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海盜

他們是海盜？海寇？海賊王？還是海上英雄？

中國歷史不寫的中國史
昔日海上中國的輝煌與苦難

失去海洋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沉淪
中外歷史無數次證明
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為重要
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都可認為是「失敗國家」。

《大國海盜》是一部對中華海盜的全新解讀，也是一部華人殖民的悲壯詩篇。當西方的海盜們在國家力量的鼓勵和支持下，開疆拓土時，汪直、林道乾、林鳳、鄭芝龍、鄭成功……這些所謂的中國海盜卻不得不兩面作戰：一面迎擊遠道而來的西方同行們，爭奪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則必須繼續面對來自政府的不斷圍剿。在皇權和西方同行的雙重打擊下，中國人雖然早在西方之前就開始移民海外，卻遲遲難以發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並不斷受到當地土著乃至後來者們的打壓。

中國海盜雖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壓，另一方面卻總是嚮往體制內的召喚，只要有機會能上岸當官，他們幾乎可以立即捨棄海洋上的一切，反過頭來把矛頭指向昔日的同行。

其實，與其說作者說的昔日海盜的歷史，不如說說的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海上角逐，借古是為了諷今，在作者的字裡行間裡分明透露著海上中國的無奈和悲愴，也因此，作者大聲疾呼：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注定是失敗的國家，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為重要。

雪珥

澳大利亞華人，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拓荒者，有良心的歷史發現者，一直致力於收藏與晚清有關的海外文物，通過挖掘海外史料，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改革史，不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更重視思想的理性和寬容，及歷史研究成果的大眾傳播效果。

主要著作有：《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國運一九○九：清帝國的改革突圍》。

〈序１〉
沉默的海嘯
戴旭

關於海，當代中國人中，我似乎是說得最多的一個，已經「說」累了。但沒想到，「讀」關於海的文章，也讓我感到無法釋懷的沉重。看到雪珥先生發來的《大國海盜》，忍不住一聲長歎！

我是軍人，雪珥先生是商人；我在大陸，他在海外。不同職業，不同視角，但對於海，雪珥先生竟和我有著同樣刻骨銘心的觀感：中華民族不懂海。它遊戲海、輕蔑海、疏遠海、畏懼海，最終遭受海的吞噬與捲擊；而同一時期，西方卻親近海、征服海，最終大海給他們奉獻了整個世界。

因為與海隔絕，與世隔絕，中國錯過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整整一個階段，一個從近代到現代的階段，直到今天，中國的整體戰略目標還是「現代化」。中國由此付出的進化代價磬竹難書──時至今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底，都有一塊屈辱近代史的傷疤，我八歲的女兒春遊圓明園，看到柳綠花紅之下的殘垣斷壁，竟然也「思緒萬千」！那是中國人的「哭牆」。

沒有海洋就沒有未來──當中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晚了：不僅屬於公海的部分已全部被別人占有和控制，天經地義屬於中國自己的海域，也被街坊四鄰掠奪得面目全非。當代中國最多的外交煩惱，幾乎全部與海有關。這是一種報應，是我們在為歷史上的短見，繼續支付著的現實代價。

大約是出於和我一樣的焦慮和不甘，在繁忙的商務之外，在幽遠的海天之間，雪珥先生向他的同胞捧獻出了《大國海盜》。

我的理解，這是一本說海的書，海盜只不過是雪珥先生旁敲側擊的噱頭。和其他鉤沉歷史的著作一樣，雪珥先生一如既往，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在第一章的第一段，當他素描般地寫完朱棣斬殺鄭和獻上的華人海盜之後，筆鋒輕輕一轉：「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斷了海洋中華的命根。」

說到海就有說不完的話題。中國輝煌的古代史是從海上突然結束，近代史又從海上一頁頁展開的──那是中華民族從未有過的漫長血淚史，它一直延伸到今天，並將繼續向未來展去。一步落後步步落後，當鄭和從海上空空歸來，世界第一的海上雄師疲憊地蜷縮在陸地上的時候，西方下海了；當我們被西方由海到陸一步步擠壓在本土，像老鼠一樣找食、挖煤的時候，他們又從海上起飛了。

中國落後西方，當年是從陸地到海上的一步；今天則是從陸地到海洋到天空的兩步。

海之上，國有殤。二○○五年，有感於全球華人都在紀念和歌頌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我寫下這樣的感慨。在鄭和夢遊一般虛幻的光榮之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史簡直不忍卒讀。

由於遠離海洋蝸居黃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國人的文化和思維，無一不帶著黃黃的土色。僅以軍事論，中國漫長的戰史幾乎就是一部徹底的陸戰史，只有現代一星半點的空戰點綴。海戰的篇章單調而悲愴，除鄭成功的「成功」之外，僅有的一次對外敵的大海戰，竟以全部海軍覆滅載入史冊。這一次失敗也直接導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崩潰。但是，五十年後民國海軍自沉長江，又第二次全軍覆沒。這樣的軍事遺產，讓今天中國軍隊無法擁有現代化的基因，也是十三億人數十年來魂牽夢縈呼喚航空母艦的前世情由。

自一八四○年至今，中國軍隊從來沒有與列強軍隊進行過裝備對等的戰爭，總是處在「以劣勝優」的狀態。接力賽進行到今天，歐美已經在籌備太空戰網路戰，我們還在學習陸海空聯合作戰，理念上落後了六十年；歐美是飛行化的軍隊，我們是爬行化的軍隊，空間上的差距更無法計算。他們軍衣的主基調是藍色的，我們軍衣的主基調是黃色的；這種情況和鴉片戰爭時期中西軍隊形態的對比大同小異。只是因為有著核武器的威懾，雙方軍隊未有全面對撞，常備軍的本質性差別才無法形象地體現出來。但如果打開世界地圖，仍然會一目瞭然：中國軍隊以大陸劃分的七大戰區都是在陸地上；美國以全球劃分的六大戰區，囊括了世界所有的陸地和海洋。

軍事是政治的繼續，經濟是政治的核心。由軍事的視角，稍微踮一下腳跟便可窺出當今中國與西方本質的差別。我相信，往來於中國與澳洲的雪珥先生，在從澳大利亞回國的途中一定無意識地感受到了今天中國與世界在外觀上的「天壤之別」：飛在天上的客機不是歐洲的空中巴士就是美國的波音；而在中國大陸，到處卻是忙碌的工地。歐美仍在?翔，中國還在刨地。

建國初期的大躍進也好，改革開放年代的房地產也好，本質上都是中國試圖在自己的那一小片黃土裡（去除藏疆等很不適合大規模居住的部分，中國的有效國土面積其實特別小）試圖尋找「現代化的奇蹟」。

對海的態度，決定了中國和西方的興衰；而對海的態度，主要又具體地體現在對於航海人和海外人的態度上：西班牙對第一個完成環球航行的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其實也是個海盜）舉國敬仰；英國授予海盜梟雄德雷克（Francis Drake, 約1540-1596）以「上將」軍銜，讓他領軍贏得海上霸權；美國把海權理論的創始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其實是國家海盜理論的創始者）奉為先師；中國的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則在出海時是一位肩負追剿前朝政敵的使命，歸航時則卻只成了外交使節，在今天則被宣傳為偉大的航海家和和平使者。

歐美航海英雄的背後，是成群結隊的商船，洶湧澎湃的海盜，浩浩蕩蕩的海外開疆的征伐大軍，廣闊富饒的海外殖民地。

中國航海先驅的背後，則是大艦隊被付之一炬後冰冷的灰燼；是片帆不許下海的嚴令，是對海外同胞被殺的冷漠無視；是對敢於違抗海禁之人的痛剿絕殺；是洶湧波濤撞擊在灘頭上絕望的歎息。

雪珥先生的《大國海盜》，寫的是「正史」大多不屑的故事。

中國歷朝歷代的所謂正史，寫的都是皇帝如何聖明，功績如何偉烈。到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近代，東西方對撞在即，中國政治內耗自戕依然如故。大英帝國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在率領龐大使團覲見乾隆後，以驚奇的語氣寫下「停滯的帝國」（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據此寫下《停滯的帝國》﹝L'Empire Immobile﹞一書），而天朝面臨天崩地裂竟渾然不覺。中國在近代之被西方肢解，其實包含著歷史注定的政治必然，甚至地理和物理性的必然：擁有無限進取衝動的海浪波濤，當然要不斷吞噬靜態的岸線。可惜，中國官家的《資治通鑒》和坊間評書裡，樂此不疲的永遠都是宮廷內鬥，權謀詐術，刀光劍影，血雨腥風；最多不過是陸戰場上的格鬥拚殺。即如今天，舉世推崇的仍是孔子，滿口治世名言而絕無興國大略。中國之重內治、尚空談，根深蒂固，千秋萬代。歷史上的中國沒有真正的世界戰略；今天的中國也沒有幾個真正的戰略思想家。

但大陸之外，居然、幸好有一個雪珥先生，這個自謙為「歷史拾荒者」的華人，在海外默默地收集、整理、加工中國歷史的碎片。正是這些正史不屑的故事，包含著國運興衰的真正秘密。《絕版甲午》如此，《國運一九○九》如此，眼前的這部《大國海盜》亦如此。

在第一章說完「鄭和艦隊大閹割」後，雪珥先生發出了他的第一聲質問：「他有選擇嗎？中國有選擇嗎？」隨後的「東海之殤」和「逼下南洋」，我幾乎聽到雪珥先生急促的喘息：「這是挺進東南亞並落地生根的第一個華人武裝團體，但在林道乾的背後，卻是一個政治極度腐敗的祖國，『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而政府卻不惜聯合外人，對他進行越洋追殺……」在「林鳳挑戰西班牙」的那一章，雪珥先生說：「在這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馬圈地競賽中，憑藉數百年來積累的航海技術、海商網路及毫不遜色的軍事能力，中國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於西歐的海洋國家，而獲得在海洋上的更大空間……」

雪珥先生曾經也想振作一下，給他的同胞一個歷史的驚喜，所以在寫到第五章「飛龍在天：官盜一家鎮大洋」時，他忍不住激動：「這是中華民族海權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在國家公權力的支持下，『海盜』鄭芝龍終於成為中華帝國伸向海洋的矯健臂膀，兩百年來，中國人第一次重新奪回了海洋的發言權。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黃土中國，終於迎來了一絲藍色的希望……」

可是，接著我又聽到了他近乎悲傷的惋惜：「幾乎控制了整個太平洋的鄭氏海上王國，再度因中國大陸的政治動蕩而失去了堅實的根基。與清政府隔海對峙，銷蝕鄭成功的實力、也銷蝕了中華海權那燦爛而短暫的輝煌……」

雪珥先生看似在寫海盜，實際是在舒展一種精神──我稱之為海盜精神，即進取精神和冒險精神。這種精神加諸個人，則充滿進攻和戰鬥性，極致則殺人越貨橫行霸道；化身國家，則開疆闢土，威震八荒，乃至稱王稱霸。不幸的是，雪珥先生是在寫中國海盜，寫他們被閹割、被砍頭、被徹底剿滅的故事。一部近代史，已經足夠中國的男兒把酒凌虛，而這杯苦酒，現在又被添進血腥的鹹味。

像一部悲情的交響樂，在歷史的悲聲沉落到谷底的時候，雪珥先生連續以「亮劍越戰」、「中葡海盜戰寧波」等激越的章節，試圖在絕望中點亮某種激勵的火苗。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他以文史大家的點悟功力，緩緩抖出「包袱」底下珍藏的條幅：

「大國海盜：骷髏旗下建強國」！

雪珥先生意味深長地寫道：擁有強大的「海盜」力量是大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之一，「海盜」不僅是拓殖擴張的先驅，也成為引領海軍以「反海盜」名義而進一步拓殖擴張的藉口。中國錯過了「當海盜」和「打海盜」的兩次歷史機遇……

圖窮匕首見，書盡真意出！

雪珥先生順著那些海盜的血跡，不動聲色地揭開那些龍袍蟒帶裹蓋著的思想的僵屍，用他那看似漫不經心的評論，一下接一下地鞭笞著。

而他最後抖出的那七個字「骷髏旗下建強國」，在我看來既如歷史深處傳來的暮鼓晨鐘，又如響徹今世的霹靂絕響。雪珥先生說，「英國人並不用Pirate（海盜）來形容德雷克，而是另用一個與Pirate很相似的單詞──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盜）與Privateer（私掠）的區別，在於後者持有國家頒發的劫掠許可證……私掠船，實際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國海上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私掠船制度，是英國人的一大發明。這一發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蒸汽機的誕生相媲美。這臺『海權』蒸汽機，第一次以國家的名義為『海盜』進行了正名，『海盜』行為不再是邪惡的，而是愛國的、高尚的……從此，『海盜』被制度性地納入了英國海權的拓展之中，海盜、海商、海軍的『三位一體』，令曾經羸弱、貧困得無法供養一支正規海軍的大英帝國，迅速成為世界超級大國。」

這是多麼深刻的揭示！大宋只知道「送」，最後「惶恐灘頭說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過全球大帝國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繹了遊牧民族最後的輝煌之後，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在北京八里橋被英法排槍獵殺……一部萬馬奔騰的歷史，到此萬籟俱寂！中國在明朝失去成為世界大國的機會之後，事實上已永無可能再次成為世界大國──原因很簡單：地球上已經再沒有了無阻力擴張的基本空間。非僅如此，時至今日，中國在逃過歷史上的海嘯吞噬的驚險之後，依然面臨著再次被海嘯撲擊的危機。

但是，時下的中國，正瀰漫著和雪珥先生的歷史感覺完全不同的情緒，海軍的一位將軍級歌唱家，以一曲《好日子》，把幻想唱成了現實。當雪珥先生寫完這本書，我在二○一一年初春寫著以上文字的時候，中國的海軍護航編隊，正在當年鄭和船隊曾經遠航的地方打擊一群在海上搶劫的農民和漁民；中國的航空母艦正在建造。

雪珥先生的書會讓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感到慚愧，假如他們看到這部書，他們就會忽然發現，現今的中國還沒有人能夠創造出和本書中那些海盜相比的「殖民」業績。只要我們還在將「殖民」視為貶義詞而口誅筆伐，我們的見識其實就和本書中那些可笑的、自斷民族命根的劊子手半斤八兩。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在寫到中國與海洋這一頁時仍然忍不住說：「如果當時的中國也像歐洲一樣對外開拓的話，今天中國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這個世界級的歷史學家的筆下，「殖民」一詞的含義是「對外開拓」。

可惜的是，中國是一個從心底裡蔑視、在言語上譴責擴張的國家和民族，儘管它在歷史上許多次被擴張者掠奪和征服，現實中仍然被擴張者欺凌和壓迫。中國仍然只是滿足於做反對者，永遠不去學習征服者的優點和長處。這從現在中國經濟的內向性可以看出來：中國的經濟就是內部爭奪，房地產是沒有外部掠奪性的，既賺不了日本的錢、也賺不了美國的錢，而美國的飛機和日本的汽車卻可以賺全世界的錢。這背後，根本上說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國的戰爭史中內戰占了絕大部分，以漢族為正統的中國古代王朝，漢代以外幾乎沒有多少「對外開拓」的貢獻，一個文武雙全的孔子，被後人取掉寶劍，悄悄地進行了文化閹割。天安門廣場東邊的那尊雕像雙手作揖，慈眉善目低眉唱和，正是某些中國精英的自我寫照。

中國沒有人去真正思考民族未來問題，只滿足眼前和腳下。中國已經重新鑽進歷史的黃土堆裡，在遮天蔽日的煙塵中迷失了現代化的方向。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先生在〈中國景觀〉（《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話就說：「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混濁江河氾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屋、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護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中國從來如此，至今如此。中國已經在那片過於擁擠的土地上累斷了無數個世代的人的腰，但是，現在的中國人還在房地產上競折腰。而此時的世界，正向著太空世代、奈米世代和雲端世代風馳電掣。中國周邊，一個綿延數萬公里的C字型海陸包圍圈已經形成；美國在當年甲午戰爭的戰場上演練針對中國的「空海一體戰」，日本站在一百多年前併吞的球球群島上，躍躍欲試準備西進；南海那些蕞爾小邦，曾經的西方和中國海盜們的進貢者，今天也嘯聚哄搶中國的島礁海域。

可是，中國本來可以不如此！上天給中國安排了海陸大國的天然地理，將統治全球的使命交給中國，而中國也的確曾經無意中在世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領先了一千八百多年，但是，最近兩百年卻突然跌到了谷底。至於其中的原因，中國的有識之士已漸漸揭開真相，如近代梁啟超、周恩來，現代的倪樂雄等。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也看到了那一片流滿中華民族鮮血的深藍。

我經常絕望地想：為什麼鴉片戰爭的炮聲、甲午戰爭的炮聲都喚不醒中國人？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的本性和中國的宿命？也許我們真的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全人類使命的民族，至少歷史上是這樣。我們甚至也對歷史賦予的其他使命視而不見。我們只知道軍隊是用來保家衛國的；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人已經足夠聰明，也不過知道了做生意可以賺錢，GDP第一，就是第一強國，為此我們要不顧一切地韜光養晦……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在從事軍事理論研究的二十年中，我從空中俯瞰最多的是大海；在給我招致驚濤駭浪的一次軍校演講中，我疾呼「中國海軍正處於囚徒困境」，中國六百年來沒有人懂海軍；隨後更出版《海圖騰》，大聲呼喊「開天闢海，再造一個藍中國」。這種呼喊的高分貝，激起日本的點名批判和激烈攻擊。之後我的處境變得惡劣而微妙，不得不處於被封閉的狀態，一如中國多年來的閉關鎖國。

恰於此時，看到《大國海盜》。思想的援軍來得正是時候。所以，當雪珥先生囑咐我寫序言的時候，我雖明知冒昧難當，還是一口應承。

粗略掃過《大國海盜》，心中猶如山呼海嘯。在地理大發現、世界大融合的趨勢之下，沒有一個大國，可以安然地固步自封坐守危城。那種希圖以貿易實現強國的夢想，不過是幼稚的幻想，一部世界貿易史，只是附在那部世界擴張史上騙人的美麗封面。那種試圖不想經過血火拚殺而贏得強國地位的幻想，更是可笑的癡人說夢……美國今天的地位和它在歷史上的作為之間的必然聯繫已經說明了問題。

英國軍事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在評述一五八八年英西海戰時，動情地說：「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就好像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

之後，大英帝國以兩百多年持之以恆的海上進擊戰略，連續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內亞、葉門、安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以及非洲的埃及、蘇丹、黃金海岸（迦納）、烏干達、索馬利亞、肯亞、尼亞薩蘭（馬拉威）、羅得西亞（尚比亞、辛巴威）、貝專納（波札那）、南非、巴蘇陀蘭（賴索托）、史瓦濟蘭，拉丁美洲一些小國，還有遍布各大洋的島嶼等。

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殖民地面積已達三千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相當於英國本土面積（三十萬平方公里）的一百多倍，殖民地人口達三萬九千三百五十萬，相當於英國人口（四千六百五十萬）的九倍，成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無比自豪地說：「北美和俄羅斯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和西亞是我們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運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及西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就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洋洋得意、充滿信心，極為愉快地注視著帝國的威風……」

而打贏一五八八年英西海戰的那個人，原是一個海盜，名叫德雷克。此人奠定了英國的霸業基礎，堪稱帝國的導師。雪珥先生雖在寫中國的海盜，卻始終將這個世界上最成功的海盜當作一面鏡子，觀歷史，鑒後世。

以我的觀點看，德雷克還是現代海軍之父。毫不誇張地說，他在五百年前關於海軍性質和作用的論述，迄今為止在中國還沒有一個海軍司令的見解可與之比擬。北洋艦隊如果讀懂了德雷克，甲午戰爭的戰場便不會在中國門口的大東溝；今天的中國海軍讀懂了德雷克，便不會有人把海軍當長城以自詡。

德雷克是我二十年前研究西洋軍事史時格外關注的人。我認為德雷克不僅僅是一個英國海盜出身的海軍將領，他更是現代英國的一個符號，是所有英國人思想、意志乃至英國國家戰略的化身。走出去，打出去，拿回來，然後再走出去，循環往復如不息的海浪。

征服海，駕馭海，海國一體，人海一體；以海的精神、海的氣魄，沖刷世界。在殖民者、搶掠者的身分背後，誰都不能否認，大英帝國把許多近代文明的種子，播散在四面八方。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能不像一些普通的歷史學家那樣譴責它；但作為一個超然的歷史研究者，我又想說：一切征服者都是偉大的；只有被征服才是可恥的。歷史永遠都跟隨征服者的腳步。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漢武大帝鐵騎馬踏匈奴黃沙漫捲的豪氣，但絕沒有百舸爭流乘風破浪的波瀾壯闊，驚天動地，驚心動魄。漢武帝的陸地遠征，是以漢族為正統的中華民族雄性的曇花一現，所以，悠悠兩千年，此等故事空前絕後；而西方的海上戰幕，卻綿延五百餘年，至今方興未艾。

方向決定著終點。西方志在遠方，遠方就在腳下；中國只關注眼前，最後只能被別人踏在腳下。故，晚清以後，中國面對海洋民族的進逼，將兩千年來文化圈中的藩屬國全部丟盡不說，還賠進了本土的五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陸地，東南方向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域。而在中國丟掉的這些地方，以今天工業化時代的眼光來看，其中蘊藏的煤礦、原油、森林和其他礦藏，足夠中國使用數百年。但是，現在中國想從這些原屬自己的地方買回礦產，都要費盡心力歷盡周折而依然不盡人意。

由於忽視海，中國丟掉了無法想像的財富，遭受了無法描述的苦難，很有可能，中國還將丟掉未來。

 商人是國家利益的尖兵，海盜是國家的英雄。俄羅斯的擴張，西班牙的擴張，無不是他們國家和民族中冒險者的功勳。對待他們的態度，暗含著這個國家的品質和前途。

雪珥先生以他一貫的客觀、真實，展現了中國近代統治者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荒謬。當別人以舉國的財力和軍力，以無上的榮譽賦予他們民族尖兵的時候，中國給它自己的勇士，送上的是斷頭的酷刑。最後，這個民族迎來了歷史對它的酷刑報應。今天，中國人感受到馬六甲海峽的狹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亞鐵礦石的敲詐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們感受到王直他們熱氣騰騰的頭顱被冰冷的刀鋒斬斷的痛楚了嗎？你們感受到那些中國的殖民者在歷史深處，為這個民族發出的痛哭了嗎？

我想，雪珥先生是聽到了。而通過這部書，通過雪珥先生優美文字傳遞的真切的心聲，我相信更多的中國人也會聽到。

二○一一年四月九日於北京西山

﹝序者簡介﹞戴旭，中國空軍上校，國際知名戰略思想家。著有《海圖騰》、《C形包圍》、《盛世狼煙》等，因慕海盜，自謂「天盜」。被西方稱為中國最大鷹派，自稱「甘為中華做鷹犬」。

〈序２〉
慨歎當年海上行
──為民間版本的「海上中國」立傳
程亞文

在上世紀八○年代的「文化熱」中，不少人曾認為，與西方的「藍色文明」相對照，中國文明是「黃色文明」，缺乏海洋與商業傳統，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挑戰面前，屢屢受挫的基本成因。然而，雪珥先生的這本《大國海盜》，通過還原明清以降民間中國向海洋進取的歷史，我們卻又不難感受到，在中國文明進程中，同樣積累起了深厚的海洋和商業傳統，它對於後來與今天的中國，產生了和還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雪珥先生所述的乃是「晚近」，明朝以來中國人與海洋的那些事兒。這應該有他的考慮，因為也正是與中國明朝同一時期，歐洲開始進入航海時代，海盜們成群結隊從歐洲出發奔赴遙遠的「新大陸」，開啟了世界殖民史的一個新高潮，建構了西方文明相對其他文明的強勢地位，一個所謂「現代」世界也由此發端。這與明季以降，中國官方卻嚴格實行海禁，沿海中國海盜成為海洋中的「孤魂野鬼」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自那以後，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優劣位勢對比，也發生歷史性的變化，近代以來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的節節敗退，部分是由當年中國和歐洲的統治者對海洋的不同態度所決定。

這是進入「現代」世界以來歐洲和中國發生「大分流」的情況，但它也容易使人產生一個錯覺，那就是以為十五世紀明朝鄭和下西洋，僅僅是中國「奔向大海」的一個特例，是「藍色文明」在中國的曇花一現。事實遠非如此。正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指出來的那樣，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實際上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大陸中國和海上中國。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一個「海上中國」就已經在東亞世界顯出了它的雛形，而在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則達到了它的巔峰，就在其後的歲月中，它仍然在遭到削弱的同時，還得以存在和維持。

早在西元紀年開始，中國的商人和帆船便已經往來於東亞沿海，而在最近的一千年中，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往來紀錄，殊為可觀。從歷史記載來看，盛唐與南宋時期，在明代以前曾掀起過兩次航海活動的浪潮。在漢代從陸上開闢出「絲綢之路」之後，西元七世紀時，經由中國南部沿海的廣州，到蘇門答臘、馬來亞的香料港，再到錫蘭和印度，最後到達波斯灣的錫拉弗（Siraf）和阿曼（Oman），還存在著一條海上「瓷器之路」。當時的中國商人和帆船雖然可能並未到達波斯灣，但已通過印度洋與波斯人一道，發展起了規模不容小覷的印度洋貿易。

南宋時期則掀起了中國航海活動的第二次浪潮。由於北宋被女真人所侵擾征服，被迫放棄都城開封而遷至南方杭州的大宋政權即南宋，為彌補稅收財政不足和抵抗外敵繼續南侵，宋高宗於紹興二年（一一三二）下令建立了中國第一支常備水師，將原先用於供應貢品的內河與運河，改造為西邊的防禦網絡，而長江與海岸，則分別是北邊和東邊的防線。在海洋變成中國的新「長城」的十三世紀初期，宋朝的水師控制了從福建到日本與高麗之間的東海，並長年游弋於中國的主要河川。及至後來忽必烈征服南宋，還是靠南宋降將劉整和商人朱清與張瑄的幫助，建立起了實力同樣雄厚的水師，才從海洋和河流上打敗了宋朝軍隊，並使南宋覆滅。

明代初年鄭和率領龐大船隊出使西洋，無疑承接了中國以往的航海傳統。從技術上看，舉世聞名的「寶船」，是宋朝「神舟」的翻版，而它的更早模型，甚至應該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命令在閩江岸邊建造的「福船」。而從出使路線看，鄭和足跡所至，西太平洋、印度洋與波斯灣沿岸，都留下了其身影，它無疑是對往日海上「瓷器之路」的豐富和拓展。但是，鄭和船隊在造船技術與規模上，則為以往所遠遠不及，不僅船隻之大、隨行船隻數量之多前無古人，隨船所帶的商貿物品，也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鄭和出海航行，明代中國在海外貿易、政治影響的廣度與深度上，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十五世紀末葉「倭寇」犯亂以前，中國在海上一直不存在值得懼怕的對手。中國與東亞世界的朝貢體系，也賴由鄭和航海，而得到鞏固和強化。

可惜的是，在一四三三年鄭和第七次遠赴印度洋之後，明朝向海洋進軍的意願，漸漸轉為薄弱，「海上中國」的地位，慢慢讓位於了「大陸中國」，乃至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海洋之旅。宦官集團與儒家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一連串的經濟困難對政府維持建造遠航大帆船的船廠與龐大的沿海水師造成了巨大壓力，以及英宗被俘之後蒙古威脅的持續增加，等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泯滅了鄭和所開闢的航海事業。

不過，即使在明朝實行海禁之後，「海上中國」也並沒有煙消雲散。海禁只不過意味著官方朝貢貿易的衰落，在政府層面的海洋進取心逐漸式微之時，「海上中國」轉入民間和「地下」狀態，中國南部沿海居民沿著當年鄭和的足跡，衝破各種障礙發展起來的私人海上貿易，變得蓬勃興旺。明清之際中國向東南亞的移民，便是顯例，而中國南部與東南亞區域的民間貿易網絡，也被精心構築起來、長久生生不息。直到西方東來，中國在西太平洋一帶的海上力量，也沒有因為海禁而明顯落後於西方。僅舉出明清相交之際的鄭成功收復臺灣，當時大量閩人把生意做到日本等海外之地，而鄭成功本人也是在日本出生（其母即為日本人），這便是「藍色」海洋文明在中國未曾消失的一個絕好例證。而明朝後期所出現的「倭寇」，其實其參與者中，大部也是中國南部沿海的商業居民。

雪珥先生的這本書，重點關注的正是明清之際民間中國向海洋進取的史實。無論是在海外稱王建制的王直、挺進東南亞並落地生根的林道乾，還是在呂宋群島與西班牙人短兵相接的林鳳、幾乎控制了整個西太平洋的鄭氏海上王國，或者越南西山政權的華人海軍、與英國和葡萄牙人開戰的近代中國海盜，從他們的活動與影響中，都能鮮明感受到中國始終有一股向外發展的民間動力存在。可惜的是，除掉極短的時期和個別案例外，這些發自中國民間的海洋進取力量，都沒有得到當時官方的支持和配合，甚至還成為政府的圍剿對象。

對於這種事實，雪珥在書中發出聲聲長歎，此乃是斷送中國海洋前途的自宮之舉，是進入「現代」世界以來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的重要成因所在。在他看來，來自民間、最富商業意識和探險精神的海盜隊伍，恰恰是一個國家向萬里煙波蓬勃進取的主要力量。與「海盜」在中國語境中被賦予了負面涵義相反，「在歐洲歷史上，海盜從來就不是個卑賤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經常伴隨著類似羅賓漢式的俠客、或哥倫布式的開拓者的光環，乃至至今仍成為西方兒童讀物中的可愛主角。在西方的大國崛起過程中，都能看到海盜的身影。大英帝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的奠基之戰，就是靠著海盜們組成的龐大艦隊，打敗了西班牙人的無敵艦隊。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以對海盜實行國家扶持政策而著名，英國人通過為海盜們提供『銷贓』市場和基地而積蓄了國力，海盜們更是在政府還窮得養不起一支海軍的時候，通過申請政府特許的『私掠船』（Privateer，亦稱武裝民船）證書，在合法地對『敵人』進行掠奪的同時，用自己的劍與血，染紅了大英的海軍旗。」他的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德國著名哲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在其〈國家主權與自由的海洋〉一文（收錄於《陸地與海洋》﹝Land und Meer :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一書）中便指出：「十六、十七世紀時，鹵莽且不怕冒險的實幹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盜們促成了英國與海洋的聯姻。」

政府與民間的相互合作，使歐洲海盜成為了歐洲國家和歐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先行者，最近五百年間西方文明相對世界、相對文明的優勢地位，與很長時間內歐洲君主們對海盜事業的扶植緊密關聯。

雪珥自稱是一個「歷史拓荒者」，他的歷史拓荒是拓出了真相。他對明清以來中國海盜在「中原」心態下頻頻被絞殺的歎息，直接源於對世界歷史的深刻洞察，「世界歷史是一部海權對抗陸權、陸權對抗海權的鬥爭史」。而在過去五百年間，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都可認為是「失敗國家」，這裡面的主要奧秘，就在於向海洋拓展更容易打造出開放進取的文明形態，而固守陸地則容易抱殘守缺。

雪珥在書中對鄭和下西洋評價不高，這源於他獨特的歷史視角，他希望看到的是內生的、民間的、市場性的向外拓展力量，而鄭和的船隊卻是代表官方，是為肅清「自生自發的秩序」而去，在他看來這似開放而實保守。這是非常有力度的看法，不過，與之後明清君主們很少組織官方形式的海外之旅相比，還是要認為，鄭和下西洋大幅度通過海洋溝通了中國與世界，是中國人構建「海上中國」的重要一章。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世界之間，鄭和每到一處，在致力於發展商業關係的同時，還幫助當地肅清盜匪，建立秩序。明朝中國事實上扮演起了周圍世界和平與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鄭和的海外航行中，雖然也多次使用武力，但與西方海外殖民的暴力方式相比較，明朝的海外事業卻要相對和平得多，並不過分渲染武力，也不以殖民征服為主要目標。中國的「天下主義」治理理想，也得到了周圍世界的回應。明朝中國在長時間內，形成了「萬邦來朝」的大好局面，就是日本幕府大將軍足利義滿，也心甘情願向中國納首稱臣。這段歷史對於今天中國與東亞世界的關係來說，仍有重要的暗示作用。

在東亞世界對中國來說已日益顯示出其重要性的當下時刻，鄭和下西洋時的和平發展方式，如果有效得以繼承發揚，將有力保證中國以相對和平的方式推進文明復興，順利崛起。

而且，從經濟上說，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東南亞世界的貿易，對當時明朝的財政及物質需求，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鄭和下西洋並非純粹是消費性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年代，明朝的財政狀態開始好轉。這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也不無啟示。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已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如今已成為世界的有機部分。在中國致力於開拓對外經濟、政治關係，海外利益迅速增多之時，如何重新建設「海上中國」，已再次成為當代中國不能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在這點上，鄭和所處的明朝所積累起來的海外貿易經驗，也是一筆可資借用的財富。

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後，中國在政府層面的航海傳統漸告散失，從當時明朝所處的年代來說，也許並不就構成一種遺憾。因為，海禁並不意味著民間海上貿易的同時消亡，而且，從明朝的外患來看，主要還是來自於陸上而非海洋，明朝政府不能不把國家的主要防禦精力，投注於陸上武力的建設而非海洋水師；此外，從經濟的角度看，當時中國周圍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不如中國，中國通過內部交換即可實現自給，這也使中國的海外冒險，缺乏持久動力。

不過，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鄭和航海事業最後歸於寂滅，又的確殊為可惜。在一四三三年停止海外航行後，明朝開始有計劃地停止建造船隻、關閉船廠、禁止民間私自建造大船。與此同時，歐洲人卻逐漸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海域，在新興起商業與軍事相聯合的機制下，戰爭行為與市場經濟合為了一體，西方的戰爭藝術與海外商業精神，都在此後不斷取得了飛躍性成長。這也就鑄造了後來中國與西方在經濟社會發展，及在戰爭能力上的明顯落差。相對於歐洲所開拓出來的「現代世界」，鄭和以後的中國由於官方航海傳統的中斷，造成了兩方面的損失：一是航海技術的毀滅，當時的先進造船工具與技術，逐漸失傳；二是航海所代表的商業精神也大傷元氣。鄭和船隊實際上是典型商業－軍事複合體，既能進行貿易商業往來又能征戰，這一點非常類似於十五世紀後歐洲出現的商業與軍事的結合。然而，當一套官僚指令性系統指揮起市場體制，使軍事與商業再次分開時，明朝也就喪失了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建立起「數目字管理」的機緣，從而也就為此後商業精神的開拓，設置了障礙，也為國家防禦外來侵略能力的發展，弱化了組織保障。

另外，在東亞世界內部，由於中國閉關鎖國，減少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往來，則使那些急於與中國通商的周圍國家，不得不另尋出路。其結果之一，是使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大朝貢體系之外，又產生了以日本為中心、覆蓋東南亞諸島國和琉球群島的小朝貢體系。這也是近代以來日本製造種種藉口對外征服、中國也遭受日本侵略的一個重要歷史由來。

﹝序者簡介﹞程亞文，曾為軍事科學院研究人員，現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環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戰略分析師。主要關注戰略和國際政治問題，著有《漸入常規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五版）等，編有《大國》、《戰略與探索》等。

〈後記〉
望海

1

澳洲和中國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從雪梨（Sydney）出發，無論是到上海還是北京，直航的飛行時間大約都在十小時左右。我粗略地算了一下，這十小時中，在澳洲上空、中國上空以及分隔中澳的南洋諸國上空，時間的分配幾乎是三三開。

這說明：一、中國是個大國，在中國的海域上至少要飛三小時以上；二、澳洲也是個大國，在澳洲陸地上空也要飛行三小時以上；三、中澳之間的最短距離，也就是從澳洲最北端到中國最南端，其實很近，最多只是飛越南洋諸島所需的三小時左右。

常常地，我會靠在舷窗向下看，薄薄的雲層下，湛藍的大海一望無際。從過了菲律賓群島開始，這種湛藍色就會一直陪伴左右，直到漸漸變黃。

2

這種色調的變化，曾經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

十年前，澳洲最主要的英文報紙之一《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用三個對開整版的篇幅，轉載了《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長篇文章，全面回顧鄭和下西洋對世界的影響。當時我已在一家金融公司主持亞洲市場工作，卻還兼任著雪梨當地一家中文報紙的編輯。我把那張鄭和「寶船」與哥倫布首次環球航行時的旗艦的對比圖，放上了頭版頭條，那高達三十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倫布的旗艦看起來就像是個澡盆中的玩具。但這個澡盆中的玩具，卻最終贏得了世界，而那偉岸的鄭和艦隊，卻成了歷史澡盆中的一個渺小的玩具。

我在那篇文章的結尾，問讀者：如果當年鄭和定居在澳洲，一切將會如何？我們的排版員說：「廢話！移民就不用靠英文了，全考中文！」我用同樣的問題問金融公司的老外同事們，他們哈哈笑道：「那我們發行債券就不用美元計價，而用人民幣了。」

我無語。因為，我的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歷史不存在假設，而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卻常常願意在心裡去假設，以致長吁短歎，拍案而起。

3

澳大利亞聯邦國防部，是我在澳洲打交道的唯一一個與我的工作、生活無關的政府部門。

那時我在收集澳大利亞殖民地軍隊參加八國聯軍的資料，就給國防部寫了封信，希望他們能給我提供些線索。

不久，我收到了厚厚的一個包裹。國防部的官員不僅給我提供了一些文獻資料的儲存地點，而且直接幫我複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極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單，而其中的六名死難者，更是被詳細地記錄了死亡原因、過程等。

在當年的文獻中，澳大利亞人對參與八國聯軍的動機，既不認為是侵略中國，也不認為只是為了大不列顛祖國湊份子盡忠，而是為了保護澳大利亞免受俄國人的入侵：中國被他們看作是抵禦沙俄的第一道防線，而中澳之間那遼闊的海域，似乎絲毫沒有成為他們心中可以依賴的天然屏障。

我們華人的祖先通過建造長城這樣的人工障礙物，試圖阻遏外敵的鐵蹄，進而更是把大海當作隔絕陌生人的屏障。但是，依靠長城與大海這兩個千年不漏的安全套，在面對這個充滿了強暴荷爾蒙的世界時，真的就能保住中華民族的脆弱貞操嗎？

4

十多年的海外定居，至少改變了我對一個單詞的看法：殖民（colony）。

我曾經以為，這個單詞是如此的貶義，甚至充滿罪惡。即使這個單詞不被列入澳洲的必須遮罩的敏感詞行列，那些殖民者的後裔們也一定會羞於提起。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單詞不僅理直氣壯地出現在教科書中，甚至還成為一些銀行及公司的名號，金光閃閃。

原來，那種貶義的感覺，只來自我們作為中國人那從歷史深處繼承的恥辱。

這種恥辱，其實應該有兩層含義：我們被「殖民」了，太窩囊了，一恥；我們居然沒有去「殖民」，也太窩囊了，二恥。但是，我們總是記得「一恥」，卻忘了「二恥」。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二恥」才是根本之恥，也幾乎就是導致「一恥」的根源。要麼成為狼，要麼成為羊，有第三種選擇嗎？

更令人悲涼的是，「受害」這種「恥辱」，卻被我們成功地轉化為一種自以為是的道德資本。在指責加害者的義正辭嚴中，徹底忘卻了更該自省自責的部分──為什麼「我會受害」？如同我們總是控訴日本之對中國施暴，卻很少自責：我為什麼總是被強暴？眼淚和控訴莫非能抹平任何創傷？能杜絕下次被再度強暴？指責豺狼凶殘，毫無意義，若不凶殘，還能算是豺狼嗎？為什麼我們自己就不能成為豺狼呢？尤其是當我們本具有豺狼的體魄、能力，卻甘心自斷爪牙，不僅披上一張羊皮，甚至將所有器官都做了移植，從裡到外都散發著羊的誘人腥膻，而那無可置換的碩大體型，則除了令這頭羊顯得更為肥碩、鮮美之外，別無用處。

當我們說自己愛好和平時，其實是在為自己的窩囊尋找藉口；當我們說自己追求正義時，其實是在告訴別人我很願意被忽悠。這個世界，和平與正義，從來連遮羞布都談不上，真正能令自己免遭宮刑的，只有兩個詞：一是實力，二是勇氣。

5

梁啟超曾作《中國殖民偉人列傳》，入傳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盜」、「海賊」。他在開篇中就感慨：「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競言闢地殖民，阿利安種之國旗輝映全球，以中國方之誠遠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國力盾其後而中國無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脹力而已。」

梁啟超自豪地說：「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傑若摩西之君猶太、哥倫布之開美洲、克雷飛之併印度，其人大都曠世不一遇，而中國乃時時有焉。」然後他舉出一大堆開疆拓土的先驅們，希望「我華人所應永永不忘也。」但這種表面上強撐出來的自豪，卻絲毫無法掩飾內心的痛楚：這些「殖民偉人」們，不僅最終能成大事者極少，其中不少甚至連生命的善終都不可得。因為，他們不僅要與天奮鬥、與海奮鬥，還要與人奮鬥──包括作為競爭對手的西方「殖民偉人」和「殖民凡人」，更包括那在背後死死追殺的「偉大祖國」。

一個總是被「自己人」在背後捅刀子的先驅，除了充當先烈之外，別無出路。如果要避免充當先烈，最好的辦法就是別去充當先驅。於是，蔚藍色成了中國最需遮蔽隔絕的「敏感色」，黃土高原的漫天沙塵，從海參威一直遮蔽到曾母暗沙。整個羊群集體背對大海，假裝它並不存在，卻滿嘴黃沙地哞哞高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

6

《大國海盜》最早動筆於二○○七年。那年，我從英國政府的檔案中，看到了那打遍世界的英國海軍，居然想方設法去避免招惹強大的中國「海盜」──不久，看似更為強大的中國官方卻輸掉了鴉片戰爭。

這令我幾乎失眠，整夜地思考「海盜」這個中文貶義詞的真正含義。

於是，逐漸地有了這本《大國海盜》。

當我在為香港某電視臺製作《大國海盜》的專題片時，曾提到：為什麼海外的華人，經歷了幾百年的開拓，很長時間內卻依然只能「僑居」、「客居」在那些早已可以當作家園的地方，他們其實就是土著，卻如同一個行人、如同一個房客，甚至還經常要遭受「主人」、「房東」的打罵甚至屠殺呢？

在電視臺列印好的場記上，這段話後面用括弧加了四個字──「（情緒激動）」。其實，面對著攝影機，我已經淚流滿面、哽咽無語。當時，攝影棚內十分安靜，只有機器運行的細微電流聲，我看到，攝影師的眼中，也是濕潤的。

什麼時候，我們的後人們提起「中華民族的大海」，能夠不再落淚呢？

7

我寫的歷史小書，是不能稱為論著的。

我的書和報刊專欄，本來完全隔絕。書的處女作《大東亞的沉沒》，按照相當嚴格的論文標準寫作，幾乎可稱「無一字無出處」，引文密密麻麻。但是，無論大陸的還是臺灣的媒體及出版商，最後都建議我改寫，刪除了那些引文出處，令讀者能更輕鬆閱讀，居然受到了讀者的熱捧。自此，我的書也就與我在報刊上的讀史專欄一樣，成了「歷史現場報導」，細節第一、史料第一，徹底摒棄學術八股，有媒體將其總結為所謂「新聞史學」。

這本書也不例外，就是我作為「記者」深入到歷史現場給您發回的報導。如果學術圈內的朋友責怪我行文不列出處，我承認並抱歉，但如果要因此責怪我信口開河，可就請三思了：書中細節，依然可說是「無一字無出處」，您如果不知道出處，那就再多讀點書吧──這點自信，就是我的小書與時下流行的歷史說書的區別之一。

當然，還要感謝：

好友戴旭、程亞文，為本書寫出了激情四溢、精彩紛呈的序言，新一代中國軍人握起筆桿子來，絲毫不亞於槍桿子；

「漢唐陽光」尚紅科先生，作為這家著名民營出版公司的掌門人，他長久地關注著我的寫作，並耐心地等待著我的鈍筆；

《中國經營報》的兄弟們，作為我最為持久的報刊合作夥伴，他們一如既往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就提供了大版面作為舞臺，令我能夠與他們的百萬讀者提前分享歷史心得……

在這本書付印的時候，我正在澳洲「中部海岸」（Central Coast）起勁地尋覓新家。我告訴房產仲介，房子無所謂大、無所謂豪華，只要能讓我坐著看海、躺著聽潮、出門踏浪，就知足了。據說，實現這個夢想的代價，只相當於北京的一個廁所加上海的一個廚房。難題在於，我該為澳洲的價廉物美而竊喜，還是該為祖國的資產增值而自豪呢？我相信，這種對大海的極度嚮往，一定會有更多的同胞感同身受，但究竟是什麼令我們與大海的親近變得如此艱難？

秋風已起，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見……

雪珥＠南洲雪梨北石齋，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由山望海途中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１：沉默的海嘯／戴旭
□序２：慨歎當年海上行──為民間版本的「海上中國」立傳／程亞文

第一章與海為敵
鄭和艦隊大閹割

舊港之戰
舊港之戰，完全是鄭和主動出擊。正史上描述的陳祖義詐降等，實際上是在為鄭和的主動攻擊尋找一個師出有名的理由。

朱家關門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下崗轉型
政府的高壓，幾乎使「海盜」成為沿海民眾再就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是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

一盤棋局
無論是出於什麼動機的合謀，鄭和與施進卿聯手做了一個「局」，為施進卿實現對舊港的完全控制掃平了最大的障礙。

太監出洋
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但是，鄭和下西洋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民族去勢
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市舶司則從「海關」變成了「統戰部」，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第二章東海之殤
王直帝國落陷阱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棄義的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第一桶金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只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世貿中心」
從倒賣軍火開始，王直開始了自己與日本的不解之緣。而走私天堂雙嶼島簡直成了世界貿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毀它，反而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

東海稱王
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一度也不會刁難……

「隆慶開關」
惡法出刁民，內外交易本是國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夥愈盛」。隆慶年實行了全面改革開放，於是倭患消解，經濟發展……

第三章逼下南洋
跨國通緝林道乾

南澳之戰
海盜們大多數誓死不降，或者戰鬥到最後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殺，這正是數年前政府背信誘殺王直之後結出來的「苦果」──「海盜」們不再相信政府，寧願抗爭到底。

避難臺灣
儘管林道乾在官方記載中是個「膏血造舟」的惡魔形象，卻在臺灣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間傳說，充滿了豐富的寓言象徵……

也被招安
「體制內」既然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秩序，「體制外」就當仁不讓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林道乾不僅有著豐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關鍵的是他如今戴著一頂燦爛的「紅帽子」，卻公然藐視惡法、我行我素。

國際圍剿
此時的大海上，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明朝政府、「海盜」與西方人的三角遊戲，但這是一個穩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堅定地選擇了西方作為合作夥伴，剿滅自己的「海盜」，畢竟這些金髮碧眼的「蠻夷」們只想撈點好處，對自己的江山社稷並不感興趣。

「二十分才，二十分膽」
其實，高層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頻仍。「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第四章喋血呂宋
林鳳挑戰西班牙

背井離鄉
走投無路的林鳳得知馬尼拉只有七十名西班牙士兵，他決定帶上全部人馬，立即南下馬尼拉，到那裡安居樂業。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隨後又感覺鬱悶的是，龐大的中國依然被劃在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內，西班牙人就只能打擦邊球了。

攻擊馬尼拉
西班牙人徹底被這群中國海盜嚇壞了。一支小小的海盜船隊就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國人，甚至包括強大的明政府突然對這個群島發生興趣，太平洋上還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嗎？

血戰玳瑁港
被圍困中的林鳳，居然帶領手下在據點內重新打造了三十艘船，並且從據點的背後挖出了一條壕溝運河，成功逃脫。

中國貴賓
追剿林鳳至馬尼拉的王望高，與西班牙人有了接觸，這是西班牙殖民東擴以來，中西兩國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同意給這個「助討有功」的、被「佛郎機人」占領的呂宋重新納貢的機會。

排華屠殺
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國政府對自己僑民的毫不關心，便把比他們更早來到菲律賓的華人，當做了下蛋的雞。當需要貿易時，就讓這隻金雞下蛋；當需要安全時，就立即宰了牠。

無處為家
僑，無非過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員之遼闊、以華人開拓之日久，華人在此卻居然無處為家。

第五章飛龍在天
官盜一家鎮大洋

入夥下海
年輕的鄭芝龍來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盜李旦。不久，鄭芝龍娶了當地女子田川氏為妻，田川氏為鄭芝龍生下一子，取名福松，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嶄露頭角
在收復澎湖的保衛戰背後，多方利益角逐，年輕的鄭芝龍為李旦擔任翻譯，周旋於明政府和荷蘭人之間，逐漸成為集團內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迅速崛起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地位後，其行為卻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一時聲望大著，人心思歸……

接受招安
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大明政府還得面對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

金門炮戰
大航海和大殖民時代，東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海洋戰爭爆發。在鄭芝龍的優勢艦隊面前，荷蘭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窺內地者數年」。

第六章臺海對峙
龍困淺灘國姓爺

風雲突變
崇禎皇帝自縊而死，天下無主，正好給了鄭家兄弟施展的天地，手上正好有個唐王，立即擁戴為帝，此即隆武皇帝。鄭氏一門至此執掌中樞大政。

東南易幟
鄭家兄弟父子，雖然在是否降清上意見分歧，但目的是一致的：如何在這亂世保存乃至壯大自己的勢力，所謂的君上無非是他們高高舉起的旗幟而已。

艱難求生
這不僅僅是抗擊清軍的外戰，也是爭奪地盤的內戰。鄭成功四處出擊，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對於與清廷的和談，在鄭成功看來，更是一種保護父親安全的特殊方式：「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

爭霸海上
鄭成功擁有「舳艫千艘，戰將數百員，雄兵二十餘萬」，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不過四十艘船，遠遠不及他。鄭成功下令對迫害華商的西班牙人、荷蘭人進行貿易封鎖。

攻取臺灣
鄭成功本就是現實主義者，講求「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雖然部下眾將領與清軍殺紅了眼，亦不願背井離鄉，但鄭成功還是發出了進軍臺灣的號令。

英雄末路
被內部動亂牽扯了大量精力的鄭成功，既無力反攻大陸，也無力攻擊菲律賓、懲罰屠殺華人的西班牙人。英雄末路，怒火攻心，也只能望洋興歎。

第七章亮劍越戰
海上民兵撼西山

安南不安
作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這麼大一頂綠帽子，阮文惠自然要發動一場越南版的「玄武門兵變」，自己來坐一坐龍椅。

海盜從良
在西山政權的豢養下，大清海盜從追求溫飽、好逸惡勞的普通盜匪，升格為有著強大戰鬥力的政治武裝團體。

清軍敗走
大獲全勝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向乾隆皇帝派出了使臣，謝罪懇求，希望得到清廷冊封。

雄才大略
阮文惠提出征服華南、重建百越國，將其北部邊境擴張到浙江境內，對海盜們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血海征戰
西山政權與法國支持的南越政權之間發生的激烈海戰中，到處都有中國海盜的身影。整整七年間，雙方在季風的風向決定下，展開了拉鋸戰。

日落西山
海盜們兵敗順化之後半個多月，五十多艘大帆船出現在廣東海面，清廷官員們準確地估計出，這是海盜們落葉歸根了。

第八章罌粟花開
英軍越界剿華寇

大英「鴕鳥」
英國人忍受了中國海盜們的一次次攻擊，即使英國商界群情激憤，英國政府卻依然保持了「鴕鳥」般的沉默，並公開宣布與中國海盜「井水不犯河水」。……

英艦發威
兩廣總督親自致信港督，為英軍的勝利歡欣鼓舞。香港的英文報則說，中國村民們滿含熱淚地請求英軍繼續追擊海盜，救回被擄的親人。

英式腐敗
英國全權談判代表額爾金反省：或許正是英國政府刺激了英國人採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為娼、擁寇自肥，製造出更多的中國海盜。

第九章從良血路
中葡海盜戰寧波

護航生意
寧波道臺並沒有欺騙丁韙良，當地的歐洲人沒有遭遇任何報復行為。

海盜立功
布興有是廣東潮州人，與別的大多數海盜一樣，他的名字在官方記載中也有很多種寫法，有時是「興佑」、有時又是「星佑」。他的活動地盤，並非自己老家廣東，而是浙江。官兵無能，布興有就在浙江洋面上成了一霸，「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光緒朝《定海廳志》）。布興有的海盜船，據說超過百艘，部眾過千。

「國營」護航
就在布興有忙著與太平軍作戰時，他的海上護航生意再度被人奪走。這回，他的競爭對手──西方列強海軍，強大到他根本不敢對抗。

第十章大國海盜
骷髏旗下建強國

「一海兩吃」
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牙」帝國，發明了「一海兩吃」，成為爭奪大洋的標準菜譜。以海盜名義吃第一遍，再以「反海盜」名義吃第二遍海盜──當然反的只是當地的「海盜」。

新陳代謝
當英國人面臨著西班牙的巨大壓力時，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也是囊中羞澀，無法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西班牙人的艦隊。此時，海盜和私掠成為英國的救星……

望洋興歎
海盜、海商、海軍，自古皆有，大凡沿海國家皆有。而能將這些海洋力量整合、淬煉為國家力量的，卻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做到……

後記

下崗轉型

政府的高壓，幾乎使「海盜」成為沿海民眾再就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是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

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從來都比天還大，政府如果無法解決，民眾就會自行解決，這背後「看不見的手」，不光來自市場，更來自人類求生存的天賦本能。「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明經世文編》）「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故民貧而盜愈起。……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路，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縛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寇，潰裂以出。」（《東西洋考》）在海禁高壓之下，「海商」斷絕，「海盜」盛行，那是「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選擇。

海禁並沒有斷絕海上貿易，只是將它們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國的對外貿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如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橫插一杠，人為地減少了對國際市場的供給。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一下子全球緊缺，但是海外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勁需求卻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國商品的「經銷」──確切地說是「走私」──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牛市奔騰。

當然，市場風險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國國內的供應商們，必須冒著可能掉腦袋的危險。這迫使這條已經進入地下狀態的產業鏈進行與時俱進的自我調整。最為顯著的，就是商人們拿起了槍桿子，結成武裝商團。

海禁政策引發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劇了傳統的海盜活動，一些海盜集團，也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開始大力進入這一地下外貿網絡，向「武裝海商」的方向發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明帝國稱為海盜或海賊。波濤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槍桿子裡面不光出政權，也出財富。

明代兩百多年，海患不斷、海盜不止（包括實際上以華人為主的所謂「倭寇」），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

「海盜」這個詞，在中文的語境中，是個貶義詞，而對應的英文單詞"Pirate"，在西方卻並不一定代表著貶義。弔詭的是，明清兩代中國「海盜」所常用的旗幟，都是繪著神靈的色彩豔麗的旗幟，並非西方那種骷髏頭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幟。中國的所謂「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如此而已。

儘管只是混口飯吃，但流落異國他鄉，謀生本就艱難，加上背靠著一個敵對的祖國，東南亞的華人早在朱元璋時代就發展出了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明史》記載，在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國王就攻擊了「自稱元帥」的中國「海寇」張汝厚、林福，「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可見其實力相當龐大。這種在本土之外發展出來的武裝力量，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對外拓展生存空間的先鋒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風中奪得皇位之後，實際上繼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單純的「關門」，而是開門出擊，打擊海外的僑胞勢力，對一切可能危及帝國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雖遠必誅」。

這種從國際大視角進行「維穩」的思路，的確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縱」，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未必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