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上）

序
成恒健

「老人莫『懷舊』，『懷舊』勞神傷身。」然而對有些老年人來說，某些「舊事」十分重要，不懷念，不說清楚，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共產黨人最講認真，最看重自己的「責任」。沈鵬年就是這樣一位老先生，85歲的高齡，身子骨又不算硬朗，打針吃藥自不必說，還時不時地住院，請醫生療理病症。就是這樣一付身板，不管是暑夏，還是寒冬，拄著一根竹節手杖，起早貪黑，東奔西走，跑圖書館，鑽資料室，為整理自己走訪積累的數十萬字資料作補充訂正，前後逾三十年，辛勤編撰，終於成冊。「健康誠可貴，理念價更高」，為了盡到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他對「懷舊勞神傷身」的忠告，「置若罔聞」。

沈鵬年老先生懷的什麼「舊」?應該說，這段「舊事」確實值得「懷念」。只要認真翻翻這本50多萬字的《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就不難看出，五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史上的這一頁，應該把它寫清楚，記錄在新中國電影史中（《上海電影志》已有記載，不夠詳盡)。
1959年，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全國電影工作者，向建國十周年奉獻了數十部高質量影片。上海影人也貢獻出《林則徐》、《聶耳》、《老兵新傳》等多部優秀作品。這一年年底，中宣部召開了全國文化工作會議，提出在新形勢下，繼續貫徹雙百方針，使文化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要求。正在創作中的《魯迅傳》電影文學劇本，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加快了創作步伐。上海影人在黨組織的熱切關懷下，以無比高昂的熱情，投入到電影《魯迅傳》的籌拍中，準備再展身手，創造新業績。

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顯現出先生高尚的人格風範。魯迅先生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其崇高的歷史地位已載入史冊。把這樣一位歷史偉人搬上影幕，是時代的需要，更是全國人民的殷切期盼；拍攝《魯迅傳》是順應民意之舉。
電影《魯迅傳》的籌拍活動前後歷經五年，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次空前盛舉，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然而這樣一部深受各方關注，彙聚了全國眾多電影大師的作品，卻未能製作完成與觀眾見面。由轟轟烈烈籌拍，到冷冷清清落幕，這種巨大的落差，在業界和廣大群眾中引發種種臆想……。
對五十年前電影《魯迅傳》為何停拍的種種疑問，不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若干年裏，一直沒有停止過。多年來，媒體也斷斷續續地發表過不少文章，試圖釋疑，其中有善意的陳述，亦有偏頗的描繪，更有超出辨別事件真偽範疇的議論，引發有關當事人的不快。當然，還有一些海外「文人」和書刊，也不甘寂寞，借機攻擊黨對文藝的領導。

面對種種亂象，沈鵬年老先生編撰的《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既是為了澄清有關這段歷史的種種謬誤，又是為了告慰許多因未能完成使命抱憾而去的先人，紀念那些曾經為這部沒有完成的巨片，付出心血的大文藝理論家、大劇作家、大導演、大演員以及黨的高級幹部(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對籌拍《魯迅傳》也曾給予很多關注)和全劇組同仁。
一部優秀影片的誕生，首先要有一個優秀的電影文學劇本，這已為無數成功佳作所佐證。特別是像《魯迅傳》這樣重大題材的劇本創作，進行廣泛深入的資料收集，以豐富劇本創作的素材，是必不可少的。在電影《魯迅傳》劇本創作過程中，作為劇組資料員的沈鵬年老先生，走訪過數百位專家、學者，收集了數十萬字的資料。對這些資料的梳理，以及對這些資料在創作過程中的運用，產生不同的解析、論辯，是正常不過的事。沈鵬年老先生參加了電影《魯迅傳》籌拍的全過程，在劇組的數年裏，是不是什麼事情都做到盡善盡美?我不敢說。但是，他的敬業精神不應懷疑。他對這段歷史的見證，是以大量親自筆錄的資料為基礎的。理論問題可以盡情辯論，學術問題亦可無情地碰撞，以達到去偽存真的目的。而「史」就是史，不容辯解，不應顛倒，不能篡改，必須嚴肅、詳盡、完整、真實地留存，還歷史本來面目。上個世紀60年代初籌拍《魯迅傳》的經歷，是電影界的重要事件，不論在創作過程中觀點如何?分歧多大?在維護歷史的真實性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責，責無旁貸。

《〈魯迅傳〉籌拍親歷記》中的大量史料告訴我們，儘管影片最終沒有完成，但這是一個頗為民主的創作集體，創作過程中雖有激烈辯論，甚至爭吵，產生過矛盾，但大家都力避強加於人。在這個創作集體裏，「權威」很多，「大官」也不少，其中許多人是國家部長級幹部，執國家文化大權牛耳。但他們在這個集體裏，在劇本創作中，不論上級下級、黨內黨外，都是普通一員，人人平等。這部《親歷記》也詳盡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精益求精的攝製組，一次次的造訪求證，一遍遍地討論，三番五次地修改，不厭其煩，都是為了把劇本的質量搞得更好。尊重歷史也是這個攝製組的特色之一，對劇本中涉及到的重要歷史事件，都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不搞「戲說」，都在遵循不違背「歷史真實」的原則下進行創作。夏衍同志說過：「這是一項嚴肅的創作任務，涉及我們黨當時按照文藝特性和藝術規律領導文藝的一次實驗。」這是真情實話，五十年前，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尚處在探索階段，對社會主義文藝的領導，更無成功經驗可鑒。籌拍電影《魯迅傳》的實踐告訴我們，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電影製作體制，確實存在弊病，在劇本創作中，大家做到了暢所欲言，但獨缺一個拍板的「責任人」，最後只能無奈地以「對劇本意見無法統一」而停拍。《親歷記》還彙集了各位大師以及普通創作人員，對社會主義電影理論，電影創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討，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這是電影《魯迅傳》創作過程中，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面對沉甸甸的《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深感沈鵬年老先生所付出的「健康」代價，是值得的；其執著做事的認真精神，亦令人感佩。(沈鵬年同志表示，他將把有關籌拍電影《魯迅傳》的資料，交即將建成的新上海電影資料館收藏。)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進入關鍵時期，黨對文化提出了大繁榮、大發展的更高要求，電影事業要趁勢而上。上海影人已率先完成體制改革，影片創作生產等各項事業，都沿著嶄新的軌跡奮勇爭先。五十年前籌拍《魯迅傳》的歷史，是一段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歷史，新老上影人，應該在新形勢下，團結一心，為上影的騰飛，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2010年11月30日於滬

前言
沈鵬年

北京守愚齋章詒和大姊關於人生的精闢概括，引起我深深的共鳴。她說：「人的一生，童年有遊戲，中年有經歷，晚年有回憶。其間自有許多變化，但人對自己的理解沒有變，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情感傾向沒有改變。這是什麼？這就是文化。它也正是我們寫作的惟一緣由。」——我如今已屆85歲高齡，回眸平生，所具有的也無非是童年遊戲、中年經歷和令人難忘的回憶而已。電影《魯迅傳》則是我畢生最為重要的親身經歷。

（一）
我童年遊戲中印象最深的，在祖居三學書屋中找到了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和生著翅膀的人的繪圖《山海經》，我把書中所見告訴了積玉、懷大、慶生等小同學，他們不信，用香煙畫片打賭，有書為證，我贏得了許多「水滸」、「三國」的香煙畫片。從此萌發了我鑽古書看繡像的興趣；稍後，在嗣母攜領下去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看書購書，嗣母說這是「人生的心路旅行」，是「知識的汪洋大海中學習游泳……」。她讓我熟讀新詩、散文和小說，教我從書本上認識了魯迅。書香門第的薰陶，我童年遊戲的良伴便是開始玩弄新文學版本書。嗣母的溺愛和慷慨，她帶我去內山書店購到了魯迅、西諦親筆簽名的第二十六號《北平箋譜》和皮脊燙金的《海上述林》；她給我金條從一個記者手中交換了新文學版本中最珍貴的1909年印自日本東京的《域外小說集》；她為我向宋慶齡、蔡元培領銜的魯迅紀念會用大洋百元訂購了柚木箱紀念本《魯迅全集》（我的限定版編號是第四十五號）；她給我鉅款從陳世芳（解放後曾任上海舊書店門市部主任）的舊書鋪購了阿英所藏流散的部分新文學珍本書。平心而論，這一些都是新文學書中「頂級」「極品」。於是，年方十六就在拉都路小洋樓佈置了兩周（魯迅和知堂）初版書的「皕週一廛」藏書室，儼然以小小藏書家自居。就這樣，從童年到青年，淘舊書舊期刊、玩新文學版本，成了我惟一的癖好、最大的樂趣和一生的最愛。這種童年遊戲養成的癖好和樂趣伴隨著我的生命，經歷了種種風險，度過了近八十個春秋。作為一個新文學版本書的老玩家，我是「藏以致用」。早在1946年已向郭沫若出版《文集》提供了他早年譯文歌德的《赫曼與竇綠苔》；「文革」浩劫中向俞平伯、豐子愷出示「五四」時代的珍本《憶》和《燕知草》，使他們得到了慰藉；後來又用珍藏五十多年的歷史資料寫了8萬字的《文以載道‧秀出天南》，為文史大家金性堯討回公道；阿英之子錢厚祥籌編《阿英全集》，向我借去了珍本書27種（借條至今還在）；最近媒體盛稱的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許多原始祖本來自我的珍藏……。1956年上影廠攝製由佐臨導演的《魯迅生平》紀錄片，其中有《域外小說集》的特寫鏡頭，這兩冊原書是我提供的；1964年天馬廠攝製由謝晉導演的彩色故事片《舞臺姐妹》，影片中有主角竺春花（謝芳主演）由地下黨員（女記者）江波陪同參觀「魯迅作品展覽會」的場景，作為道具的全部魯迅著作是從我家借去的。我童年遊戲的良伴珍本通過銀幕面向廣大觀眾，也是十分有趣的。凡此種種，足以為章大姊所說「童年的遊戲」也「是文化」一部分的佐證。

更加可以告慰嗣母的，由於「童年遊戲」的積累，在我26歲時結集出版了新中國建國以後第一部容量40萬字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從而使我具備了在夏衍、葉以群等前輩領導下參加電影《魯迅傳》創作和籌備的資格。市委宣傳部因而調我為電影《魯迅傳》負責資料工作。

（二）
我一生刻骨銘心、最難忘懷的，是從32歲開始參加創作和籌備拍攝電影《魯迅傳》。它使我獲得了畢生最大的幸福和歡樂；也從而經受了長期的磨難和痛苦。我原來是中共長寧區委的國家幹部、上海作家協會會員，32歲借調、35歲（組織決定用另一黨員幹部對調）而正式調入電影廠的。

在此期間，有幸親承周恩來、柯慶施、李立三、石西民、周揚、夏衍、林默涵、邵荃麟、陽翰笙等前輩謦欬，當場記錄了他們的意見和指示；去魯迅生前生活和工作的紹興、杭州、北京、廣州和上海等地遍訪了數百位知情者，獲悉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使我擴展了眼界、增長了見聞、豐富了學識、提高了水平，感到難以言宣的歡欣和振奮。古人雲：「朝聞道夕死可也。」我人生的殊勝因緣，任何福祉，實無逾於此者。幸福滋生力量，我以業餘時間整理編印多冊《訪談記錄集》；用新的材料編著《魯迅生平及有關史事年表》供內部參考；寫了近百篇調查報告為電影張目。我在電影廠為創作《魯迅傳》文學劇本沒日沒夜地忘我工作，甚至連慈母在家鄉病危臨終也未能去見上最後一面；不幸的是，儘管籌備費化了50多萬，電影未能拍攝，我又為沒有攝成的《魯迅傳》電影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我為它在「四清」時挨過「整」；我為它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好不容易「四人幫」被粉碎了，我為它在「清查」和「整黨」時又幾乎過不了「關」……。苟活到61歲，組織要我離休，一事無成，兩鬢已斑。沒有拍攝的電影《魯迅傳》猶如永恆的夢中情人，使我魂牽夢縈，懷念無窮；又好似冥冥中的索命「無常」，對我勾魂攝魄、心憾終身。我收穫了無限的幸福，又背負了無端的讒言和誣陷。行無愧怍心常坦，心底無私天地寬，相信歷史是歪曲和抹煞不了的。

沒有拍攝成的電影《魯迅傳》構成了我中年時代的全部經歷。我經歷了幸福、經歷了歡樂、經歷了磨難、經歷了痛苦……。我感到影片未能拍攝的永遠的遺憾，但沒有虛度年華而後悔。因為我保存了歷史——最寶貴的文證等原始資料。——正如章大姊所說：「這就是文化」。

（三）
離休前夕，奉命為電影《魯迅傳》做的掃尾工作，就是1985年12月25日夏衍前輩授意我根據《魯迅傳》藝術檔案，寫出四萬多字的《巨片〈魯迅傳〉的誕生與夭折》。根據我的筆記，夏衍前輩說：

電影《魯迅傳》誕生與夭折這件事，被歪曲和湮沒二十多年了。這本來是一項嚴肅的創作任務，涉及我們黨當時按照文藝特性和藝術規律領導文藝的一
次實驗。大躍進和國民經濟嚴重困難，黨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和科技、文藝界的廣州會議，創作民主和政治寬鬆的空氣比較濃厚。編劇和導演對數易其稿的電影文學劇本定稿後繼續堅持不同意見，有點過份。劇本上集的四章結構是編劇導演共同擬訂、並經創作顧問團專門開會審議通過的。這是影片的底線。讓趙丹、藍馬、於是之、謝添、于藍、石羽等影劇界的精英在銀幕上各顯神通，來一場電影「群英會」總是藝壇盛事吧！遺憾的是，在市委下達拍攝命令、西民同志指出「劇本不宜再作變動」後，導演認為分鏡頭的自由不能發揮，住進了醫院，我們沒有及時提出強有力的措施，也失職了。

夏衍前輩囑咐：文章從事實出發，寫清楚歷史真相，不追究個人的責任。涉及編劇、導演和黨委負責人，一律「淡化」處理。還說：柯慶施提倡寫「十三年」是執行毛主席的意見，他並沒有反對拍《魯迅傳》。
——因此，拙文在《下篇‧功虧一簣》第六、第七節中把電影夭折涉及的人和事全部「淡化」處理，語焉不詳了。
拙文寄給夏衍前輩後，1986年4月28日得到復信：
「來信及大作已拜讀，並已轉請喬木、周揚同志審閱，他們如有意見，當再奉告。」
接著他來上海治療眼疾，約我在醫院見面，轉告了「喬木、周揚同志」同意發表的「意見」，於是拙文便在學林出版社同年11月出版的《生活叢刊》作為「特稿」全文發表。

發表拙文的《生活叢刊》由新華書店發行，外銷港臺和美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讀了拙文給我來信，肯定拙文前半部分，對後半部分提出質疑。他說魯迅被毛澤東主席奉為「新中國的聖人」，拍《魯迅傳》電影得到周恩來總理大力支持，為何區區一個張春橋竟敢致《魯迅傳》胎死腹中？！他希望把事實真相公諸于眾。我當時謹記夏公的囑咐，保持了沈默。事過境遷，汲取教訓，何必糾纏於個人的是非……

夏公德高望重，人稱「電影祖師爺」。對《魯迅傳》電影投產拍攝，殫精竭慮、煞費苦心。花盡心血惹來無謂口舌，無奈中瀟灑地道「濕手捏了燥乾粉」，希望「儘快定稿，不要錯失良機。」《魯迅傳》流產二十年後，為進一步回答海外論客質疑，囑咐「只寫事實，淡化個人，不糾纏是非」。前輩風儀，不可企及。
事隔半個世紀，竟然有人繪影繪聲、無中生有，說什麼1963年3月導演、演員正在拍攝現場，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下令「《魯迅傳》停拍！」於是主演「痛哭流涕，剃去鬍子」；導演「氣得一病不起，長住醫院」。——果真如此嗎？
請看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上海電影局黨委書記、電影局長兼上影廠長吳貽弓主編的「上海市專志系列叢刊」《上海電影志》的記載：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杭州召開座談會，座談天馬（廠）準備投產的故事片《魯迅傳》文學劇本問題。夏衍在滬期間多次與《魯迅傳》主創人員交換意見，並參加劇本修改。但由於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外借人員合同到期，後報請中共中央宣傳部同意，決定暫停投產。」（見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上海電影志》第68頁。）
這條權威性的記載，揭示了歷史的事實真相。

《魯迅傳》電影最後「暫停投產」的關鍵，在於「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此事與兩年後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風馬牛不相及」。
我是籌攝《魯迅傳》全程參與的親歷者，現場記錄「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的當事人。為保存歷史而轉輾藏匿這些原始文證，忍辱負重逾半個世紀。應該將事實公諸於眾了。夏衍在《舊夢錄自序》寫道：「記事離不開論人。明知其有，而加以隱諱，就是失真。」《魯迅傳》創作組長葉以群含冤而死四十五年了，「交遊零落，只今餘幾!」實錄其事，還他公道、是後死者的責任。

（四）
流光如駛，夏衍前輩仙逝一十五載，令人不勝懷念。根據檔案，夏衍前輩對我的資料工作有過評價。
1961年7月，夏衍前輩在翠明莊修改《魯迅傳》劇本時要我做他的助手。同年8月11日他在一份文化部印發的文件中寫道：
「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這是原則問題。我在修改（《魯迅傳》劇本）中幾次叫沈鵬年同志查核材料，也大都是歷史事件方面的材料。……我是核對了魯迅在這個時期的所有雜文、書簡，又查了陰陽曆對照表，力求做到一時一事、季節、氣候、服裝、花木的開謝等等，即使不能做到『無懈可擊』，也要盡可能做到『少』懈可擊。對此，我曾和你們講過笑話，我說即使有一事不符，可能大多數觀眾不會有意見，但如沈鵬年同志等特殊觀眾，卻是連一點點小漏洞也一定會看出來的。」（見文化部1961年8月16日列印第116號檔）
1963年12月他在《電影論文集》第273頁（1985年1月重版本第261頁）公開寫道：
「《魯迅傳》的創作，資料工作搞得很好，改編時就有了依據。」
這是夏衍前輩對我的愛護和鞭策，衷心銘感無已。夏衍前輩所說「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這是原則問題」，成為我資料工作的座右銘，永志不忘。