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

序
發現黃金存摺　老包

將近三個月前，國民黨的馬政府利用政治打手特偵組，汅衊前總統李登輝在十七年前，曾有「貪污」嫌疑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反擊這些小人莫名其妙的指控。
文章出來後，一家相當有規模的新聞網站，一位年輕的女記者打電話找我，希望能夠引用我文章的觀點，來當她報導該重大新聞事件的價值判斷。同意之餘，我也有很深的感慨：因為女記者顯然被我文章中所舉，某些顯而易見卻被社會長期忽略的事實，所震撼而覺得必須加以引用，以免年輕一代的資訊工作者，繼續活在不清不楚的資訊迷霧中。
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說：台灣的民主環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有一大半是李登輝當年自我限縮權力去換來的──包括總統任期六年改為四年、取消可以無限制連任、廢除可以整肅異己的方便法律、裁撤可以當自己超級武器的警總、把用簡單的公開收買手法就可當選連任的總統選舉，修改成充滿不確定性的人民直接選舉……；因此，馬先生和特偵組的社會地位，根本就是來自於李先生的民主路線，現在反過來對李先生進行鬥爭，這種有悖天理的政治操作，是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的。
果然這個事件引起社會強力反彈，就連馬陣營的一些深藍朋友，也覺得此舉實在太過分。現在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切入，來問自己：李登輝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到底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我認為對一個創造歷史的人，我們必須先有一顆細緻的心，才可能正確認識。以我個人的經驗，雖然在一九八八年李先生開始擔任總統時，就撰寫報紙每日專欄，而有了節奏密集的政治觀察，但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五二○當天，我才算是有了「正確認識李登輝」的入門準備──這就好像我在三十歲那一年，一個作家朋友告訴我，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台語「隨便啦」、「都可以啦」，其實就是帶有古意的「請裁」，而不是被粗糙引用的文化淺薄；從那個時刻起，我對自己的母語，才開始有了縱深的思考與觀察。
一九九九年正是李登輝擔任民選總統的第三年，那一年政壇最關切的一件事，就是李先生會不會參選隔年將舉行的，第二屆民選總統？按修憲後的選制改變，李先生並非沒有參選空間，且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有不少本土化改革未竟事宜，接班問題連宋之爭愈演愈烈，不少人希望李先生能出面參選，穩住陣腳……。李先生對續任與否遲不表態，國內外猜測的聲音四起。到了五二○那天，李登輝親自撰寫的《台灣的主張》新書，正式出版（日文寫作，再製作為中文）。在該書的最後一個章節，題目是「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這幾個字已經清楚說明了一切──原來李先生早就決定不競選連任，但他希望人們從他的新著中去明確探索這個訊息，以便更能清楚認識他的心路歷程。而就在那個最後章節，當我讀到以下的文字時，內心是有著無比的震撼：
………………這股愛台灣的熱情，在我變化莫測的人生中，時而燃燒，時而潛沉，支持我走過這七十多個年頭。省思今日的台灣，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中動人的一幕，我不由得很想吶喊：「停下來，妳是多麼的美麗！」但今後台灣還得面臨許多的挑戰，接受各種的考驗。台灣的歷史，還要繼續寫去。………………
這是一段熱情洋溢，有如大海澎湃的文字，我從這裡看到的李登輝，並不只是創造台灣民主奇蹟的政治家，更是一個試圖超越時空限制，而有著豐富才華的文學家、藝術家──在李登輝時代尚未開展之前的台灣人，其面貌圖像事實上是相當模糊的，任憑一再更迭的外來政權粗魯操弄；到了李登輝時代，他全新貫注，將台灣人的形貌雕塑出來，台灣人的可貴生命力，因而開始顯現，並有了多元光采。因此，從某方面看來，說他是類似羅丹那樣的雕塑家，也不為過。
然而以台灣內部流通的資訊，並不足以讓我們認識李登輝，這個世界級的傳奇人物。這主要是語文的問題，李先生在表達他思想層次的訊息時，似乎日文才能呈現該有的縱深。舉例來說，日本的大文豪司馬遼太郎，就能從他的口中，掏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樣的內心話，但台灣本地的訪談者，卻沒這個本事。這乃是歷史變遷對台灣人的捉弄；我們的父執輩曾出生為日本人，以日文在表達生命的喜悅與哀愁，但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卻被迫要以中文為表達工具，與日本文化的連繫受到阻撓，甚至須切斷與父執輩的深度情感連結。
李登輝退休後，我曾有幾次機會和他聊天，有一次他很感慨的說：「可惜你不會日文」；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我當然曾想過要學好日文，但是這三十年來，人生的精華都用在和台灣的中國文化霸權周旋上 有些願望就必須擱置了。我的經驗其實也是我這一代普遍的經驗，那這樣說來，我們的損失可大了──李先生快九十歲了，我想知道他留給台灣這塊土地，以及這個浩瀚世界，是什麼樣的資產？就好像我們的父執輩，留給我們一本厚厚的黃金存摺，但我們卻遍尋不著，那種懊惱乃可想而知。
簡單的說，描述李登輝的書籍不夠多，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政治表相在敘述評價的；對我來說，那些並不足以描繪出一個線索，來告訴我們「黃金存摺」在哪裡？有一次我和李先生聊到類似的話題，我說某某人又寫了李登輝故事的書，看來是有花不少心力在寫作，但我怎麼看，都不如《台灣的主張》這本書，能帶給我啟發。李先生說：「那不一樣啊，我自己寫的書當然會有差別」，然而這沒有完全說服我，因為當事人和一個敏銳的詮釋者，所能提供的線索有時還是不同。
舉例來說，李先生有個在生活上相當親近的友人，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四年前有一天，這個友人告訴我：「老先生最近心情很低潮，常出現不尋常的感嘆；因為他很欣賞又聊得來的一位學者，去世了」，這位去世的學者，當時才四十二歲。照理說，像李先生這樣見過大風大浪的政治家，是不太可能會為這麼一件事而陷低潮，但我當時卻感到「能夠理解」，而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在二千五百年前，亞洲有兩個偉大人物，也有相似的心路歷程：佛陀最得意的弟子早他去世，或大儒孔子的弟子顏回去世，都曾使大人物悲痛神傷，體會世之無常，而令人發現一個偉人身上的共同「密碼」──那就是他們擁有一顆多感的心靈，但總是運用突破人之極限的意志力，時時刻刻在加以超越。
有較多的機會和李先生聊天後，常會發現他談到對台灣土地的愛，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時，語帶哽咽、眼眶泛著淚水。我認為這些必須透過文學、藝術，或甚至是音樂，才能深刻描繪出在老先生身上的「時代的悸動」。退休後的李先生，很喜歡接觸年輕人，也急切地想要了解現在年輕人，內心在想什麼，因此他會相當有耐心和相差一個甲子的年輕人交談；不斷提出問題，也傾聽年輕人用當代流行的術語說明。我每次在一旁看到這幅景象，總是特別感動，因為這個擘畫台灣民主路線的老人，很顯然是在年輕人身上 發現了多元民主為這塊土地，所帶來的真切生命力，而有著無比的欣慰。這是一幅散發生命光輝的畫像。
李登輝的存在，就如同台灣這塊土地的存在，是令人讚嘆的奇蹟──北回歸線穿過台灣，但在一天之內，人們卻可以在這塊特殊的地理，發現生長在地表的熱帶、亞熱帶、溫帶與寒帶等四種特色植物！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只用政治的語言去解讀李登輝，縱深也會有所不足。因此這十年來，我一直期盼有人能夠從較宏觀的視野，提供我們探照「李氏寶藏」（我前面所說「黃金存摺」）的動能與線索──套一句現代科技的用語，也就是提供一種3-D畫面，來探索李登輝的生命故事，與令人驚艷的精神世界。而按照我的觀察，這個人必須要有深度日文素養，以及濃厚的台灣情感，才能真正觸及李登輝的內心世界，並填補李先生和我們這一代之間，殘酷的歷史斷層。
所有的傳奇，終究會找到詮釋它的主人。台裔日籍的大文豪黃文雄先生，顯然也感受到了我們這十年來，所急切散發的念力，就在李先生將近九十歲，而他自己七十三歲的這一年，終於完成了這一本日文原著的《哲人政治家李登輝》，從哲學領域探索李先生的精神世界。看完這一本著作時，我久久不能掩卷，內心許多苦悶與疑點，終於得到了解答。套一句中文的說法，算是「打通了任督二脈」。按照黃先生在書中所稱的，「李登輝可以說是在美日中文明衝突與文化摩擦中，成長出來的代表性人物」，這一本書要帶我們去探索真正的李氏寶藏，這個使命是多麼不容易。
我因此很好奇這個過程的繁複，有一天當面問了黃先生，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對李先生作訪談？黃先生說：「就是這十年啊，十年來和他對談的結晶！」我大受感動，人生有多少個十年？黃文雄先生用十年的工夫，為我們留下了可貴的文化元素──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文學、藝術的創作者，運用這些元素，去詮釋更豐富的關於李登輝，這個偉大哲人政治家的價值。
而更重要的，台灣的形貌，也將由於這些元素的注入，更顯明亮耀眼。是以為序。

序言
我經常受邀到日本參眾兩院的台灣關係讀書會當講師。與會的國會議員認為，政治家的模範或值得尊敬的政治家，除了吉田茂和岸信介之外，還有李登輝。
世界上有名的政治家非常多，戰後有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另有為世界新秩序鋪軌的超大型國家美國的歷任總統。然而為何日本人傾慕的，是亞洲小國的台灣前國家元首？
我經常會如此反問。針對理由究竟為何的大哉問，我身旁的日本朋友通常會出現這樣的回答：「台灣是個小國，但做為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完全被認知。而李登輝不但沒有屈服於來自中國的恐嚇，還勇敢面對它、為堅守台灣的尊嚴而奮鬥至今。我們對其勇氣給予最大的尊敬。戰後日本已經不再出現那般有勇氣的政治家，所以我們想把李登輝當成自己的楷模。」
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都非常感動，甚至眼角發熱。他們還會推崇「尊嚴」和「勇氣」，證明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依舊存在。近年來每到國政選舉，就會有人高喊「生活、生活」，而訴說國家大事的政治家卻越來越少了。不過，在日本還有政治家注重「尊嚴」和「勇氣」，這讓我對日本的未來還抱有一線希望。
仔細想想，日本是一個主權國家，是和歐美並駕齊驅的大國。但關於自身教育的歷史認知，以及屬於心靈和靈魂的靖國參拜，卻無法堂堂正正地貫徹自己的信念。
李登輝是一個已經從政界引退的民間人士，但他的訪日，因其「還有影響力」而被拒絕入境，造成很大的轟動。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從頭到尾都受到中國的控制與指示，連來自中國的「現場指導」都甘願吞下去。
若從此事來思考，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和戰後的日本形成明顯對比，那是很自然的。日本文壇的大老阿川弘之，甚至還曾想「請李登輝來當日本首相」。其言感人肺腑。我在日本居住已快半個世紀，那感受更加深刻。
眾所周知，被稱為「台灣民主之父」的李登輝，他的政治貢獻已在近、現代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李登輝雖已近九十高齡，卻還在街頭手握麥克風，站在民眾的前方，看到這種景象，誰不會深受感動呢？
李登輝在政治上的成就，已讓台灣和全球刮目相看。關於他的相關書籍出版品相當多，然而令我在意的，竟然沒有一本深入探索支撐李登輝個人行為和思想、心靈與精神世界之根柢的書。特別是在台灣，用世俗眼光評價李登輝的人還是佔大多數。
在日本，人稱李登輝是「亞洲的哲人」。小說家兼立法委員，也是我的好友王世勛，則大大稱讚道：「他不僅是亞洲、而是世界的哲人。」我第一次從李登輝聽到有關「我」的省察與思索，是在台灣哲學會的會員大會上。
李登輝的政治力泉源，來自他的生長背景與教育環境。他非常喜好讀書，博學多聞，又有自身獨特的哲學思想。這也是我尊敬的台北高等學校出身的諸前輩們所共同擁有的特質，同時也是扎根在如同母親的台灣這塊土地才能孕育的人文素養。
李登輝在總統時代，以「心靈改革」為目標，經常提起「場所」哲學。而那帶有使命感的行動，或許是因為和夫人一樣都是虔誠基督徒的緣故。
我所知道台灣立法委員當中，最有學問、最勤奮，且是民進黨第一任秘書長的黃爾璇，以及前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他們倆人都曾向我表示過「像李登輝這樣的人物，在台灣史上大概不會再出現」的類似意見。因此我才會想以鈴木大拙說的「超個己一人」那樣的宗教意識和使命感，來講述偉大的政治家李登輝，並告訴後代子孫如同大地母親的台灣的未來動向。
李登輝不是「亞洲的哲人」，而是超越亞洲的「世界的哲人」，關於其在台灣與近現代史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後世子孫又該如何學習？我想我們有必要闡明的不只是那些可視的外象，還有那些不可視的內蘊。前者是李登輝做為國家元首的言行舉止，後者則是他的心靈世界。本書試圖以多角度的視野，並透過和李登輝的對話，來探究他的「我」的哲學、「場所」哲學、「超越」哲學，以及他的生死觀與歷史觀。
本書所要談的不是政治的世界，而是心靈的世界，因此盡可能避免浮面的、模稜的訊息。希望會有許多年輕人透過此書，來瞭解李登輝的內心思惟及人格修鍊，並向他學習。
關於本書的完成，除了有李登輝本人的協助外，另外還有小說家高村圭子、日本李登輝友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等人的幫助，在此向所有關係人致上謝意。

2011年7月吉日
黃文雄

第一章 我
過於強烈的自我與苦鬥的青年時代
想知道李登輝，想向他學習的話，最重要的是瞭解其精神世界，而不是他個人的行跡。在此先回顧他的故鄉及台灣的歷史。
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南有安平港，北有淡水港。
1602年，荷蘭人在雅加達設立東印度公司，為了尋找中繼貿易基地，在台灣海峽的澎湖群島上築城，並與明朝對抗。爾後，經明朝的勸告，在台灣南部的安平築熱蘭遮城。以此為基地，逐漸北移，在日本平戶與長崎設置據點。
在同一時期，以菲律賓的呂宋島為據點的西班牙，稍晚則在台灣北部的基隆和淡水築城。和荷蘭有過交戰，卻因而敗退。之後，日本與荷蘭競相爭奪台灣的領有權，結果是荷蘭實質支配了台灣。
據說，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曾派人送外交文書到「高山國」要求朝貢。此地方好像是現在淡水到基隆的台灣北部一帶地區。在《明史》外國列傳裡，有一段位於日本與呂宋之間「雞籠國」的記載，據說也是指基隆港。
北部最早開發的淡水港，自西班牙時代以來，經三百餘年一直是以港口城鎮繁榮到現在。然而，直到日本時代之前的台灣，並沒一條像樣的道路，因此對外的交通和交流，一直都是倚靠西部大約二十個左右的河口港灣。外國船隻可東溯至台北城的艋舺（萬華）與大稻埕。
日本領台戰爭後，以單騎走完西伯利亞一萬六千公里而成名的福島安正，曾經寫有一本《淡水日記》。另外，六位日籍教師在芝山巖被「抗日游擊隊」殺害的事件，就在淡水河上游，也就是在接近台北城之地所發生的。
淡水很早就是文明開化地，接受了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洗禮。李登輝就在離淡水不遠的三芝出生。自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進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就讀，在就學中收到了徵召令。
戰後，他雖成為農業學者，但不久就從學界轉進政界。日後更位居總統高位，針對持續近半世紀的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進行「寧靜的革命」，並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他的父親為巡警，兄長當志願兵戰死在菲律賓。這樣背景的一位知識份子，在歷史波瀾中，是如何覺醒自我？因此，釐清李登輝的成長過程，對於瞭解近、現代台灣以及後世的台灣，都極具參考價值。
李登輝十三歲就從三芝庄移住到淡水街，寄宿在親戚家中，中學就在此就讀。據說，就從這時候，他開始思考「何謂自我」。
李登輝因父親工作的關係，常轉學，沒有什麼朋友，他以畫畫、讀書來度日。這個背景也是成就他日後積極「培養自我」的原因。
他雖然在家中相當被溺愛，被保護得很好，但隨著自我的形成，也逐漸對家裡萌生了反抗意識。因此，他才希望在淡水開始寄宿生活。透過在別人家生活的經驗，他自然而然就學習到在環境變化中該當如何面對與處理人際關係。
在這過程當中，李登輝開始思考「何謂人？」、「人生應該如何？」等問題。就連吃飯的時候，都會思考筷子的拿法。不久他對自我的關心不斷提高，從十四、五歲就萌生宗教的信仰心。早熟的李登輝不斷閱讀書籍，也因此更執著於「自我」，這讓他的母親非常擔心。
此時李登輝開始傾向於清晨就以做家事、掃廁所、沖瀑布這一類的自我控制（修行）以及日本式的唯心論。不僅如此，還非常推崇「若能捨棄自我，就能從煩惱中解放出來」這種包含禪意的思想。
他開始思考生或死，是在高校時代。而意識到做為台灣人、與日本人不一樣的特質、反抗精神的產生，也是在這段時間。
他在學生時代參加青年團，為了抑制強烈的自我而進行禪修或苦行，也和兄長一起閱讀佛教學者鈴木大拙的書。
李登輝所接受的日本教育，就當時的台灣人來看，可以說接觸非常廣泛的日本名著。眾所周知他是位非常喜好唸書的人，光岩波文庫的存書就有七百本以上。
聽說他相當喜歡讀《古事記》、《枕草子》、《源氏物語》、《平家物語》等古典，至於近代文學方面，則非常喜愛夏目漱石全集以及倉田百三描寫親鸞及其弟子的《出家及其弟子》。他特別感動的，是從倫敦歸國後以《我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夏目漱石所達到的「則天去私」境界的過程。
在自我的形成過程中，透過和強烈自我的苦鬥，他開始詢問「我是誰？」、「我不是原來的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瞭解李登輝的「我的思索」、「我的自覺」，也可說是理解在台灣人精神史中不可或缺的「發現個人」。
有關死後靈魂的想法、感覺或理解方式，因文化而有所不同。中國人認為「人死後，『魂』會昇天，『魄』會降地」。在日本則有更多的形式和想法，例如進行招魂和鎮魂祭，都是其具體表現。

不斷詢問「為何我是李登輝」
李登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場所的哲學」，是在1990年代當上總統以後的事。而言及「不是我的我」，則是在2005年長老教會上的演講。
我應師範大學友人的邀請，參加了一場分別在台北師範大學和台南長榮大學所舉辦的研討會。當時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兼哲學會會長的葉海煙先生以及其他與會人，給了我許多關於哲學研究現況等寶貴意見，當時的議論相當成功。
自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來，我積極參與了各種社會運動，因此一直告訴自己，應以旗手自居，不要忘了「初心」。
我也經常思索關於「我」的問題，我發現，滿腔熱血的社會運動家通常有兩個類型：一種是「渾然忘我」的類型，時常到達「忘我」或「無我」的境界，然而卻有頑固不通、缺乏柔軟性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是接近苦行僧的那種聖人；另一種則是「捨我其誰」的類型，「自我」非常強烈，像「一匹狼」的獨行俠，借佛教用語來說，即「唯我獨尊」，若依笛卡兒式的說法，則是「獨我論」。
台灣的社會運動家，大多屬於後者類型。運動組織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重複著瓦解的命運，那是因為這些大多數的運動家有強烈的「自我」所造成的結果。
苦惱與迷惘，無論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都會有。這多半都會變成個人成長的力量。
「我是誰？」
「我不是原來的我。」
「我為什麼是別人無可取代的李登輝？」
「我」就如同「我」在意識那樣，擁有多樣性的「自己」。
若是物質存在以外的，而且不是自己的，那便是他者。
蘇格拉底主張哲學的奧義是「知道你自身」，這是一句名言。知道「我是誰、是什麼樣的人」，便是知道自己與世界，亦可說是知道真正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我是李登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此種「純粹自我」，即是笛卡兒式的自我，也就是唯我論。然而，雖有「能知的自我」與「所知的自我」，但所謂真正的自我，即是客觀的自我。
現代人有很多迷惘，亦會發生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的情形，也就是無法自覺自身存在的那種自我喪失。
在那裡，亦有和以前曾流行過的「遠離人間」一樣的疏離感存在。
被他者或社會所束縛或影響，因而無法表現自己的情況，這樣的人屢見不鮮。即使在沒有義理人情束縛的自由社會裡，也不見得能真正講出自己的意見。
那麼要怎麼做才能表現出無偽的、真正的自己呢？為了能做到如此，就必須透過思考自我的本質、詢問自身，來確認「自己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自己」，並追問「這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另一方面，「本來就沒有自己」這種想法，來自原始佛教。原始佛教認為「我執」（人執）是一種妄念而否定之，並主張無我論。
所謂沒有「我」，即是將自我的存在視為臨時的存在，也就是輪迴的假象。因此才主張捨棄「我」，追求較大的宇宙「自我」（又稱大我）。
不管是誰都會思考自己與他人，但這又會因國民性而有所不同。中國人帶有中華意識，因此通常不把別人而是將自己視為中心。所以「我」、「我執」特別強。
然而日本是關懷他人之情很濃的民族，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為了維持「和」而捨棄自我的例子非常多。
在鎌倉時代，「他力本願」系的淨土宗開始在日本發展，此中也產生了如淨土真宗那樣，只強調「他力」的教義。日本人常說：「托您的福」，亦可說是誕生於這種風土。
追問「我」或「自我」，是極為哲學性的問題。即使在古希臘，諸學問亦從哲學開始。然而諸學問隨著時代演進而細分化、專業化後，追問「我」的學問，最後還是落在哲學上。
無庸置疑，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更早之前，就已有人追問「我」。西元前6世紀後半，因「萬物流轉」而為人所知的赫拉克利圖斯的時代裡，就如同「我探究了自己」那樣，哲學的對象被限定在「我」。
近代存在主義者就只針對「我」的存在與自由來進行思考。人的一生當中，有煩惱也有歡喜，有成功也有挫折。人追求的，不僅只是真善美，還有快樂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