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效應》告訴我們，非常不可能發生和無法預測的事件，存在於世界上幾乎每一種事物之中。《反脆弱》一書更力陳不確定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必要，並且建議我們以反脆弱的方式建立各種事物。反脆弱超越堅韌或強固：堅韌至多只能夠抵抗震撼和維持原狀；反脆弱則會變得愈來愈好。此外，反脆弱可以免於預測誤差，並且受到保護，不受不利事件的影響。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其實沒有政府？為什麼債務對你不好，以及為什麼我們一般說的「效率」根本缺乏效率？為什麼政府的反應和社會政策保護強者，卻傷害弱者？為什麼你甚至在還沒就職之前，就應該寫好辭職信？鐵達尼號的沉沒為何拯救了更多生命？這本書大談試誤法、人生的大小決定、政治、都市計畫、戰爭、個人理財、經濟體系和醫療系統……風格獨樹一幟。《反脆弱》是生活在不確定世界中的藍圖，也是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時的終極自保守則。

作者簡介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

致力研究不確定性、機率和知識的問題。擁有華頓學院（Wharton School）的企管碩士及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的博士學位。他在商場中打滾和當計量交易員約二十年，之後在二〇〇六年成為全職哲學隨筆作家和學術研究工作者。著有《隨機的致富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和《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後者盤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各大暢銷書榜多年，儼然已成為文化業、社交圈、知識界的一個試金石。《黑天鵝語錄》（The Bed of Procrustes）則是作者的機智警語錄，道出了最精準的預言。《反脆弱》（The Antifragile）更是黑天鵝世界中極具革命性力量的終極自保手冊（以上各書繁體中文版均由大塊文化出版）。塔雷伯無疑已是世上最炙手可熱的思想家。雖然大部分時間遺世獨居，埋首書堆，或者像漫遊者那樣沉思於咖啡館，卻是紐約大學工學院的風險工程傑出教授。他的研究主題是「不透明之下的決策」──也就是畫一張地圖和寫一張計畫書，說明我們應該如何活在無法全盤了解的世界中。

譯者簡介
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候選人。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所著《Google：Google成功的七堂課》獲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九十四年度金書獎。另著有《第二波網路創業家：Google, eBay, Yahoo劃時代的繁榮盛世》。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二〇〇二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特約譯者。

名人/編輯推薦

沈雲驄/早安財經發行人
胡忠信/歷史學者
南方朔/作家，評論家
詹宏志/PChome Online董事長
詹偉雄/《數位時代》雜誌創辦人
趙藤雄/遠雄企業團董事長
謝金河/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

（塔雷伯的）風格除了得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真傳，也和史提夫柯伯（Stephen Colbert）相近。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最具前瞻性的聲音……（塔雷伯是）極為重要的哲學家……這個人單單透過他所持觀念的力量、原創性和真實性，便足以改變我們對世界結構的看法。
── GQ

改變了我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
── 《快思慢想》作者，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扭轉了現代思維。
──（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

長期對風險模型提出批評的人，例如，塔雷伯，現在被讚為先知。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序

《反脆弱》前言

一、要怎麼愛風
風吹滅蠟燭，卻助長火勢。
隨機、不確定、混沌也是一樣：你會想利用它們，而不是躲得遠遠的。你會想當火，期待風的來臨。這總結了本書作者面對隨機和不確定，不想當風中殘燭的態度。
遇到不確定，我們不會只想存活下來就好。除了活過不確定，我們還想—像一些積極的羅馬斯多噶學派階級那樣—最後由我們說了算數。我們的使命是如何馴服，甚至主導或征服看不見、不透明和難以解釋的事物。
要怎麼做？

二、反脆弱
有些東西會從震撼得到好處；當暴露在波動、隨機、混亂和充滿壓力因子的環境中，它們反而茁壯成長，而且喜歡冒險和不確定。但是這種現象儘管到處都有，脆弱（fragile）一詞卻找不到剛好相反的詞。且讓我們稱之為反脆弱（antifragile）。
反脆弱不只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而已。堅韌可以抗拒震撼，保持原狀；反脆弱表現得更好。任何與時俱變的東西，例如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體系、技術創新、文化與經濟成就、企業生存、美食食譜（例如雞湯，或者加一滴干邑白蘭地〔Cognac〕的韃靼牛排）、都市的崛起、法律體系、赤道雨林、細菌的抗藥性……等，都具有這個特質。連我們作為地球一種物種的存在也是一樣。反脆弱性決定了活著的有機物（或者深奧的體系，例如人的身體）和呈現惰性的東西（例如桌上的訂書機等物體），兩者之間的差別。

反脆弱喜歡隨機和不確定，而這也表示—十分重要—它喜愛某一類的誤差。反脆弱性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允許我們去處理未知，可以不必了解它們便放手去做—而且做得很好。且讓我講得更白些：由於反脆弱這個特性，大致來說，我們比較長於做事，拙於思考。任何時候，我寧可愚蠢而反脆弱，也不想極為聰明卻脆弱。
我們很容易看到身邊的事物喜歡某種程度的壓力和波動：例如經濟體系、你的身體、你的營養（糖尿病和阿茲海默症，似乎主要來自飲食缺乏隨機性，以及缺乏偶爾挨餓的壓力因子）、你的心靈。甚至有一些金融契約具有反脆弱性：有人將它們設計成能從市場的波動中獲利。
反脆弱讓我們更了解脆弱。正如我們沒有減少疾病就無法改善健康，或者不曾減少虧損便無法增進財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落在一條頻譜上，只是程度有別。

非預測性
理解反脆弱性的機制，我們可以建立起系統性且寬廣的指導方針，在商業、政治、醫療和一般生活中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的決定—在未知占優勢的任何地方，在充滿隨機、無法預測、不透明，或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不完整的任何情況中，都能做出決定。
研判某樣東西是否脆弱，遠比預測發生某件事可能傷害它要容易。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風險則無法衡量（除了賭場，或者有些人自稱是「風險專家」）。我所說的「黑天鵝」問題—我們不可能計算重大稀有事件的風險，並且預測它們是否發生。有些東西受波動傷害到底有多敏感，很容易處理，比預測會造成傷害的事件是否發生好著手。所以我們建議顛覆現在的預測、預言和風險管理方法。
我們建議在每個應用的領域或地區，根據一些準則，透過減少脆弱性或者善用反脆弱性，以脫離脆弱，邁向反脆弱。運用簡單的不對稱性測試，十之八九總能察覺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任何事物只要從隨機事件（或者若干震撼）得到的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的下檔損失（downside），就是反脆弱；反之則為脆弱。

剝奪反脆弱性
有件事十分重要：如果反脆弱是存活下來的所有自然（和深奧）系統的特質，那麼剝奪這些系統的波動、隨機和壓力因子，反而會傷害它們。它們會衰弱、死亡或爆炸。我們已經因為壓抑隨機性和波動性，而使經濟、我們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以及幾乎每一樣東西都變得脆弱。只要躺在床上一個月（最好還有一字未刪的《戰爭與和平》，以及總共八十六集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影集可看），就會導致肌肉萎縮，深奧系統（complex systems）也會因為少了壓力因子而衰弱，甚至死亡。現代化、結構化的世界已有不少地方，因為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古怪的新發明（本書稱之為蘇聯—哈佛妄想〔Soviet-Harvard delusions〕）做出這樣的事，也就是攻擊系統的反脆弱性，而傷害我們。

這是現代化的悲劇，正如神經過敏、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愛之卻適足以害之；想要幫助我們的人，往往傷害我們最深。
如果由上而下的幾乎每一樣東西，都使我們變得脆弱，並且阻礙反脆弱性和成長，那麼由下而上的每一樣東西，在數量正確的壓力和混亂之下，都會欣欣向榮。發現（或者創新、技術進步）的過程本身，有賴於能夠增進反脆弱性的修補和積極承擔風險，而不是靠正式的教育。

犧牲別人以取得上檔利益
於是這把我們帶到社會中最大的脆弱因素，也是危機的最大製造者，那就是缺乏「切身利害」。有人從波動、變動、混亂中獲取上檔利益（或利得），並使別人暴露在發生損失或受到它們傷害的下檔風險之中，靠犧牲別人而變得反脆弱。以別人的脆弱為代價而取得的這種反脆弱性是隱形的—由於蘇聯—哈佛知識圈看不到反脆弱性，所以這種不對稱性很少被人發現，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去教它。此外，我們發現，在二○○八年起的金融危機期間，由於現代機制和政治事務日趨複雜，讓別人承受風險而爆炸的這種做法很容易掩飾。以往只有承受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他們必須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承擔下檔損失。所謂英雄，是為別人承受下檔損失的那些人。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們見到反英雄這個新階級崛起：他們是官僚、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別人的名氣以自抬身價，參加達沃斯（Davos）會議的人；以及學者握有太多權力，卻不必承擔真正的下檔損失或責任。他們上下其手玩弄系統，卻由一般公民付出代價。
歷史上不曾見過那麼多不承受風險的人，也就是個人不暴露在危險之中，卻能發揮那麼大的控制力量。
我們應該遵守的首要倫理準則是：你不應該犧牲別人的脆弱，而取得反脆弱性。

三、「黑天鵝」的解藥
我想在自己不了解的世界中活得很愉快。
「黑天鵝」（Black Swans）是指後果很大、但無法預測和不規則的重大事件—指特定觀察者無法預測的事件，而這位無法預測的人如果因為發生這些事件而大吃一驚，並且受到傷害，通常稱之為「火雞」。我說過，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來自「黑天鵝」事件，卻花費心思微調對普通事件的了解，然後發展各種模型、理論或表述，卻不可能去追蹤它們，或者衡量這些震撼發生的可能性。

「黑天鵝」綁架了我們的大腦，讓我們以為「多多少少」或者「差不多」能夠預測它們，因為事後回顧，都能解釋它們。由於這種可預測的錯覺，所以我們不了解這些「天鵝」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生活遠比我們記憶中的迷宮還要錯綜複雜—我們的心靈忙著將歷史轉成平順和線性的東西，結果使得我們低估了隨機性。但當我們看到隨機事件，便心生畏懼而過度反應。由於這種畏懼和渴望秩序，人類建立的一些系統破壞了事物的無形或者沒有那麼有形的邏輯，結果很容易暴露在「黑天鵝」的傷害之中，而且幾乎不曾從它們得到任何利益。你找的是秩序，卻得到假秩序；擁抱隨機，才能得到某種秩序和情況。

深奧系統充滿著相互依存卻很難察覺的要素，以及非線性反應。非線性的意思是說，當你把藥物的劑量增為兩倍，或者將工廠的員工人數增為兩倍，效果不會是原來的兩倍，而是多很多或者少很多。在費城待上兩個星期，愉快不會是只待一個星期的兩倍—我試過。把反應畫成圖，它不會是一條直線（這也就是「線性」的意思），而是一條曲線。在這種環境中，人會誤用簡單的因果相關；只看單一部分，很難知道整體如何運作。
人造的深奧系統往往會引發如瀑布般傾瀉而下和一發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而降低或甚至消除可預測性，並且製造出超大事件。所以說，現代世界的技術知識可能不斷增加，但說來矛盾，事情的發展卻遠比從前難以預測。由於人造系統增加、脫離祖先和自然的模型，以及由於每一樣東西的設計十分複雜，而失去強固性，種種理由使得「黑天鵝」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此外，我們成了一種新疾病的受害者。本書將這種病稱作嗜新狂（neomania）。由於這種病，我們建立起容易受「黑天鵝」傷害的系統—卻稱之為「進步」。

「黑天鵝」問題一個惱人的層面—實際上是大致為人忽視的中心要點—在於稀有事件發生的機率根本無法計算。我們對百年洪災的了解，遠低於五年洪災—發生機率很小的時候，模型誤差會大增。事件愈少見，愈難處理，我們愈不知道發生頻率為何—可是，事件愈少見，參與預測、建模和在會議上使用PowerPoint投影片，並在各種顏色的背景寫上方程式的「科學家」愈有信心。
大自然由於它的反脆弱性，所以是擅長處理稀有事件的最佳專家，也是「黑天鵝」的最佳管理者。這件事對我們幫助很大；長達數十億年的歷史，它不必靠人才遴選委員會找來受過常春藤名校教育的主管，以指揮控制的方式管理，也能成功走到今天。反脆弱性不只是「黑天鵝」的解藥；了解它也使我們在知性上比較不害怕，進而勇於接受這些事件在歷史、科技、知識，以及其他層面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強固不夠強固
大自然不只求「安全」。它更積極摧毀和取代、選擇和重組。談到隨機事件，「強固」肯定不夠好。長期而言，由於無情的時間，即使最不脆弱的東西，也會毀壞—可是地球可能已經存在四十億年之久，我們相信，單單強固，絕對不足以辦到：你需要完美的強固性，一道裂縫才不會演變到最後毀掉整個系統。由於完美的強固性難以獲得—我們需要一個機制，讓系統得以利用隨機事件、無法預測的震撼、壓力因子和波動性，不斷自我再生，而非受到它們的傷害。
長期而言，反脆弱可以受益於預測誤差。你只要跟著這個觀念走到結尾，從隨機性受益的許多東西應該就會主宰今天的世界—受到傷害的東西則應該會消失。呃，事後看來正是如此。我們有個錯覺，以為世界是按照規劃好的設計、大學所做的研究和官僚機構提撥的資金在運作，但有令人信服—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這是個錯覺。我把這種錯覺稱作教鳥怎麼飛。技術是承受風險的人以修補和試誤的形式，利用反脆弱性得到的結果，而書呆子所做的設計只有站到後台的份。工程師和修補者努力開發東西，但歷史是學者寫的；我們有必要修正歷史對成長、創新和許多這類事情所做的解讀。

談（某些）東西能否衡量
脆弱性相當容易衡量，風險卻一點都不容易衡量，尤其是和稀有事件有關的風險。
我說，我們能夠估計，甚至衡量（反）脆弱性，但不管我們多麼老練圓熟，都無法計算震撼與稀有事件的風險和機率。我們執行的風險管理，是研究一件事未來發生的可能性，而且只有若干經濟學家和其他精神錯亂的人，才會違背經驗，宣稱他們能夠「衡量」這些稀有事件未來發生的可能性。一些冤大頭不顧過去的經驗和以往這些說法成真的紀錄，便信之不疑。但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是一個物體、一張咖啡桌、一家公司、一個產業、一個國家和一個政治體系目前特質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察覺脆弱性，看到它，甚至在許多場合衡量它，或者至少衡量相對脆弱性，誤差很小，但比較風險（到目前為止）並不可靠。你無法相當可靠地說某個極少發生的事件或震撼，比另一個極少發生的事件或震撼更有可能發生（除非你喜歡自欺），但你可以以高出很多的信心表示，一旦某件事發生，某個物體或某個結構比其他的物體或結構更為脆弱。你可以輕而易舉表示，祖母面對氣溫急遽變化比你脆弱，軍事獨裁者面對政局變動比瑞士脆弱，銀行面對危機比其他部門脆弱，或者結構不良的現代建築面對地震比沙特爾大教堂（Cathedral of Chartres）脆弱。你甚至能夠預測何者會存在比較長的時間，而這是我們的中心命題。

我主張不討論風險（這需要預測且顯得軟弱），而是採用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不是在預測，而且和風險不一樣，有個有趣的字眼，能夠描述機能上正好相反的東西，那就是反脆弱性這個一點都不軟弱的概念。
要衡量反脆弱性，我們有個像點金石那樣的處方，利用簡潔和簡化的準則，就能從健康到社會的建構等各個領域確認它。
我們早就無意間在實際生活中利用反脆弱性，卻刻意排拒它，尤其是在知性生活中。

脆弱推手
我們的看法是，不要去干擾我們不了解的事物。呃，有些人偏偏愛反其道而行。脆弱推手（fragilista）就屬於這種人，通常在星期五西裝革履；他以冰冷嚴肅的臉孔聽你的笑話，而且因為老是坐辦公桌、搭乘飛機和看報紙，很早就有背痛的問題。他經常參與奇怪的儀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會議」。除了這些特質，他總是認為沒看到的東西不在那裡，或者他不了解的東西不存在。總而言之，他傾向於誤將未知當作不存在。
脆弱推手容易產生蘇聯—哈佛妄想，（用不科學的態度）高估科學知識的觸角。由於這種妄想，他成了所謂的天真理性主義者、合理化者，有時則只是理性主義者，意思是說，他相信他自然而然就理解各種事物背後的理由。另外，我們不要將合理化和理性混為一談—兩者幾乎完全相反。在物理學之外，通常在深奧的領域中，各種事物背後的理由傾向於不讓我們把它們看得那麼清楚，甚至讓脆弱推手看得更不清楚。不過，自然事物不在使用者手冊中自我宣傳的特質，並不構成很大的障礙：有些脆弱推手會聚在一起，以他們的「科學」定義，寫出使用者手冊。
因此，由於脆弱推手這種人，現代文化愈來愈看不到生活中那些神秘、難以理解的事物，或者尼采（Nietzsche）所說的酒神精神（Dionysian）。

我們可以將尼采的用詞改得比較欠缺詩意，但一樣充滿人生洞見的布魯克林白話，也就是本書人物胖子東尼（Fat Tony）說的「冤大頭遊戲」。
簡單的說，脆弱推手（醫學、經濟、社會計畫者）會促使你去參與政治和採取行動等所有的人造事務。做這些事情的利益雖小，但是看得到，可是副作用可能十分嚴重且無形。
醫療脆弱推手總是過度干預，否認人體自然的痊癒能力，開給你吃的藥可能有非常嚴重的副作用；政策脆弱推手（奉行干預主義的社會計畫者）誤將經濟當作洗衣機，認為需要由他不斷出手去攪和；精神脆弱推手用藥物治療孩子，以「改善」他們的知性和感性生活；足球媽媽脆弱推手（譯註：足球媽媽是指開車載孩子去踢足球並在一旁觀看的媽媽）；金融脆弱推手要大家使用「風險」模型，結果摧毀銀行體系（然後再度使用它們）；軍事脆弱推手干擾深奧系統；預測脆弱推手使你承受更多的風險；此外還有更多的脆弱推手。

事實上，政治論述缺乏一個概念。政治人物在演說、目標和承諾中，針對的是「堅韌」、「堅固」等懦弱的概念，不是反脆弱性，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令成長和進化的機制為之窒息。我們不是由於懦弱的堅韌概念而走到這裡。更糟的是，我們不是因為政策制定者而到達今天所在的位置—但我們需要鼓勵、保護和尊重那些偏愛風險與犯錯的人，並且致上謝意。

簡單卻更為複雜的地方
深奧系統並不需要複雜的系統、政府的管理和難懂的政策。這一點和許多人所想的恰好相反。愈簡單愈好。複雜會使出乎意料的後果，產生倍數連鎖反應。由於情況不透明，出手干預會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之後為後果中「始料未及」的部分道歉，然後再度出手干預，以矯正二階影響，結果反而爆發一連串「始料未及」的反應，而且每一次反應都比前一次更糟。
可是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很難採取簡單的做法，因為這違背某一種人的精神。他們設法把事情弄得複雜，如此才能合理化自己專業存在的理由。
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所以我將提出數量不多的一些手段、指示和禁令，說明如何在我們不了解的世界中生存，或者如何毫不畏懼的和我們顯然不了解的事物共同運作，以及更為原則性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該以什麼方式和這些事物共同運作。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如何勇敢面對我們的無知，不以身而為人感到羞恥—而是作為積極和自豪的人。但這或許需要進行某些結構上的改變。

我建議用一張圖，修正我們的人造系統，讓簡單—和自然—自行發展。
但是簡單沒有那麼易於取得。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發現，「你必須設法讓自己的心思純淨，它才會簡單」。阿拉伯人有句話形容犀利的文章：不需要技巧便能了解，卻需要高超的手法才能寫成。
試探啟發法將經驗法則簡化，讓事情變得簡單，容易執行。但是它們的主要優點，在於使用者知道它們並不完美，只是權宜之計，因此比較不會被它們的力量所愚弄。當我們忘記這一點，它們才會變得危險。

書摘/試閱

第一冊反脆弱：導讀

1 達摩克里斯與海德拉之間
請砍我的頭—如何藉由某種魔法，令顏色有了顏色—如何在杜拜舉重

一半的生命沒有名稱
你到郵局去，準備寄一樣禮物。這個包裹裝滿香檳酒杯，收件人是住在西伯利亞中部的表親。由於運送途中包裹可能受到傷害，你會在上面蓋上紅色的「脆弱」、「易碎」，或者「小心搬運」等戳記。和這種情況剛好相反，也就是「脆弱」的反面該怎麼說？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回答「脆弱」的相反詞是「強固」、「堅韌」、「堅固」，或者類似的字眼。但是堅韌、強固（以及類似的字詞）是指既不會破碎，也不會變得更強的物品，所以你不需要在它們上面寫任何字—你曾經看過包裹上面蓋上綠色粗體字，說它「強固」嗎？從邏輯上來說，和「脆弱」包裹剛好相反的包裹，上面應該寫「請粗暴處理」或者「請勿小心搬運」。它的內容物不只不會破碎，更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傷害而受益。易碎的包裹在最好的情況下是沒有受到傷害，強固的包裹在最好的情況和最糟的情況都是沒有受到傷害。因此脆弱的相反是最糟的情況下沒有受到傷害。

我們將這種包裹稱作「反脆弱」；我們有必要造個新詞，因為《牛津英語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沒有簡單的非複合字能夠表達脆弱的相反情況。由於反脆弱的觀念不是我們意識中的一部分—但幸好這是我們的祖先行為、我們的生物裝置的一部分，也是存活下來每一個系統普遍擁有的性質。
要知道這個概念在我們心裡有多生疏，請重複做上面所說的實驗，並且在下一次聚會、野餐或暴動前的集會中，問身邊的人脆弱的反義詞是什麼（而且一定要堅持，你要的是剛好相反的詞，也就是性質和報償相反的東西）。除了強固，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會破碎、堅固、做得很好、堅韌、堅強、防某些東西（例如防水、防風、防鏽）—除非他們聽過這本書。而且，不只個人被它混淆，連分枝知識也被它搞混；我找過的每一本近義詞和反義詞字典，都犯下這樣的錯誤。
用另一種方式來看：由於正的相反是負，而非中性，所以正脆弱性的相反詞應該是負脆弱性（所以我稱之為「反脆弱」），不是只傳達強固、堅強和不會破碎等觀念的中性字眼。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它寫成數學式，反脆弱性便是脆弱性前面加個負號。

這個盲點似乎無所不在。已知的主要語言，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不管是口語，還是俚語，都沒有「反脆弱」這個字詞。俄羅斯語（蘇聯腔）和標準布魯克林英語似乎沒有字詞能夠用來稱呼反脆弱性，而是將它和強固混為一談。
一半的生命—有趣的一半生命—我們沒給它們取名。

請砍我的頭
如果我們沒給反脆弱性通用名稱，不妨到神話中找個相當的東西。神話透過強而有力的比喻，表現歷史智慧。羅馬人取用希臘的一則神話說，西西里暴君戴恩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令阿諛奉承的朝臣達摩克里斯（Damocles）參加奢華的宴會，但將一把劍用馬尾上的一根毛綁在天花板上，對準他的頭。馬毛承受壓力，最後一定斷掉，接下來會是血淋淋的畫面，引起高聲尖叫，然後是古代的救護車出動。達摩克里斯十分脆弱—劍刺進他的頭，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另一則古代傳奇，則是希臘人借用古閃米特族和埃及的傳奇故事。鮮豔奪目的不死鳥菲尼克斯（Phoenix），每次引火自焚之後，就會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牠總是會回到原始的狀態。菲尼克斯正是我長大成人所居住城市貝魯特的古代象徵。傳奇故事說，貝來圖斯（Berytus；貝魯特的古名）在將近五千年的歷史中，曾被摧毀七次，但是重新站起來七次。這個故事似乎相當可信，因為我親眼看到第八次；我的童年快結束時，貝魯特的中央地區（這座都市的古城）因為血腥的內戰，第八次被夷為平地。我也見到它第八次重建。

但是展現最新樣貌的貝魯特，重建之後比起上次更好—而且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反諷：西元五五一年的地震將羅馬法學院埋在地下，竟在重建時被人發現。這有如歷史給的紅利（但是考古學家和不動產開發商公開相互辱罵）。這已經不是菲尼克斯了，而是超越強固的其他某種東西。這將我們帶到第三個神話比喻：九頭蛇海德拉（Hydra）。
希臘神話中的海德拉，是像蛇那樣的怪物，有好幾個頭，棲息在阿哥斯城（Argos）附近的勒拿（Lerna）湖。每次被砍掉一個頭，就會長出兩個頭。所以牠喜歡受到傷害。九頭蛇表現了反脆弱性。
達摩克里斯的劍代表權力和成功的副作用：崛起而統治一群人之後，不可能不面對這種持續存在的危險—總是有人會積極設法推翻你。而且，和劍一樣，這種危險安靜無聲、無法阻擋、斷斷續續出現。在沉寂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很可能在一個人已經習慣了它，以及忘了它的存在時，猝然落下。就在你現在的損失會遠多於從前的時候，「黑天鵝」等在那邊，準備撲向你，而這是成功（和成長）的代價，或許是過度成功不可避免的懲罰。追根究柢，重要的是那根線的強度—不是晚宴展現的財富和權力。但是對於那些願意傾聽的人來說，幸好這是可以確認、可以衡量和可以處理的脆弱。三元組的整個要點在於：許多情況中，我們能夠衡量線的強度。
此外，我們需要考慮這種成長之後的沒落，可能如何對社會造成傷害，因為達摩克里斯的劍落下，會帶來我們現在所說的連帶傷害，而殃及參加宴會的其他客人。舉例來說，大型機構崩垮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某種精密複雜，也會使我們面對「黑天鵝」顯得脆弱：當社會日益複雜，裡面會有愈來愈多的「尖端」精密成分，以及愈來愈多的專業分工，因此更容易受到崩垮的傷害。考古學家約瑟夫‧田特（Joseph Tainter）以十分精彩且具說服力的方式，提示我們這個觀念。但是情況不必演變到那種地步：只有不願意多走一步以及了解現實矩陣的人，才會落到那步田地。為了反制成功帶來的傷害，你需要高劑量的強固，甚至高劑量的反脆弱性，去抵銷它的力量。你需要成為菲尼克斯，或者海德拉，以防達摩克里斯之劍刺向你。

談命名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的事情，比我們自認知道的還要多，而且遠多於能夠講出來的。如果我們的正式思考體系貶抑大自然，而且真的找不到一個名稱去稱呼反脆弱性，以及每當想到這個概念，就傷透腦筋，那並不表示我們的行為就會忽略它。從我們的行為表現出來的認知和直覺，可能優於我們的所知和列舉、用言語討論，以及教室中教的。我們會詳細討論這一點，尤其是利用透過否定而得知（apophatic；以我們目前的辭彙無法明白說出來或直接描述的事情）這個強而有力的概念去理解；因此現在我們只談這個奇怪的現象。
語言學家蓋伊‧杜意徹（Guy Deutscher）在《透過語言的玻璃》（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一書指出，許多原始聚落並沒有色盲，卻只能用語言形容兩三種顏色。做簡單的測試時，他們能將絲線和相對應的顏色配對。他們能夠察覺彩虹各個色層之間的差異，卻無法用他們的辭彙表示。這些人是文化上的色盲，不是生物結構上的色盲。

同樣的，我們是在知識上對反脆弱性視而不見，不是在有機結構上看不到反脆弱性。要知道這兩者的差別，不妨想想你需要在一段故事中使用「藍色」這個名稱，但你不知怎麼稱呼它。
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顏色，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名稱，而且在西方文化的主要文獻中也沒有名稱。這件事並沒有很多人知道。包括希臘和閃米特族在內的古地中海文件，也只有少數的顏色辭彙，而且偏向暗和亮—希臘詩人荷馬（Homer）和他同一時代的人，只叫得出三或四種主要顏色：黑、白，以及彩虹中的一些模糊部分，通常包含紅或黃的成分。
我聯絡上杜意徹。他十分樂意幫忙，並且指出，古人甚至沒有辭彙用於形容藍色那麼基本的東西。古希臘人缺乏「藍色」這個字詞，可以解釋為什麼荷馬一再提到「酒暗色的海洋」（wine-dark sea; oinopa ponton），令讀者（包括本人）相當困惑。

有趣的是，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一八五○年代首次發現這件事（卻遭到一般新聞記者不公平且不加思索地抨擊）。格萊斯頓相當博學，在出任各種公職的空窗期，寫了多達一千七百頁的荷馬論文。格萊斯頓在最後一節，指出當時的顏色辭彙相當有限，而現代人對更多的顏色細微差別相當敏感，得歸因於跨世代的眼睛訓練。但在當時的文化中，不管顏色如何變動，人們還是能夠指出其間的細微差別，除非真正的色盲。
格萊斯頓在許多方面都令人讚賞，除了博學、人品出眾、尊重弱者、精力充沛這四個非常吸引人的特質（作者認為尊重弱者，是僅次於知識勇氣，第二個最吸引人的特質），他也展現了相當出色的先見之明。他研究且講出當時極少人敢於提出的說法：英雄史詩《伊利亞德》（Iliad）是真實的故事（特洛伊市當時還沒被人發現）。除此之外，他堅持財政預算必須平衡，更是有先見之明，也和本書非常有關。財政赤字已經證明是社會與經濟體系中首要的脆弱來源。

原始反脆弱性
兩個入門級的反脆弱概念有名稱可以稱呼它們。我們要介紹這兩個先驅應用，是用在特殊的狀況。它們屬於溫和的反脆弱性層面，而且限於醫療領域。但這是個不錯的起點。
根據傳說，小亞細亞黑海南岸古王國本都（Pontus）的國王米特拉達提斯四世（Mithridates IV）在父親遭到暗殺之後，躲藏期間不斷攝取低於致命劑量的毒物，並且逐步加重分量，以防日後自己遭人下毒。他後來將這個程序納入一個複雜的宗教儀式。但不久之後，這種抗毒性帶給他麻煩，因為他想服毒自殺卻不能如願，「已經強固自己，不至於遭人毒殺」。他只好請同一陣營的軍事將領用劍刺殺他。
這種方法因為古代名醫佘塞斯（Celsus）而聞名，稱作米特拉達提斯解毒劑（Antidotum Mithridatium），後來在羅馬一定相當盛行，因為一個世紀後，尼祿（Nero）皇帝企圖弒母卻受阻。尼祿一直想要殺母親阿格里皮娜（Agrippina）。更精彩的是，阿格里皮娜是卡里古拉（Caligula）的姐妹（據稱是哲學家塞內加的情婦，這樣一來，故事更加精彩。稍後我們會再提到塞內加）。但是知子莫若母，阿格里皮娜早就料到兒子的意圖，尤其是只有這麼一個獨子的時候。她懂得一些毒藥，因為她可能毒害過至少一位丈夫（我說過，故事相當生動有趣）。因此，在她懷疑尼祿對自己有所圖之後，便針對兒子的手下可能取得的毒藥，展開和米特拉達提斯一樣的防毒措施。阿格里皮娜和米特拉達提斯一樣，最後死於比較機械式的方法，因為她兒子（想必是他沒錯）找刺客殺她。這給了我們一個雖小但有意義的教訓：一個人不可能對一切展現強固的能力。兩千年後的今天，還是沒人找得到令我們「刀槍不入」的方法。
米特拉達提斯化是指服用少量的某種物質，經過一段時間，便不致受到數量更大的那種物質傷害。接種疫苗和過敏治療就是使用這種方法。這還稱不上反脆弱，仍然是落在比較溫和的強固層級上，但我們已經往前邁出一步。而且，我們得到一個提示：少了毒藥，或許會讓我們變得脆弱，而要走向強固，起點是接受少量的傷害。
現在想想有一種狀況：服用某種劑量的毒性物質，反而使你整個身體更好，也就是從強固往上走一步。藥物學家所造的毒物興奮效應（hormesis）這個字詞，是指少量的有害物質，反而像良藥那樣，有益於生物。服用少許本來對身體有害的物質，不要吃太多，會對生物有益，並且因為激發某種過度反應，而使得整體更好。當時的人不是把它解讀成「因害得益」，而是從「傷害取決於劑量的多寡」或者「醫療取決於劑量的多寡」的角度去解釋。科學家感興趣的是劑量反應呈現非線性。
古人相當清楚毒物興奮效應（就像他們知道有藍色這種顏色，卻無法表達）。但在一八八八年，德國毒理學家雨果‧舒爾茨（Hugo Schulz）首次（用科學方式）描述它（但仍然沒給它命名）。舒爾茨觀察到，少量的毒物會刺激酵母生長，而較大的劑量則會造成傷害。有些研究人員表示，吃蔬菜的好處可能不在於攝取我們所說的「維他命」，或者其他某些合理化的理論（也就是以敘事的形式闡述，似乎有其道理的觀念，但還沒有經過嚴謹的經驗檢定），而是如下所說：植物是以有毒的物質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和驅退掠奪者，而如果我們攝取正確的數量，或許能夠刺激我們的有機組織—他們是這麼說的。同樣的，服用有限且劑量低的毒，會激發健康效益。

許多人表示，限制攝取熱量（不管是永久性的，還是偶一為之），會激起健康上的反應和開關，而延長實驗室中動物的預期壽命，還會產生其他好處。人類活得太長，如果限制攝取熱量，真的延長我們的預期壽命，那就無法讓研究人員測試（如果假說是對的，受測者會活得比研究人員還長）。但是限制攝取熱量，似乎會使人更為健康（也可能改善他們的幽默感）。但由於豐盛會帶來相反的效果，偶爾限制熱量也可以解讀如下：飲食太過規律，反而對你不好，因為消除人的飢餓壓力因子，可能使他們的生活無法發揮充分的潛力；所以所有的毒物興奮效應所做的事，似乎是重建飲食的自然數量和人的飢餓。換句話說，毒物興奮效應是常態，缺乏毒物興奮效應則會傷害我們。

一九三○年代之後，由於某些人誤認為毒物興奮效應和順勢療法（homeopathy）有關，它失去了科學界的若干尊重、興趣和實踐。認為兩者之間有關是不公平的，因為它們的機制極為不同。順勢療法是根據其他原則，例如微量且高度稀釋的致病因子（少到幾乎察覺不到，因此無法引起毒物興奮效應）有助於治療疾病本身。極少經驗證據支持順勢療法，而且它的檢定方法屬於今天的另類醫療，而毒物興奮效應是一種現象，有大量的科學證據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可以了解，消除系統受到的壓力因子，也就是極為重要的壓力因子，不見得是好事，反而會造成傷害。

領域獨立就是領域相依
系統可能需要某種壓力和攪動的這個觀念，有些人在某個領域中理解，換個領域卻不懂。所以我們現在也能看到自己心靈中的領域相依（domain dependence）。「領域」是指人活動的地方或類別。有些人能夠理解一個領域（例如醫學）中的某個觀念，換個領域（例如社會經濟生活）卻認不出它來。或者，他們在課堂上了解，但是到了比較複雜的街頭卻不清楚。人類不曉得為什麼，一旦脫離平常學習的情境，便無法認出原先學得的狀況。

關於領域相依，我可舉個鮮活的例子。在假都市杜拜一家飯店的車道上，有個人看起來像是銀行家，身後跟著一位穿制服的服務生拖著他的行李（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一眼就認出某個人是某一類銀行家，因為我的身體對他們很敏感，甚至到了影響呼吸的地步）。大約十五分鐘後，我見到那位銀行家在健身房舉自由重物，試著用壺鈴模仿自然的運動，好像他正甩動手提箱。領域相依到處可見。
此外，問題並不只在於醫藥圈（的某些人）曉得米特拉達提斯化和毒物興奮效應，卻在社會經濟生活等其他的應用中視而不見。即使同一個醫藥圈，也有人在這裡懂得，卻在那裡不懂。同一位醫生可能建議你多運動，使自己「強壯一點」，可是幾分鐘後，卻又為了一點小小的感染，開處方讓你服用抗生素，讓你「不致生病」。

領域相依的另一個例子：問一位美國公民，擁有很大獨立自主空間（因此不受國會干擾）的半政府機構，是不是應該將管制汽車、報紙、馬爾貝克（Malbec）葡萄酒的價格，當作它的專業管理領域。他一定氣得跳腳，因為這違背了美國所代表的每一個原則，並且認為你一定是後蘇聯時代的共產主義分子，才會問這樣的問題。然後問他，同一個政府機構是不是應該管制外匯，而且主要是管制美元兌歐元和蒙古貨幣圖格里克（tugrit）的匯率。反應相同：我們又不是法國。然後輕輕點他一下，說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所做的事情，正是控制和管理另一種東西的價格，稱作放款利率，也就是經濟中的利率（並已證明其擅長此道）。支持自由意志論的總統候選人隆‧保羅（Ron Paul）提議廢除聯邦準備，或甚至限制它扮演的角色時，被人說他頭殼壞去。但如果他提議設立一個機構，管制其他價格，也會被人認為他頭殼壞去。

不妨想像有個人，天生擅長於學習語言，卻無法將一些概念從某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所以每次學習新的語言，都需要重新學習「椅子」、「愛」或者「蘋果派」。不這麼做，他不認得「house」（房子；英語）、「casa」（家；西班牙語）或者「byt」（房間；閃語）。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們都有類似的障礙，相同的觀念呈現在不同的情境中，我們就認不得。我們似乎注定要被事物最表層的部分、包裝、禮物的外盒所欺騙。這是反脆弱性十分明顯的地方，我們反而看不到的原因。這不是我們思索成功、經濟成長或創新，一般所接受方式的一部分，很可能只是來自面對壓力因子所產生的過度補償。我們在別的地方，也看不到發生這種過度補償（領域相依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研究工作者很難理解不確定、了解不完整、混亂和波動，是同一關係密切家族的一員）。
無法轉譯到另一個領域，是身而為人的一種心理障礙；當我們努力去克服它或突破它，才會開始得到智慧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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