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生於台灣苗栗。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一九八三年開始寫小說，一九八五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二○○二年出版長篇小說《藤纏樹》，獲《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

著有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報導文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幌馬車之歌》等，歷史報導《紅色客家人》、《台灣好女人》、《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沉屍、流亡、二二八》、《紅色客家庄》、《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尋找祖國三千里》，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

書摘/試閱

序曲：楊揚之死

一九六八年。
陽曆元旦，大概是上午十點半左右，柏楊家裡忽然來了一通電話。
「檢察官找你去驗屍，」柏楊的妻子一面摀著話筒，一面顫聲告訴他說：「檢察官找你去驗屍，說有人自殺在旅社裡，留有一張遺書給你。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我怎能預卜先知？」當時在《自立晚報》「挑燈雜記」寫專欄，深受讀者歡迎的柏楊心裡納悶著，從老妻手裡接過話筒。在電話中，檢察官指示他到臺北市長沙街二段星光旅社報到。放下電話，他隨即趕往星光旅社。到了旅社，他便向檢察官張承謨先生一鞠躬。

「我們已從遺物中查出死者名叫楊揚，台灣省嘉義縣人。」張承謨手裡拿著遺書，告訴柏楊。「這是死者留的唯一遺書，指名給你。所以就麻煩你來一趟了。」
楊揚在白紙黑字的遺書上頭寫道：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一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
獎券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楊（思中）上

「楊揚？」柏楊努力回想著自己是否認得死者。終於，他想起來了。楊揚是他的讀者，去年十月間，曾經寫了一封信給他；通訊處是：「屏東縣枋寮鄉加祿村會社路二十五號之二」。
在信上，楊揚說，他是江蘇南通人，自幼隨父來台；然後問了柏楊兩個問題：
一、是不是沒有同父母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
二、如現役中，有右列事項，是否可申請退役？要如何辦理？

柏楊對兵役問題一竅不通，當即回信建議楊揚：

一、直接向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去信請教，蓋新聞處有一個「省政信箱」，辦理的有色有形，是國民與政府間溝通的最有效機構。他們會很耐心的一一答覆。
二、當兵不但是義務，也是權利，更是光榮，一個年輕人要受得了苦才算英雄，否則只能算是狗熊，同時不能太嫉世憤俗。

柏楊想著：遺書中說到「感謝你的鼓勵」，大概就是指第二點而言吧！可我和他之間的最初一次通信，想不到也成了最後一次通訊。
在檢察官指領下，柏楊心情沉重地登上了二樓，進入一個一床、一桌的小房間。他看到：楊揚的屍體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臘，約二十一、二歲年紀。
「我們只是心交，想不到第一次謀面，卻已陰陽兩途，生死相隔矣。」望著眼前安靜地躺著的年輕的死屍，柏楊感慨地想著。

桌上有半杯開水，床頭有半個芭拉。
「這個可能就是毒藥，」檢察官取出一個像小型肥皂一樣的白色東西，推測說：「至於是什麼毒藥，必須等待化驗後才能決定。」
柏楊黯然辭出旅社房間。一時之間，不知應如何是好？他想：楊揚臨時決定服毒時，並未給家屬留下一紙一字，卻全部信託給我這個陌生的作者；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家屬？如無家屬，掩埋的手續又是如何？而死者既然委託我轉告華銀的劉董事長，我至少應該把這件事做到。

因此，儘管一開始就直覺的懷疑會有什麼結果，柏楊還是決定設法找到劉董事長。他首先翻查電話簿，可對方卻沒有登記。柏楊猜想：「他大概就在預防這種事情臨頭吧。」最後，他還是通過檢察官協助，向臺北市警察局聯絡中心詢問，總算查出劉董事長的住址。他於是在檢察官陪同下，立即前往泰山街，拜訪劉董事長。
「董事長不在，」劉家傭人讓柏楊和檢察官進門後隨即告知：「夫人正在睡午覺，不便見客。」

聽到劉家傭人這樣說，檢察官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柏楊腦筋轉得快，應變說：「請上稟夫人，我們既不是來借錢，也不是來找事，只是出了人命，需要面談，你要不信，檢察官在此。」
傭人於是入內請示。

二十分鐘後，劉夫人出來了。柏楊和檢察官述明了來意，並把遺書呈上。劉夫人看了半天，搖頭說：「不認識，不認識。」一會又說：「這不像他的筆跡呀！」
「夫人，」柏楊機警地反問道：「你怎的知道不像他的筆跡？」
劉夫人想了一想，隨便說了些話應付；接著又嘲諷地說：現在上門「打秋風」的窮人那麼多，簡直就無法應付。柏楊和檢察官始終問不出道理，只好告辭。臨走時，柏楊刻意留下一個電話號碼，狀似懇求地說：「希望劉先生回來後，能賜給一個電話。我想，老爺社會上的朋友，太太不見得都認識吧！」

柏楊和檢察官悵悵然回到星光旅社。
「可以收屍了。」檢察官吩咐柏楊。
「收屍？」柏楊一聽，兩眼漆黑，不知如何進行這事。
檢察官於是指點他說：「你可以找市立殯儀館來處理。」
柏楊當即打電話到市立殯儀館。不到二十分鐘，殯儀館的柩車就來到旅社門前。因為這樣，旅社門口立刻就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柏楊和旅社老闆各買了一疊紙錢，在屍前焚化；然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把屍體抬上擔架，下了樓梯，穿過門前的人群。群眾一個個木然的注視著擔架上的死者被抬上柩車，逐漸遠離。

柏楊和檢察官跟隨柩車之後也到了殯儀館。繳了訂金，辦完規定的手續之後，檢察官吩咐柏楊：「你可以走了。」
回到柏府，柏楊及時的接到劉啟光的電話。劉啟光說，他過去是在廈門住過，但不認識張志忠先生，更不知道楊揚是何許人也。
「他既姓楊，」劉啟光進一步問道：「父親怎的姓張？」
柏楊所知不多，只好支吾其詞。

「這種事我遇多啦，不勝其煩。」劉啟光不屑的說：「窮苦之人，天下多的是，如果火葬需要錢的話，我站在同情立場，倒可捐助幾個？」
「您這美意，非常感激。」柏楊說：「從死者信上的語氣看，我們當初以為您老人家定跟死者之父，有相當關係，所以他才那麼寫，則賜予幫忙，存歿均感，如果只是死者異想天開打秋風，則先生也不必破鈔，火葬要不了幾個錢，我足可負擔啦。」

到了晚上，柏楊他的老妻又接到劉啟光打來的電話。這時，柏楊正在巷口跟丁老漢下棋。等到柏楊回家後，「口齒不清」的老妻告訴他這事，也說不清楚具體的內容。
「他只說他表示關切之意。」老妻告訴柏楊，「可我提議，等你回來再打電話過去請示時，他卻說不必啦。」

元月二日上午，檢察官通知柏楊到殯儀館問口供。當柏楊趕到殯儀館時，楊揚的叔父張再添先生和服務單位的首長，已從嘉義和高雄分別趕來。這時，柏楊第一個就向張再添先生請教姓氏的問題。
「楊揚是從他祖父的姓，」張再添告訴柏楊：「祖父是入贅張家的。」
柏楊猜想，楊揚說他是江蘇南通人，大概祖父是江蘇南通人也。
「楊揚的父親自廈門回來後，就一直在臺北，很少回嘉義。」張再添先生又說：「偶爾回嘉義，弟兄們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臺北做貿易生意，楊揚跟他的妹妹，從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時，他的祖母去世，楊揚回來奔喪，也沒有什麼異狀。」

元月三日，楊揚在殯儀館火葬。
元月廿六、廿七、廿八日，柏楊在《自立晚報》「挑燈雜記」專欄，連續發表了＜楊揚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時想不開＞三篇文章，詳述楊揚自殺事件的處理經過。在＜一時想不開＞的文章最後，柏楊感慨地寫道：

二十幾歲的生命，這麼無聲無息的自己毀滅，越想越感慨叢生，楊揚先生死矣，哀痛之餘，實在不忍心責備他啥，但他的自殺行為，也實在大可研究，嗚呼，我老人家走投無路時，一死了之，還有可說，而一個正青春年少的小夥，前途充滿了希望，有啥過不去的事，竟這麼也一死了之，怎麼如此的不開竅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楊先生聯繫聯繫，聽聽我吹吹大牛，或許現在正活蹦亂跳的追女朋友矣。

通讀柏楊的這三篇專欄文章，我們發現：柏楊始終未曾瞭解，也沒有交代楊揚的遺書所透露的幾個問題：
楊揚的父親張志忠究竟是怎樣的人？
張志忠與當時的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的關係？
張志忠為何「被執法」？

我想，理解了這些歷史問題，我們應該也就可以理解一個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竟會「如此的不開竅」而「一死了之」的悲劇根源吧！
柏楊畢竟不是研究台灣現當代史之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也不可能理解張志忠作為台灣歷史人物的重要性如何？
歷史的澄清顯然還需要一段時間。

第四章：小羊

季澐與張志忠先後被槍決後，關於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卻一直有著這樣那樣不符實際的傳說。

鄉人傳說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民進黨當權時的國史館館長先前所採集的«嘉雲平野二二八»中，那位自稱「以前在警察機關做事」的新港鄉民林玉鏡的「口述歷史」是怎麼說的。
林玉鏡說：

他【張梗】被抓到後，要槍斃，兩個孩子在大陸。他要求見孩子一面，後來共產黨才把孩子送到香港，又送回台灣來，交給張梗的弟弟，帶去給他們父母看。
張梗的兒子五歲時從大陸送過來的，後來就跟著阿叔過活。當時是政府沒注意才讓他們進來的。來了後住在新港，戶口不知道怎樣去報的，變成說是他阿叔從海口分來的，我想那時大概有共產黨在幫他們的。他們夫婦被槍斃後，孩子變成附匪家屬，從小學起就很反抗。無父無母，住在叔父家，就很不願讀書。

他兒子的老師蘇某就說：「你不讀書是要像你父親做共產黨嗎？」給他買簿子、鉛筆等，鼓勵他讀書。該上學時他不去上學，去養鴨，他不上課，但考試都會，所以還是讓他畢業。畢業後去學做布袋戲，沒時間讀書，但他還是考上新港中學初中部。初中畢業後不知他去哪裡。後來他去當兵，長官一天到晚找他麻煩，晚上十二點、兩三點，叫他起來讀三民主義，一直到他受不了，有一次放假出來，就在一間旅社自殺了。【頁二七一】

從常識來判斷，鄉人林玉鏡所說的上述內容，凡是筆者刻意用黑體字標示的部分，都應該是道聽途說的傳說，不是事實。其他部分，雖然離事實不遠，但基本上也還只是傳說而已。

老特務的說法

關於小羊，自稱於一九五0年「二月七日深夜」，在臺北新公園附近的中西大藥房二樓逮捕張志忠的「白色恐怖」執行者---保密局老特務谷正文，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中，也有幾則自認為是「歷史證言」的的說法。
首先，關於小羊的隨母入獄，谷正文說：

張志忠【被捕時】很明白【自己】難逃一死，因此特別向看守所提出一項申請，希望所方基於人道精神，允許他們把十歲大的楊楊【揚】接到所內共同生活。當時並無兒童福利法，而我個人也認為這種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後果，因此，很快就答應了。【頁一二二】

谷正文自稱，他到台灣後所抓的第一批「匪諜」是「台大的政治系學生許遠東、戴傳禮等四人」。
前面提過，谷正文曾經對戴傳禮先生說：「我因為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所以早上起床從來不洗臉，也不刷牙。」

此外，李敖在為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作序時也指稱：「谷老告訴我，毛人鳳【一八九一-一九五六】（國民黨保密局、情報局頭子）對他說過：『你比我還狠！』可見此公狠毒，故無待我們歷史家論定也。」
然而，恰恰是這個自稱「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的「狠毒」的老特務，竟而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大言不慚地提到了「合乎情理」之詞。

歷史的諷刺與荒謬，恐怕莫過於此吧！
那麼，即便我們願意相信「此公」的「合乎情理」的證言，上述證言基本上還是可疑的！
畢竟，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日上午一點鐘出生」的楊揚，在張志忠被捕的當時（谷說一九五0年「二月七日深夜」），再怎麼算也不可能是「十歲大」吧！
按照邏輯，如果一個命題所描述的事態存在，那麼，這個命題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再者，「邏輯的東西必須符合歷史的東西」。
事實，是歷史研究工作的出發點。
老特務谷正文自稱的「歷史證言」既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按理，我們大可將其「掃入歷史垃圾堆中」，不予理會。

但是，我們也別忘了：「謬誤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轉化成真理。因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人們對謬誤進行科學的分析，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就可能達到對事物的正確認識，使轉化成真理。」同樣地，為了能夠把握事實，我們的研究首先必須充分地佔有資料，然後從大量的相關說法中，通過一定的分析，整理出準確可靠的史料；儘管它是一項繁瑣艱難的工作。
因為這樣，老特務自稱的「歷史證言」就值得我們繼續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