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老北京

中國—Chnia—拆哪

老北京化作煙云，碾為廢墟。而新北京粗糙巨大，
「明天會更好」的夢，似乎變成空洞承諾。
這是一部紙上紀錄片，一個外國旅游作家見證并思索了這一城市史上最瘋狂的歷程。

「胡同應該被歌頌和讚美，因為朋友、鄰居、同學、親戚……所有人的聯繫都在這個背景下進行，在商店、旅社、澡堂、學校和市場中上演。」然而，一隻無形巨手強迫我們滾蛋，那一天彷彿迫在眉睫。

生活在北京大柵欄胡同裡的梅英東，在奧運前北京如火如荼地建設和拆遷中，帶著復雜的溫情記錄了胡同和四合院裡的生活場景、生活方式和人，并破譯出這座世界古老都市的拆之簡史：從燕都舊蹟到帝制時代的偉大都城，從民國的現代化浪潮到毛時代的工業化革命。對北京而言，了解其過去變得沉重和困難，而這座城對自己未來的率爾展望則是無以承受之輕。告示牌上的政府奧運廣告說：「明天會更好」。如果這是美麗夢想，距離北京奧運五年後，我們看到口號已經變成空洞承諾。今天的北京環境似乎變得更糟，而胡同和四合院社區已經消失殆盡或面目全非。

胡同的生活讓人迷戀，也問題多多。當作者因為內急失控，而把四角內褲狠狠地扔在距離住處百米外的公廁時，他心裡也曾出現一個小小的期盼：希望「無形巨手」在他所住的四合院外牆上畫了一個字：拆。然而他深知，拆，所憑依的是專制美學和發展至上主義，拆，到最後變成了暴力和簡化。他的鄰居老寡婦一輩子生活於斯，是老北京社區的象徵，擔心死在現代高層公寓裡無人所知，但還是被「無形巨手」驅逐搬進了郊區的公寓。本書的結尾處，作者打她的電話時，聽到的是：您所撥打的電話沒有接聽……

從某種意義上說，北京的歷史也是一部「拆」的大歷史，從元到明清，從民國到中共建政後的工業化改造，無疑都伴隨著拆和建。然而作者所見證的這一波拆遷對北京傷害最深。這一次是以奧運之名、現代之名、發展之名，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作者同時考察了其他大城市的生與死、拆與建，指出：北京沒有巴黎的奧斯曼男爵、也沒有紐約的摩西，北京只有一隻「無形巨手」。它只是拆除房子、畫好新的規劃圖、貼出一張通知、清除規劃中最後的障礙：人。藉著橫向和縱向的時空比較，作者展示給我們看到了城市和人的復雜性。

何偉盛讚梅爾是真正活在一本書裡的作家，而《出版人周刊》則評價說，梅爾這本充滿力量的書之於北京，正如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之於紐約。

梅英東（Michael Meyer）

美國旅行作家，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1995年，他作為美國和平團志工來到中國四川內江，1997年之後在北京生活了10年。北京奧運前幾年，他作為美國國家地理協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項目專員，體驗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生活長達兩年，並寫出《消失的老北京》一書，在美國引起媒體廣泛報導。
他的文章曾多次在紐約時報、時代週刊、 金融時報、體育畫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及其它報刊發表。他曾獲得多個寫作獎項，包括古根漢獎（Guggenheim）、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懷亭獎（Whiting）和洛克菲勒獎（Rockefeller Bellagio）等等。
《消失的老北京》是作者的第一本書。

譯者
何雨珈

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香港大學新聞傳播碩士。熱愛文字和影像，正努力實現新聞理想與文化傳播之夢。有《喀布爾女孩》等多本譯作。

何偉強力推薦：真正活在一本書裡的作家。

梅英東是非常罕見的那種能真正活在一本書裡的作家，他將自己寄身於某個地方的節奏之中，並將研究轉變為一種更為深刻的東西。兩年來，他生活和教書於北京的胡同社區裡，沒有一個英文作家比他更了解這個世界。——何偉，《尋路中國》、《甲骨文》與《消失中的江城》作者

「有對往事的回憶，有對歷史的敍述，有對見聞的記錄，也有對相關行動的呼籲。記者梅英東這本優秀的處女作充滿了對老北京的切切情思，並哀歎傳統生活方式的消失……梅英東這本充滿力量的書之於北京，正如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之於紐約。」——《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重點書評)

「與何偉（Peter Hessler）的《消失中的江城》一樣，這本書也是對中國困擾在變與不變之間的生動描摹……讀來好似一封寫給胡同以及老北京自己的情書，一份趕在一切全然消失之前搶拍的影像記憶……梅英東用優美的筆調，解讀了中國人心中傳統與現代的衝撞和矛盾，並剖析了北京這座城市，乃至中國這個國家依然存在的認同危機。」——Slate（知名網路雜誌）

一座老城是怎麼消失的？梅爾的記錄令人印象深刻。這種現象也許較為極端，也絕不僅僅是北京這座城市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生活在「新美國文化大街」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書評

麥克-梅爾強烈的好奇心則驅使他深入這個正在消失的世界，而其他遊客或外國記者可能只會透過計程車的窗戶瞥一眼這裡。他帶著淵博的歷史知識、深入胡同日常生活的渴望，小說家般融入環境的熱情，以及極地探險家的意志投入其中，在幾乎沒有暖氣的情況下度過寒冬，而且要走很遠的胡同來到公共廁所解決每日大事。——亞當·霍克希爾德（Adam Hochschild），著有暢銷書《萊奧波爾多國王的鬼魂》和《埋葬鎖鏈》

「令人印象深刻……這本書引人入勝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對身邊瑣事做了集中而細緻的觀察，釋放出鄰理日常生活的無盡韻味……（梅爾）最令人稱道的地方，就是刻畫了這個城市的改變如何影響了——或更好、或更糟——住在他隔壁的老寡婦，以及其他令我們難以忘懷的人。正是這些人，使得本書讓人手不釋卷。」——《新聞週刊》（Newsweek）

「有對往事的回憶，有對歷史的敍述，有對見聞的記錄，也有對相關行動的呼籲。記者梅爾這本優秀的處女作充滿了對老北京的切切情思，並哀歎傳統生活方式的消失……梅爾這本充滿力量的書之於北京，正如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之於紐約。」——《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重點書評)

「筆調靈活生動……一個記者的專業經歷和他與鄰居的親密接觸巧妙而自然的結合在一起。《消失的老北京》這本書既是對北京城市面貌變遷的紀錄，也是作者對他所熱愛的胡同老居民的致敬。」——《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一本內容詳盡，富有內涵的書。」——莫琳·科雷根(Maureen Corrigan)，「新鮮空氣」（美國公共國家電臺欄目）

「關於中國社會在奧運會臨近期間不容忽視、然而正在凋零的部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生動有趣的窺探角度。」——《明尼亞波利星壇報》（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作者用不動聲色的文筆，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城市貧民的眾生相。為了給購物中心與高架橋讓位，他們被迫拋棄自己多年來的家園與生活方式……梅爾先生筆下的人物有血有肉，無論老少，他們大多數都把這裡當做自己唯一的家園，並和梅爾一起居住在這個狹窄而親密的環境中……而他在書中提到的歷史，包括北京從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時代至今的土地發展改造，還有其他社會主義城市，如河內、哈瓦那等地對自身居住環境的保護，讀來都同樣引人入勝，也同樣令人悲傷。」——《紐約時報》 旅遊版

「麥克·梅爾用親切的筆調，生動地展示了一個時期內這個城市的瘋狂。」——《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梅爾先生筆下的無形巨手常在夜晚來訪，在老房子下寫上大大的拆字。儘管如此，作者身邊那些接地氣的鄰居們，身上仍然散發著一種精神的光輝。」 ——《經濟學人》（Economist）

「這本書，是對那個因為北京奧運時期過度城市美容而岌岌可危的地方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讚美詩；不僅如此，還是對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歷嚴重陣痛的一個城市的精巧描摹；在同題材的著作中當屬翹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一本溫暖人心的回憶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這本書描寫了一座在改變中覆水難收的城市，混合了浪漫主義與中國式的實用主義，深深吸引著讀者。」——《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珍·雅各所呼籲的一種與眾不同的都市主義的中國版，本書描寫的胡同即為代表。四十多年前，珍·雅各在自己的書中反對‘建築大師’羅伯特·摩西所推崇的對紐約的肆無忌憚的改造。她主張混合著步行街道以及自行車的社區，而非以汽車為中心，宣導因為多元和人群親密接觸而產生的活力。」——《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為了向讀者全面展現這個岌岌可危之地的面貌，梅爾把我們帶進他的日常生活中，以大師一般的筆法，描寫了四季變遷、寒舍趣事、四合院的活動、他的學生以及家長們……如果哪個圖書館想要一本全面描寫中國的佳作，那麼這本意義非凡的書必將成為架上珍藏。」——《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重點書評)

「他生動地描寫了胡同生活的苦與樂，匱乏的物質生活擋不住精神上的快樂……梅爾採訪的文化保護主義者馮驥才先生說‘一種文化的魅力在於其個性化；而一種文化之所以乏味，正是因為與其他文化雷同。’這是讓北京從飛速發展中警醒的洞見。」——《休士頓紀事報》（Huston Chronicle）

「這是對一個社區和一種生活方式的眷戀不捨而又富有魅力的讚歌；這些東西不久就將消失在發展的名義之下。」——《書目雜誌》（Booklist）

第九章 他山之石

二〇〇六年八月，刺骨的寒風呼嘯著穿而過紫禁城。一個上了年紀的美國人拉了拉毛皮大衣的領子，用略帶印度口音的英語說道，「這裡簡直比慈善機構還冷。」

我們站在一座宮殿的角落。這座殿宇叫做「倦勤齋」，是皇帝退位後的居住之所，因為這位美國人名下捐贈的基金而得以修復，將於二〇〇八年對公眾開放。其他二十三座建築和四個花園的修復工作將會在二〇一六年完成。在喬治•凱茲（George Kates）的北京回憶錄《豐腴年華》（The Years That Were Fat: The Last of Old China）中，他寫道，一九三〇年代，他花了好幾個星期賄賂守衛後，才得以進入殿宇。「我們被告知，這裡頹敗得十分厲害，根本無法對外展示。」進入之後，映入他眼中的是一捆捆橙色布料，上面落滿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雕花的木門、沒有糊紙的窗櫺、斑駁的牆壁、剝落的彩漆。回想這巨大的損失時，他寫道，自己變得「非常疲憊，好像內臟都被掏空了一般」。

目睹胡同社區因為疏於維護和整修而慢慢分崩離析時，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它們也和皇家花園一樣，是北京無法切割的歷史遺產。

在宣布故宮博物院與紐約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繼續合作的記者會上，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說，「在歷史古蹟維護的領域，我們面臨著很多挑戰。很難確定哪個應該是優先保護的。保護這些古蹟的機會、大膽的遠景並不多，但此時此地，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機會。」

在紫禁城的另一個角落，來自香港的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正在修復建福宮。「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中國宮殿修復工程，」來自該組織的艾利克斯•布瑞說。一九二三年，這座宮殿被付之一炬，原因已不可考。或許是因為末代皇帝在此放映電影時放映機著了火，或許是太監蓄意縱火，因為懼怕清點宮殿財物時他們偷竊的事情敗露。

「工程開始之初，這裡只剩下一些底座，」布瑞說。「紫禁城的建築是活的，自從一四〇七年始建以來，就一直處在持續的重建和設計當中。」

修復場地浸淫在各種各樣的顏色與建材當中：牆面是用傳統手法把黏土、稻草與豬血等粗糙混合物一層層糊上；赭色的橫樑；藍色的琉璃屋瓦；以及玉色、橙色與金色混合著的雕樑畫棟。然而，修復後的建福宮並不會對民眾開放。先前的規劃裡已經確定了這座宮殿未來的用途——成為VIP人物的私人接待處。

將工作室選址在圓明園的建築師張永和說，「這裡的人們不像歐洲人那樣理解文物保護行動」的原因之一，是西方的建築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和政權，而中國的建築材料與設計在兩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例如，一座像大教堂那樣引人注目而又值得一遊的地方，人們身臨其境後，似乎來到一個具體的時間，有著可追憶的政治、藝術、道德與經濟情況。然而，在北京，人們看這些老建築時，只能想起解放前的一個時期：封建王朝。「人們不清楚舊與新之間究竟有何區別。」張永和說。

即便如此，北京在忙於拆遷胡同社區的同時，也在加速修復一些老建築，而這些老建築在不久前還被嘲笑為一個落後時代的化石。修復後的建築成為學校、辦公室甚至軍隊的營房。現在，它們能夠代表中國文化了，還能帶來不菲的收入。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三年間，首都豪擲三十億元鉅資，用於修復廣受旅遊者歡迎的古蹟。這筆費用已經接近同一時期整個中國的其他古蹟維修費用之和。與此同時，還制定了財政預算：到二〇〇八年，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費用是六億元。根據中國日報的報導，這筆金額約等於北京在「二〇〇〇年之前的幾十年中」在文物保護方面支出的總和。

鐘樓和鼓樓都進行了修復，中軸線最南端的一座塔也縮減規模進行了重建。工人們重新開挖菖蒲河，清空了儲藏全國遊行慶祝裝飾品的倉庫，沿岸修建起了菖蒲河公園。後海附近的古老商業胡同菸袋斜街上，衰朽的危樓被拆除了。西鼓樓大街進行了修繕，但並未拓寬，大街上歷史悠久的槐樹可以繼續灑下濃蔭。

什麼東西值得保護，這其中的關鍵，一是優先順序的確定，二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待。不管看起來有多麼脆弱，保護一棟單獨的建築，總比維護整個社區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捐贈的資金。說服局外人來保護一種無形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更是舉步維艱。局外人並未生活於其中，也沒有見證過，即使是一條新道路或者幾戶人家的拆遷這樣最微小的「裂縫」，會給這樣的社會結構帶來什麼樣無可修復的破壞。「無形巨手」絕不會去修復老社區，它只會將它們撕裂。

朱小姐與我總是出了校門往東走，經過正在拓寬的煤市街工地，來到廊坊二條上用午餐。這條胡同裡有四十家小餐館，是北京密度最大的「老字號」聚集地。有的老店在十九世紀眾多歌頌北京特色的詩歌中聲名遠播。

最近，北京晚報撰文哀悼首都六百多種地方小吃中，只有一百種左右還有人製作。文章中說，年輕人更喜歡披薩和肯德基的味道。在這裡要為年輕人們說句公道話：北京的小吃很多都是油炸食品，乾巴巴的，並非所有人都能饞得人流口水。朱小姐把頭髮綁在後面，斜著身子，「吸溜吸溜」地吃著一盤羊腦。但在我大口喝豆汁的時候，反而抱怨了兩句。豆汁是用豆渣做的一種飲料，綠綠的顏色，喝起來味道酸酸的。

廊坊二條位於前門大街和煤市街之間，這裡有若干條帶有廊坊的小街道，廊坊是一種獨特的建築形式：走廊用木條圍起來的二層灰磚小樓。十五世紀初期，明朝開國皇帝召集生意人在大柵欄的這塊區域開店。接著又頒布詔書要求商人和手藝人必須按照行業在同一條街上經營，彼此照應，互保平安。廊坊的各條胡同就以在那條胡同上的生意命名。二十世紀開始，西方的旅遊地圖將這些胡同標注為「燈籠街」、「玉街」、「珠寶街」、「黃銅街」和「絲綢街」等等。私人錢莊也籍此發達起來，將這些胡同變成首都的珍寶和金融中心。

這個區域好似一個露天博物館。胡同太窄，汽車進不來。曾有很多私人錢莊的那條胡同不到十二寸寬，所有劫匪跑到此處，往往走投無路。另一條胡同的中間有一塊水泥板，人們必須低頭彎腰才可通過。磚木混合結構、雕花的屋簷與門窗、鋪著瓦片的房頂，這些建築是這一帶最吸引人的，然而很多都搖搖欲墜。衰朽的木頭與古老的招牌在鏡頭下展現出浪漫的美，然而這不是風景明信片，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美髮沙龍」、販賣盜版光碟、廉價捲軸畫和性愛玩具的商店佔據了這些老房子。多數狹窄的小餐館要靠老主顧們才得以撐下去。他們將菜名和價格手寫在板子上，比如，一碗小腸五塊五。你要先付錢，然後接過一張權充「收據」的方形餐巾紙，在外面排著隊，慢慢移動，一直輪到你站在一個裝滿了鹵煮的熱氣騰騰的大鐵鍋前。

我是這條小吃胡同的常客，因為在北京很難再找到這樣的地方了——店員懶洋洋地不會刻意討好你，同時又有那麼多老主顧，彼此都認識。大柵欄西街也擁有眾多餐館，離我家也只有一條胡同的距離，但我從未在那裡「覓食」。那裡全是陌生的遊客，每家店對你的態度也就是對待遊客的態度。店裡的食客還會問我一連串同樣的問題：來自什麼國家，今年多大，每月賺多少錢，還有筷子用得怎麼樣。

而在廊坊二條，我就像一個鄰居一樣。我最愛光顧的餐館專做褡褳火燒，那是一種油炸的點心，長方形，好像過去裝硬幣的零錢袋，兩端縫緊方便裝餡兒。這家餐館創始於一八七六年。二〇〇六年三月的一個早晨，一張布告貼在餐館的外牆上：維護北京古都風貌，張開雙臂迎接奧運！

等到○拆的符咒出現在廊坊二條的每一家的牆壁上時，公眾的反應不是憤怒，而是哀悼即將關門的「老字號」餐館。

於是，每天老餐館開門時，店外就排起了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隊。各個店舖門前的隊伍互相混雜在一起，食客們必須得大聲喊出自己到底要吃什麼。排在我身後的一位老人帶著自己的孫子，好讓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嚐嚐廊坊二條的爆肚馮與小腸陳，這是此地獨一無二的風味。前來此地的路途、周圍的建築、街上嘈雜的市聲、熙熙攘攘的人群，這一切都是那碗美味的一部分，需要花些時間才能體會得到，老人點頭承認，而他的孫子們正張大懵懂的眼睛，盯著那口咕嘟咕嘟的鐵鍋。

在北京，我請一位活躍的民間保護主義者描述一下這座城市的規劃中是如何缺少公眾參與的。「就好像我們仍然生活在皇帝的統治下，」華新民對我說。她是本地一位著名建築師的女兒，曾經努力抗爭，想要挽救自己與家人從一九一四年起就居住和生活的老四合院。如今，剩下的只有一張張照片和從一個塑膠資料夾裡抽出的一疊厚厚的產權資料，堆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她過去居住的社區現在大廈林立，寬闊的馬路上還有一家裝修豪華的路虎車展示店。

和父母是知名人士的其他的北京知識份子一樣，華新民在媒體前總是不合時宜的坦白與直率。某種意義上的特權給他們提供了保護。我翻看著手裡的相冊，裡面的相片記錄了多年來那些被拆毀的四合院。華新民逐個把這些四合院的情況告訴我，她的語調好像是在說起一個故人。「那個院子在米市胡同，」她說著，表情肅穆。「它被謀殺了。它本是有生命的。」

華新民把自己的工作比做救火隊。她跑遍了整個北京，大吼大叫，一邊讓拆遷隊從那些被保護的建築上走開，一邊提醒警方。「我好像是在自己的國土上的恐怖份子，要襲擊我們自己的家！」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隨著古城的現代化，這種「襲擊」在全世界屢見不鮮。「在一九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將近四分之一的地標性老建築被阿姆斯特丹人自己親手夷為平地，」安東尼•董（Anthony Tung）在其著作《保衛世界偉大城市》中寫道。「開羅是這個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在世紀初還未受破壞的中世紀穆斯林城市之一，有超過一半的建築被列入保護清單，但被開羅人自己毀掉了。」

新加坡人也親手拆掉了自己的城市。雅典人將自己城市裡十九世紀的設計藝術品破壞到「只剩一丁點兒」。紐約城有成千上萬的老建築毀於「紐約客」之手。莫斯科拆掉了自己教堂上的洋蔥型圓頂和古老的鐘樓。儘管在二戰中由於歷史悠久而免於燃燒彈的轟炸，京都的居民們之後還是拆毀了大部分木造建築。「羅馬人拆毀了三分之一的羅馬歷史建築」。土耳其人眼睜睜看著伊斯坦堡的奧斯曼建築衰敗老朽卻無動於衷。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北京就像對待疥癬一般擔憂著舊城，他們削去了城牆，拆除了胡同。中國其他城市的行動也如出一轍：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全中國有三百個城市擁有自己的城牆，現在只剩下四個城市。

巴黎拆毀了自己的「雷阿勒」中央市場。十九世紀中葉，土木工程師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 Eugene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紀風格的城市中心進行了改天換地的「大手術」。他用筆直的馬路取代了彎曲的小路；將道路拓寬三倍到一百四十碼。每條新的街道都佔據了原來六條小巷的空間。小說家保羅•拉法基（Pali LaFarge）設想，這位工程師的內心活動是，「啊，老城區，你這個老婊子。我將像掰開一個舞女的雙腿般拓寬你的道路，將奧斯曼公爵的種子播撒在你所有的院落與巷道裡。你那些陰暗的角落將不再陰暗，永沐光明之中。」

北京的媒體總是用積極的語氣敘述奧斯曼男爵對巴黎市中心的改建。男爵先生和「無形巨手」一樣，都不用面對選舉出來的官員、手握選舉權的公眾以及擅長揭發醜聞的媒體。一九二九年，柯比意在他的書中寫到，「要想像奧斯曼時代那樣，將整個區域的人們蒙在鼓裡，把居民趕出家園，在三到五年內，於巴黎擁擠的心臟地區開闢出一片荒漠，如今已是不可能的了。」

當代對奧斯曼男爵的批評中，有一條「罪狀」提到，他開闢出來的寬闊街道為拿破崙三世的軍隊提供了發射炮火時的瞄準線。這種說法也流傳於北京的大街小巷裡，政府夷平胡同的原因之一，是想讓中央機構不再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時那樣，被迷宮一般的藏身之處所包圍。（奧斯曼所建造的寬闊大道並未能阻止市民暴動。道路建成後一年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攻佔這座城市長達兩個月，直到兩萬公社成員在一個星期內被迅速處死，佔領才結束。）

然而，在夷平的老社區上修建至少六線道的大道，並不意味著北京就會和巴黎大同小異。奧斯曼男爵設計道路之時，汽車時代還非常遙遠。他那些灑滿樹蔭的寬闊人行道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享受「用雙腳丈量城市」的古老意趣。這些道路成為公共空間的一部分，而並非供汽車呼嘯而行。北京的一些新建道路太過寬闊，經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過馬路，走到半路紅綠燈就變了，只好手足無措地被困在車來車往的路中央。在人行道旁邊，奧斯曼還設計了露天咖啡座、公共浴室、獨特的生鐵澆築裝飾的地鐵入口以及形形色色的招牌支架。

巴黎新大街邊的建築也是相互聯繫的，和北京方方正正、互不相連的大樓不同，奧斯曼男爵設計的大樓高度統一、材料一致，形成一道獨特的「街壁」，把商店和住家相連在一起，而且都有雙重斜坡的屋頂。它們決定了今日巴黎的面貌。一次，我在巴黎拉丁區一棟奧斯曼設計的公寓裡暫住，公寓的巴黎房東來到樓下窄窄的巷道裡，對我說，「過去的面貌依舊停留在此地。之所以設計這棟大樓，就是為了經濟狀況不同的人們可以生活在一起。對於我來說，奧斯曼的設計鑄就了巴黎的心臟，而且到今天還在鮮活地跳動。」

然而，巴黎改造計劃接近尾聲之時，奧斯曼男爵被拿破崙三世解職，因為公眾對不斷增加的巨大費用和存在的腐敗感到憤怒。巴黎市區改造計劃開了利用政府財政支持城市發展的先河。

和中國的所有城市一樣，北京不會透過發行市政債券或者增加稅收來融資，而是透過收取土地轉讓金。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交易在層層官僚機構暗中進行，大量現金莫名其妙地流失。二〇〇六年，首都的副市長——掌管奧運場館建設以及決定城市拆遷事宜的最高長官——因為腐敗而被解除職務，並除掉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中國國家媒體報導說，他「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濫用職權，批準對其情婦有利的合同，非法攫取了鉅款」。

很多研究城區發展的歷史學家都指出，很少有人稱讚奧斯曼男爵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了很多大型公園的創舉。有的則為奧斯曼正名，認為他其實是無罪的，沒有證據證明他在巴黎重建的計劃裡中飽私囊。

傳說在他的彌留之際，曾希望自己並未對巴黎進行過任何改造，這是真的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奧斯曼男爵，這個擴張者、這個拓寬者、這個號召在巴黎老城加速流通循環的人、這個「拆」字最初的「守護神」，最終死於肺部栓塞。

在一些古老城市拆除自身時，另有一些古城則堅決地保衛著自己的特質，維護著獨特的「地域感覺」。歷史學家安東尼•董觀察得出，「任何大城市的保護，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不同的都市社會如何創造出具有非凡意義的都市環境的故事。透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的人類居住所形成的都市風光，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並使人們意識到，毀掉老建築，不僅僅是肉眼所看見的拆毀古老磚石那麼簡單。」

這些城市同時還採取行動，撥款用於社區的保護。一九五七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城市修復公司」。這個公司在一些被開發行為所威脅的邊緣地帶，修復歷史悠久的建築，並以最低價格租還給過去的居民。公司通常瞄準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街角建築，這樣一來，就相當於給整個街區的美化做了廣告。同時，他們還贊助相鄰建築的主人，讓他們給自家建築的外牆塗上油漆，做一些小型修復。

在維也納和巴黎的馬萊區，也進行了類似的做法。由城市撥款，對歷史悠久的建築進行修補。安東尼•董將一九〇〇年以後的巴黎與北京的不同命運進行對比，指出，在一九〇〇年，兩個城市都是「全世界最宏大的兩件和諧統一的城市藝術品。」今日的巴黎，基本還保留著當年的歷史韻味；然而北京卻已經支離破碎。原因何在？「是不是因為巴黎那些美麗的建築很多都是做公共用途，所以更多的當代巴黎人對這些建築更有種主人翁意識？是不是因為巴黎的美更多地影響到廣大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也因為這樣，所以當美麗的城市被侵蝕之時，才有更多的巴黎人感到深深受傷，並為之呼籲？」

是的。而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的看守人在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