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蔣介石被槍聲驚起。
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
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幕後真相
捉蔣又放蔣的曲折過程
少帥縱虎歸山的後果
一心抗日卻被送出國的楊虎城
蔣介石誘捕楊虎城的經過
被囚禁長達十二年的楊虎城
將被釋放卻又難逃特務大網
楊氏父子同遭秘密殺害
歷史上的悲劇人物
楊氏之孫為楊虎城平反昭雪的努力

「為了救國，我們這個爛攤子，縱然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後悔，摔得值，摔得響！」
楊虎城為了團結國內力量抗日，不惜聯合張學良，「兵諫」蔣介石！
即使，這個決定讓他喪失了軍隊，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西安事變的發生，打破了蔣介石六十天剿滅紅軍的美夢；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促進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新的組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牽動了國際大局。十四天的拘禁，使蔣介石顏面無光。
當少帥張學良為「顧全大局」而重新擁護蔣為領袖，甘願「負荊請罪」時，一個報復他、報復楊虎城的計劃也隨之展開……

西安事變－－祖父人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楊瀚

我的童年是在張蕙蘭祖母的身邊度過的。一九五四年，當時我的父母都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甘肅玉門石油管理局工作。我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西安，由蕙蘭祖母撫養。我對祖父楊虎城的最初認識，是在祖母家開始的。

還記得在我記事後不久，初冬時分的一天，家裏大客廳裏正前方擺起一個身穿西裝戴眼鏡男人的大幅照片。在他的面前擺起了香案，燃著一些蠟燭和貢香；還有一個供桌，桌上擺著一些點心和水果。最特別的是在諸多食品中有一碗由蕙蘭祖母親自用菠菜製作的「麵」。從下午開始，許多大人陸續聚集到家裏。傍晚時，人們肅立在大客廳裏向這個大相片講話，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們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禮。以後每年這個時節，都有這個活動。我長大點後從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楊虎城，是個將軍；來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再後來，一個親戚給我念了一本描寫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小冊子，我才知道祖父楊虎城是因為要求抗日被蔣介石派特務用匕首殺害的，是烈士。
我懂事後，祖母平日裏也講一些祖父的生活與性格特點，但從沒詳細說過楊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願勾起心中的痛苦吧。

到上小學時，我才回到父母身邊生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二歲的我，在學校也想參加「紅衛兵」，可當時入「紅衛兵」要查三代，而我對家世並不知道。回家問了母親，才知我的曾祖父是個木匠。
一九六九年春節，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我們家已兩年沒有團聚在一起過春節了。可喜的是，父親在被關了一年的「牛棚」後，回到家中，我們全家共同過了一個團圓節。

過節期間的一天晚上，父親召集全家說：「我現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歷史告訴你們知道。」父親從祖父家遭橫禍，百里扶梓講起，從西安事變一直講到祖父遇害；又講了他自己進延安參加革命的經過，回憶了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他，詢問祖父情況的過程。這晚，在近三個小時裏，他講了許多，十分激動。我們五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歷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十四歲，第一次比較系統接觸到楊虎城與西安事變。

一九九六年我移居加拿大後，接觸到許多台灣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交談往來中了解到，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在台灣大多數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僅知道是張學良作亂犯上抓了蔣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後果。

祖父對張學良將軍的真誠，在我父親楊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繼承。他與張將軍的四弟張學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他們成了好朋友。解放後，來往不斷。文革前，張學思在天津搞「四清」，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張將軍的胞弟張學銘也是父親的好朋友。特別在「文革」之後，他有大事願找父親商議。我結婚時，他還送了禮物。

張將軍的五弟張學森，也是父親的好朋友。幾年前，張學森在北京突然去世。為了辦理好喪事，父親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與年事，一天曾數次去見其家屬，忙前忙後。對其女兒張閭衡更是關懷備至，從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與關懷。父親對張家的事，始終當成自家的事，有時甚至超過自家的事來辦。

一九九一年，張學良將軍在遭受長達五十多年的幽禁後，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鄧小平發出：「你們要關心這個人。」的指示。隨即，開始了組團赴美看張的準備。當時，中央有一種意見是讓父親去。首先因為他的身分，並且他與張有過直接接觸（這樣的人當時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從事統戰工作，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與政策底蘊。能夠做張的工作。為完成此行，父親做了充分的準備。但遺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錯過了一次促張回國的時機。從此，父親就留下了一個心願：有生之年見張一面。

在以後的數年中，父親時時關注著張的一切，經常托人帶去問候與思念。一九九六年春，全國政協領導批准了父親赴美探張的要求。他非常高興，要我與他同行。就在我們完成了各項準備（辦好了簽證），打算訂機票時，北京醫院檢查出父親患了癌症。醫院提出要馬上手術。父親問，手術後一個月內能否恢復？如能，他就做手術，因為他要去見張。醫生當時告訴他可以恢復，父親當即表示儘快手術。

就在要去見張的信念促使下，父親在七十六歲高齡做了這次大手術，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不料，手術後身體恢復極差，探張之旅只得擱下。病榻中他對我講：你先出國，等我好一些了咱們再去美國看張。到了一九九八年，他的身體稍有恢復，探張的念頭又起。這年九月，我與他通長途電話時，我們討論了新的赴美探張計畫。誰料想，一個月後，就在他參加政協常務會議其間，悄然辭世而去。而未能見到張學良將軍，就成了他最後未了的心願。

三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抱著了卻父親遺願（希望能見張學良一面），和對這位曾與祖父一起同過生死，敢「把天戳個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兒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六月六日在閭衡、閭芝兩位大姐熱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兒見到了世紀老人張學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參加了他的百歲壽誕慶祝活動。活動中，我還與台灣來的郝柏村將軍進行了友好交談。兩次夏威夷之行，了卻了父親代表楊虎城後代看望前輩的心願，但卻無法完成父親促其榮歸故土的想法。在與張的接觸中，感到他不願再提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倒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隱情的想法。

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人們給予祖父楊虎城很高的評價，但遺憾的是，缺少對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幾十年間僅出版了米暫沉先生撰寫的《楊虎城將軍》、吳長翼先生撰寫的《千古功臣楊虎城》等少數描寫楊虎城生平和思想的傳記著作。

近兩年，在整理父親的遺稿《往事》時，為核對史實，查閱了大量有關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資料。在查閱這些資料中，我對楊虎城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認識。產生了撰寫一本能夠儘量反映祖父楊虎城壯烈一生書籍的強烈衝動。
二○○六年八月，我在加拿大寫完了祖父的一生，原本以為可以為先輩劃上句號，但我的心情依舊沉重。
西安事變應該說是祖父最輝煌的一頁，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祖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祖父追求真理、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永存於我的心中。

謹以此書獻給祖父在天之靈。

前言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六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間，除蔣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是誰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詳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忙著打天下、建國安邦；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寫下了標題為《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發表。使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佈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被他已軟禁了二十年的張學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向張宣佈蔣的兩項禁令：不准收聽中共廣播；不准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覆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余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注：老劉即劉乙光）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二十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不記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

「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

同時，張學良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他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四十年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向世界公佈。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這些內容很快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盲目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紀念西安事變廿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與狀況。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裏。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了。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徵集材料，請其寫回憶文章，進行史料的徵集編寫。

正當徵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為保存這批已徵集到的資料，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為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陝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牆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後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謝方、平傑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後，首先把原先徵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並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於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台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

這個簡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於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佈。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所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台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後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後，能夠回到大陸來。而台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對事變的作用了解更不能深入。

特別是在海外，當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台灣，很長一段時期在書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變時，都儘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中消失。後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台灣為人所知。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歷史資料的逐漸公開，也越來越為人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以史為鑒，振興民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願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一九一一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複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是希望從一個角度還原歷史，讓後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振興，是如何拋頭顱灑熱血的。他的一生體現了：人民為大，民族為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蔣介石被槍聲驚起。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

臨潼槍響

西安事變的第一槍是東北軍打響的，十二日凌晨四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率領該營中擔任蔣介石週邊警衛的部隊來到了臨潼華清池。因為華清池的大門由他們守衛，所以進大門時沒有引起任何麻煩與驚動。當他們接近二道門時，看見蔣的一個衛士在來回走動，王玉瓚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戰士開始進攻。

當東北軍人衝進二道門時，蔣的侍衛長跑出房門，連喊帶問：「什麼事？什麼事？」王玉瓚等幾槍便把他擊倒在地。頓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蔣的侍衛們驚醒後，憑藉門窗拚命抵抗，東北軍戰士奮勇進攻。一時間，槍聲和手榴彈炸聲響徹驪山。

王玉瓚和步兵連連長王世民等利用廊柱及黑暗角落，翻過荷花池，繞道貴妃池，躍到五間廳門前平台上。他們一見蔣住的三號廳門半開著，就飛步闖進臥室。床上無人，被子掀著，伏看床底下也沒人，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但人去室空。這時孫銘九帶領衛隊第二營官兵五十餘人也趕到了，他們便立即向西安報告蔣介石跑了。

在楊虎城身邊親身經歷了個驚心動魄夜晚的王菊人說：
天大亮了。劉多荃由臨潼來電話報告說：華清池已完全佔領了，只是蔣介石還尋不見，他的被子尚溫，估計跑不遠，正在搜查中。張接了電話後，放下聽筒不語。大家也相對愕然。

原來這次事件，決定時間緊迫，佈置不夠周密，行動又很倉卒，所以發生了漏洞。東北軍捉蔣的部隊，對華清池周圍的地形不清楚。張在事先帶白鳳翔、劉桂五去見了一次蔣介石，只是認清了蔣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

蔣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開闔。跳出窗子，向西是華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東沿房後山邊是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東跑。因為事先無法觀察地形，包圍圈不周密，漏掉了這個地方。所以當時估計：蔣可能向東跑上山，或者再向東跑向公路尋他的專車上的武裝，也可能由東南逃向山區。那時還擔心蔣介石急急忙忙絆倒在石崖下被摔死。

當時我們判斷，蔣沒有事先跑了，而是臨時逃走，按體力說他跑不動，按時間計算（距開槍時間不到一小時）他跑不遠，按地形說他只能在驪山附近。張即要楊下命令。楊從電話機上命令臨潼部隊，立即加派部隊擴大包圍範圍，並以一部迅速截斷臨潼後山一切大小路，特別注意山溝、窯洞、岩間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嚴密搜查。命令藍田保安大隊副立即通知沿山口各保甲，民團，封鎖各山口，遇有進山的人立即解送西安，不許放走一人。命令臨潼縣保安大隊副立即協同部隊，回應搜查。命令衛士隊隊長白志鈞帶兵乘汽車沿西潼公路搜索。

當白志鈞帶隊搜尋至臨近臨潼華清池時，突然碰到一架飛機降落在公路上，白當即扣留了駕駛員和飛機。據駕駛員講，是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命他駕機接蔣委員長的。他把白一行誤認為是委員長，因而降落下來。

這一情況報到指揮部後，張、楊分析定是有人洩露消息給洛陽了。後經檢查各自的通訊部門，果然找出了內奸。原來事變發生後，他們把張、楊的八項主張通電延遲發出，卻搶先給洛陽特務機關報告了蔣被扣的消息，所以祝紹周就從洛陽派飛機來救蔣了。

西安城裏雖然蔣軍人多，情況複雜，但由於事前準備充分，戰鬥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到十二日早七點半，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只有新城北門外員警大隊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後來楊虎城派許權中上去指揮，半小時就解決了戰鬥。

到早八時，十七路軍拘禁了在陝的南京方面的大員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陳調元、蔣作賓、蔣百里、張沖、萬耀煌等，西北「剿總」政訓處長曾擴情、參謀長晏道剛等人。解除了蔣系部隊、憲兵、員警、特務的全部武裝，扣留了機場裏的全部飛機，控制了全城。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邵元沖逃跑時被流彈擊斃。

蔣介石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原來，清晨天未亮時候，蔣介石聽到突然傳來激烈的槍聲。他慌忙下床，穿著睡衣就跑出屋門。因為當時前面槍聲緊，他直奔後門，想從後門跑掉。可是後門鎖住了，出不去，便由衛士扶著爬上華清池後面的院牆，跳牆逃走。不料這一跳牆，使蔣介石受了大苦。

原來，華清池的院牆為依山修築，從院內看不高，可到外面，就顯得頗高了。當蔣在慌亂中爬上牆頭，往下一跳，竟墜入一個丈把深的亂石溝內，只聽蔣「哎喲」一聲慘叫，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一個衛士連忙過去扶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來，問他哪裏摔傷了，他只唉聲歎氣，喘息了好一會兒，才指了指他的腰和腳。脊椎骨和腳都跌傷了，拖鞋也只剩一隻，他再也跑不動了。衛士只好背著他，繼續往後山上爬。眼看搜山的部隊離他們越來越近，那衛士也背得實在吃力，只好將他藏在西繡嶺虎畔石旁一處很淺的石縫內。

東北軍搜了一陣，卻不見蔣的影子。這時天已大亮，他們發現了蔣的近侍、他的侄子蔣孝鎮。衛隊營七連副連長張化東看他鬼鬼祟祟的樣子，就拿槍對著他喝問：「委員長在哪裏？快說！不說實話，就打死你！」蔣孝鎮嚇得臉色發白，瑟瑟發抖，嘴張了幾張，卻語不成聲而止，看到蔣孝鎮眼神慌亂，並不自覺地老朝不遠的那個山坡上看，張化東知道那裏一定有情況，就急忙快步跑過去，高聲說：「裏面有人嗎？快出來！再不出來就開槍了！」有些士兵還故意「嘩啦嘩啦」地拉動槍栓。這時，石縫裏傳出了聲音：「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後蔣介石鑽了出來。

此時的「蔣委員長」只穿一件單薄的絳紫色睡衣，白單褲，光著兩隻腳。他面容枯槁，兩腮深陷，由於驚嚇和天氣寒冷，渾身發抖。東北軍的官兵將他用棉大衣裹上，背著下了山，架上汽車，送往西安。
抓到了蔣介石，東北軍官兵都很興奮，號兵在蔣上車時居然吹起了一陣「接官號」，這對蔣來說，簡直是莫大的諷刺。

事過幾十年後，再回顧當年這個「捉蔣」的戰鬥。可以認為：張學良是將「請蔣」的任務佈置給了白鳳翔、劉桂五的。明確是由他們率領衛隊二營去執行。衛隊一營的任務應該只是配合二營，同時防止蔣在行動前和行動中逃脫。如果讓衛隊一營去執行「請蔣」的任務，張就沒有必要從外地特別抽調白鳳翔、劉桂五到西安，又帶此二人專門去見蔣。不知是張學良由於緊張，給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錯誤下達了「捉蔣」的任務，還是王玉瓚由於緊張，錯聽了張的命令，結果造成衛隊一營單獨行動強闖華清池。

從「請」的要求看，應該是用突襲的方式迅速控制為數不多、毫無防備的蔣介石的侍衛，解除其武裝；在蔣睡眠中將其喚醒，以東北軍的武裝脅迫其到西安。絕不應在對方並未發覺的情況下首先開槍攻擊對方，造成混戰。從至今還保留在當年蔣介石臥室牆壁和門窗玻璃上的累累彈孔看，如果不是蔣介石命大，他必定被亂槍打死了。

蔣介石險些在槍戰中喪命，完全是違背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初衷，它不是事變中的一個成功行動。也就是說，臨潼不應該有槍聲，更不應有槍戰。

發佈主張

捉到蔣介石的消息報到新城指揮部，張、楊都很興奮。張學良高興地對眾人說：「我和楊主任膽大包天，把天捅了個窟窿。現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覺了。」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發動的「兵諫」行動，不到六個小時就勝利完成，當中由於槍戰和誤會也造成了少量的人員傷亡。其中發生了蔣介石的衛士被打死數人，省主席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的手臂被流彈擊傷、東北邊業銀行經理王景越等被十七路軍士兵誤殺等一些意外。
「兵諫」的軍事行動，隨著蔣介石被捉到告以一段落，政治行動隨著緊張展開。

王菊人說：
臨潼部隊報告，蔣介石被捕後，這時須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報》（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機關報）出號外，通告市民，還應立即向全國發通電，說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張。這時，設計委員會（事變後成立的政治諮詢機構）尚未成立，一些人先立即商量這件事。

一、對這個事件應怎樣稱呼？有人主張叫「一二．一二革命運動」，有人主張叫「雙十二抗日革命運動」，名稱定不下來，號外、通電無法擬稿，急不容緩，那麼對蔣介石的行動，到底應該叫什麼呢？後來高崇民主張用「兵諫」二字，大家覺得合適。所以在號外第一號中這樣說：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

（一）停止內戰，已將委員長妥為保護，促其省悟；
（二）通電全國並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國會議；
（三）請南京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後國是完全決諸民意，容納各黨派人才，共負救國責任。

當時，對這個事件，並沒有定個名字。「西安事變」的名字，是蔣介石捏造的「對張楊訓詞」「西安事變半月記」給我們安排了這個名字。他們沿用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而來，事變二字，即含有「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味道。我們也用以自稱，想來有趣。

二、關於八項救國主張的商討。遠在兩廣發動反蔣軍事行動時，楊曾派秘書蒲子政去見韓複榘和宋哲元提出了八項中的一、二、四、五、六、八等六條，準備在發出反對蔣介石以武力進攻兩廣並贊同兩廣的抗日主張的通電中列入，和韓、宋都商量一致了。當時因為張學良滯留上海，通電未及發出，「兩廣事變」已被蔣介石鎮壓下去。這天早晨，十七路軍方面，便將這六條提出商量。

大家對這六條無異議。後來覺得這是一個愛國運動，對於沈鈞儒等人須積極營救，列入了這一條。對於第七條商量較多。因為估計到南京政府一定要給我們戴個「赤化」帽子，以此在國內各實力派中孤立我們，同時國內各實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們同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所以就加了「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一條，以表明這是國民黨範圍內的事，無任何共產主義的氣息，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謠，為爭取國內各實力派的同情。所以在號外第二號中就提出了八項救國主張，在通電中也著重列入了。」

當日，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並望紅軍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北進。」

驚魂不定的委員長

申伯純在《西安事變紀實》中陳述：
十二日上午，蔣介石被送到十七路軍總部所在地新城，安置在黃樓的東偏房裏。他當時穿著睡衣睡褲，腰彎著，腳跛著。由於凍、餓、驚，蔣介石渾身發抖，不住地口出長氣，進屋後連喝了十來杯白開水。

楊虎城特派貼身副官蘇庭瑞拿了幾件自己未穿過的新衣服（楊與蔣的個子相當）送給蔣穿。蘇對蔣說：「這是張副司令、楊主任給委員長送的，請委員長更衣。」蔣介石卻擺出了架子說：「我不穿，我不穿他們送給我的衣服。」蘇副官只好退出。這可讓副官們犯了難，如何完成楊主任的任務呢？

這時，有了解蔣為人的給他們出了個主意。蘇副官於是將原套衣服又送進蔣待的房間，對蔣說：「這幾件衣服是我們幾個副官湊錢給委員長買的，請委員長換上。」蔣聽這麼說，就說：「啊，你們買的，我穿，我穿。」

換完衣服，蔣又問幾位副官叫什麼名字，讓寫個名單給他，還說將來不忘他們的好處等等。解決了穿的問題後，又出現了吃的問題。「蔣介石的假牙丟了，兩腮深陷。他本來長的就很乾癟，現在更活象一副骷髏。他穿上衣服以後，副官們問他吃什麼，他搖搖頭，用手指指嘴說：「我不能吃東西。」（外傳蔣曾絕食，也不為無因。）副官們送給他一杯牛奶，他就喝了。副官們見他沒有牙，吃東西實在有困難，於是就給他煮一些稀飯吃。

張學良知道了這些情形，就下命令給孫銘久，要他設法把蔣的假牙找回來。孫銘久當天下午就在他的衛士營中懸賞二百元找回了假牙，當晚就用一塊紅綢子包著送給大樓的副官們。副官們用紅綢子托著假牙，送還給蔣介石。蔣一看到假牙，如獲至寶，連忙接了過來，笑著對副官們說：「謝謝你們，有了它，我就能吃飯了。」

十二日上午，張學良得到蔣介石已安頓好了的報告後，立即對楊虎城說：「虎城，走，咱們去看他。」楊虎城則後退了一步，擺手說：「我不去，我見了他沒有話說。」張說：「為什麼沒有話說？我們一定還要同他好好地談，他要答應我們抗日，我們還要擁護他做領袖呢！」楊說：「副司令認為他會聽我們的話嗎？我不這麼想。要去就請副司令先去，我現在不去。」張見楊執意不去，就同意楊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見蔣。

十時左右，張學良在事變發生後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他對蔣行了軍禮，口稱：「委員長受驚了！」
蔣介石政治經驗豐富，一看張這麼快來見他，而且態度恭敬，就感覺張的底氣不足，馬上擺起長官的架勢對張大聲斥責說：「我不是你的長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員長。你要承認我是你的長官，我現在命令你馬上把我送走，否則，任憑你把我殺了。我同你沒有旁的話講。」

張聽了這些話後對蔣說：「委員長不承認我是你的部下，我還可以用人民的資格同你講話。我對委員長並無惡意，請委員長要好好考慮。」
蔣聽了張這番沒有鋒芒的表白，態度更加強硬，乾脆用手將耳朵捂起來，把頭伏在桌子上，連說：我不同你講話。」

張見此狀，還以為蔣是在生氣發火，就退了出來。
這實際是蔣在試探張對他的真實態度，而張並沒意識到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蔣兩次，使蔣更加堅定了用「拒談」的強硬態度來對付張學良。

王菊人回憶：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楊虎城曾約十七路軍的幾個人，研究如何處理蔣介石的事。
楊先讓大家說。這時有人主張立即殺蔣，理由是：蔣很頑固，他是不會改變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無力抗日，因此不殺蔣便無法實現抗日；鑒於事變前張學良屢次不想下手的動搖態度，他和蔣的關係又不錯，不殺蔣，難免將來出毛病；不殺蔣，國內各實力派將都採取騎牆態度，我們在政治上不利，在軍事上更不利；殺蔣，共產黨是高興的，同我們的合作將更真誠；十七路軍內部有的人，庇護特務，暗送秋波，為自己親蔣預留後步，馮欽哉的事已出現了，難免沒有第二個馮欽哉。殺蔣，就斷了這些兩面派親蔣的念頭，可以鞏固十七路軍內部，沒有這個團體，到了抗日的時候，我們是沒有力量的。因此主張殺蔣。辦法是以蔣奪槍自殺對外宣佈。

另有人主張殺了了無用，放了危險，南京政府如不照我們的主張改組，不明確表示抗日態度，中央軍不開到抗日前線，我們不放他。這時南京政府對我用兵的，即使戰事對我不利，我們走到哪裏，便把蔣介石帶到哪裏，我們上述目達到了再放他。估計南京政府內部會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們打不下去。即打一仗，我們的士氣比他們高，是能打勝的。蔣軍投鼠忌器即使打仗，也不過是個姿態。我們的救國主張主要方面實現了再放蔣，對國家有利的。

另有人主張放蔣，但要有保證有條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表示抗日決心，並有確實的抗日部署，首先是中央軍調到抗日的地方，絕對不許國民黨一黨專政，照我們的辦法按照孫中山的召開國民會議方案，成立聯合的抗戰政府，到了這個程度上再放他。至於如何實現上項條件，大家一時也定不下個什麼方案。

楊說：「捉活蔣介石，還得放活蔣介石，殺是不能殺的，放是決定要放的，只要我們提出的救國主張，蔣能接受並保證實現，中央軍能退出潼關，我們便放他。」

蔣介石被押在新城大樓期間，開始以「寫遺囑」（即寫給宋美齡的信）和「以身殉國」的姿態，試探張、楊對他的態度。當張學良去見他時，他擺出一副「老子」的架子。一次，蔣曾拍著案子對張說：「你等於我的兒子」。當時讓張從面子上實在下不來，便嚴厲地對蔣說：「我們不要吵，等到民眾大會上去講理。」蔣聽了，真以為要在民眾大會上去公審他，便立即放下這無賴的架子，默不作聲坐在椅子上一聲不響了。可見，蔣當時的心情是害怕的。

蔣還經常用乞求、拉攏的手段，對看守他的軍官、勤務兵買好、許願。這些看守人員都奉到嚴格命令，不許洩漏外邊任何情況。蔣由於摸不著頭腦，對看守人員一舉一動，房門的一開一關，都很警覺。時時表現出疑懼的心情，日夜都不能入睡。
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的起居、休息曾認真研究過。認為，將來還得放他，不能使他身體吃虧。新城究竟是個兵營，每日的作息都要吹號，總不安靜，需要改押一個安靜的地方，讓蔣能不緊張休息下來。

王菊人回憶：
叫蔣移居是楊向張提出的。楊對張說：「蔣將來總是要放的。聽監視的軍官報告蔣吃飲睡覺都不好。新城一早、一午到處吹號，很不安靜。我這裏廚子，不會做南方飯，你那裏廚子高。培五（高桂滋字）的公館是新修的洋房。那一帶安靜，叫蔣住在那裏好不好？」張贊同了。所以才叫蔣搬家的。
按照張學良、楊虎城的指示，十三日晚十二時許，劉多荃、宋文梅來到蔣住的房間，請蔣搬家。不料把蔣嚇了個半死。因為蔣知道，秘密處決政治犯一般都是在深夜。

大半夜突然來了兩個腰上帶槍的軍官要他搬家，不能不使這位在《西安半月記》中口稱「爾有武器，我有正氣」的蔣委員長想到了死。他臉色大變，渾身發抖，躺在床上，將手支在腰上不停呻吟。劉多荃一再解釋搬家是為了他的休息與安全，蔣卻不等劉把話講完就大聲「哎呀」起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帶著哭腔說：「我兼行政院院長，西安綏署是行政院的直屬機構，我死也死在這裏，哪裏也不去。就在這裏槍斃吧！」眾人勸了好一陣，蔣還是反覆嘮叨死的問題，話不成句，恐懼到了極點。劉、宋只好先退到屋外。後來孫銘九來催，幾人再次入屋去，蔣顯得更害怕了，話都說不上來，只是呻吟嗚咽。等了好一會兒，幾個人都沒辦法，只好分頭去向張、楊彙報，這時已是凌晨兩點了。

十四日，蔣介石提出要見楊虎城。經與張學良商量後，楊虎城當天下午穿著軍裝，單獨去見蔣介石。楊對蔣行了軍禮，站著同蔣講話。蔣對楊的態度很客氣，一定要楊坐下談話。

蔣問楊：「此次事變，你預先知道不知道？」楊回答說：「知道。」
蔣說：「你們幹這樣違反紀律的事，究竟是為什麼？」楊回答說：「主要是為了停止內戰和抗日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初日本進攻熱河和冀東的時侯，我就曾向委員長請求過，願親率部隊參加抗日，可惜那時沒有得到委員長的允許。現在全中國人民都不願意再打內戰，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員長總是不允許，所以發生了這次事情。」

蔣聽了楊的話就轉了口氣說：「那麼你們這樣做就對嗎？你們今後打算怎樣收拾這個變局？」楊說：「我們這次做得太魯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傷亡，並且驚動了委員長。我們沒有想到會這樣，這一點我們要負責任。至於今後的問題如何解決，還請委員長熟察輿情，有所決定。」

蔣接著又問說：「你們最初決定要幹這樣的事，究竟聽了什麼人的話？」楊說：「很簡單，沒有聽任何人的話，只是張副司令和我兩個人決定的。」
蔣最後說：「這件事我自己也有責任，我太相信你們了，太疏於防範了，所以發生了這樣的事。現在你若還能以國家為重，就應馬上設法把我送回南京去，這樣變亂就不會擴大，我對你也會原諒的。」楊站起身來說：「委員長的意見，我可以同張副司令和各將領去商量。」交談到此結束，雙方摸到了彼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