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惑新編

《中國之惑》是唐德剛教授力作之一，原收入了唐先生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由胡菊人、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自本書最初問世至今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增訂重編，仍以有關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史史論為主題，保留了原版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範圍擴至《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增選了多篇舊文新作。全書共收文二十篇，分為國共通論、兩岸發展、香港回歸三個部分，內容上起文革，下延至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

唐氏之書，文風別具一格，妙趣橫生，寓意深邃，見解精闢，超凡拔俗，早已膾炙人口。尤可敬者是作者有一顆熱血沸騰的中國心，即使以春秋之筆，批評時政，毫不留情，仍然流露豐富的民族感情。

唐德剛（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陸鏗先生序

謹以至誠，向讀者推薦唐德剛教授的評論文集《中國之惑》。
安徽出人才，以近代人物論，李鴻章、段祺瑞、柏文蔚、陳獨秀、胡適、馮玉祥、張治中、孫立人、趙樸初、楊振寧，皆聲聞天下，唐德剛教授其一也。
德剛，一九二○年出生於合肥，今年足七十歲，年屆古稀，生氣蓬勃。其文章之生氣，更具振聾發聵之功。抗日戰爭期中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戰後負笈美國，繼續史學深造，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博士學位。遠於五十年代末期，即在哥大執教，與五六位老教授分教一門「漢學概論」，德剛分到之課，乃「論雜家」。由於求學時代早已遍讀雜家著作，功底深厚，治學授業，發而為文，自己亦變成「雜家」，新詩、舊詞、散文、小說無一不寫，政論尤顯其「雜」之特色。更難能可貴者，其文風別具一格，寓意深邃，而妙趣橫生。文字之運用，已入化境，嬉笑怒罵，超凡拔俗，既有韓昌黎之雄渾，又富蘇東坡之俊逸，兼具馬克‧吐溫的辛辣和海明威的天真，尤可敬者是他有一顆熱血沸騰的中國心。
讀德剛之文，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心的跳動。即使他以春秋之筆，批評時政，毫不留情，有如其鄉賢包龍圖之嚴峻，仍然流露充沛之民族感情。
詩人聞一多在〈祈禱〉一詩中有句：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譁！

唐德剛教授的《中國之惑》，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九九○年十一月感恩節

編者的話（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副會長 孔強生）

唐德剛教授一生勤於讀書、思考和寫作，著述甚豐。《中國之惑》是他的力作，原由胡菊人先生和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二○○九年秋唐教授不幸病故，「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開始整理他遺存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並在各地搜集逸文、遺篇，準備選編後陸續付梓。前編《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已於去年初由遠流出版公司印行繁體字版，《中國之惑》的再版也在計畫之中。
去夏遠流游奇惠主編賜郵，告屢得熱心讀者投函，希望購買此書，故有意重新出版。本會得此佳音，即開始修訂工作，由余負責初稿，然後交美國的禤福煇會長和其他會內先進審定。

胡菊人先生和唐德剛教授是數十年知交，《中國之惑》的寫作和成編，與胡先生密不可分。本書初版主要收入了唐教授七、八十年代在香港《明報月刊》和《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其中的曲折經過，詳見唐先生的自序。
現在駐足回望，距本書最初問世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再版，主題仍定為以兩岸三地為對象的中國現代史史論，保留了原書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藉此機會，做了一些修訂：首先是增選了唐教授一篇七十年代的舊文、多篇八十年代在《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發表的文章及九十年代的新作，內容依然上起文革，接續《毛澤東專政始末》，但下限由一九八九年民運前後延至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其次，初版中部分篇目的題材和篇幅略顯不一，現已酌情剔出，將補入唐先生的其他相關文集。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國共通論」是唐教授讀《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本「祕籍」的系列「書評」，原用「劉容」筆名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的《明報月刊》刊出，共七篇，其中〈毛公知識分子論──四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為本次新增。這幾篇文章可稱經典，常讀常新，連載時即膾炙人口，胡菊人先生在〈塵埃裡的珠玉──序唐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文中有精采回憶。
唐德剛教授一向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構成，是從傳統宗法社會向全民政治、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本書第二部分「兩岸發展」涵蓋了海峽兩岸在毛澤東、蔣介石時代結束以後的變化和發展，共收文九篇，〈「黑貓白貓」是什麼「主義」？──也談對鄧小平的「蓋棺論定」〉以下六篇均為新版增收。

香港回歸是一代盛事，唐教授非常關注。第三部分「香港回歸」收錄了四篇相關文章，除〈為國共兩黨臉紅──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外，其餘三篇為本編增補。
唐德剛教授不但是讀書萬卷的學者，更是憂國憂民、時刻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分子，雖寄居海外，但心懷故國，所見所思，形諸筆墨，乃有斯作。唐教授學貫中西古今，行文氣勢磅【石薄】，幽默生動，見解深刻，聲名早播。我們謹獻是編，以誌紀念，並與讀者諸君共享。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旅次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麼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卻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瑯，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時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儉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又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之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祕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勾畫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地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初期，毛公口口聲聲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祕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其中或有可用之材。這樣我一古腦兒便把這大紙口袋寄給菊人了。並抱歉地告訴菊人，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

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自己也胡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氏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作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房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目錄

□陸鏗先生序
□自序
□編者的話 孔強生

【國共通論】
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005
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嗎？／無產階級的昇華／人民內部的惡性循環／文法科大學不必辦了嗎？／何以「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毛主席是不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算老幾？／023
──再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是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中國的「反英特萊克區主義」／「全部包下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哪裡？／「知識階級」的「階級意識」
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與統治者的控制手段／035
──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志氣」和「前途」／治人和被治／騙人和受騙／秦始皇和英特里梗崔／漢武帝的三原則／唐太宗是很科學的／「伊立特」何以形成？
毛公知識分子論／053
──四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中國知識分子的老祖宗／知識分子的社會行為／毛澤東還未搞清楚／「知識分子」的定義／知識分子不算老幾！
要有個駕駛執照／067
──國共是非談之一
共產黨的舊包袱／帝制乎？共和乎？／政治上的「彼得定律」／上下貴賤皆從法
向麻將客學習／079
──國共是非談之二
接班人和接班制／王法和階級法／向麻將客學習／打麻將的條件
小鳥吃餅的時代永不再來！／097
──國共是非談之三
「專業」和現代化／且看下一代！／時變而口號不變者，臭！／解剖「東方瑞士」／社會主義的兩黨制／海外知識分子應張大鳥嘴！
【兩岸發展】
鄧蔣兩公百年後／121
──海峽兩岸必須面對的變局
毛主席是龍是蛇？／爐火之上的華國鋒／鄧當上皇帝，小康之局／接班只「動口」，問題不大／「小平變法」的前途／「小平新法」的本質／「制度」從何來？／小蔣總統的歷史地位／打內戰如打老婆
民權初步！／143
──讀《胡耀邦訪問記》的感想
自我「阿Q」的好文章／比較一下蔣毛二公之處事／胡、陸之會是民權初步
十載功勳才一半／151
──為鄧小平半途結帳
起死回生／恢復共信／勵精圖治／收拾幫會／黨能管槍／應付「約翰黃牛」／死掉怎辦？／老而不死的問題／走「回頭路」／「當局者迷」／「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禿子的結論
「黑貓白貓」是什麼「主義」?／167
──也談對鄧小平的「蓋棺論定」
造船不如買船／從「小平您好」到砸爛小瓶／改革開放不只是經濟／經濟機會主義
再活十年就好了／175
──敬悼蔣經國總統
一對再對，英明領導／建設台灣，獨居首功／經濟成長，帶動一切／最有魄力，開門納龍／盼望生者為國珍重
恩怨未盡論蔣經國／183
──江南遺著《蔣經國傳》讀後感
今後世界只有四個王／劉宜良的博士論文／窮留學生的甘苦／犧牲後半生，寫經國前半生／偶然影響必然，人算不如天算
社會轉型末期的兩岸現勢／195
──「第三世界會議」第二十屆大會論文華語衍繹稿之一
向「定型」邁進中的台灣／從「地球不轉」到跳「忠字舞」／毛澤東何以亂幹一泡？／對發瘋民族的「震擊治療」／鄧小平就是大陸上的「經國先生」／「鄧後」大陸可能像「蔣後」台灣／「兩岸」實行一個「主義」／社會機體論與內戰危機／統獨死結與報禁黨禁／機運智慧與文化傳統
從戰後各國發展經驗看大陸將來／217
──八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東南大學」講辭（摘要改訂）
「實行主義」的所以然／「中國模式」的逆轉／「富」在「教」前／「不鬥行嗎？」的思想根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足以借鑑的「美國模式」／日本對美國的「經濟侵略」／新資本主義擠垮老資本主義／加入這條「拋物線」！
八億農民往何處去？／229
──南京東南大學實用文科彙報講稿摘要
實用文科／顧影自憐，問而不答／小龍誘惑，老龍起飛／美國經驗和中國靈感／中國減掉八億農民等於美國／先看看美國辦法／中國農村萬壽無疆，永遠存在
【香港回歸】
鴉片戰爭與香港割讓始末大事記／243
甲、歷史背景：西人東侵／乙、衝突序幕／丙、戰爭初期與《川鼻草約》／丁、後期戰爭與《南京條約》
◎附錄一：割讓九龍（一八六○）與出租新界（一八九八）
◎附錄二：歷屆港督任期銜名大事略表
為國共兩黨臉紅／277
──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
英帝的甘棠之思／為國共兩黨臉紅／一篇協議，三項心願／兩桶油漆，一把刷子／鄧氏形式邏輯／香港知識分子的責任
從印人治（制）印、華人治（制）華看今日的港人治港／287
用《大清律》治香港／陳方安生是「藩台大人」／「五十年不變」何年開始？／中國國民用英國護照／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香港回歸後看兩岸法制／299
──重溫「不連續階段論」
治香港必須上下貴賤皆從法／王法、王權和民法、民權／香港應居四小龍之首／對祖國劃世紀的回饋

要有個駕駛執照
──國共是非談之一

共產黨的舊包袱

「口號」這個東西通常只是「反對黨」才能利用的武器。因為反對黨無政權無責任，可以叫出任何動聽而不負責任的口號來。
「執政黨」按理是不能也不應喊口號的。它有政權有責任。它要對國民「拿出東西來」！它要有政策、有步驟、有計畫地對國民繳出它甜言蜜語所保證的東西！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也就是屬於這一類。不管老周天不假年，他這一保證，至少對千百萬只享有「低工資」收入的勞苦大眾可發生點望梅止渴的作用。

「階級鬥爭」是個什麼東西呢？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它也是「無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武器。但是共產黨現在已是執政黨了。「階級鬥爭」這個抽象觀念的武器已經完全具體化，成為一個空前龐大凶狠的國家機器。有此一機在手，何事不可為？
可是近二十年來，毛氏為清除劉少奇這個修正主義者，已不惜把這部機器砸爛。中國古代的小氣鬼，每每「投鼠忌器」。氣魄大的毛主席則不惜「鼠器同毀」。但文革後這部機器剛剛修復，他底夫人卻又為清除鄧小平這個「不知改悔者」，又要投器而求鼠！

中共的當權領導們，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個萬能的具體武器，而偏要利用那摸不著頭尾的抽象武器呢？是他們無知，不知道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最厲害的武器？還是他們無能，土包子操縱不了這部大機器？
其實說穿了什麼都不是！既不是無知，也不是無能。是他們舊知識分子的包袱在作邪。
讀者諸君，你們真以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夫婦和中國國民黨總裁父子有什麼不同嗎？的確，他們不同之點甚多。但是他們也是同一時期同一個中國社會孵育出來的同一類的舊知識分子，背上也揹有同一類的舊包袱。最明顯的就是這蔣毛二家，皆沒有「守法」的習慣，儘管這個「法」是他兩家自己製造的！

據說蔣總統在大陸時代喜歡孔祥熙的程度，遠甚於他喜歡宋子文的程度。是委座厚連襟而薄舅爺耶？非也。只因為宋子文是個現代銀行家，每次委座下條子要錢，宋部長總歡喜問：「從哪個戶頭上撥款？」孔庸老呢？他是山西錢莊票號出身。替老闆管錢，管啥「預算」、「戶頭」等洋花樣。要錢有錢就是了。
毛主席的英雄氣概豈在蔣總統之下！他豈但是要錢有錢，他想啥幹啥，管他娘什麼繁文縟節的法律條文或法定程序。

但縱使是我國古代的皇帝也並不如此啊！漢文帝有一次乘馬車過「中渭橋」，忽然有一個老百姓從橋下鑽出來。「乘輿馬驚」，幾幾乎把皇帝從車裡甩下橋去。這位仁兄自然被衛士抓起來，送到地方法院按律治罪。法官判決「罰金」，犯人破了個小財。皇帝聽了大怒，下詔法院重判。法官張釋之覆奏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幾乎為車禍喪生的萬歲爺想想也就算了，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法啊！
老實說，近五十年來，我們中國的「法」，哪一條不是他蔣毛二公造的。可是蔣毛二公對他二人自己所造的「法」也沒有遵守的習慣。他二人都不遵守，那麼一國之內，正如張廷尉所說的：「民安所措其手足？」
什麼是「法」？

通俗地說來，「法」就是這部萬能的「國家機器」的「駕駛須知」。要開動這部大機器，便要絲毫不茍地執行這「須知」上的各項各款。不嚴格執行，則機器不能開動；開動了也故障滋多，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國民黨來說，該黨這部大機器未完工，就被共產黨趕出了大陸。
共產黨這部大機器是工畢出廠了，但是駕駛員不看「須知」，違章駕駛，如今已重修兩次，仍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拿劉少奇來說吧。劉修正縱有一萬個不對，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前有黨紀，後有國法。在一個自動化的機器裡，可以冠冕堂皇地律之以紀，繩之以法。那才像是個一等民族，堂堂大國的樣子。何可枉顧「法」「紀」，使一個合法的國家元首、黨副主席，被綁票而去，失蹤了事？
再看「鄧不改悔先生」吧。他如右傾翻案，罪惡昭彰。亦可公布其劣跡於天下。如果證據確鑿，殺之何妨。惡可躲躲藏藏，吞吞吐吐，持廊廟之重器作「劫機」之惡行？

或曰，劉鄧初無真正罪行，諒難公開繩之以法。是說亦書生之見，不知政治之奧祕，與夫法家之「權」「術」。尼克森總統雖為雞鳴狗盜之雄，然水門挖洞，偷竊未遂。此等小事，便足陷身法網，幾入囹圄。
試問尼克森之政敵究有多大神通？天大了不起不過是參議院多拉幾張票，以十數票之差，一代梟雄的尼克森便只有掛冠遜位，鎩羽而去。
劉鄧二公掌權數十年，違法亂紀之事，何只千百倍於水門掘洞。而毛公可掌握的多數票又何只千百張。罷免、彈劾，撤職、查辦，理應易如反掌。而中國共產黨不此之圖，偏要搗毀神器，挖掉祖墳，燒燬太廟，所為何來？

無他，只是「人民政府」這部大機器自從出廠以後，始終就未照章駕駛過。自動化部門，也從未試過車。自動化時代，不能沒有點自動裝飾而已。所以一旦老鼠竄入神器，貓兒要捉老鼠，還管牠躲在那裡，投鼠不忌器，因而鼠器兩毀！
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執政快三十年了。但是該黨搞來搞去還是毛主席長，劉主席短的「人格統治」（personality rule），始終未搞出個法制的系統來。哪個政客不奪權？一旦政客奪起權來，無規矩繩墨可循，大家胡搞一通，最後就厚著臉皮耍賴了。
孫中山說得好：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上軌道，它就是為眾人服務的牛馬。不上軌道，那它就是一頭老虎。漢末的曹丞相騎上去就下不來；毛主席騎上去也照樣下不來。蔣總統是「勞碌命」，騎上去拚老命死而後已。中國近代第一任終身大總統袁世凱也是騎上去下不來，活活氣死！

帝制乎？共和乎？

事實上，袁大總統在「崩逝」之前，對他自己那份「機器說明書」上許多「文明字句」也和毛主席一樣，「不大相信」！可憐這位陳伯達所罵的「竊國大盜」又沒有自己的「袁世凱思想」可以相信。他只好花了三萬光洋一年，禮聘了一位美國專家古德諾教授（Frank J. Goodnow）來一問休戚。
古氏略加研究，便向大總統上了兩份「備忘錄」。這位洋顧問說中國民智未開，這些文明字句只是點綴而已。事實上，他底雇主的政府，仍是個「寡頭政治」（autocracy）。但是「寡頭政治」亦有好壞二種。好的叫「承繼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壞的叫「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non- hereditary autocracy）。

區別何在呢？顧問說前者在當權的「寡頭」龍馭上賓之後，自有小「寡頭」按法定程序，和平接班。如此政權轉移，椑櫓不驚，天下太平。而後者，則是總統「崩逝」之後，沒有法定接班人，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和平接班。無法可循，則眾多有實力的小寡頭們就要互扣帽子，大打出手，那就要天下大亂！
古氏說前者便是中古時期的英格蘭。後者則是二十世紀的拉丁美洲。不幸的袁大總統的寡頭政府，則屬於拉丁美洲的那一類型。如果中國想搞真正的民主憲政，就應捨棄當前的拉丁美洲制，而改取中世紀的盎格魯─薩克遜的政治制度，循序而進。
他主張把那些厚著臉皮自稱民選的八百羅漢的上下兩院的國會廢除，而代之以由大寡頭親自圈選的一院制的人民政協。同時大小寡頭之間的和平嬗遞，亦應由國家明文規定，雖非親生骨肉，亦應世襲罔替。

古番鬼這一「捫摩」，可說是正中早有「小寡頭」之志的袁克定的下懷。對那夙負宰相之才的楊度自然更是夫子之言。他二人一裡一外。古老頭的英文大作便被譯成〈帝制乎？共和乎？〉的才子之作，成為「籌安會」的理論根據。袁大總統也就開始訂製龍袍了。
袁府這幕笑劇已經過去六十年了。被他們搞得身敗名裂，無辜的洋鬼子，現在也墓木已拱。但那洋老頭子當時所提的問題，今日是否已經不存在了呢？
我們祖國的政制，今日在台灣是父死子繼；在大陸先則夫唱婦隨，江青垮後是「你辦事，我放心」，這種政治制度算是「帝制乎？共和乎？」「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歟？抑為「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歟？
國共兩黨，管我們眾人之事管了數十年，好意思就這樣對我們老百姓繳卷嗎？

政治上的「彼得定律」

古德諾教授的寡頭政治論事實上還是個片面的看法，著重點偏於大寡頭死後的問題而忽略他生前的問題。
生前的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大寡頭在「死」之前還要「老」。以及由壯及老的諸種劇烈的生理上、心理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變化。那些都要直接影響到他一人治下的國計民生。
袁子才在他底《隨園詩話》上警告詩人說，「人老莫作詩」，作詩要放屁！何以故呢？因為詩人作詩要有「煙絲披里純」（inspiration）。柔情千縷的風花雪月和鐵馬冰河的豪氣萬丈的靈感只有青年或年輕人最豐富。垂垂老矣，血氣衰竭，柔情豪氣也就逐年退減。無柔情豪氣哪有煙絲披里純？無煙絲披里純而硬要扭著鼻子擠一點出來，那就只有一點下氣通了。

人為萬物之靈，但人總歸還是個物。他要和萬物一樣地新陳代謝。領袖雖為萬人之靈，他到底還是人，和其他人等一樣地生老病死。
一個領導發展中國家的永不退休的獨裁領袖，縱由常理推測，吾人亦可想像他底工作是愈老愈繁。相反的，他底主觀的生理條件、吸收能力、學習能力、創造能力等等卻老而愈減。換言之，那就是他底客觀的工作負擔和他底主觀的領導才能，隨時日之推移，而加速地雙重脫節！
再者，對一個血氣衰竭，年躋耄耋的老祖父來說，他底正常的生活，應該是選擇一個天日晴和，花木扶疏的溫泉勝地，弄孫摸狗，頤養餘年。相反的，正因騎虎難下，被逼得宵衣旰食，日理萬機，對他老人家也實在太殘酷了。在那種殘酷條件之下生活的孤單的老頭子，四周無一人對他說真話，你要他明察如舊，心理正常，那就緣木求魚了。以這樣衰朽的老人作萬乘之主，事事以他一言為斷，而欲黨國不受其累，豈可得乎？

社會學上有條「彼得定律」（Peter's Law），說工商管理和社會行政人才，逐年考績，按級遞升。各人直升至其能力最不合格之一級為止。何也？因為在一個健康的發展中的工作制度下，勝任愉快，必然升遷。在其不能再升之時，各員亦即停留於其不能勝任愉快之級。
這一定律照樣也可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一位領袖人物，槃槃大材，他自然脫穎而出，權力日增，由小領袖而中領袖而高級領袖而最高領袖。若騎虎難下，休而不退，其結果必然到不領不袖而後已。
朋友，這就是我們國共兩黨的通病。

上下貴賤皆從法

當然，蔣毛二公──不管他二老如何指鼻子互罵「匪」、「偽」──都是我們民族史上極偉大的民族英雄。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貢獻。他們之所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即是他二人搞了幾十年，始終沒有把他們兩個貴黨搞出個制度來。他二人都歡喜「和尚打傘」，便宜行事。
他二老從未否認，我們也不必諱言，他們是兩個權力過大的「大獨裁者」！
一次毛氏對基辛格說他很快就要見上帝了。伶俐乖巧的基辛格順便拍了個極得體的馬屁說，主席先生您不能見上帝，因為您和上帝搞在一起，那未免權力太大了。毛公莞爾，認為亨利孺子可教。

歡喜指著自己的鼻子說「你們追隨我革命」的蔣總裁何嘗客氣過，說他不喜獨裁。蔣總統是「儒家」。他壓根兒搞的是「作之君，作之師」。
作君作師也無妨，你總得有個法律程序。總司令桌子一拍，立法院長胡老頭漢民便鋃鐺入獄，這算什麼呢？
少帥做了綁匪，法院判徒刑十年，委員長把他「管教」四十年。如此則國家刑法，一屁不如？
諸葛丞相也歡喜殺人，但是人家說他「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他假惺惺地掉幾滴眼淚便把馬謖的頭砍了，馬謖的幽靈還要叫丞相萬歲呢！
經驗豐富的政論家，讀拙文至此，恐怕要廢卷歎息曰甚矣！子之迂也！在這一個舉世滔滔的社會裡，天下大亂，人人「打傘」，你如要他兩位老人家不打傘，那不被淋得如落湯之雞嗎？彼豈好打傘哉？彼不得已也。

事實上，問題就在這裡！蔣毛二公如自幼就是文質彬彬，守法重禮的好學生佳子弟，他們哪有今日？正因為他二人，氣吞日月，毀禮犯法，才能搞革命打天下。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窮小子如我輩者，怎能作一黨之魁，一國之主？這本來是個打天下的英雄的惡性循環。
但是天下既定，人心厭亂，時代已進入偃武修文之世，你如還要搞「和尚打傘」就不對了！「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這句話，還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人心思治，在大亂之後，胃口實在很小。高祖天下初定，五十年代貧中上農的希望，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也不過是：

三分自留地，
幾隻老母雞。
一對好夫妻，
兩個小把戲！

朋友，這種全國老百姓，久亂思治的一點點可憐巴巴的心理狀態有何不好？當然這種心理，太落伍了，缺乏革命火氣。可是如今天下已定，人民基本上也欣然同意了共產黨那一套。你有部萬能的國家大機器。你要搞「公有制」、「國有制」乃至「球有制」，盡可立下規章，擬定進度表，立下個駕駛執照，開動機器，循序而進。不此之圖，而偏要恢復草莽時代的三年一小鬥，五年一大鬥，千年鬥不夠，還要鬥它一萬年。這句話就是地地道道的放屁了！
＊原載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七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