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政變手冊

如何挑選國家來發動政變？
如何判斷該國情勢是否適合發動政變？
政變前要挑選哪些部隊加以策反？
政變執行的最關鍵時期是？
何時逮捕舊政府領導班子？要挑選哪些人來逮捕？
如何化解反對我方勢力？
策劃政變時，處理情報的行動準則為何？
何時才是發動政變的好時機？

這本書不是一般隨處可見既平凡又空泛的綱要手冊。

《完全政變手冊》是一本教你如何推翻某個掌握了國家大權卻又不受歡迎的政權。書中精確說明了執行政變的策略原則、政變的機制與具體實踐手段，並分析各種足以發動政變的政治、軍事及社會條件。

作者坦言，他的寫作初衷是探討政治在經濟落後國家所具的意義。本書寫作當時，西方知識界對第三世界亞非新興國家抱有相當大的期待，但是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有一項致命的缺陷是：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

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就沒有有效的道德標準，而沒有自然源自該國社群價值與信念的準則，國家不過是一具機器罷了，就像其他機器一樣，只要找到關鍵掣桿，任何人都可以操縱整台機器。政變因而由是而生。

重要事件

★ 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的江春男曾在壹週刊撰寫專文，讚美作者是「文人戰士」並提到本書：「1970年代，魯瓦克的《完全政變手冊》在那個政變頻傳的時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冊。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又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
★ 「政變」是最常用於改變政府的手段，也是最有成效的手段。196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過超過200場政變。就在2011年的1月，泰國還傳出軍方即將發動政變的消息，5月間喬治亞共和國又發生了一次失敗的政變！政變顯然已成聯合國大部份會員國政權更迭的正常模式！
★ 政變與我們距離不遠！目前全球有12個國家的領導人是經政變上台（參維基百科），其中有2個國家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甘比亞、布吉納法索），4個國家給予我國國民入境免簽證待遇（阿曼、甘比亞、斐濟、馬達加斯加）。2009年6月，邦交國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我國總統馬英九臨時決定不出訪該國。

愛德華‧魯瓦克(Edward Luttwak)

1942年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家庭，成長於倫敦，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軍事戰略學者。曾就讀倫敦政經學院，後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職美國國安會（總統的幕僚機構）、美國國務院（行政機關），現於華府擔任「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

他在研究上經常採取獨特的觀點，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968年首度出版的《政變實務手冊》，已被翻譯成14種語言。另外，全球各學術機構及相關領域的大學系所普遍採用他撰寫的《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一書，已經成為經典教科書。

譯者簡介
王亦穹

目前居住南台灣，專職譯者，譯有《感染》、《天生就會跑》等書。

作者獨家中文版序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台灣。那時台灣早已展開快速的經濟發展，蔣經國正擔任行政院長，準備接下總統大位；年輕的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矚目。無論是在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整體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可是由王昇將軍領導的「總政治作戰部」還是相當活躍，扮演著政治壓迫的角色。

在當年，《政變實務手冊》這種書名絕不可能在台出現。即使是在蔣經國逐步放鬆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實驗之後，情況依舊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訪台時受到台灣當局熱烈的接待，他們也不在意我寫過一本教人政變的書，原因大概是我曾經在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雜誌《評論（Commentary）》上面撰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未去世前，中國大陸的外國訪客很稀少，那時我就有機會去訪幾個地處偏遠、完全未對外開放的中國都市，返美後我寫出了一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中國窮到可憐，又被一群沒什麼希望、嘴裡老是叫嚷著可笑口號的極端份子所高壓統治著。（其實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幫」——雖說沒和他們說話，就在毛澤東的遺體置於人民大會堂供人憑弔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點出了事實，但它後來卻變得相當不平凡——都因為當時美國及國際媒體都令人驚訝地一面倒，對中國發出好評報導（就算是老練的記者也被中國的樣板採訪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經足夠讓我造訪台灣了，並且讓我立刻體會到「威權統治的台灣」與「極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差異：兩者都禁止（或至少壓抑）集體性的政治反對勢力，可是台灣當局只掌控政治權力，並允許經濟活動與文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連「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這個觀念都不存在，而且還禁止經濟自由。

許多人相信，威權政府（例如台灣）會逐漸演化成為民主政體，原因是商場上的資金將流入反對政府的勢力，而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也一樣。至於極權政府則完全不容許個人的活動，更不會容許「支持反對勢力」這件事。結果呢，台灣果然印證了上述的觀點，漸漸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移。可是在中國，經濟自由化迄今還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不過私人的資源確實已經挹注給越來越多的政治異議人士了。

回顧一九七七年，台灣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被政變所推翻，因為大體上而言人民被壓抑成一種相當消極的狀態，又沒有足夠堅強的獨立團體，能夠大規模動員群眾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因此，假如當時出現幾位資淺的將軍，指揮著步兵師或者裝甲旅，按照我以下說明的步驟，就一定可以奪得大權：以快速果斷的行動囚禁主要領導人並佔領行政指揮總部，封鎖一切進出台北市的道路，奪下廣播與電視台等設施。這樣就足夠癱瘓國內其他的武裝部隊，成功實施政變。

事實上，南韓總統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殺後的情勢，就與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樣：出來奪取政權的人，並不是陸軍裡面的四星上將如參謀長或其他資深高階將領，反而是一個新進獲擢升擔任二星中將的全斗煥出線。全斗煥算是個資淺將軍，可是他負責指揮南韓首都內的情報單位。政變後雖然南韓也出現零星的街頭抗議及地方性的暴動，但全斗煥還是穩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滿之後將政權交給他指定的繼任者為止。

在今天，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台灣了——雖然台灣的民主經驗還算很新，不過民主這件事已經深深根植於台灣社會，人民已經不再被動消極，反而會以龐大的群眾示威力量，站起來打敗任何政變的意圖。民主的功用也就在這裡：民主改變了人民，把他們從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轉換成政治的主角。這是何等寶貴又令人歡欣鼓舞的轉變呀。這麼多年來我有幸多次拜訪台灣，親眼看見台灣逐漸邁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

愛德華‧N. 魯瓦克，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獨家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版自序
1979年版自序

第一章 什麼是政變
第二章 政變的時機
第三章 發動政變的策略
第四章 政變的策劃
第五章 政變的實施

附錄A 鎮壓經濟學
附錄B 政變的戰術討論
附錄C 統計數據

表Ⅰ：政變的經濟演化，1945-1978
表Ⅱ：全球政變一覽表（含成功╱不成功者）
表Ⅲ：政變的效率，1945-1964
表Ⅳ：政變的次數

第四章 政變的策畫

就算是「路障」這種起義事件當中的純粹器材層面，也是超出一切之上的道德力量，具有重要意義…… 
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Trotsky）

1961年4月23日清晨，法國外籍傘兵第一團部份士兵奉莫理斯‧夏雷等四名將領之令，佔領了阿爾及利亞首都數個重要地點。這四個將領憑著本身的威望與他們在法國軍界的地位，很快就控制了當地軍隊，阿爾及利亞境內的其他駐軍部隊也逐漸服從在他們的領導之下。當時戴高樂政府正與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份子公開談判，而這些將領則決心取代戴高樂，換上一名以「打贏阿爾及利亞戰爭」為目標的法國元首。當時駐阿爾及利亞法軍遠比法國或德國境內的駐軍強大，四名將領希望可以在取得軍隊效忠後輕易奪得法國本土政權，畢竟戴高樂本身也是用類似的手法在1958年5月上台。乍看之下勝利垂手可得，似乎已沒有任何障礙可以攔阻四名將領複製那場著名的5月13日政變。
四名將領才剛在阿爾及亞廣播電台發布宣言，殖民地第一、第十四、第十八傘兵團立即加入政變擁護他們。數支步兵部隊、部份海軍陸戰隊與大部份空軍仍忠於戴高樂（1958年時他們也選擇繼續效忠原來的第四共和），但大部份阿爾及利亞駐軍則持觀望態度。隔山觀虎鬥的態度通常有利於發動政變的一方，在阿爾及利亞的亨利‧波利將軍選擇與政變軍既不衝突也不合作，並將自己的指揮本部從阿爾及利亞西北方的奧倫市遷至比較內陸的特萊姆森，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等於是偏袒了政變方。
四名將領似乎成功在望：個性強悍的阿國法裔族群「黑腳」（pieds noirs）百分之百支持他們，強大的傘兵團擁有重創敵人的能力，而其他部隊大多不是支持他們就是保持中立，就連效忠戴高樂的部隊也沒有積極地朝政變者進攻。
當政變領袖開始號召支持者時，法國的國防部長正在訪問摩納哥，巴黎警局局長正在度假，第五共和的主要「救火員」總理迪布雷臥病在床，戴高樂本人則正在招待來訪的塞內加爾總統。其他部會首長正在阿爾及亞進行訪問，旋即遭到逮捕。所有跡象都顯示政變即將成功。
但不過才幾天的時間，夏雷將軍便被逮捕並押解至巴黎，受審後遭到囚禁，其他參與政變的軍事將領則逃至內陸，最後不是流亡就是被捕。第一傘兵團的軍官遭到逮捕，整個部隊面臨解散；士兵們則在整隊返回軍營時，沿途依舊齊聲高唱流行女星琵雅芙的代表歌曲〈永不後悔〉。

這場政變為何會失敗？主要的原因也許是四名將領被眼前強大的兵力蒙蔽了雙眼，完全忽視了「政治勢力」這股雖然迂迴，卻能決定大局的力量。在1958年戴高樂的5月政變中，戴高樂不但有軍方與阿爾及利亞民眾支持，還滲透了公務系統，逐步瓦解了其他政治勢力起而維護第四共和舊政權的意志。可是這一次，將領們則完全忽視了軍隊以外的系統。
這場政變發生後，戴高樂先是登上電視呼籲大眾支持：「法國人啊，請幫助我！」接著上電視的總理迪布雷向全體國民提出了更明確的訴求：「快去……快到機場去，說服那些被誤導的士兵……」接著迪布雷開始著手組織一支由戴高樂支持者組成的武裝民兵。更重要的是，各同業公會、共產黨員（CGT，法國勞工總聯盟）、天主教工會聯盟（CFTC）、工人力量總工會（Force Ouvriere）、大部份政黨等，全都加入了政府陣營。左派天主教團體開始在法國駐阿爾及利亞的義務役士兵當中鼓動靜坐抗議，而且基本上法國境內絕大部分的組織團體都加入反政變活動，抵制政變者的命令。
這些抵抗的結果決定了大局，軍中大多數原來持觀望態度的部隊都停止等待，開始宣布效忠戴高樂，政變於焉結束。
要避免那些將軍犯下的致命錯誤只有一種作法，那就是跟前章所述如何應付敵對部隊的方法一樣：有效化解政治勢力的反彈。
政治勢力團體可能用下列兩種方式抵抗政變：
（a）號召、派遣全民或部份群眾，反抗政變
（b）操作其擁有的科技設施，妨礙我方凝聚力量

解除政治勢力第一論：一般性的作法
政治與經濟一樣，需要特定的硬體設施。正如工商業需要道路、港口、能源等配套設施，
直接的政治行動也需要某些技術硬體配合。當年法軍將領在阿爾及亞發起政變時，若是沒有各
種科技與硬體，法國大眾不可能動員起來表達意見，最後迫使那次政變歸於失敗。政府可以利
用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發出訊息，呼籲社會支持原來政權；同業公會與其他組織也利用它們
下轄所屬的各分部網絡發動成員抵抗，而分部與總部連結的工具正是大眾電信工具。此外，若
是沒有公眾運輸與私人交通工具，大型示威活動也無從舉行。
因此要處理政治勢力的反彈，一般性的作法就是先對付這些硬體設施。我方必須先將符合目的之設施納於控制下，再暫時中斷其他設施的功能。只要能掌握通訊與運輸系統，或至少使其無法運作，就可解除大部份政治勢力的潛在威脅。我方還必須逮捕原政權的領導群，因為他們很可能成為反政變者集結的主要精神象徵，所以領導群也算是硬體設施的一部份……

政府成員
不管我方再怎麼希望減少流血，不管我們的政變所欲達成的目標再怎麼自由開放，仍然必須在政變進行期間與政變剛剛結束這段時間內，逮捕某些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舊政權的領導群，也就是原政府領導者與他們的心腹（不管這些心腹是不是政治人物都一樣）。一般而言，光是內閣成員的人數就不少，可能在10到50人之間，若是再加上這些人的親友與信任的參謀幕僚（親友與幕僚們很可能組織反抗行動），人數輕易就會增加到四至五倍。這些人不但數量頗大，令人不安，而且抵抗我方的時候也會特別堅決，特別危險。他們可能具備名望、氣勢、權威，足以號召群龍無首的舊政府勢力，動員無組織的社會大眾，甚至能懾服原本被派去逮捕他們的人員，反將他們納入麾下。畢竟士兵們通常年紀較輕，執行的又是陌生任務，若是碰上儀表風度都慣於發號施令的政治人物，難保他們不會放棄原本的任務，轉而聽從敵方號令。
必須逮捕的目標分散各處，人數眾多，再加上可能發生的「懾服效應」，意味著我方不但得派出大量部隊搜捕他們，連負責搜捕的人員也必須特別挑選過。由於我方資源有限，行動時必須先將焦點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等到觀望勢力加入我方，可調度的資源就會增加，這時著手處理其他人也還不嫌遲。我方不可能將所有具威脅性的人通通逮捕，但至少要確定真正危險的人物沒有被遺漏，那就是舊政權的代表人物，包含（但不限於）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依法繼任或代行職權之人。
因此，只要排除了那些僅具儀式功能的人物後，我方必須處理的人數就會減少，再考慮到我方的時間因素，當下必須立即處置的人物就更少了。以經濟規畫部長為例，這人也許是內閣的關鍵人物，也是無可取代的技術官僚，但他不太可能發動群眾抵抗我方，或是對軍隊發號施令。政變本身就是一種極端的狀況，在政變的當下政治將被簡化成最基本的法則，那就是力強者勝。我方應該集中火力處理有能力調度軍隊者。很顯然地，下列人物才是我們的當然目標：

（a）內政部長與其下屬（因為他們可以控制警察）
（b）國防部長與其下屬（因為他們可以控制軍隊）
（c）政黨領袖（如果該黨有警衛隊的話）
（d）首相與其他中央官員（因為他們可以整合上述勢力）

我們必須記住，基於很多原因，導致政府官員未必如想像中那麼好對付。教育部長乍看之下沒有威脅性，卻可能掌握著重要的學生衛隊；勞工部長也可能握有強大的工人民兵團。更重要的是，幾個有能力調度武裝部隊的部長可能會組成內部小團體，共享真正的權力。
政變時我們該如何選擇「應該優先處理的對象人物」，我們可以先總結到目前為止討論過的內容，將舊政權的人物分成三類：
僅具象徵性功能人物
這些人沒有逮捕的必要。如果是受歡迎的虛偽國家元首，可以用他來當做正統延續的象徵，幫助我方政權取得正當性，不過前提是我方可以安全控制這位人物，讓他扮演必須的角色。其他地位較不重要的象徵性人物則可以完全忽略。
內閣核心團體與有權控制武裝部隊者
內閣核心團體的成員必須逮捕隔離，直到我方確立政權為止。除了各部會首長外，任何聲望特別崇高的政府領導者也屬此類。
其他部長與高階公務員
這類人員數目較多，我方應該等到資源已擴充，或其他較緊急任務已完成，
再重新進行分類，將必須優先處理的對象歸入上類。

非政府人員
在大型政治環境裡，通常個人必須先領導或控制某個組織，才會擁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個人有時也可能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象徵，或代表大部份民眾支持的信念，因此成為重要的政治角色。以匈牙利的科蘇特（Lajos Kossuth）為例，他原本只是個詩人，也沒有政黨機器支持，但他在1848到1849年的革命中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被一般大眾（至少城市居民是如此）視為匈牙利民族運動的象徵，他本人也因此獲得相當的影響力。二十世紀的甘地本身也甚少參與國會的政黨機器，但許多印度人視他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化身，從而賦與他強大的政治力量。這兩個人物的年代相隔如此遙遠，意味著這種人非常罕見。我方若是遇上這樣的目標，只需將他們視為象徵性功能人物處理即可。

實體設施
大眾媒體
政變後我方為了確立統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監管政治中心所發佈的資訊，因此佔領主要大眾傳播工具也就成為第一要務。希臘國王曾在1967年底發動一場反政變，他只犯了一個錯誤，卻因此造成行動失敗，那就是他與大眾溝通失靈，硬體與內容皆然。當年電台播送國王的演說時，只有少部份民眾接收到內容，因為廣播的訊號太過微弱，而且也不在原來的波段上；國王沒有用如雷的聲音號令群眾反抗，反而軟弱地向民眾求救。我方絕不能犯下類似的錯誤。
由於政變的時程短，目標國的社會環境也未必合適，我方不一定要把報紙等平面媒體當成主要目標。我方只需在政變後確立對我們媒體的控制權即可。某些國家的人民識字率不高，連帶侷限了平面報章媒體的影響力，更何況通常是廣播和電視，才是政府真正發聲的地方。表12是阿拉伯世界不同媒體影響力的大略比較，可以從中看出部份「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
從我方觀點看來，廣播電台或電視台會有兩個難題：（a）播送頻道與相關設施數量太多；（b）非常難佔領。在有些國內情勢比較動盪的國家，官方廣播電台通常派有重兵把守，就算沒有重兵看守，佔領這些設施也很困難，因為電台人員擁有設備上的優勢，可以把警報傳送到極廣的範圍。至於在設施數量方面，連海地這種面積狹小又極度落後的國家，國內都有18個廣播電台，由不同的廣播公司負責。我方不光是要控制傳媒設施，更要統一發送訊息，因此必須一一處理每一處設施。要佔領並控制所有電台非常困難（也會分散我方兵力），所以我方的目標是僅佔領最能代表官方的設施，再解除其他設施的運作。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電台人員的合作，從內部進行破壞。只要一名技術人員，就可以讓一座廣播電台暫時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個攻擊小隊才能達成的戰果。
若是無法吸收內部人員倒戈，那麼次佳的選項就是從外部進行破壞。我方不必製造大規模的破壞，因為通常只需對發送器的核心動點手腳，稍做移除或破壞，即可有效解除該電台的功能。真正的難題只有我方「絕對必須佔領」的那一個播送設施，因為一方面我方對這個播送設施有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這個目標實在太明顯，政府軍必然會試圖將其奪回。換句話說，派往攻佔這個目標的小組必須有足夠的人力與裝備，而且為了避免電台人員拒絕合作，造成障礙，還必須加派一組基本的技術人員來操作設施。（參見附錄B。其中討論政變中除了軍隊外，還必須出動的各種人員。）

電信通訊設施
科技的進展對我方有利，因為現在我方成員所有的通訊，都可以透過便宜、穩定、可攜式的方式進行。但我方依舊得阻止敵方使用自己的固定式通訊設備，這樣才能癱瘓他們的反應，阻止他們調動仍然效忠他們的部隊。如圖3所示，電信通訊設備越多，解除其功能的任務就越棘手，而任務的關鍵在於癱瘓所有設施，不能遺漏一處。1918年7月，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推翻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之所以失敗，原因部份就在於政變者不瞭解「管制所有通訊」這件事有多麼重要。左派革命者滲透了許多陸軍單位，還滲透了秘密警察，亦即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主要統治工具。他們憑著這些滲透後吸收的兵力，逮捕了祕密警察頭子，佔領了許多政府大樓與莫斯科電報局。卻沒有一併佔領電話局。當政變者還忙碌著向全國發送電報、呼籲大眾支持的同時，列寧靠電話動員了自己的戰鬥部隊，政變也就在這些支持列寧的部隊攻擊下，迅速瓦解。
國內的安全主管機關也知道通訊網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下一頁圖與表■所示的設施外，國內可能還設有專供安全部隊使用的獨立線路。法國憲兵隊就有一套可以連絡各地區的專用系統，完全獨立於公共電話與電報線路之外。就連在迦納這樣的小國家，警察也有一套完全獨立的線路（見表13）。

城市聯外道路
在政變行動期間，如果突然冒出一批舊政府的支持者或效忠部隊，就算人數不多，也可能嚴重危及我方的行動。政府一旦發現首都地區的軍隊已加入政變，合理的反應是希望被我方滲透的部隊僅限於首都，而且政府會立刻開始召回駐紮在別處的部隊。要滲透國內所有部隊並不容易，因此政府這種的反應也是有其道理。我方的對策是切斷一切可能的管道，讓政府無法把部隊召回首都，因此我方必須：逮捕有權力召回部隊的人物，破壞連絡部隊所需的電信設備，再利用直接的軍事手段（但也是純粹的防禦手段）隔離已知的效忠舊政府部隊。我方還必須在最後一個環節阻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介入，那就是控制首都週邊與政變現場。
效忠舊政府的部隊若是想及時干預，就必須快速行動，換句話說他們必須使用主要道路或機場。只要能在適當地點設置有效路障，即可暫時阻止他們進入首都，而我方則利用這段短暫的時間，確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並取得大部份官僚與軍事部隊效忠。等到干預部隊好不容易抵達我方政變的地點，會發現他們已經成為孤立的叛軍了。附錄B將討論當我方人力與裝備有限的時候，該在哪些地點設置路障最合適，還有相關技術與行動的意義。第五章則討論如何以直接手段處理已知的政府派勢力。圖4是一個假想案例的說明，標記出應選擇的位置。控制首都的聯外道路之後，對我方的行動還有別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創造新政權的存在感，並阻止舊政府領袖與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離。如果舊政府的重要人物逃脫，跑到首都外加入效忠舊政府的份子，那可能就會使得反抗政變的活動更加劇烈。這是我方必須防備的危險之一。儘管我方已經從內部解除了政府部隊的行動，又破壞了交通與通訊，將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隔絕在外，但重要人士一旦逃離，這一切努力仍可能付諸流水。政府調來的部隊雖然無法進入首都，但政治人物卻可以跑出去投奔他們。光憑我方的資源，可能無法把整個首都封鎖得密不通風（不過這點當然要視首都的位置與實際的大小而定）。以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為例，當地雖然四面開闊，但只需關閉機場就能封鎖首都，因為地面交通條件不足以讓人員快速移動至國內其他地方。另外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也對政變者有利，因為該城雖然距離國內其他地區不遠，週遭卻有湖泊與海洋，因此只需設下少數路障即可封鎖全城。

交通要津
戰車出現在首都廣場，這樣的景象不但已成為政變的象徵，⑥而且也有非常實際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動中心製造存在感。每個國家的首都裡，都有相當於英國白廳或美國國會山莊的地區，集中了主要的政治與行政機關。我方必須在該區挑出部份地點，派兵駐守或進行包圍。這樣做可以達成幾個目的：（a）封鎖點可以環繞我方小組活動區週邊，形成保護牆，讓他們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敵方部隊攻擊；（b）封鎖部隊可以令人一見而得知我方實力，確立我方統治；（c）封鎖部隊可以過濾進出該區的人員，使我方可以捉拿先前無法直接逮捕的人員。
要達成以上目標，我方的封鎖點必須難以攻破，否則反而會引來尚存的政府派反攻。撇開這點不談，封鎖點也必須駐有足夠的兵力，才能有效過濾人員進出。因此我方必忍住誘惑，不可以在所有重要地點週邊都遍設封鎖點，免得造成各點兵力不足。由於我方有能力封鎖的地點有限，因此選擇時必須特別謹慎。濱海或河畔都市的交通要津較易選擇，因為首都的形狀受到地理環境限制，內部交通動線也受到地形影響。圖5用圖解來說明這個現象。在圖中各個不同的政變當中，當地居民必然都熟知政治行政中樞的地形與位置，因此我方只須選擇筆直並寬廣的街道相交處設下封鎖點，並沿著這些街道形成封鎖區的界線即可（從這一點來看，巴黎的大街大道是最理想不過的）。

機場與其他交通設施
政變剛發生後，我方一定要進行的行動之一就是封閉機場，取消所有航班。這是「凍結」情勢的一般戰術之一，可以遏阻所有未經控制的人員與資訊流動。但另一項更明確的目標就是阻止我方未能逮捕的政治人物逃走，防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進入首都地區。由於政變的過程相當短暫，所以空運的角色極為重要。我方或舊政府都可能利用空運送進一小隊援軍，就此改變情勢均衡。利用空運所能送進的部隊也許人數極少，但在政變初起的微妙情勢下，這批部隊很可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但空運運輸的系統很脆弱，它仰賴長度足夠且未受干擾的跑道。如果可能的話，我方應該盡量避免依靠空運。我方若是不需靠空運載來支援部隊，就應該解除首都週遭所有機場的運作。當中也許有部份機場屬於軍方，要不然就是有重兵把守，原政府若是在首都之外還控制著大量部隊，而且有可將援兵送來的運輸機，那麼這些機場就會成為我方重大的阻礙。佔領重兵防守的機場的確困難，但只是要使其失去功能則非常簡單。只要利用秘密行動或一點內部接應，派出幾部車輛停在跑道上，再配上一小隊武裝士兵以火力掩護，不讓車輛被移開，就足以解除整座機場的功能。從適當地點開火警告也足以阻止任何飛機降落。
其他形式的運輸工具在現代幾乎不構成任何威脅。在許多未開發國家裡，鐵路運輸在整個交通系統中微不足道，就算具有重要經濟價值，通常也遠離人口集中區，因為這些鐵路原本就只是建來連結礦區、農場與海港，將殖民地生產的東西運回母國，鐵路往往並未連結主要的人口中心。在歐洲與拉丁美洲部份地區，雖然鐵路不是為了殖民而建造，但出於時間因素，對我方也不具威脅。更何況要解除鐵路功能可說輕而易舉。一九二六年波蘭政變中，儘管在鐵路附近發生大量攻防戰，但火車載來的部隊終歸來不及扭轉情勢，因為敵對雙方都發現這個事實：要確保己方行動非常不易，要阻止對方卻相當簡單。在某些國家如衣索比亞，鐵路運輸相當重要——或者說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到吉布提這段鐵路非常重要——這時便應該破壞其設備，從技術面來解除鐵路功能。⑦鐵路運輸仰賴高度技術化的連結系統，只要有一段軌道或訊號被破壞，整個系統就會暫時停止。人員要越過兩段軌道中斷的距離很簡單，但到了鐵路另一頭，多半沒有足夠的車廂繼續運送他們。

公眾建築
從開始分析至今，我們一直強調要讓官僚機器與一般大眾目睹政變的現實與我方的實力，因為在我方必須達成的眾多目標裡，最困難的就是塑造大眾的認知。有些建築物是任何政變都必須佔領的目標，像是我方預計逮捕的政府領袖之住所，還有重要設施的所在地，如廣播電台與電視台等。前者只需暫時加以攻破，讓我們入內逮捕或捉拿目標即可；後者卻必須完全佔領，也許還得擊退打算奪回該處的敵軍。但另外還有些建築物必須進行佔領，或至少控制人員出入。我們只能給這些建築物下個大概的定義，那就是一般印象中與政權相關的地點，佔有它們即代表握有政權。
大多數國家都有某種形式的民選議會、國會或名稱不同的類似機關，但許多國家的真正權力中樞是在總統等元首住處（或是政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請不要被憲法的文字所蒙蔽，我們已經花了很多功夫分辨「實質統治者」與「象徵性角色」的區別，絕不能誤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後者身上。
話雖如此，在政變的關鍵過渡階段中，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卻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當情勢混沌不明時，誰佔領了這些建築，就能對大眾與各階層公務員發出重要訊號。如果我方據有這些象徵性建築，那麼那些等著加入勝利陣營者便很可能會投入我方，因此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建築雖然沒有實質用途，卻仍然值得我方佔領。一九六六年迦納的政變中，恩克魯瑪政權垮台，帶頭者不但行動效率高，而且心態非常實際。儘管當時恩克魯瑪本人不在總統府弗雷斯塔宮裡面，該區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技術設施，政變者仍認為有必要衝破敵陣，佔領總統府，因為他們知道，該區頂多雖然算是個空洞象徵，佔有它卻能贏得首都阿克拉的民眾支持，因為阿克拉市民們已經自動將政治權力與該棟建築畫上等號。幸運的是由於這類建築地位特殊，非佔領不可的目標國內大多只有一處，頂多兩處。
除了純粹象徵性的建築物外，還有其他地點，值得我方盡量努力佔領，如軍方總部、警察總部、情報機關的行政總部等。以下目標是任何政變者都應該佔領的：

（a）實際政權的所在地：可能為皇宮、總統府、民選議會會場，或是政黨的主席團或中央委員會。
（b）主要行政機關建築：國防部、內政部，如果警察或軍方總部不在上述建築內，則應另行佔領其總部。
（c）象徵性建築：這類建築通常已包括在上述兩類地點內。但一國的政治情勢若是與民眾的傳統認知有落差，大眾可能仍然將已「過時」的地點與政治權力聯想在一起。

等民眾察覺到不對勁，開始詢問這些重要地點（不管象徵與否）究竟誰屬時，政變的行動階段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因此上述目標中，有部份的佔領可以推遲到稍後。就實際考量而言，政變中還有更重要，或者至少更緊迫的目標，因此處理行政大樓或象徵性地點時，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它們當作集合地點，讓所有已經完成主要任務的部隊在這些地方露面。

解除政治勢力第二論：針對特定團體
一旦原政府無法向外發聲，人人都見到首都落入我方手中，這時還有哪些團體有足夠的力量反抗我方？這種團體數目不會太多，但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在情勢敏感的過渡期間，組織得當的示威遊行或是算準時機的罷工就算只有一場，也足以成為政變的重大威脅。因此我方必須辨明哪些團體具有這類能力，一旦確認，就應該在政變前先解除其威脅……

宗教團體
在許多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宗教團體雖然仍是社會上的重要力量，但已不再具備政治實力。宗教團體的領袖可以影響社會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影響力也擴及政治，但信眾鮮少直接以暴力行為表達他們對這些領袖的政治支持。但經濟落後國家則不然。這些國家的發展程度有限，也許直到最近才開始發展，新科技尚未引進，或者還是十分新奇，古老神祇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個團體若是能把自身打造成適當信仰的代表，又能掌握信眾的情緒，就能獲得可觀的政治實力……

政黨
政黨與其他團體不同，因為其他團體只是「有可能」反抗政變，但政黨卻是我方最直接的競爭者，他們的主要目標與我方相同，都是獲得政治實力……
「機器型」政黨
有些國家裡面，「政治」和「生意的交易」手法相同……
「叛亂型」政黨
這類政黨未必會公開進行政治活動（假設目標國內有這些政黨存在），因為叛亂型政黨的目標本來就是打倒現行系統，而非改善其運作……
半官方型政黨
在一黨獨大的國家，如共產國家、大多數非洲國家、墨西哥等，政黨已經失去了其主要目的（亦即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由於一黨獨大，政黨有時甚至顯得沒有存在必要……
已開發國家的政黨
在一般的兩黨制政壇，如大部份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政黨其實是壓力團體的聯盟……

工會聯盟
在工業發展有相當程度，甚至是許多工業落後國家，工會聯盟都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因為他們具備工人抗爭的經驗，可以迅速將其應用在政治場合，對我方來說具有重大威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