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離開菲律賓、剛到中正機場的Vanessa，一手拿著護照，一手緊緊抓著跟仲介公司買的外套，那是她們被仲介辨識的彩色標籤。待在陌生的機場內等著下一步安排時，有六個陌生的男人走近她，翻看她的護照，見名字不對便掉頭就走，一句話都沒說。被仲介公司領走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的事情。隨後，Vanessa被安排坐進不知開往何處的車，還睡在不知何地的車庫裡，就等著明天和素昧平生的雇主見面，開始為期三年的雇傭生活。

問Vanessa出國幫傭會不會擔心害怕？她回答：「我們不在乎契約內容，我們只想到錢，我們的薪水。我們只想著：『要勇敢，反正不管怎樣都要面對。』我們所有都不懂，我們有的只是膽子。」 一批批的外籍移工，就只憑著勇氣，飄洋過海來到全然陌生的島嶼上謀生。截至2006年為止，有照外籍家務移工在台人數已經超過16萬人，他們以短期契約的過客身分，在台灣社會的邊緣角落裡默默地以其勞動力從事家務勞動或提供照顧，維持著台灣社會的清潔、秩序與現代性。這些家務移工中，九成五以上是來自於印尼、菲律賓、越南的女性。

2009.01.19 中國時報書評：灰姑娘與黃金鵝──張娟芬(文字工作者)

台灣雖然是移民社會，但卻是一個在種族與文化上相當單調的社會，漢族佔絕大多數，原住民的比例不到2%。過去在這塊土地上出現的非漢族人口，多半是殖民者：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他們」、「我們」，涇渭分明。80年代逐漸出現的「外籍新娘」，與80年代末期的「外籍勞工」現象，堪稱台灣的「多元文化初體驗」。《跨國灰姑娘》關注的是後者，分析的是菲律賓與印尼籍女性跨海來台幫傭的現象。

「灰姑娘」者，灰頭土臉手執箕帚者也。灰姑娘為什麼飄洋過海，不掃自己門前雪，卻管他人瓦上霜？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從種族、階級、性別、現代性等各個面向，全面剖析跨國灰姑娘現象的前因後果。台灣的外勞政策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採取控管的態度，定位為永無居留機會的「客工」，不得轉換雇主，需定期接受體檢，然而來自「先進國家」的工作者卻頗受禮遇。仲介業者策略性地挑選出身窮困的印尼女性，圖的是方便管理、利潤可觀，但這種人為的篩選，卻在人力資源市場上被包裝成各有所長的「產品」：菲傭可以順便當英文家教、印傭溫順可以吃苦耐勞。一般人對「外籍勞工」的歧視，於主流媒體與論述中亦處處可見。除了作為種族歧視的證據以外，藍佩嘉更欲藉此論證，所謂「種族」及其本質性差異，是在一個權力不平等的結構裡被塑造出來；是人為建構，且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這個動態過程，與其他壓迫性的結構均有連動關係，例如東南亞移工被視為文化低劣、本能強烈的未開化民族，勞動市場上留給他們的位置是低薪低階的工作，於是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就勾在一起了。又如父權家庭裡家務勞動分配不均，即使雙薪家庭，家事也是女人的事，請了外傭以後，女人就把繁重的工作以低薪轉包給外傭。可是外傭如果出了差錯，帳還是要算到女人頭上的，所以女性雇主常扮黑臉，成為灰姑娘那緊迫盯人的壞姊姊；於是，性別不平等也跟跨國灰姑娘現象連在一起了。此外，灰姑娘來台做的是家務勞動，她工作的場域是別人的私領域，她自己的私人空間時間相對的備受擠壓，而且這一行的特性，如藍佩嘉引用的David Katzman所說，「工作者而非工作本身，持續受到監視」。「跨國灰姑娘」現象，至此已經如同格林童話裡的黃金鵝，屁股後頭黏了一長串的壓迫關係，滑稽地往前走。

灰姑娘離鄉背井雖然有經濟誘因，但也有對現代性的憧憬與追求－－要去一個更文明更進步的世界長長見識。壓迫與解放複雜地共存：來台灣工作忍受著奴工似的處境，在雇主家裡扮成卑屈的下人，但是放假的那一天，灰姑娘穿上最好的衣服，上街跳舞跳舞跳舞，因為這珍貴的自由在母國沒有。一位受訪者說，來台灣工作是為了暫時休掉她的丈夫；一位受訪者說，如果留在菲律賓，「妳只是一個母親、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每周日到disco、有自己的手機，這些事永遠不會發生！」犧牲一種自由，換另一種自由。像被黃金鵝黏到的人，用右手去把左手拔開，然後換成右手被黏住。

《跨國灰姑娘》一書裡還有一大群配角，就是台灣雇主。如同灰姑娘的壞姊姊們，台灣雇主也是故事裡面貌比較模糊的一群。雇傭關係或親或疏，雇主視外傭如女兒或者如員工，藍佩嘉選擇將這些不同的勞雇關係，歸結到雇主對自身的階級認同。例如中產階級以平權與民主信念來定義自身，所以在對待外傭時也以這種日常生活實作來確認其階級認同。

《跨國灰姑娘》一書的田野，在空間上橫跨台灣、印尼與菲律賓，時間上將近10年，追蹤了部分灰姑娘不同的生命階段（「現役」在台工作的移工，與合約期滿「除役」回鄉的灰姑娘），訪談對象包括移工運動者、政府官員、仲介、雇主、移工，以及作為對照的台籍女傭（在台灣本地工作）、菲律賓女傭（農村出身，到菲律賓的大都市從事家務工作）。豐富廣泛的田野使得跨國灰姑娘的處境，在多重對照下，有了立體清晰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