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霸權的浮現

在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後的後冷戰時代，大美利堅「帝國」巍然獨霸。於其下，它辨認出四個最有潛力挑戰其霸權的行為者－－歐盟、俄羅斯、中共及日本。這五個國家共同構成了一個歷史上罕見、而本質上為「一元體系」的「一霸四強」國際格局。為了維護此一體系及其自身的霸權，大美利堅帝國充分運用新體系的結構特徵，針對另外四國採取「掌握主動」與「拉左打右」兩大策略，從而塑造了該「一霸四強」國際體系的基本運作邏輯。

那麼，這五國將構成一個什麼樣的國際世界？它們彼此之間會如何合縱連橫？它們的爭霸、結盟、變盟、建軍甚至戰爭對於未來的國際世界以及各中小國家會帶來怎樣的衝擊？這些問題構成本書所關注之核心問題，透過回顧並探討該五大行為者的互動過程與模式，進而發掘其所具有的理論及政策意涵。

明居正
現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博士

自序
第一章　問題意識與理論架構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論爭焦點
第三章　論爭焦點與理論工具
第四章　蘇東波與二元格局的瓦解
第五章　新舊秩序交替之際
第六章　「一霸四強」體系：權力空間與五強競逐
第七章　掌握主動權（一）：大美利堅霸權與俄歐之關係
第八章　掌握主動權（二）：大美利堅霸權與日中之關係
第九章　分而治之（一）：大美利堅霸權在歐俄戰線的作為
第十章　美日同盟之強化：大美利堅霸權在中日戰線的作為
第十一章　結論

第一章 問題意識與理論架構

第一節 問題的源起
在一般人的眼中，國際關係似乎總是混亂不堪：朝鮮半島因為北韓擊沈南韓天安艦而引發了可能波及美中的軍事衝突危機、美軍雖然狙殺了賓拉登但是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政治情勢似乎尚未出現根本的好轉、國際的金融情勢因為希臘、義大利、愛爾蘭、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國家先後傳出財政危機而轉向惡化、多國因為連年出現乾旱或水災導致穀物欠收引發國際糧價大幅攀升、德國與英國近來因為傳出可能爆發恐怖攻擊的消息而致人心惶惶，最後美國與中共又因為南海衝突與人民幣升值的爭執而出現新一輪的激烈摩擦等等。
這些問題誠然重要，但是在國際關係學者的眼中，這些紛亂的現象恐怕都還不是國際關係的真正主戲。在我們看來，國際關係的重頭戲其實在於國際社會中大國間的互動與角力。在一個基本上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大國間的一舉一動影響巨大：當他們和睦相處時，天下基本太平，其他國家除非彼此間另有爭端，否則也樂得清閒，和平度日。但是當大國間洶洶相爭時，天下必然擾攘不安，各中小國家或俯首低眉，遠災避禍；或被迫選邊，結盟對抗；如若最後大規模戰爭不幸爆發，烽火連天，則各相關國家就只好全力動員投入戰爭企求最後的一勝。
第二次大戰之後的國際關係大體上也就不出這麼一個情況。出於權力計算和意識型態爭鬥的雙重考量，美國和蘇聯兩大強國間展開了全面的尖銳對抗，除了各自在內部全力強化其綜合國力之外，這兩個國家更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許多軍事與政治的同盟，進行對抗或是代理戰爭，其目的都在一點一滴地削弱對方陣營以奪取最後的勝利。幸運的是，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兩強對抗最後竟然逃過了戰爭之神的詛咒，美國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將蘇聯及八個東歐共產政權和平瓦解了，國際政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
蘇聯瓦解至今已經超過二十年，國際局勢擾攘依舊，可是人們對於這個新的國際政治局面還有許許多多的爭議。不管是在政界、學界或是新聞界，大家對於這個新的體系究竟呈現一個什麼樣的面貌似乎都還沒有共識。有人稱其為美國的一元獨霸，有人則認為美國已經沒落，所以並沒有所謂的美國一元獨霸，有人認為國際政治實質上已經成為數個大國相互對抗的多元體系，有人則宣稱目前的國際社會是個上下兩層的體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本文所關注的主要焦點是：每一個時代的國際關係都有其主軸，這個主軸如果不是由當代第一強國的主要政策方向所決定，就是由眾多強國之間的縱橫捭闔所形塑。
冷戰結束後，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的瓦解固然造就了美國的獨強地位，然而繼承了蘇聯大部分領土及國際地位的俄羅斯其實力依然不容小覷，更何況由於普京的強勢領導與銳意革新，再加上近年來石油與天然氣的價格高居不下，皆使得俄羅斯的國力正在逐步回升；以西歐各國為主所形成的歐盟，在蘇聯集團瓦解後大步東進，將原本屬於蘇聯外圍甚至是內部加盟共和國的多個國家吸納進來，形成了一個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經濟發達，以及科技進步的邦聯，而且正準備進一步向聯邦邁進；經濟實力一向高居世界前三名的日本，經過了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即便在內政上仍不時有所起伏，但除了在外交領域上積極進取外，近年來正挾其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努力建軍，企圖獲取國際的認可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以重回國際社會的大國俱樂部；最後，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在經歷了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後，逐漸在政治上穩定下來，專注發展經濟並取得相當進步，其綜合國力快速上升，在十年內先後超越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甚至日本，目前經濟實力號稱高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這個號稱崛起的中國大陸引起了人們的側目，它未來的可能動向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那麼，這五國──我們暫時將「歐盟」也視為單一國家──會構成一個什麼樣的國際世界？它們彼此之間會如何合縱連橫？它們的爭霸、結盟、變盟、建軍甚至戰爭對於未來的國際世界以及各中小國家會帶來怎樣的衝擊？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故，本文會回顧並探討這五大行為者的互動過程與模式，進而發掘其所具有的理論及政策意涵。以期我們能對當前後冷戰時代的特質有所掌握，俾得以趨吉避凶，順利地走向未來。

第二節 理論架構：歷史結構論

由於我們所要處理的問題比較大，所以本文所使用的理論架構亦必須較為宏觀。其大體上是由兩大部分所組成，第一個部分就是體系理論。除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外，本研究基本接受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教授的觀點，亦即：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大國的數目及其彼此間的互動構成了國際體系，而體系對於其內部組成份子的行為模式會起到制約的作用。（Waltz, 1979: 79-101）我們選用這個理論有兩個原因：首先，由於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大到足以全面影響國際政治，這種規模的課題需要用一個「大」的理論工具，而華爾茲教授的理論主要著墨於體系層次的問題，故正符合我們的需求。其次，在本文的探討中，我們分析的焦點會著落於這五大行為者的互動與戰略思考，和其他的國際關係理論相比，體系理論對於分析國家的大戰略有其獨到的銳利之處，這是我們做此選擇的第二個考量。（明居正，2009: 329）
本文雖然採用華爾茲的體系理論作為分析的基本架構，但是我們對其仍然有所保留。或許是出於凸顯其觀點的考量，華爾茲教授特別強調國際體系對於其組成份子，亦即國家，的影響力甚至是制約力。一旦體系結構形成之後，其內部的國家似乎就完全被這個體系結構制約了，改變的空間非常小，甚或完全不存在；而且這種影響力似乎是單向的，只能是體系影響組成份子，份子的任何行為、選擇甚至變化都不可能對體系產生根本的影響。所以他的理論經常被人批評為太過機械、太過命定。我們基本同意對於華爾茲理論的這種批評。因為如果將他的理論推到極致，國家的任何作為或選擇都將不可能對於國際結構及體系產生任何影響。若然，則我們對於國家戰略或是外交政策的研究其意義就十分有限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對於戰略的注重其實也就是對於國家政策的探討，但是在華爾茲看來這其實已經脫離了體系層次的分析，而陷入了「化約論」的錯誤。是故，我們對於華爾茲這個部分的觀點有所保留。
於此筆者想強調，在理論層面，研究者或許可以將他們的分析嚴格地限制在某些特定的層次上；但是在現實政治層面，我們看見的往往是不同層次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所以這使得單一層次的分析無可避免地會碰到巨大的困難。也就是說，為了能透徹地分析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本文會冒著華爾茲教授的「化約論」或是「混淆分析層次」的批評，廣泛但是謹慎地使用不同層次的因素，務期能周延地剖析後冷戰時期的大國政治與互動。之所以要廣泛使用不同層次的因素是因為我們認為，體系層次的分析方法固然最能夠處理本研究的主題，但是在分析國際政治時，其他的國際體系──例如國際經濟體系或是國際文化體系等──以及其他層次的因素──例如國家或是決策者個人等──都可能會對體系層次產生影響。譬如希特勒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決定德國要再武裝一事，就可視為是國家或是決策者個人層次的因素而在體系層次產生了影響的案例。再如一九四○年代美國發明了原子與核子武器，對其後的國際關係造成了重大衝擊，亦可視為是國家層次的因素而在體系層次產生影響的案例。當然，華爾茲對於分析層次的區別與提醒的確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在跨越層次時會特別謹慎，而且會盡可能地指明並釐清不同層次因素間的關連。如果有需要，作者還會嘗試說明我們之所以要如此做的原因。
構成我們理論架構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歷史觀以及歷史的分析。首論歷史觀。華爾茲教授的體系理論明顯地受到科學派或是行為學派的影響。當然他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否能夠真正掌握完美的因果關係仍然有所保留，但是當建構其理論體系時，他對於行為模式之間的邏輯關係顯然比較注重（Waltz, 1979: 2-3），因此相對而言，雖然他使用了一些歷史個案，例如美蘇冷戰，作為分析的對象，但是讀者在他的分析當中就察覺不到他有比較明確的歷史觀。
但是本文的論述確實是建基於一個明確的歷史觀之上的。回顧人類的歷史，我們很難不注意到科技對於人類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不論是農耕技術的進步、水利科技的開發、採礦冶金手段的突破、紡織技術的推進或是銅器與鐵器的先後運用等等，在在都使得能有效掌握相關科技的國家在包含經濟與軍事等的整體國力上有所提升，甚至進而對當時的國際關係造成重大影響。當然，對於這兩百多年以來的國際關係帶來根本衝擊的科技變遷，當數爆發於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及迄今為止尚延續不息的科技革新。兩個世紀以前，英國、法國、義大利與德國等國家由於起步較早，策略較佳，所以它們的工業化努力較有成效。這不但使得它們變成了第一批的工業化現代強國，這同時也改變了當時的國際政治。它們重新界定了彼此間的敵我關係，多次組建並變動同盟，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大國爭霸的遊戲，其所對應的歷史事件就是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義大利的統一、德意志的統一、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與爭霸、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對抗等等。現在美蘇對抗雖然已經落幕，冷戰宣告終結，然而國際社會中的無政府狀態仍然繼續，科技革新的腳步並未停歇，由此而生的各國國力變遷的現象還在進行。所以我們可以預言：在可見的未來，大國爭霸的遊戲仍會持續，而國際政治仍然會受到其左右。
其次，我們需要討論歷史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定位。承襲了行為學派的基本前提，我們當然注重在國際關係中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我們想理解並建立各種行為及模式間的關連，從傾向律、或然率甚或是因果律，我們所提出的「解釋」，其本質不只是「編年史式的」（chronological）連結，更是「行為模式的」（behavioral pattern）詮釋。但是我們也體認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行為，他們與「物」是很不相同的。簡單的說，「物」的行為相對較機械、較容易分析、歸納甚至預測。然而「人」有感情、有記憶、有喜好、更有憎惡等情緒，這些特質使得人的行為亂度較大，預測相對困難許多，這當然就導致了我們對於人類行為研究的局限性。從某種意義來說，因為「物」的行為模式主觀上不存在選擇空間，所以不會「犯錯」，但是「人」因為有上述特質所以在其行為模式當中存在著主觀的選擇性。這意味著當人在做選擇時，他可能選對，但是他也可能選錯。在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理論當中，我們通常假設人是理性的，這個假設本質上即排除了人會做出錯誤選擇的可能。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與事實不符。也就是說，純粹的「行為模式」式的研究有其局限。所以本研究也採取了相當比例的歷史分析，藉著分析歷史的沿革與影響以補體系理論的不足。因此，本書的研究方法可以稱為歷史體系論或是歷史結構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