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代序
長河浪花
像傳說中的神靈撒豆成兵一樣，歷史老人將發生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的關於人類和社會的事件，貌似不經心地撒在了這個星球的各個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間，看似互不關聯，毫無瓜葛。若干年後，時空穿越了長長的隧道，驀然回首，你會發現，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有一種神秘莫測的紐帶連結著。這些事件像標誌一樣立在那裏，讓我們回望來路時，有一種標定路徑的感覺。事實上，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場大變局的前奏或是歷史行進的拐點，只是當時之人沒有完全意識到罷了。
俄羅斯詩歌皇后阿赫瑪托娃，生逢亂世，迭遭厄運，但她從來沒有低下她那高傲的頭顱，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著，以高貴的品質迎擊著命運的挑戰。她感動了以賽亞‧伯林。伯林用哲學的語言描繪著對阿赫瑪托娃的讚譽：「對個人良知絕對的堅守可以讓歷史在它面前屈服」。
早在一九一九年，阿赫瑪托娃就陷入了對「好時代」、「壞時代」的深深質疑。她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這個時代比過去壞在哪裡？
也許，在這痛苦與不安的世界上
它觸發了最可怕的、也是無法醫治的瘟疫。
西方，太陽正當空照耀，
城市在陽光裏沐浴，
可這裏，白色的樓房被釘上了十字架，
烏鴉們呼之而來，
它們群起……
在阿赫瑪托娃寫下這樣的詩句三十多年後，關於「好世界」與「壞世界」的詰問，同樣提到了飽經磨難的中國人民的面前。梁濟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問著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這個世界會好嗎？」嫉惡如仇的傅斯年對政府的毫無作為深感失望並痛恨不已，他從不掩飾對官僚的鄙視和對公正媒體的嚮往，他力勸他的老師胡適，「與其當官，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馮友蘭書引《左傳》之語，謂學生讀書和從戎都是救國，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
中國近代史的拐點，出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時間之中。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戰亂和動盪罹患的磨難、驚悸、恐慌、沉浮中苦捱歲月。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體會，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騰的心跳，一掬辛酸淚，為我們的民族哭泣，為我們的人民哭泣……
一個政權的垮臺，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結果。「遭天譴」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對惡劣政權和政府最大的蔑視和最狠毒的詛咒。國民黨政府就是這樣一個該遭天譴的政權。因為，在它執政的後期，它已經將自己集團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國家利益之上；它已經將它轄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而不管不顧。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饑餓而死的人民據說有三百萬之眾。這一年，河南春旱，麥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幾乎顆粒無收；大旱之後飛蝗蔽日，所過之處，一片荒蕪；而沿黃各縣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國民黨河南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又以抗戰之名，強徵軍糧，課稅依然。河南人民淪入了空前的災難之中。人民咬牙切齒，痛恨這「水旱蝗湯」幾重災難。能與「天災」並列，這湯恩伯的「人禍」之惡，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國記者白修德，從中折射出的許多文化現象，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復興建國熱情高漲。沒想到，雅爾達會議上，英美蘇三巨頭居然背著當事之國，協議決定蘇軍出兵東北，接收日偽資產。於是乎，強悍的蘇聯紅軍，大拆大卸，瘋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機器設備被運往蘇聯，甚至連沙發、傢俱也裝車拉走，實在運不走的礦山、冶煉設備，就地炸毀，機器上的皮帶也被跺成一段一段的。經此浩劫，素有中國現代工業範式的鞍山，不要說煉鋼、發電，連一截鐵絲、一顆鐵釘也造不出來了。鋼都成了廢都。東北大地上，我們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躪、欺侮，更是難以出口……
重慶談判將正劇演成了諧劇。雙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壓根兒沒認真準備過臺詞和劇情。逢場作戲，顧左右而言他，讓滿懷期待的全國人民空歡喜了一場。研究重慶談判的史料尺牘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的日記及毛澤東與悠閒文人的詩詞唱和，有幾番弦外之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平安之夜，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華伍長皮爾遜，藉著酒勁，居然在東長安街上強姦了北京大學先科班女學生沈崇，釀成了嚴重的政治與外交事件。起因其實簡單，衝動性犯罪，依律依法懲處便是。偏偏那是個特殊時期，美軍延長駐紮不得人心，調停國共內戰成效不大。共產黨又善於借題發揮，發動群眾，遂有大規模的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沈崇算是一個導火索，點燃了那一時期學生和知識界的各類抗議活動，也是後來「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群眾運動的前奏。蔣介石有無雅量不得而知，蔣的手下之人倒是氣忿不平，怒火中燒，才有中統的小特務們暗殺記者、教授、文人、學者的惡劣事件，其中造成較大影響的是費鞏、李公樸、聞一多命案。根據後來解密的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皮爾遜的檔案，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美國治外法權的傲慢，二是美國程式法的嚴謹和一絲不苟。
蔣介石皈依基督教後，每日早晚兩課不輟，時常反躬自省。對屬下，也儘量彬彬有禮，謙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滿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著個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已。可人是高等動物，總有七情六慾，白天說不得，公開場合火不得，蔣介石就轉向夜晚，面對日記，盡情發洩他的心頭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細閱讀蔣介石的日記，並查對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背景，還真是滿有趣味的一件事。一九四五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債停發之際，低價私分，貪瀆舞弊的事實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表達對孔祥熙的不滿和憎惡，不但下定決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國債，而且毅然「斷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長、中央銀行總裁等一系列要職。「投鼠忌器」、「首鼠兩端」，是在不妨礙黨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線被突破，危及了國本與政權，蔣介石是知道哪頭輕哪頭重的，姻親也好，大舅哥也罷，都不能成為逃避懲處的藉口了。在這一點上，蔣介石的日記和自述，給我們提供了破解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關係的新路徑。
「訪問延安」和「呼籲民主」，本質上說是共產黨的鬥爭策略和統戰藝術。「訪問延安」一章所依據的藍本主要是當年趙超構的那本小冊子《延安一月》；「呼籲民主」重點參考的是十幾年前的那本老書《歷史的回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兩方面的內容，傅國湧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見解，我只是更條理、更系統地勾勒出了它們的過程和發展脈絡，有興趣的讀者可耐著性子讀下去，可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
林彪的能打和善戰，在共產黨和八路軍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長春時，居然是圍而不打，整整困了長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繹了人間地獄的生活萬象：柏油馬路被掀開種麥子，青苗剛出土就被塞進嘴裏，強行衝卡外逃的百姓被解放軍捆綁、吊打，甚至槍殺，長春最慘的居民區，成戶成戶地餓斃而死，國民黨軍官有錢有糧，再不濟的兵頭也成了香餑餑，三十多歲的連長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六十的老處長也「梨樹壓海棠」，迎娶十七歲的高中女生。長春城內外，陰陽天隔，明知無法通郵，也要盡情傾訴，那一麻袋一麻袋寫給父母、妻兒、兄妹、同學的信函，凝血淚，訴真情，令人不忍卒讀。林彪是用這種最殘酷的圍城之法，一雪他兩年前被孫立人攆著屁股倉惶北逃的尷尬。在餓死了十幾萬老百姓、餓暈了國民黨六十軍的將士們之後，這個非蔣介石嫡系的部隊，為一口飽飯而棄城投降。林彪不費一槍一彈，兵不血刃拿下了長春。破城之日，年輕的解放軍戰士走在死寂的長春街道上，看到馬路兩旁餓死的百姓，流著淚說：「我們打仗是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餓死了，這仗是怎麼打的？」
無用書生王雲五發起的幣制改革，大約是壓垮國民黨這頭巨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百病纏身，千瘡百孔的國民黨政權，本該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壽終正寢。不甘落寞的王雲五偏偏要在最後一刻搞什麼幣制改革和經濟管制，這轟轟烈烈的一場鬧劇，算是國民黨政權出逃大陸前的一齣壯麗的輓歌。只是蔣介石、蔣經國等人，卻將「輓歌」當作了中興之劇認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輕氣盛的蔣經國，親赴上海出任經濟管理大員，舉棒打老虎，順便拍蒼蠅，拘捕商人，抄沒豪門，鬧得滿城風雨，風聲鶴唳。在嚴控了七十多天物價之後，終因後繼乏力，日用、生活物資供給不濟，無奈放棄限價，市場價格全面崩盤，以致物價一日數漲，到手的薪水不馬上花出去，就變成了一堆廢紙。上海的市民，背著一麻袋紙幣去排隊購買一卷手紙。蔣經國打落了牙齒往肚裏嚥，悲苦不能自已，燒文件，燒信函，甚至還燒掉了宴會的請柬。屬下問他：「為什麼燒請柬？」蔣經國回答：「亡國了，還請什麼客？」
自此後，一葉扁舟下東南，夢裏依稀大陸情。
學者熊培雲在推薦美國記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與權勢》時，說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話：「天黑道晚安」。熊培雲的意思，許多社會學中的核心問題，如民主憲政、新聞自由、公民權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樣自然和順暢。在這些事關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上，本不該大費周章，儘管順其自然就好。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有直行，有曲折，有迴旋，有坎坷，其中的拐點和轉向更是數不勝數。
二○一一年春於青島海邊
目次
【代序】長河浪花
中原饑饉訪問延安
公債舞弊
東北劫掠
重慶談判
沈崇事件
呼籲民主
長春之圍
上海「打虎」
【代跋】從細節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薛原
書摘/試閱
這個有責任心的媒體是中國的《大公報》。 這個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是《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特迪‧懷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饑荒，是天災，更是人禍。災荒顯現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連續的春旱，使當年的小麥大幅度減產，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國民政府駐河南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以抗戰的名義，強徵軍糧，硬派賦稅，幾乎掠走了農民所有的收穫。軍人們對農民說，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堅持幾個月，秋糧就下來了。誰能想到，這一年竟是夏秋連旱，種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穀子、高粱等等，連種子都收不回來。農民手中沒有丁點兒餘糧，野菜、樹葉、樹皮都成了充饑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餓死。活著的人們，像躲避瘟疫般地逃離家園，踏上了逃荒要飯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對這場天災人禍憤恨不已，稱之為「水旱蝗湯」。
《大公報》駐河南戰地記者張高峰，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他奉報館之命於一九四二年底駐站河南，剛一到職便遇上這一慘絕人寰的饑饉。面對滿目瘡痍的豫中大地，張高峰堅定地認為，他有責任將這一切報導出去，昭告於天下。張高峰以河南葉縣為重點調查地，詳細瞭解饑荒的情況，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寫了六千多字的長篇通訊〈饑餓的河南〉。張高峰明白，在慘烈而絕望的事實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現手段；一個精確的事實，勝過喋喋不休的說理和論證。
張高峰在通訊中寫道：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悽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說。「救濟豫災」這偉大的同情，不但中國報紙，就是同盟國家的報紙也印上了大字標題。我曾為這四個字「欣慰」，三千萬同胞也引頸翹望，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貧的省份，抗戰以來三面臨敵，人民加倍艱苦，偏在這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又遭天災。今春三四月間，豫西遭雹災，遭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
入夏以來，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災。豫西一帶秋收之蕎麥尚有希望，將收之際竟一場大霜，麥粒未能灌漿，全體凍死。
八九月臨河各縣黃水溢堤，汪洋氾濫，大旱之後復遭水淹，災情更重，河南就這樣變成人間地獄了。 現在樹葉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裏搗花生皮與榆樹皮（只有榆樹皮能吃），然後蒸著吃。在葉縣，一位小朋友對我說：「先生，這傢伙刺嗓子！」 每天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幾二十幾個災民在門口鵠候號叫求乞。那些菜綠的臉色，無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沒有那些剩飯給他們。 今天小四饑死了，明天又聽說友來吃野草中毒不起，後天又看見小寶凍死在寨外。可憐那些還活潑亂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陸續的離開了人間。 最近我更發現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因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黴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這種草沒有一點水分，磨出來是綠色，我曾嘗試過，一股土腥味，據說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人怎能吃下去！
災民明知是毒物，他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我們的牙臉手腳都是吃得麻痛！」現在葉縣一帶災民真的沒有「黴花」吃，他們正在吃一種乾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乾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腫臉不麻手腳。一位老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殺光了，豬儘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 一斤麥子可以換二斤豬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饃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手捧張高峰的稿子，心在顫抖。他為河南人民心痛，為啼饑號寒的災民難過。他知道，刊發張高峰的稿子，會冒極大的風險，會令當局震怒和不滿。但新聞人的正義感和媒體的責任意識，讓王芸生義無反顧地簽發了這篇稿子。他給張高峰的稿件改動了標題，《豫災實錄》，使報導更具客觀和公正。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豫災實錄》刊於《大公報》上，猶如在重慶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激起了軒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猶未盡，又用他那枝酣暢淋漓的抒情之筆，配發了一篇充滿著王氏風格的評論〈看重慶，念中原！〉。 王芸生在社評中說：「昨天本報登載了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河南災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慘，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畢竟重到什麼程度，慘到什麼情況，大家就很模糊了。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
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乾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災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災人員也早已公畢歸來，我們也曾聽到中央撥了相當數額的賑款，如此紛紜半載，而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十七日發信時，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盼望。
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吾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歎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於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社評說：「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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