講話
二、合作社加速發展計畫
三、加速發展合作社計畫的實施

第三節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
一、「要讓資本主義絕種」
二、《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及影響
三、《高潮》一書的惡果
四、爭先恐後的跨入社會主義
五、《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提出

第四節　合作化高潮後的中國農村
一、高潮前農民的矛盾心理
二、高潮後農民態度及社會經濟
三、一九五七年春的退社風潮
四、「包產到戶」的閃現

第五節　中共「農村大辯論」
一、毛澤東「變臉」
二、如此的「農村的大辯論」

第四章　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高度集權體制的形成

第一節　人民公社狂潮興起
一、毛澤東的「公社理想」
二、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
三、公社化風暴在全國

第二節　何謂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一、人民公社的本質特徵：權力高度集中
二、「共產主義」典型──徐水縣人民公社
三、人民公社的怪胎──公共食堂

第三節　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
一、公社陷入困境
二、反「右」：廬山會議
三、「堅守社會主義陣地」
四、再颳「窮過渡」、「共產風」

第四節　全國經濟大災難
一、四千萬人餓死的代價
二、經濟大災難與民眾的不滿
三、公社組織的被迫調整

第五節　人民公社和「共產風」受到抵制
一、地方出現反「共產風」的要求
二、曾希聖上書毛澤東
三、鄧子恢為「單幹」正名
四、錢上能、胡開明上書

第六節　公社後期的變化
一、「四清」的由來
二、中共的《前十條》和《後十條》
三、「四清」早期樣板：「桃園」與「小站」
四、「文革」動亂在農村
五、窮過渡的後果

第五章　土地承包運動──農村高度集權體制的有限改革

第一節　中國農村已經無法繼續下去
一、人民公社面臨的危機
二、最早出現的「包產到戶」
三、「真理標準討論」的啟示

第二節　毛澤東的「大寨旗幟」開始消失
一、陳永貴的發跡史
二、「極左」路線的樣板
三、由輝煌到黯然失色

第三節　中國農村開始的土地承包運動
一、對包產到戶的初步肯定
二、包產到戶的普遍發展

第四節　被迫退場的人民公社
一、對人民公社的反思
二、人民公社後的中國農村

第五節、中國農村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於「還地與民」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始，就把「耕者有其田」作為中國革命的目的。在中共的號召下，先進行了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毛澤東的土地革命運動，完全是農民革命式的暴力。「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並不錯，問題是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消滅「土地私有制」為手段的土地革命在中國大陸開始了，以往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都是把「耕者有其田」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發動的「土地改革」繼續這種「農民革命」的作法，此外毛澤東還創造出後來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採取「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於是土地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中共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變土地佔有形式，毛澤東推行「平均主義」和「階級鬥爭」政策，把中國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徹底埋葬。中國的土地所有制走向一個高度集權的極端，同時也使農村進入到一個「暴力」、「專制」、「鬥爭」的頂峰；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實行土地承包制，才使高度集權的土地所有制出現了變化。這些當代歷史中以革命為名的制度變易與政策運作，與現今中國的農村問題是如何地密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