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詩概說

《元明詩概說》針對元朝文人產生的背景與特質、
文人在明朝的蔓延與普遍化現象、
明詩之中衰與復興之緣由、
明代復古運動的功過及其影響，
以及明末民間詩人及其作品的氾濫與飽和等議題，
都有具體的論證與深入的闡述。

《元明詩概說》是國際知名漢學家、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繼《宋詩概說》之後完成的第二本中國詩斷代史研究。原著出版於昭和三十八年（1963），已在近半個世紀之前。漢譯本則在民國七十五年（1986）刊行於台灣。吉川幸次郎認為在近代中國，雖有唐詩、宋文〔詞〕、元曲、明小說的新文學史觀，但中國詩在金元明清各代並未停滯，繼續發展，仍然是中華文化中主要的文學形式。

《元明詩概說》始於金之亡國，次以宋之亡國及其抗議詩，止於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長達約五百年。其間，特別針對元朝文人產生的背景與特質、文人在明朝的蔓延與普遍化現象、明詩之中衰與復興之緣由、明代復古運動的功過及其影響，以及明末民間詩人及其作品的氾濫與飽和，等等議題，都有具體的論證與深入的闡述。

吉川幸次郎

字善之，明治三十七年（1904）生於神戶市。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歷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部長、日本學術會議會員、藝術院會員、國語審議會委員。昭和四十二年（1967）退休，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同五十五年（1980）去世，享年七十有七。先生為國際知名漢學家。其研究範圍極為廣泛，舉凡經史子集，以至於詞曲戲劇小說之類，莫不涉足其間，偶亦旁及日本漢學與國學。著作不啻等身，已彙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七卷。另有翻譯數種及《杜甫詩注》數冊。其中，《宋詩概說》與《元明詩概說》二書，為中國斷代詩史研究之先驅，先生自許為年近六十時用力最勤之作。

譯者簡介
鄭清茂

嘉義縣人。1933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加州大學、麻州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校。2003年退休。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在教學研究之餘，偶亦譯介日本漢學著作。已漢譯出版者，包括吉川幸次郎著《元雜劇研究》、《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等。

代序

詩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近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對於近古各代的詩，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國的古典詩固然有其約定俗成的形式與基調，相沿既久，不容改變，卻不能因此就率爾斷定，以為無非陳詞濫調，毫無新意。

事實上，在這注定的命運之下，古典詩還是在繼續不斷地推移和發展；問題在其推移發展的真相極為微妙，難於掌握，不易闡明而已。不過我確信如果敢於面對這個困難，必能對中國文學史，甚至於中國文化史，獲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認識。我這個粗淺的研究，就是想充當陳勝吳廣的角色，希望有人引為同志，繼續並推展這個困難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關於漁洋山人的秋柳詩〉一文的結語。該文作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當時正逢中國國勢不振，世界上盛行著「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時髦論調。

爾後，歲月如流，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所企待的「同志」並沒有接踵而來。既然如此，只好勉為其難，再扮一下陳勝吳廣的角色，稍微擴大範圍，於去年先完成了《宋詩概說》，今年又接著完成了《元明詩概說》

我很希望這兩本拙著，能夠充分地受到日本學界的批評。是非優劣姑且不論，總之是我盡力而為的結果。過去我所寫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往往如石沉大海，鮮有反響，反而總是先得到國外學者的評介。但願這次不會如此。

我想把自己與元詩明詩的因緣介紹一下，或許可供有意評論此書的人作個參考。

我與元詩或金元詩的接觸，開始於二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的時候。為了論文上篇〈元雜劇的背景〉，必須蒐集元代有關戲曲的資料，所以曾經立下了「宏願」，要把現存的金元人詩文集全部閱讀一遍，或至少瀏覽一番。不知幸或不幸，這些集子全部加起來，其實也只能找到兩百種左右而已。不過，有關演劇的資料原則上不會出現在詩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

這種調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訪求愛斯基摩人一樣，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運氣。幸而運氣還算不錯，終於在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裡，發現了一篇送給女伶的〈贈宋氏序〉，據其內容，得以確立了雜劇盛行的時代（詳《元雜劇研究》上篇第一章〈元雜劇的聽眾〉）。然而一旦有了收穫，「宏願」也就鬆懈下來。對著那些索然乏味的詩文集，興趣大減，越益感到海底撈針的徒勞，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獵後，便草草收場了。

儘管如此，今天在日本與金元詩文集最有緣分的，說不定還是非我莫屬。還有一個人，為了搜尋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也曾細心地閱讀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這個人就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雜劇研究》有些資料的遺漏之後，不到幾個月，便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與世長辭了。

要之，當時我之所以涉獵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說，另有目的，並非專為讀詩而讀詩。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歡的詩篇，便用朱筆做了記號。這原是無意為之，沒想到後來對這本書的寫作卻大有幫助。如果能像嚴謹的安部教授那樣一一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裡，元好問最獲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複看了好幾遍。記得日本戰敗後一年，有機會與中國友人通信時，我曾寫了這樣的話：「平生所嗜，杜陵詩、遺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閱歷，殆成言妖。」

至於我與明詩的結緣，則在元詩之後。

我的兩位恩師之中，鈴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詩。我在京都大學肄業時，就聽過他講李夢陽的課。狩野直喜先生卻正相反，以繼承清代學術自命；對於明朝文學成見頗深，認為是毒害江戶以來日本漢文學的罪魁禍首，故斥之不遺餘力。這位博聞強識，無人能及的先生，常說「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時也說過：「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說。」

我聽從了狩野先生的教導，對明代的一切相當冷淡。偶爾翻翻明人的集子，也總覺得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後來突發奇想，何不叛離師說，探討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顧的明代文學；那已是停戰的時候了。當時明野史叢書《紀錄彙編》的景印本剛剛出版，便找來隨意看了一遍；有感於明人的直情徑行，興趣大增，而引起了繼續加以探討的願望。

大概是停戰後的第一年，我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明代的精神」。那篇講稿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經散失，不過演講的大意與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所寫的大致相同。那時還在東北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因事來京都，談到「古文辭」運動。我說這個運動便是明人直情徑行的一種表現。他也贊成我的看法。

自從轉職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後，就一直想講授明清詩，但怕準備不足，遲遲不敢貿然嘗試，只好重複講授漢至六朝的文學。這樣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忽然發現在這方面，已有年輕的學者開始發表起出色的論著來。於是，我才終於斷然改變了講授的時代。不過，我卻跳過明朝，而從清初的錢謙益講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學學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一九六一），才由錢謙益其人之詩再往上溯，利用並深入錢氏所編的明人詩選《列朝詩集》，正式開始講授明詩。在這期間，曾在《朝日雜誌》連載了〈沈石田〉一文，又為前輩橋本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寫了〈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總之，我在二十年前就與元詩結緣，但對明詩有計劃的探討，卻是最近幾年的事。宋詩亦然。去歲，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詩概說》之後，就接著著手本書的撰述工作。那時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約好，定於年底赴該校訪問講學，所以不得不加緊努力，在出國前總算草草趕出了初稿，便隨身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紐約期間，本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多看點英文的書，而事實上也盡其所能而為之，但是由於書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誤，只好利用空隙進行修改，寫在航郵用的皮紙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經島田久美子小姐謄清後，我再加以補充，便是印成本書的第三稿。

本書的預告原為《元明清詩概說》，但由於頁數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暫時把清詩部分付之闕如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住在該校招待所的二樓，早上在樓下的餐廳裡，偶然與一對英國人老夫婦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妥爾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吉多先生。回到紐約後，買了一本他所著的《希臘》（The Greeks），一讀之下，才發現這本書也是半途而廢。不過，他在書裡說，如蒙上帝惠顧，假我數年，也許還有可能把剩餘的部分寫成一書。吉多先生看來比我年長。我在本書最後也說，盼能續寫一本《清詩概說》，說不定還有如願以償的機會。

關於《元明詩概說》──代序
序章
第一節　元明詩的性質
第二節　元明詩的文學地位──本書的意義

第一章　十三世紀前半　金之亡國與抗議詩
第一節　蒙古風暴
第二節　十二世紀的金詩《中州集》
第三節　元好問
第四節　耶律楚材

第二章　十三世紀後半　南宋亡國與抗議詩
第一節　南宋之亡國
第二節　文天祥
第三節　其他抗議詩人：汪元量、謝翱、林景熙、鄭思肖、謝枋得
第四節　民間詩人
第五節　劉因

第三章　十四世紀前半　元詩的成熟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楊維楨：南方民間詩壇的領袖
第三節　文人的產生：倪瓚、顧瑛、高明
第四節　北方的詩人：趙孟頫、袁桷、虞集
第五節　非漢族的詩：薩都剌

第四章　十四世紀後半　明代初期
第一節　明帝國的創建
第二節　高啟
第三節　吳中四傑、袁凱
第四節　劉基
第五節　《唐詩品彙》

第五章　十五世紀　明代中期之一　中衰與復活
第一節　明詩的中衰
第二節　沈周
第三節　祝允明、唐寅、文徵明
第四節　李東陽

第六章　十六世紀　明代中期之二　復古時代
第一節　復古運動
第二節　李夢陽
第三節　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守仁
第四節　李攀龍
第五節　王世貞
第六節　古文辭的功過

第七章　十七世紀前半　明代末期
第一節　平民詩的飽和
第二節　公安派
第三節　竟陵派
第四節　明清過渡期

附錄一　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附錄二　元明詩年表
附錄三　地圖
譯後記

序章

第一節　元明詩的性質

本書是繼拙著《宋詩概說》（一九六二）之後，企圖考察元明代詩史的概論。元興於十三世紀初期，明亡於十七世紀中葉，前後共四百多年。至於清朝約三百年的詩史，一時無法兼顧，只好待諸來日，盼有機會另成一書，繼續加以論述。

本書所要探討的對象，不包括詞曲之類，只限於狹義的「詩」，亦即確立於唐朝而以抒情為主的古詩、律詩、絕句三種詩體。這些詩體，不用說在宋朝，其後元明清各代，直到本世紀初，約七百年間，歷久不衰，仍然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學形式；而且能夠承前啟後，繼續發展，不斷普及，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詩人與作品。這個事實正反映著中華文明，在物質與精神各方面，都在不斷地進步，有力地否定了所謂「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輕率理論。中國詩是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學形式，因此歷代詩人，不僅抱有護持傳統的使命感，往往也能以極為嚴肅的態度，認真地抒寫各代發自人心的特殊感情，忠實地反映各代變化多端的不同現實，而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不過，元朝以後詩壇的情況，跟以前的時代比較，卻不盡相同。至少有兩個新的現象。

第一是社會各階層廣泛的人們，開始積極地加入了詩人的隊伍，而且多數詩人的身分，已非官僚，而變成了所謂「布衣」的平民。

只要回顧一下從前中國詩的歷史，就知道到唐朝為止，甚至在北宋期間，有名的詩人基本上都屬於士大夫階級，亦即大小官吏，或有志於官場的書生。唐朝的韓愈、白居易；北宋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不但是當代的代表詩人，也是當時朝廷的大官。至於李白和杜甫，則是欲求官職而失敗的例子。這樣的情況，到了十三世紀南宋末年，才開始發生了變化。我曾在拙著《宋詩概說》第六章裡，指出南宋末期的詩壇，已經顯出了漸由官場轉入民間的端倪。以後隨著時代的進展，這種趨勢也就愈益明顯起來。先是元朝，漢人在蒙古異族的統治之下，參預政治的機會大受限制。兼善天下之門既然不通，越來越多的人只好採取獨善其身的態度，退而求其次，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詩歌上面。接著降至明朝，由於政治體制的改變，有利於平民勢力的抬頭和伸展，再加上教育逐漸普及，於是從事作詩活動的人數自然有增無減，終於促成了中國詩壇空前的盛況。其後進入清朝，這種現象還要持續下去，直到清亡為止。

當時的官僚當然也在作詩。詩文的修養一向是做官的必備條件，沒有置之度外的道理。只不過這個時期的官吏，大都是出身民間，通過公開的公務員考試，即「科舉」及第，而取得權位的才俊之士。貴族制度的消滅，可以說是宋朝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

其實，這不但在中國史上是個重要的演進，而且在同時期的世界史裡，也是中國獨有的發展。基於門閥家世的權位世襲制度，在唐朝多少還有蹤跡可尋，可是到了宋朝之後，就消滅殆盡了。從那時起，幾乎所有的中國官吏，都是不靠祖先的餘蔭，而只靠個人的能力，辛辛苦苦，衝破科舉的重重難關，好不容易才擠進了仕途的平民子弟。

宋朝蘇軾的家世，直到他祖父一代，據小川環樹所著《蘇軾》（上）的「解說」，很可能還是個經營布莊的商販，可以視為較早的例子。這些出身於民間的新興官僚階級，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他們在日常起居上，不管是物質的或精神的生活，都不可能與平民社會完全脫節。有的甚至如明「前後七子」的情形，往往變成了民間詩壇的領袖人物。在他們的鼓吹和指導之下，吟詠蔚為風氣，於是作詩的人也就日益增多了。

這種現象，歷經元明清三代，非但不見衰落，反而繼續展開，更加普遍起來。在這前後七百年間，可以說隨時都存在著數千，乃至數萬的詩人，或至少具有作詩能力的人士。今天的日本，號稱擁有數萬的和歌人口、數萬的俳句人口。但在中國，類似的現象，早已有之，並不稀奇。當時中國的詩人人口的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區，當然首推長江下游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各省。不過在國內其他省分裡，儘管有密度高低之別，也都有增無減，全面地呈現著愈益普遍的現象。

這就是在中國詩史上，元代以後的詩壇異於從前的一個新發展。換言之，就是這個時期的第一個特色。我認為這是個極為重要的發展。然而關於這一點，從來的學者似乎並不怎麼重視，也很少有人談到，所以不得不在這裡先加指出，也許可供文學史家的參考。

這個時期詩壇的第二個特色，或與從前不同的地方，便是學古擬古之風的盛行。本來，以過去的詩人及其作品為典範，而刻意加以祖述或模擬的作風，在文學史上其來有自，不是什麼新鮮現象。杜甫就說過：「熟精文選理」，「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表露了他尊崇古人、追求典範的心情。不過，這種意識行為到了元代以後，卻被過分強調，甚至顯有變本加厲之勢。就某種意義說，這在詩人大量增加、作詩盛行的時代裡，也許是個理所當然，不可避免的現象。

一般而言，當時最受尊重而常被祖述的典範是唐詩。唐朝是古詩、律詩、絕句三種詩體完全確立，而臻於至善的黃金時代。難怪後世的詩人每每要借鑑於唐詩，仔細揣摩唐詩的措辭表現或感情內容，盼能從中求得一些作詩的靈感和方法了。崇尚唐詩的風氣，大概始於南宋末期，其後經元至明，終於達到了高潮。

尤其在十六世紀間所謂「復古」時期，唐詩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被詩壇奉為至高無上的圭臬。不過，唐詩以抒情為主，所以如果只學唐詩，而覺得有不足以應付日形複雜的現實的情形，也可以參考宋詩，拿來當作次要的典範。原因是宋詩比較注重敘述，富於社會意識，又有好發議論的傾向（詳拙著《宋詩概說》〈序章〉）。

此外，唐代詩人如白居易等人的作品，由於在性質上比較靠近宋詩，往往也被列在次要典範的名單之中。這種祖襲古典的現象，與日本和歌文學的或祖《萬葉集》，或襲《古今集》的情形，頗有類似之處。說到宋詩的影響，其實也有過凌駕唐詩，風靡詩壇的時代。不過獨尊宋詩的局面卻來得相當晚，直到清末，才曇花一現而已。這與《萬葉集》之遲至江戶末、明治初，才壓倒《古今集》，成為和歌文學的最高典範，如出一轍，也很相像。

以上所述的兩種情況，便是中國詩史在元明兩代的新發展、新趨勢，也可以說是當時日益顯著的特色。這兩種情況的存在，有長處也有短處，自然對當時的詩壇發生了或好或壞的影響。

崇尚典範，祖襲前賢，本來無可厚非。但若趨於極端，到了唯古人馬首是瞻的地步，則將?喪獨創的潛力，而流於表面的模擬。結果難免會出現一些稀疏鬆散、內容貧乏、元氣不足、淡而無味的作品。這在當時，由於詩人人數的大量增加，再加上一般詩人重量不重質的習氣，就更進一步擴大了粗製濫造的現象。這是短處，也是有害的一面。

但在另一方面，詩人的大量增加，也提供了產生更多優秀詩人的機會。對於有良心而態度謹嚴的詩人而言，典範的存在，正如良師益友，不但無害，反而能引起肯定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許多來自民間的人材，積極地獻身於作詩的活動。他們分別屬於元明兩代的新興階級，精力充沛，往往藉著詩的形式，大大地發揮了他們的才情見識。

他們以新穎而敏銳的感性，仔細觀察並表現了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的現實。再則宋代以朱熹為中心而興起的「理學」，當時已經浸透民間；影響所及，即使遠在官場之外的一介平民，也多少具有對社會國家的道義心或責任感。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早就深入民心，變成了人人共同的志趣。作起詩來，「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自然常會受到影響。的確，在元明詩中，終篇專詠花鳥風月的作品，並不常見。要之，這個時期的中國詩的主要內容，可以說是各代新興階級的心理表現。以上便是長處，也是崇尚古代典範有益的一面。

儘管有長處和短處，但截長補短，利弊相除，我認為這個時期中國詩的發展，還是健康的成分居多，依然不失為傳統文學的主流。至少不像日本和歌文學的末流那樣，顯得有氣無力，索然乏味。

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元明詩固然奉唐詩為圭臬，祖之襲之，不遺餘力，但若細加吟味，就知道不一定照本宣科，毫無選擇。譬如唐詩中常見的過度的悲哀和絕望，就常被置之度外。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平民的新興階級意識，趨向積極，發生了抑制的作用，有以致之。早在宋代大家蘇軾的詩裡，已經明顯地抒發了揚棄悲哀、阻遏絕望的情懷（詳拙著《宋詩概說》〈序章〉第七節與第三章第二節）。像蘇軾這樣出身市井的詩人，不失平民本色，充滿著樂觀進取的精神。他這個先例，可以說為後代的平民詩人樹立了榜樣，指出了一個作詩的新方向。

第二、元明詩中純屬抒情的作品，固然陳陳相因，往往顯得千篇一律，無法擺脫前人的窠臼，但在另一方面，不少描寫或反映當時變化中的現實的詩篇，卻每多創意，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覺得這才是值得重視的趨勢。簡言之，長處不在表現技巧，而在題材內容；不在怎麼寫，而在寫什麼。其實宋詩早有類似的傾向，元明詩能夠繼往開來，續加強調，成績也相當可觀。如果拿日本的和歌文學來做比較，遲至十九世紀江戶末期，因平賀元義、橘曙覽、大隈言道等歌人的出現，才開始顯著的吟詠時代精神的傾向，在中國卻早在元明時代就已極為普遍了。

此外，自元以後，還有一連串新的歷史現實，也對各代的詩風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中國史上，向來尚稱柔順的非漢民族，終於一反常態，不但要與漢族分庭抗禮，而且敢於挑戰漢族的正統地位，甚至不只一次地取而代之，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了異族的王朝。如十三世紀間金朝與南宋之前後亡於蒙古，十七世紀中葉明朝之滅於滿族，又十九世紀到本世紀清廷之屢受西洋的侵略和壓迫，無一不是前所未有的巨變浩劫。每當這種所謂存亡續絕的關頭，有識之士往往慷慨悲歌，把他們的亡國之恨和故國之思，一五一十地抒發出來。於是，許多情緒高昂的抗議詩也就應運而生了。

本書的敘述，將著重中國詩在元明兩代普遍化的歷史；亦即如何發展衍變，而逐漸滲透廣大階層的過程。關於這方面，由於從來的學者大多置若罔聞，殊少言及，所以更有特予強調的必要。又當時的詩文學，既然顯有崇尚古法、祖襲前人的傾向，那麼，對於典範的選擇、模擬、態度、變遷等問題，也非隨時加以敘述不可。至於抗議詩的性質及其產生的時代，當然也要加以重視。

第二節　元明詩的文學地位──本書的意義

如上所述，元明詩或以後的清詩，顯然有其獨特的發展和性質。可惜的是從前的文學史家，卻往往置之不聞不問，拒絕給以公平而應有的評價。他們似乎認為在同一時期裡，還有其他更值得重視的文學形式，所以就順理成章地把詩忽略或甚至加以輕視了。

這一時期整個文學史的發展情形，的確跟以前大不相同。自兩漢經六朝而到唐宋的文學史，可以說是詩與非虛構的散文所獨占的時代。所謂非虛構的散文，俗稱「古文」，指歷代史籍的文體，及其變形的短篇隨筆而言（詳拙著《漢文談叢》）。這種非虛構的散文與詩，簡稱「詩文」，基本上構成了宋朝以前文學作品的全部。至於虛構的文學，只有少數的所謂「傳奇」的唐人短篇小說而已。然而，從元代開始，虛構的文學就像河堤決口一般，澎湃洶湧地發展起來了。

十三世紀的元「雜劇」，可以說是中國戲曲史的正式開幕（詳拙著《元雜劇研究》）。其後明清各代，繼續衍變發展，也產生了不少形式不同的戲曲。除此之外，成於十四世紀元末明初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則為中國小說史奠定了廣大的基礎。以後明有《西遊記》、《金瓶梅》，清有《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許多傑出作品相繼出現，先後風靡於世，大受歡迎。總之，戲曲小說這種虛構文學，便是這個時期的新興文學形式（genre）；當時與傳統的詩及非虛構的散文，並駕齊驅，共存共榮，各自產生了大量的作品。

中國的文學史雖然源遠流長，但有系統的整理研究工作，不管在日本或在中國，卻要等到本世紀初才始開其端。那些中國或日本的文學史家，每到敘述元明清文學的時候，都只注重新興的虛構文學──戲曲和小說，而對當時的詩及非虛構的散文，則幾乎採取了輕視或無視的態度。

其所以如此，當然是有來由的。自從西潮東漸之後，中日兩國的文學史家，鑑於源出荷馬（Homer）的西方文學發展史，每每以虛構文學為其主流，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東方應該與西方一樣。於是，難免東施效顰，有意識地強調了虛構文學的存在。這是原因之一。不過，這種心態的出現，日本似乎搶先中國一步；因為早在明治末年，已有形跡可尋了。

再則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虛構的文學，一向採取貶斥壓抑或視若無睹的態度。從而有關的歷史資料不但零碎不全，有系統的整理研究也付之闕如。總之，在本世紀初，這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學術園地，只要發掘耕耘，多少便有收穫，所以能夠引起不少學者的興趣，爭先恐後，一擁而上，很快地變成了一門熱門的學問。這是原因之二。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文學革命」的影響。這個開始於民國初年，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改革運動，不但貶低了傳統文化的價值，也翻轉了過去對文學的評價基準。

「文學革命」運動的確有其值得稱讚的成就。如把公用的文體從文言改成白話，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但像這樣的成就，卻也牽涉到重估舊文學的問題。過去的詩以及非虛構的散文，包括元明清三代的作品，都使用文言文。反之，發生於同一時期的虛構文學，即戲曲小說之類，卻是使用白話的新文學形式。這種用語的差別，在「文學革命」以後，也就變成了決定文學價值的主要基準。於是，元朝以來的詩，由於仍然使用文言，自然受到了輕視忽視甚至於蔑視；而戲曲小說等虛構文學，則只因為採用了白話，卻反而大受尊重，甚至到了失之偏頗的地步（關於文言與白話的關係，請參看拙著《漢文談叢》）。

此外，也有從實質上來作評價的，認為這一時期的詩，因為蹈襲前人，注重模擬，所以總是陳腐淺陋，暮氣沉沉，索然無味，不值一顧；而戲曲小說則不愧是新興的文學形式，多半清新自然，活潑生動，興趣盎然，令人可喜。還有人更進一步，認為從來的詩歌文學，由於具有古老的傳統，每每傾向保守，而堅持擁護「封建」的傳統立場。反之，戲曲小說不但能夠擺脫傳統的束縛，而且經常充滿著反抗傳統的意識。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時的偏激之見，絕非理解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正道。其實，在這期間從頭至尾，詩及非虛構的散文，尤其是詩，依然被視之為文學的重心，照舊被當作表現真摰感情的不二法門。至於戲曲小說之類，在「文學革命」以前，還一直被認為是二流或三流的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因此，有頭有臉的人避之唯恐不及，能夠以公開而嚴肅的態度去創作虛構文學的，更是少之又少。像日本《源氏物語》那樣意識到虛構價值的小說，在本世紀魯迅出現以前，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鳳毛麟角，並不多見（參照拙文〈中國小說的地位〉）。

既然如此，那麼要研究元朝以後的文學，首先應該重視的當然是詩，至少不能把詩排除在外，視如敝屣。否則將無法正確而完全地認識當時文學史的實情。只憑用語的種類去評定文學價值，難免失之輕率，而且顯有政治判斷之嫌。時至今日，是應該加以反省的時候了。何況，其所以以虛構或非虛構為評價的基準，也是來自對西方文學史一知半解的認識，本來就有以偏概全的缺憾，更不足為訓了。即使西方文學，自荷馬以來，果真是以虛構為其主流和特色，那麼，我覺得東方更有理由強調西方所缺乏的非虛構文學，尤其是抒情詩的成就。

況且這個時期的詩壇轉入民間，多數詩篇成於平民之手；這一事實在社會史上，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若能正確地了解當時中國詩的歷史及價值，我相信對於日本和歌徘句的研究，也能給予相當的啟發作用。或許可以幫助解答一個問題：難道和歌徘句只能算是「第二藝術」嗎？

除此之外，若能把當時中國詩與平民的關係，觀察得一清二楚的話，那麼，無疑的也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從來文學史家所偏重的民間文學，即戲曲小說的歷史，獲得更正確而公平的認識。一般地說，民間的作家似乎都是精通了詩文學之後，心有餘而力尚足，才轉向虛構文學，另求發展的。從而兩者之間，應該是處於相輔相成的關係，不是互相矛盾的關係。戲曲小說的興替往往與詩文學的盛衰，互為表裡，相反相成，便是最好不過的證據。這種情形在明朝尤其顯而易見。

如果說，詩有「封建思想」，戲曲小說裡也俯拾皆是。反過來說，戲曲小說含有「反抗」的意識，其實在詩裡也屢見不鮮。要之，詩史的研究，不但對詩史本身不可或缺，同時在戲曲小說史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兩者之間，偶爾也有不完全同興共衰的時期。如元代「雜劇」的盛衰，正好與詩的興替背道而馳，便是一例。不過，即使有一盛一衰的情形，衰的一方也從來未被完全忽略。譬如「雜劇」極盛的時期，詩的創作活動依然相當普遍，只是品質不精而已。附帶地提一下，我自己對中國的虛構文學也作過不少的研究工作，並不是完全的外行。

可喜的是自一九五○年代以來，輕詩而重戲曲小說的偏向，似乎已有漸被糾正的跡象。譬如在最近中國人所寫的文學史著作裡，就彷彿看得出有些欲加糾正的意願在起作用。不過也只能說淺嘗輒止，我覺得還是不夠充分，不夠積極。至少對於東方非虛構文學的特殊價值，仍然缺乏敢於理直氣壯地加以肯定主張的信念和膽識。

本書便是在如此情況之下完成的。因為還只是初步的嘗試，當然談不上完整無缺。尤其使我感到為難的是作品數量的繁多。其實早在宋代已有類似的情形。我在《宋詩概說》（〈序章〉）中，曾經指出《宋詩紀事》中的詩人總數，遠遠超過了《全唐詩》，幾乎多了一倍；也曾經提到宋代的大詩人，大都是多產的作家。元代以後，由於民間詩人大量增加，同時也繼承了宋人多產的習氣，詩的產量也就越來越多，甚至到了氾濫的地步。像《全唐詩》那樣綜錄一代之詩的詩集，到現在為止，只出現了一部《全金詩》而已。《全元詩》或者也有出現的可能性。至於《全明詩》及《全清詩》，成書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元朝以後的中國詩，的確卷帙繁富，浩如煙海；我所讀過的大概還不到百分之一。我已經是個虛歲六十的人，餘年恐怕不多。但願後起有人，能夠再接再勵，繼續對這段詩史進行更深入、更有系統的研究工作。那麼，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定會有後來居上的成果。（譯者案：此書成於一九六三年。著者吉川氏已於一九八○年作古，享年七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